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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太谷线材厂的厂长是河南人，姓李，有一天李厂长来到车间里，找到了正在干活的母亲，问道：“喂！小老乡，要是让你当会计，你干不干得了啊？”原来，当时线材厂里一共只有三个高中生，一个姓高，是北京下放知青，在厂财务股当会计；另一个姓韩，是厂里的化验员；还有一个是我母亲，其实仅仅是初中一年级文化程度，但在转正时虚报了个高中。当时厂里财务股有两个人：一个高会计生孩子，另一个出纳传染了肺结核，在住院治疗；厂里财务股瘫痪下来。李厂长一看履历表，发现我的母亲是“高中毕业”，于是就找我母亲。
虽然我的母亲小小年纪就因文化大革命辍学，从没有学过会计和珠算，但是她心想，学珠算会计也没什么难的，于是就坚定地说：“那有什么干不了的？不过李厂长别开玩笑啊。”李厂长一听就乐了，说，那明天就到厂里财务室去上班吧，这个月的报表要赶紧报呢。
当天下午，我的母亲上街买了一个算盘，找了我父亲的一个朋友王××（「注」王××这个人，以后有专门章节提到），学了一下午，第二天就到厂财务股上班了。当时已经是十七八号，而按照规定，每个月二十五号就要做报表，二十六号就要报到手工业局去。我的母亲把一大堆报表拿回家里去，左看看，右看看，再自己琢磨一下，不会的就翻书查，用了一个礼拜的时间，居然准时把报表报出去了。李厂长一看，非常高兴，于是又问母亲，出纳能不能也挑起来？我母亲回答说，那没问题啊，于是会计出纳一肩挑。之后，李厂长又把统计也交给了我母亲，我母亲照样把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
我母亲的工作能力，得到了全厂上上下下的肯定，特别是李厂长，逢人就说这个小老乡是个了不起的能人。当时厂里有个总务室，李厂长总是感觉厂里有些开支过大，怀疑总务股长贪污，于是又把总务也给了我母亲。母亲当时一听，笑道：“我现在又是会计，又是出纳，还是统计，现在又管总务，那你就不怕我贪污啊？”李厂长学着毛泽东对华国锋的口吻说：“不怕，你办事，我放心。”
与“南住宅”隔着一条大马路，就是一支部队驻地。那部队是个汽车团，墙上写着“解放军爱人民”大标语，解放的“解”字还是简化字，写做“角羊”。那个部队有一个礼堂，经常放映一些战争题材的电影，因此每当有电影放映时，我们小孩子们都想进去看。可是门口有哨兵，不让进。当时我六七岁，虎头虎脑的正是招人喜欢的年纪，经常到部队门口去玩耍，渐渐地跟哨兵们混熟了。那些哨兵也不过是十七八岁的大男孩，其实也挺爱玩的。到过年的时候，我就弄点鞭炮给那几个哨兵放，或者弄点核桃、柿饼之类的零食装在口袋里给那些哨兵们吃。后来我和那些哨兵们打得火热，每当他们值勤时我都可以在部队里畅行无阻，还让我摸他们的枪，那时我才知道真枪和我们小孩子玩的玩具枪之间有多大的区别。有电影放映时，部队门口站一大帮孩子，哨兵都不让进，惟独我领姐姐一去，哨兵就开个小门，放我们俩进去了，这也算我一生中第一次“走后门”吧。
后来我就经常去部队家属院里玩，在那里认识了一个姓汪的小朋友。我们俩非常要好，经常互相到对方家里做客。他的父亲是部队里的一名处长，当时三十多岁，白白胖胖的。我最喜欢到他们家去吃饭了，因为他们家似乎从来没有断过鸡鸭鱼肉。特别是，他们家吃的排骨跟我们家的很不一样：当时太谷县的国营肉店里根本见不到排骨，偶尔只有被剃得干干净净、几乎只带一丁点儿肉的大骨头卖。碰到有这种大骨头，大人就买回家炖汤，那上面的丁点肉根本就不用啃，放在嘴里一含就没了，然后就锤子砸开“敲骨吸髓”。吃过一次的骨头是舍不得丢的，还要再熬一回汤。即便是这样，每当家里吃骨头时我和姐姐都象遇到了盛大节日。可是小汪家的排骨上面全部都是厚厚的肉，味道真是美极了。