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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三人座位中最好的一个了。我正在座位上看书，那个小妞突然拉了拉我的胳膊，然后对我说：“我有些晕车，你能不能跟我换个位子？”我一听是晕车嘛，那就方便别人好了，于是就跟她换了位子。三人座位坐四个人，我坐在最外边就只能坐上半个屁股。结果那个小妞坐到我的座位以后，就趴在桌子上睡着了，还直打鼾呢。过了一会醒过来，又往地上吐了几口痰，开始吃起零食来。这时我身边一位阿姨看不过去了，悄悄对我说：“这女的根本就不象是晕车的样子，晕车的人都恨不得把胆汁都吐出来，怎么还吃得下去东西？”我以前没见过晕车的人，就说：“可是我见她往地上吐呀。”那位阿姨说：“晕车的人都是大口吐，她这是在吐痰，肯定是装的。”我一想，妈的，老子一片善心竟被这个人给耍了，顿时气不打一处来，就跟那小妞说要换过来。谁知那个女的反而倒打一耙，竟然教训起我了，说：“你这个人怎么这样不通情理呢，我不是说了我晕车吗？”我一听更是勃然大怒，也懒得跟她废话，眼一瞪说：“这是我的位子，我要你走开你就给我让开！”我一凶，她就软了，很不情愿地让了位子。
一九九三年，汉口到太原的二八六次直达旅客列车开通，我回家也终于方便一些了。在一次乘火车路过河南境内时，突然有几个穿着列车员制服的人抓了一个背着编织袋的人，打了他几下，然后“列车员”占到座位上，义正词严地说：“旅客同志们！我们今天抓获了一个私自贩卖香烟的违法犯罪分子，查获了一批高档香烟红塔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法》的有关规定，我们决定当场以每条三十元的价格把这批香烟处理给旅客，欢迎大家购买。”话音未落，就有一个人高喊：“我买五条！”我一看这个阵势，断定这帮人肯定是骗子，《铁道法》中哪有这种规定？玩这种骗术的人，都是和列车员串通好了的，不是列车员的亲朋好友，就是要给列车员回扣。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铁路就吃铁路。当时的二八六次列车，有很多列车员、乘警从事卧铺铺位倒卖工作。到了大学三年级以后，铁路免票逐渐管严了，我就用学生证买半票回家。而且那时也不再喜欢挤硬座了，总是想弄个卧铺睡一觉。按照铁路规定，学生半票是硬座，想坐卧铺只有上车以后再去补卧铺票。然而由于乘务员倒卖卧铺，到列车长办公席通过正规渠道根本就弄不到票，只有找列车员或者乘警，这样钱就直接流进他们的腰包了。后来我逐渐了解了这其中的奥妙，就找到一个乘警，跟他说我想弄个卧铺。那个乘警姓李，约莫四十岁年纪，就让我在餐车门口等着。过了一会儿，他出来领我进了卧铺车厢，跟那个列车员交待我是他的人，也没有给我票。那个卧铺车厢还有很多空铺，我刚在自己的铺位上休息了一会儿，李乘警就叫我到车厢接口处一下。我知道这是来要钱了，就跟他出去按照“行规”给了他三十块钱。李乘警接过三张十元的钞票，数了数，冲我一笑，说：“我就喜欢跟你们这些知识分子打交道。”
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下岗失业大潮席卷中国。一些铁路工人的家属，或者是下岗的铁路工人为了谋生，就批发一些水果或者零食到火车上卖。而列车上本身也设有售货车，这样双方经常因为抢生意而产生矛盾。到了后来，那些下岗工人和家属就不被允许上火车卖东西了。但是，他们要生存，要吃饭，就冒着风险装成旅客，把货物放在座位下面，看到车厢里没有乘务员，就赶紧偷着卖一点。列车员和乘警抓到这样的人，有的是打一顿，有的是连货带钱洗劫一空，还有的是抓住这些人干诸如扫厕所、扫垃圾之类的脏活。除了来自车乘人员的威胁，这些卖货的之间还互相划分地盘，谁要是越界就要招徕殴打。我在上大学期间，就曾多次在列车上遇见这类情况。看到同是生活在社会最下层之间人们也这样彼此不容，我真是感到难过。
