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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过大，主观幻想意味太浓。”另一份则被我装进信封，写上“寄：克里姆林宫，莫斯科，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总统米·谢·戈尔巴乔夫（收）”塞进了学校的邮筒里。然而，这信如石沉大海，估计是哪位邮政局的小官员看了以后，觉得寄信的人是个疯子，给扔掉了吧。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一个寒冷的夜晚，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在克里姆林宫上飘扬了七十多年的，缀着金星、镰刀和锤子的红旗，如冬天里的最后一片枯叶一样，黯然坠落。我至今记得那个圣诞节的夜晚，我的同学都一起出去狂欢，只有我一个人躲在寝室里听收音机，听着听着，不禁流下了痛苦的眼泪。我抑制不住自己内心的悲愤，拿起排笔和广告色，跑到宿舍楼顶，在楼顶小屋的墙上，写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万岁”这几个大字，并画了一个大大的镰刀和锤子图案。一九九九年我曾经回学校到楼顶看了看，那时字迹依稀还在。
现在回想起来，苏联解体这个历史事件，大大强化了我本来就有的苏联情结。人们常说，很多东西只有在失去的时候才发觉它的珍贵，对我而言就是如此。苏联的历史在一九九一年嘎然截止，给我留下了太多的遗憾和痛苦。从此，我把主要的精力，放在研究俄苏文学、苏联历史、苏联社会、苏联政治，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
在大学四年中，我几乎从没有借过专业课的参考书，却读遍了Z大学图书馆八十五万册藏书中所有有关苏联方面的书籍。其中，有很多书籍是八十年代中苏关系解冻时出版的。那时知识分子多崇拜美国，这些书图书馆买回来一放就是七、八年，书上蒙了一层厚厚的灰尘。根据书后面所附的借阅记录来看，我是第一个，也许也是最后一个读者。记忆特别深的是读《未列入名册》时，宿舍已经熄了灯，我点着蜡烛，一边读，一边流泪。我渐渐熟悉了索尔仁尼琴、邦达列夫、贝科夫、阿赫玛托娃、爱伦堡、叶甫图申科、帕斯捷尔纳克、布尔加科夫、艾特玛托夫、涅克拉索夫、特里丰诺夫、瓦西里耶夫，从他们闪光的思想中吸取营养。从他们的书里，我读到了苏联这个伟大国家的历史、理想和现实，越是读，越是热爱她。这种热爱，不是源于相信片面欺骗宣传的热爱，而是源于对这个伟大国家的理解。而且，此后我还形成了一个习惯，无论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只要看到有关苏联、俄罗斯的书籍，无论是哪方面的内容，我一定都会毫不犹豫地购买、阅读，并且思考。
我在大学四年中，自己的床铺边上、自习桌旁从来没有挂过歌星、球星照片，清一色苏联的标志物：床边的墙上贴着我自己绘制的苏联国旗和《苏联》杂志封面人物，自习桌边的墙上则悬挂着苏联地图。我也从来不听任何流行歌曲，只要打开录音机，放的一定就是俄罗斯音乐。后来《校园民谣》和《白桦林》流行时，我倒是很喜欢，但原因仍然是我从里面听出了类似俄罗斯音乐那种忧伤的味道。
Z大学对面是湖北省图书馆。图书馆里的人搞多种经营，办起了投影录象厅。省图书馆办的录象厅不同于一般的街头录象厅那样，靠黄色下流片子招徕观众，而是经常放一些世界名片。上大学时，我常和同学们结伴去看投影。当时我看了一部史太龙演的《第三滴血》，反映阿富汗战争的，电影里把苏军描写成了一群杀人不眨眼的暴徒，而把美国人演成阿富汗人的救世主。观看这部电影时，我对这样脸谱化的描述很是反感，没看完就怒气冲冲地退场了。