小汪的妈妈知道我喜欢吃排骨，几乎我每次去他家吃饭，她都给我做排骨。他们家的酒柜里放着很多白瓷瓶的酒，后来长大了我才知道那种酒叫茅台。小汪还给我吃过一种我从来没见过的有些苦味的黑色糖果，告诉我这叫巧克力。他们家拥有两套有厨房厕所的房子，一套一居室、一套两居室——和我们工人阶级家庭比较起来，我生平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差别，正如奥威尔的《动物庄园》里所说的那样：“所有动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动物，更加平等”。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六章 春寒料峭（1977～1983） 五、农村见闻
一九七九年春夏之交，我的母亲把我和姐姐送回了河南滑县农村她的老家。当时正是农村“包产到户”实行前夕，“人民公社”还未解散，还在实行大锅饭，但是已经没有政治气氛了，还允许搞一些副业。外公家所在的村子里，很多农民家都在做挂面，我刚一回到家，就闻到弥漫在空气中的挂面香味；出去玩时，看到一些人家挂在院子里的细若游丝般的挂面在微风里轻轻摆动，非常好看。可是我们家在以往被整怕了，也就没有敢从事这项副业。
那时农村的墙上，随处可见“农业学大寨”和“以粮为纲，抓纲治国”的标语。文革期间，生产队里只许种粮食，外公种瓜种菜的本事根本使不上。文革结束以后，队里也开始让种一点瓜了，于是外公经常带我到地里种瓜，我就和小孩子们一起跳到机井前的水坑里洗澡。累了，渴了，外公就给我们摘一个西瓜。外公种地的把势是一流的，种出的西瓜个个像水桶那么大，个个是沙瓤，特别甜。
刚回到老家不久，就赶上了农村麦收。我们这些小孩子们都接受大人的唆使去哄抢生产队的小麦。每当队里运麦子的牛车、马车驶来，我们就一拥而上，从车上大把大把地拽麦子。负责看粮仓的是“疯老爷”，我们家的没出五服的亲戚，是村里以前造反派头头之一，后来得了间歇性精神病。当时，我们都很怕他，一见到他就拼命跑，他也并不真的追赶，因为他的儿子也在我们的队列中。就这样，我们一边在课文里学习“英雄少年刘文学”，一边哄抢集体财物；“疯老爷”一边保卫“集体财产”，一边唆使自己的儿子挖“社会主义墙角”。我们家的隔壁是一间小房子，是小队的仓库，里面就有一些种子和一个农药喷雾器，老鼠成堆。至于作为农业机械化象征的“铁牛”（拖拉机）全村只有一台。那时的农村还没有用上电，全村人都是早早的睡了。
此时文革已过，当年被政治狂热弄得发疯的人们又恢复了常态。当年的整我们家的那些造反派，居然也常到我们家来串门，笑眯眯的给我和姐姐讲故事——就仿佛他们从来没有整过我们家、仿佛从来没有把我的外公、外婆、母亲逼上绝路一样。当时我还是小孩子，不明白大人间的事，因此当后来母亲告诉我是某某人打得外婆口吐鲜血，某某人让外公给蒋介石的纸人下跪时，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我实在想象不出，这些人怎么可以和颜悦色地来我们家串门，哄小孩子开心呢？人间的事，就是这么奇怪。有一天，我们还隔着那两条并排的人工河，与邻村任庄的小孩对骂，结果引起了两个村村民之间的械斗，有很多人挂彩，好在没死人。当年整我们家的造反派为了救我们几个小孩，与对方扭打在一起。外婆把我领回家后，狠狠地打了我一顿，又心疼地给我做了一顿好吃的。
那时记忆中村子里的疯子多。一千多人的村庄，竟然有十几个疯子。有文革时不堪虐待疯的，有文革后失势疯的，也有因为自责疯的。和我们家在一条街上的一个亲戚，按辈分我应该叫他“舅”，由于文革期间在造反派的鼓励下把自己的父亲踹得口吐鲜血而自责不已，不久就疯了。他总是浑身上下别满毛主席像章，一天到晚蹲在街上不言不语。