一九九二年我父亲到商丘办理完退休手续，就坐火车从商丘经由郑州回山西。那时火车上人特别多，人挤人。好在父亲那时身体还健康，商丘到郑州也不算远，就一路站到郑州。到开封车站，车厢里上来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扶着一个更老的妇人。他们上车以后没有座位，满车厢里坐着的年轻人见状都熟视无睹，竟然没有一个主动让座的。那个老妇人还是个小脚，站在车厢里颤颤巍巍的。那个七十多岁的老头走到一对坐着的年轻人面前，鞠了个躬，说道：“我是从台湾回来的老兵，这是俺娘，已经九十多岁了，拜托您行行好给俺娘让个座吧！”那几个年轻人眼睛直朝上翻，谁也不让座。老兵无奈，又扶着他老母亲走到前面一个座位，又给人家鞠了一个躬，又说了同样的话，依旧没有人让座。就这么着，老兵从车厢这头一路作揖到那头，竟然没有一个人让座。我父亲虽也是退休的老人，但还想帮帮他们。但无奈我父亲自己也没座位，就把自己的行李从行李架上取下来，让那个老太太坐下。老兵给父亲鞠了一个躬，哭了起来，说：“真没想到，几十年没回来，中国人咋都变成了这样？以后俺再也不会回来了。”我父亲听了，心里也很不是滋味，只好安慰了他几句。
不过，坐火车也并非全是看到如此阴暗景象，也有美好的记忆。有一次我放假回家，到太原一下火车我看到一位四十多岁的女站务员，就问她：阿姨，到太谷的车在哪个站台坐呀？当时我胸前还别着Z大学的校徽，那位阿姨见我是大学生，顿时很亲切地回答我说：“在三站台，孩子。”说完，还用手帮我把羽绒服上沾着的一根鸭绒给掸了下来，那情景就像母亲为儿子整理衣服一样，充满了慈爱与关切。我猜想，她一定有我这么大一个儿子在外地上学。
还有一次放暑假，我坐火车时带了一个大可口可乐瓶子，里面装了茶叶水路上喝。火车走了一会儿，我去了一趟卫生间，结果回来以后，发现原来只剩半瓶的水竟然变成满瓶的了。正在纳闷时，坐在我对面的一个农村小伙子冲我笑着说，我刚才口渴，又没带杯子，就喝了你的水，又帮你灌了一点。听了他的解释，我虽然觉得这个小伙子挺可爱，但那瓶子里的水却实在不想再喝了。
一九九二年“五·一”节我在石家庄转车，候车时身边坐着一位年轻的解放军军官，大概是中尉军衔。当时我闲着无聊，就拿出自己的集邮册欣赏刚买的一些苏联和东欧的邮票。恰好那个解放军也是个集邮爱好者，也把他的邮票拿出来。我们俩互相欣赏了对方的邮票，又交换了几张，彼此留下了通讯地址就各奔东西了。后来，我们还互相通了一阵子信，那个解放军还到我们学校找了我一次，送给我几张邮票；而我则送给他一本书，还请他吃了一顿牛肉面。如今，我和那个解放军已经十二年没有见面了，也不知他过得怎样。
我上大学那几年恰好是全国经济过热，各地都在不顾实际地盲目上马开发区。我乘火车路过山西省寿阳县境内的时候，也在一个荒凉的黄土梁子上看到一个很大的招牌：“高家坡经济技术开发区欢迎您来投资！”我当时就挺纳闷，谁会来这个这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连棵树都不长的荒郊野岭投资，真不知道当地的父母官们是怎么想的？后来几年每次来来往往，我都会看到这个孤零零日渐破败的招牌。到了一九九六年我参加工作后第一次回家过春节又路过这里时，却发现招牌已经不在了。四周依旧是荒山野岭，连棵树也没有。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九章 我的大学（1991～1995） 十五、母子情深
苏联解体，外公去世，上大学以后诸事不顺，加上与初恋情人的关系结束，使得我心情格外抑郁。一九九三年九月，我因为英语没有在大学二年级通过四级考试，而被从国际金融专业分流到了非涉外专业。虽然过去以后看这没什么了不起，但当时对我自尊心的打击是非常大的。那一段时间，我抑郁寡欢，形如枯槁，面若死灰，体重也锐减了十多斤。
恰在这时，一九九三年十月俄罗斯发生了叶利钦炮打白宫事件，随后撤消了我心目中的圣地——列宁墓的“一号哨位”。作为一名精神上的苏维埃人，我对此极为悲愤，却又束手无策。那一段时间我经常做梦，有一次梦到我来到红场的列宁墓前，跪在地上失声痛哭，直到在哭泣中醒来。
接二连三的打击，使得我的精神濒于崩溃。一次，几个朋友看我心情不好，就请我一起到外面餐馆里吃饭。本来我是滴酒不沾的，但那时心情抑郁，就借酒消愁。喝着喝着，想起世界仿佛在专门与我作对，以前我所拥有的，亲人，爱情，事业，精神祖国，全都被一个个夺去了。想着想着，我禁不住趴在桌子上大哭了起来。那几个同学都是跟我比较要好的，一个姓唐，一个姓魏，一个姓姚，三个人轮番劝我，但别人的劝告又能如何呢？