当时学校的图书馆里，还订有《朝鲜画报》和《今日朝鲜》两本朝鲜出的中文杂志，我是每期必看的。一九九二、一九九三年正是金日成八十寿辰和朝鲜战争结束四十周年（「注」朝鲜官方称朝鲜战争为“祖国解放战争”），通过这些画报我了解到，朝鲜这个弹丸小国正在到处大兴土木，修纪念碑、纪念塔、铜雕……建筑精美，气势宏大。然而当时我就觉得，一个蕞尔小国这样大兴土木，把有限的物质用于修筑这些不能吃、不能穿、不能住的纪念物，实在并非明智之举。而透过这些画报上那些面色红润却精瘦发傻的群众，我隐隐感觉到朝鲜的老百姓日子肯定过得不怎么样，群众脸上的红晕多半是化装所致。最令我反感的是，纪念朝鲜战争的专号上，居然还在掩耳盗铃地撒谎：“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凌晨，李承晚傀儡集团悍然发动了战争……”
我在上大学时期思想上接近斯大林主义，因此最初看《朝鲜画报》和《今日朝鲜》时，总怀着一种亲切的情感。当时恰逢中韩建交，我还对此事挺不满意。但是渐渐地，我对朝鲜这个政权产生了一种厌恶情绪，其原因就是在读朝鲜的杂志时处处看到伪造的痕迹，处处充满了不可理喻的疯狂行为。我对朝鲜政权的厌恶，并非美国人“洗脑”的功劳，而恰恰是朝鲜出的这两本杂志。在我看来，贫穷和落后都不会动摇我的信念，但我不能容忍谎言、愚弄和疯狂。到了一九九四年，咎由自取的朝鲜小朝廷经济陷于崩溃，这两本杂志也就都消失了。
在九十年代初期的几年，大学生群体存在着很强烈的反共产主义情绪。当时，我们寝室八个人里，有六个不同程度地私下对共产主义冷嘲热讽。只有我和另外一个政府官员出身的同学持“左派”立场。不过，我们两人都有一个共性：只把苏联当作纯粹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把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讥笑为“土社会主义”。我们两个持左派立场的同学和其余持右派立场的同学们之间，经常通宵达旦地辩论，互相说服不了对方。因此有一天晚上，有一个同学说：“共产党给了你们家什么好处，你这样维护它？”我回答说，我的家族没有从共产党身上得到一丝好处，恰恰因为如此，我才能更加公正地看待共产党。于是他干脆给我一个绰号：最后一个布尔什维克。
我觉得“最后一个布尔什维克”这个绰号很不错，索性把“布尔什维科夫”当自己俄文姓，代表了我的信仰。起初我想了一个名字：格列高里·亚历山德洛维奇·布尔什维科夫来作为笔名，原因是这个名字的名和父名的缩写正好是我本名的缩写。但后来，我觉得这个名字实在太烦琐，竟然有十七个字。后来，就找了一个比较简单的父名：伊万诺维奇。有一天，我在读一本书时偶然发现了斯大林的长子叫“雅科夫·约瑟夫维奇·朱加施维里”，读了这本关于雅科夫命运的书，我不禁联想到：雅科夫的一生既壮烈，又悲惨；生于斯大林，却又不断违背斯大林主义的清规戒律。雅科夫的一生也充满了矛盾，有时特别英勇，有时又有些软弱；有时大义凛然，有时儿女情长；平时充满了反叛，关键时刻又用生命捍卫了自己的信仰。想来想去，越来越喜欢“雅科夫”这个名字。终于，一个苏维埃人的名字诞生了：雅科夫·伊万诺维奇·布尔什维科夫。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九章 我的大学（1991～1995） 五、“知识混子”
俗话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因为我不喜欢所学专业，所以大学的头两年里学习成绩一直都不怎么好。同时，苏联解体对我的打击是非常沉重的，从苏联解体到一九九四年，整整三年时间里我都郁郁寡欢。那三年就成了我三十二年生活中最灰暗、最苦闷的一段经历。
自从高中以后，我的数学成绩一直都很不好。一九九一年高考时，数学题目非常简单，我们班上有二、三十个同学数学分数在一百分以上（「注」当时高考数学满分为一百二十分），其余的也多是八、九十分，惟独我的数学成绩是七十二分，为全班倒数第二。所以报志愿时我一直试图避开数学，谁知到了Z大学才知道，学国际金融专业，数学还是最重要的基础课。当我领回厚厚的微积分教材时，心里不禁暗暗叫苦，心想这下可完了，哪壶不开偏要提哪壶。
果然，尽管我非常努力地想听懂微积分课，很认真地做笔记，但依旧觉得听老师讲课，就如同听天书一般。每天微积分老师一开口，我就忍不住犯困，哈欠连天，不一会就沉沉入梦乡，下课铃一响才醒。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喝浓茶、喝咖啡、晚上早早睡觉，什么办法都用了，一个也不奏效。即便是偶尔不睡觉，我也是傻坐在那里，茫然不知所措，根本弄不懂老师在说什么。那一年期末考试，我的数学得了个“8”分，创了财金系的历史记录。其实这八分都不是做出来的，而是靠选择题蒙的。可以说，直到现在我的高等数学知识都等于零。