终于，长期的抑郁导致我在短短两个月之内连续昏厥了三次。先是觉得天旋地转，然后意识就不存在了，醒来时人已经倒在地上，这就是我对昏厥的体会。其中最后一次，我在一个夜晚昏倒后一头撞到墙角，在左眉梢撞出了一个二、三厘米长的口子，顿时血流如注。朋友们见状，赶紧骑自行车将我送到学校附近的省人民医院急诊，缝了好几针。当时医生见到这个情况，就怀疑我有癫痫，做了好多检查，但最后还是排除了。至今，我的左眉梢还有一条淡淡的竖着的疤痕。
一九九三年暑假，我的一位要好的同学跟我一起到太谷玩了几天。回来后，在给我母亲写信时，将我被分流到非涉外专业的情况告诉了我父母。本来我还一直瞒着他们，但我父母知道此事以后，从尊重我的自尊心出发，没有在来信中追问这件事，只是勉励我好好学习。我昏倒几次之后，在给他们写信时无意中附带提了一句我昏倒的事情。当时也没多想，就那么写了。三天以后恰好是个星期天的上午，我还在床上睡着懒觉，突然有人敲我们寝室的门。同学打开门，我从床上伸头一看，竟然是我的母亲。原来，我的母亲接到我的信的当天晚上，就放下手中的活计，急匆匆地上了火车来武汉看我。
母亲见了我，眼里闪着泪花，关切地问：儿子，身体好点没有？那一刻，我深深地体会到，什么才是儿行千里母担忧，委屈得直想哭。但是为了不让母亲伤心，我故意装出轻松的样子，说已经没什么事了。当时，我还以为母亲不知道我被分流的事情，对此事绝口不提。母亲却说，儿子，分流的事情，我和你爸都知道了，没啥了不起。人一辈子要经历很多大风大浪，这点小事情算什么呢？既然这个专业你不喜欢，那就干点自己喜欢的事情；至于功课，尽量混个毕业证就行了。你要记住一点，有没有出息是看你的能力，而不是看分数表上的成绩。儿子，我跟你爸都相信你肯定是个有出息的人，高中的时候，你就很出色，比一般的人都要出色，你当年辍学那么长时间，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把功课捡起来又考全县第二，就说明你了不起，我对我自己的儿子是有绝对信心的。
那次母亲只在武汉待了两天，上街给我买了很多补品、奶粉之后就又匆匆离去了，因为家里还要准备过年的灯笼。母亲的一席话，打通了我内心的疙瘩。从那以后，我尝试着以一种积极的心态对待自己不喜欢的大学生活，逐渐从抑郁中解脱出来。结果当年，我的英语就通过了四级考试。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九章 我的大学（1991～1995） 十六、拉丁舞
一九九三年春天，学校里要组织一次大学生国际标准舞比赛，系学生会文艺部长找到了我。我以前根本不会跳舞，大一时也曾经因为好奇到学生俱乐部去看热闹，结果第一次去就遭到了严重打击。其实不是我遭到打击，而是我旁边的一个男生。当时我还一步不会跳，就坐在舞池旁边的长椅子上看人家跳舞，身边坐了一个很漂亮的女生。后来知道这个女生是江苏人，漂亮得在学校里很有名。这时，来了一个大学校园里最常见到的那种瘦小、戴眼镜、土里土气的小男生，请那女孩子跳舞。我看到那女孩子傲慢地看了他一眼，说，对不起我累了，不想跳。那男生不识趣，继续伸出手邀请，遭到那女孩的再次拒绝。小男生也是固执的可以，竟然继续邀请，于是那女孩满脸鄙夷地起身离去了，留下那个手足无措的男生。常言道，“兔死狐悲”，我坐在旁边见到这种场景，顿时吓得心惊肉跳，心想自己要是碰到这种局面，那肯定无地自容的要跳楼自杀了。从此之后，我好几年里再也不敢迈进俱乐部的大门。
系学生会文艺部长是个漂亮女孩，比我高一届但跟我很熟悉。她来邀请我比赛跳舞，还说有专业老师教。我一想好哇，要学就学最正宗的，也就同意了。系里一共找了四对、八个学生参加比赛，其他七个人以前多多少少都学过跳舞，惟独我是“全舞盲”。
教我们的老师姓吴，当年四十多岁，我们都不叫他吴老师，而叫吴老爹。吴老爹原本是一个中学的校长，也是全国一届国标舞比赛的第五名获得者，国际标准舞工夫确实深厚。他的搭档是我们学校艺术美学教研室的林老师，当时搞市场经济、多种经营，他们两人就合作，在我们学校的艺术美学教室开了个国际标准舞培训班。开课那天，吴老爹和林老师给我们示范了几个动作，一下子就把我给吸引住了：原来交谊舞可以跳的这么洒脱、自如，欢快。我这个人，在学校里一不喜欢打牌，二不喜欢打球，三不喜欢学专业，生活整个都封闭了，一点乐趣都没有。此时，独独交谊舞吸引了我，当时就下决心：学好交谊舞，也不枉上了四年大学。
刚开始学的时候，我是那八个人中最差的一个，呆头呆脑的简直连脚往哪里放都不知道。跟我搭档的也是一个高年级的女生，在她们班里是个挺厉害的角色，但独独对我很好，也很耐心，像个大姐姐一样。当时我跳舞一半是喜欢，（霸气 书库 …。。）一半是为了发泄心中的郁闷，因此每天都要从下午六点苦练到十点，经常是浑身汗流浃背。只一个多月一双牛皮底的皮鞋就被我磨穿，十个脚趾都磨烂了。苦练出成果，到了比赛时候，我的水平已经跟大家差不多了。结果我们那次比赛获得了拉丁舞组第一名，整体第二名。
我这个人做事，只要是自己喜欢的就特别投入。比赛结束后，我已经迷上了交谊舞，继续跟吴老爹学。当时已经到了盛夏，天气非常热，就是坐着不动都是一身的汗。而学习交谊舞特别是拉丁舞，运动量特别大，每天都不知道要反复出多少身汗。当时也有一些同学跟着吴老爹学，大家水平参差不齐，也就闹了不少笑话。一次学探戈，一群人跟着吴老爹在后面端着架势走，吴老爹走了几步扭身一看，说，我怎么领着一群鬼子进村啊？我们大家互相看看，果然，一个个耸着肩膀，缩着脑袋，把探戈的“猫形蟹步”走成了蹑手蹑脚，确实有几分像鬼子进村。
此后的两年时间里，我一直跟着吴老爹踏踏实实地学跳舞。绝大部分学国标的学生都是学一两期，会走三步四步以后就跑到舞厅里追小女生去了，惟独我坚持了下来。吴老爹见我学的刻苦，心也不野，就经常额外地教我一些动作，就这样我练成了跳舞时中规中矩的“学院派”风格。由于跳得好，渐渐地有不少学习国标的女学生都喜欢找我做舞伴，也就省去了我害怕被人拒绝的心病。其中，有一个比我高一届财税系的女生，姓丁，性格特别豪爽，跟我搭伴时间最长。
到了一九九三年底的一个星期六晚上，正在上课时教室的电路忽然烧了，修了半天也没修好。吴老爹对我说，今天不上课了，你到学生俱乐部去玩玩，看看你的水平如何。于是，我跟舞伴来到俱乐部，和着音乐一上场，标致的动作就招来不少人围观叫好。舞伴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高兴地对我说：以后咱们平时跟吴老爹学，星期六星期天就到舞厅好了。我一听，也觉得俱乐部里人多，地方又宽敞，挺好玩的，就答应了。此后，我们两人配合得非常默契，每次到俱乐部跳舞都觉得乐趣无穷。我上大学两年半的时间里，第一次感觉到了些快乐。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九章 我的大学（1991～1995） 十七、盛开的她
一九九四年元旦除夕舞会上，我在和舞伴小丁跳舞时无意中注意到了站在舞池旁的一个身着绿色套装、穿着高筒靴的女孩。那女孩留着短发，长得棱角分明，前额被一缕头发遮住。她站在那里，注视着我，微笑着，笑得很复杂，让我想起苏联电影《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中的美丽的苏联女兵。不过，当时俱乐部里的人多，一晃就过去了，也没有多想什么。
一九九四年的四月十六日是个星期六，我跟往常一样来到一食堂楼上的学生俱乐部。那天很不巧，我的舞伴小丁因为已经是大四下半学期，正忙着找工作，那天不知道办什么事情去了没来，就让她的一个室友通知我一声。我一向不喜欢和陌生人跳舞，一听说她来不了就觉得无趣，正准备打道回府。刚一扭过身子，就看到身边站着一个很秀气和俊俏的女孩。模模糊糊地我觉得好象在哪里见到过她，但又吃不准，于是就破例请她跳了一曲。此时的我，已经不再担心被女生拒绝了，因为一是历练了几年，脸皮大大地厚了；二是在大城市焐了几年，早就脱了土气，对自己的形象和水平也有了充分的信心。果然，那女孩高兴地爽快地答应了。
跳交谊舞一般需要男方带着女方跳，男方的作用如同旗帜的旗杆，一定要挺拔、灵活但不能做作；女方则类似旗帜，可以千姿百态、迎风招展。因此，男方与女方配合跳舞，是需要默契的。有些女孩有一定素养，身轻如燕，就比较好带；而有些人没有受过正规训练，身重如山，带这样的女孩跳舞就如同干体力活一样觉得累。这个女孩步履比较轻盈，很快适应了我的步法，感觉很不错。跳完一曲以后，我跟她说了声“谢谢”，就又回到我平时在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