后来，开学补考时，我自忖不可能考过去，就找了一个跟我长得多少有点像的姓唐的同学，请他代我考试，算是蒙混过关了。到了下半学期，我逐渐想出了一点取悦于老师的窍门，作业虽然是抄的，但我抄得工工整整；随堂测验时，我由低到高挨着不同水平的同学坐，抄人家的，结果分数从二十多分，上升到了四十多分，再到六十多分，最后达到七八十分。那个数学老师还不明就里，还称赞我学习认真，进步大。到那年期末考试，我又请了一个老乡帮忙替我考试，结果那小伙子考得也不怎么样，只考了三十六分。走运的是，那次考试题目偏难，老师准备加分，又念及我学习“认真努力”，就弄了个奇怪的公式：三十六开根号再乘以十，捞到了六十分，这样我的微积分才算过关了。大二学习线形代数，好在我高中时这一块学的还凑合，考试时连抄人家的带自己做，也算蒙了个整六十分。到了大四，又学经济预测与决策，大量用到微积分与线形代数。此时我已经学油了，上课坐到第一排给老师留下好印象，一下课就给老师递烟，顺便问两个问题。这么一来二往跟老师混熟了，后来考试结束以后，第一次来通知说班上有四个人不及格，有我一个；等正式通知下来，班上却只有三个不及格，少了我。当时我心里直庆幸：幸亏当时给老师印象留的好，否则，学位证就危险了。
大学里学数学的辛苦，给我造成了很大的心理阴影。一直到上班多少年以后，还经常梦到自己又要考数学，在梦里还着急：不是已经毕业了吗，怎么还要考数学呢？一着急，就醒过来了，一看原来是场噩梦，这才又放心地睡了。
除了讨厌的数学，还有珠算。那时大学开课真是莫名其妙，明明有计算器不用，干吗要用珠算？大学毕业快十年了，我一次都没有用过珠算。当时我右手食指恰好长了一个神经纤维瘤，右手活动不是很方便，就开了个证明，缓考。到了大学四年级，不过珠算就拿不到毕业证，我就又找了个老乡替我考试。好在时间隔的太长了，那个珠算老师都不认识我了，愣是没看出来，于是轻松过关。
我所上的是国际金融专业，那时还不叫专业，叫专门化。这个专业对英语要求很严格，一般要求学生大学二年级之前就要过四级。毕业前过六级。我上初、高中时，自己想学俄语，无奈没有开俄语课的学校，只好上了英语。太谷县的各个中学里，英语课程中既没有口语，也没有听力，而且初中学英语音标时，老师的英语发音不准，带着很强的太谷口音，教得我满口结结巴巴的“太谷英语”。到了大学里，老师则按照大城市的英语教学进度，一上来就要讲口语、听听力。本来入学摸底考试时我的英语成绩还是八十多分，在班上不算低，但口语和听力却把我给难住了。上英语第一课，老师就让大家用英语做自我介绍，我憋得满脸通红，讲出来的都是带有太谷方言音调的古怪发音，弄得好多同学忍不住捂着嘴笑。本来我就厌烦财经类学校，此时更觉得自己是“倒霉”了，也就不愿意学英语。结果到了大学二年级英语四级没通过，又被从涉外专业分流到金融专业，不过继续跟着国际金融班上。当时还觉得挺难过，现在想想，也没什么了不起。分流之后，我努力了一个学期，结果当年四级就过了，但六级我是不想再考了。
上财经大学本来就非我所愿。我母亲以前担任单位会计，每天看到她伏案工作到深夜，填写密密麻麻的表格时，我就对财经这个行当非常的不喜欢。我所上的Z大学根本就不是我以前所想象的大学那样，依山傍水，古木参天，掩映着红墙绿瓦的教室。这所大学面积狭小，从东到西走三分钟就到头了，从南到北要稍微长一些，也只需要十分钟。在狭小的校园内，一栋挨一栋挤满了破旧的苏式简易房屋。学校最大的绿地就是位于图书馆旁边的“思园”，里面有一尊陈毅元帅的半身像（「注」Z大学前身为中原大学，是陈毅创办的）。“思园”的面积不过几个篮球场那么大，到了夏天的晚上，里面谈恋爱的情侣的密度可以达到每平方米一对，从里面经过时稍微不注意就会踩着地上坐着、躺着的鸳鸯们。正可谓“争渡，争渡，惊起一片鸥鹭。”
不仅如此，我还发现这里没有真正严谨的学风和学术气息，也没有真正的经济科学。我认为，这是中国社会科学的通病：没有真正的独立的科学见解，一切学术观点都是围绕当政者的需要，只是给当权者的政策做注脚。一旦上边有了什么新想法，都可以找来几个专家来进行所谓的“科学论证”，专家、学者们按照上层的意图，随时准备推翻自己原来的见解。有些人昨天还在信誓旦旦地说计划经济无比优越，今天就可以同样坚定不移地说除了市场经济就没有出路。
大学里的一些教师，每天也忙着出书。但是很多人出书并不是为了学术交流，或者思想的碰撞，而仅仅是为了骗钱、骗吆喝。每当某些老师准备搞“科研”时，就找一批学生到图书馆里先疯狂地复印资料，再找几个人抄写。从张三的观点里剽窃几句，又从李四的文章里摘录几行，七拼八凑，一个新课题、新观点、新专著就诞生了！正可谓“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会抄不会抄”。
就是这样，整个大学里一天到晚散发着功利主义的铜臭，充斥着“知识混子”们发财心切的浮躁。面对如此乌烟瘴气的学校以及自己深恶痛绝的专业，我灰心丧气、天天逃课。特别是大学二年级那个美国来的外教，我自始至终都没见过她一面，连考试都没参加。后来考试时她还问，不是班上有一个叫GUOYA的学生吗？怎么没见过？幸亏外教成绩属于英语的一部分，我没参加考试也只是少记了几个学分罢了。此外，我甚至还一度产生过退学重新参加高考的想法。后来一个高年级的女同学提醒了我：即使重新考上你所认为理想的大学，结果也未必不是这样，“天下乌鸦一般黑”，除了又浪费两年工夫没什么用，你最好还是受着吧。我觉得她说的也有道理，又想起那令我恐惧的数学，也就死了这条心，安心做一名“知识混子”。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九章 我的大学（1991～1995） 六、创业史
母亲八十年代所挣下的三万元钱，因为家里接连发生大事，再加上通货膨胀的损失，到了一九九一年下半年，就只剩八百多块了。当时我父亲一个月工资不过一百二十块钱，其中九十块要寄给祖母；母亲则好多年没有到灯具厂上班，同时灯具厂也处于半停产状态，也就没有了收入来源。在母亲送走我之后，就只得再次靠双手劳动挣钱了。
母亲以前在灯具厂上班时，厂里做一种过年挂的花灯，每年过年都能到太原市场上卖一些钱。母亲想了想，别的挣钱门路也都没有了，做花灯本钱小，容易翻本，于是就用这最后剩下的八百块钱，雇了几个原来灯具厂的下岗工人来我们家，租了铁Z局办事处的几间空房子，开起了花灯小作坊。当时本钱小，雇人成本又高，结果只做了一个品种，三十多盏花灯。
一九九二年春节前夕，我放寒假回家。那天到家时，天已经完全黑了。母亲闻讯急忙从作坊赶回来，满手都糊满了粘花灯用的四○一胶，擦了擦手就紧紧搂住儿子，眼泪不住地往下掉。儿子帮母亲拭干眼泪，安慰她说，妈，别哭了，我这不是挺好吗。然后我又问母亲，不是说过年前要接姥爷到咱家吗，怎么不见姥爷呀？母亲回答我说，因为小厂刚开张，现在比较忙，等走上正轨后再去接他。我听了，也就没往别处想。当天晚上，女朋友也来了，也是一见到我就哭了。
回到家第二天我就到小作坊里帮母亲干活。母亲从事的花灯生产，是一项很复杂、辛苦的买卖。做花灯时，要买回铁丝、布料、四○一胶、灯穗、排穗、彩纸等原料，先用拔丝机把铁丝拉直；再按照要做成的花灯形状，裁成几十个、甚至上百个不同长短的短铁丝；再用钳子把短铁丝拧成需要用的形状；然后用电焊机焊成灯架子；把买回来的布料裁成几十块形状、大小不一的布块，用四○一胶把布块粘到灯架子上；再用花边盖住布料接缝处，然后再把用彩纸刻成的花纹粘到布面上去，接着再粘排穗、上灯穗；最后，还要往灯上画水墨画。一个花灯就要这么多的工序，所有原料的尺寸、大小、多少都要靠母亲的脑子来记。
我所干的活就是和我父亲一起往空白的布面上画水墨画，每盏灯要画三幅不同的画。一开始我干得还挺有趣，干了两天就觉得枯燥了，挺累。其实，这画画算是做花灯里最轻松的活，灯具厂有一个画灯的画匠，三五分钟就可以画好一幅花鸟画。但是，我没有学花鸟，学的是山水，因而要比画花鸟麻烦许多，速度也慢许多，平均要一个多小时才能完成一幅。但有一点，山水画在花灯上，就是比花花草草的好看。想一想母亲不容易，我就咬着牙，和父亲一起把九十个画画完了。花灯这个东西，原料本身都值不了几个钱，关键是全都是靠手工。可以说，卖花灯的每一分钱，都是我父母的血汗钱。踏踏实实，不投机取巧；挣血汗钱，不指望运气，诚实地为社会创造财富换取微薄的收入，这就是我的父母，这两位普普通通的中国劳动者的想法。
卖花灯跟卖对联、鞭炮一样，全靠过年以后正月初六到正月十四元宵节前那几天，正月十五以后就一个也卖不出去了。因此自从做起了花灯的十二年时间里，我们家就再也没有过一个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