当时，我还目睹了生产队评工分的情景。每天晚上下工后，大家坐在一起，一边唠嗑，一边评分，有时争吵，有时嬉闹，感觉非常民主。生产队的会计是住在我们家对面的年轻人，也是五服以内的亲戚，我们都叫他旦妞哥。旦妞哥身材修长，相貌英俊，人也非常和气，当时二十出头，刚刚高中毕业，在队里算是个文化人。外公当时已经七十岁了，但因为干活卖力，总是被评上十二个或者是十四个工分（「注」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工分采取十分制，一个标准棒劳力的得分是十分）。可惜，二○○○年，旦妞哥在道口卖馒头晚上回家时，被汽车撞死了。后来那辆肇事汽车逃逸，家里也不知道，旦妞哥的尸体在公路旁被扔了好几天才被领走。我们家知道这个消息以后，很是难过了一些日子。
农业集体化、人民公社化本来就非出自大多数农民的真实意愿，因此一等政策稍微放松，农民就为“私”字忙碌起来。当时，我和常和大人们一起下地干活，每天早上上工时，队长就拿个破铁块敲着，吆喝着“上工啦，上工啦”，于是社员们就扛着锄头，三三两两地来到田头，嘻嘻哈哈打闹，干上五分钟休息半小时。一等到下工就跑到自留地里忙到天黑。我和姐姐是外来人，也被分配干一些诸如拾马粪、拔杂草之类的轻活干，当时还觉得挺有意思。只是有一次在拔草时见到草丛里有一条蛇，吓得我发了好几天烧，把外婆心疼坏了。
文革结束以后，以往被禁绝的农村戏班子又活跃起来，我常随外公去公社看戏。当时公社有一个礼堂，里面的设施非常简陋，所谓的“座位”都是砖头垒成的墩子。那时刚刚恢复这些东西，因此每次看戏时都是人山人海，每次看戏都买不到坐票，只好站着看。我记住了几次看戏的内容，有《穆桂英挂帅》、《寇准背靴》、《空城计》、《打金枝》等等。有些戏反复看了好几遍了，可外公却是百看不厌，有时还步行十几里路，到更远的公社、集镇去看。戏院门口卖小吃的、卖西瓜、卖花生瓜子的一个挨着一个，当时一块西瓜卖一毛钱。
对于我们小孩子来说，最喜欢的除了过年，就是赶集了。当时离我们那个村子六里路开外，有一个叫袁公店的集镇，是外婆的娘家，比较大，每年有一个大集。文革期间这个集市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此时刚刚恢复，因此盛况空前。附近百十里的村庄和公社都来人赶集，还有戏班子、杂技团助兴，一时间村庄的路上商贩云集，高音喇叭鸣响，人人脸上洋溢着笑容。
那时的中国农村还基本上处于自给自足时代，全村只有一个商店，当时叫供销社，房子原来是一个小土地庙，也就卖一点铅笔、本子、糖豆，点灯用的煤油，还有些针头线脑什么的。供销社的营业员是个女的，叫春叶，当时还非常年轻，总是有一些男人在下工后围着她转，也不买东西。供销社的门外，则是一块空地，一个砖台子上放着从土地庙里拆下来的大石碑，大概有一米五见方，上面还刻了一些字。这块石碑和那一小块空地，是社员们聚会、休闲的场所，每到吃饭时间，就有一些社员端着碗出来，坐在石碑上或者是蹲在地上，边吃边唠。村子里偶尔也有一些货郎来，卖橡皮筋、小卡子、樟脑丸、针线和削铅笔的小刀之类的，还可以用头发换。很多小姑娘、小媳妇平时梳头掉的头发都舍不得扔，收集起来塞进墙壁的缝里，等货郎来了换橡皮筋。
那时生活还不宽余，社员们很少有什么人有钱的，谁家要是有一个工人在外面挣工资，那别人就羡慕得不得了。当时饭吃得也不是太好，总是玉米面稀饭，里面放南瓜；有时则是玉米面稀饭加面条，里面放红薯叶。只有麦收以后，才偶尔熬些麦仁汤喝，算是好吃的。一个南瓜，一个红薯叶，吃得我多少年以后根本就见不得这些玩意。后来舅舅因为工伤病退回家了，等到偶尔“大公河”里来点水，他就带着我到“大公河”里用筛子捞鱼，忙了一个上午，一共只有一个拳头那么多，捞上来的小鱼儿跟烟头那么大，回家后外婆用白面和着小鱼儿，摊了几个煎饼，全给我和姐姐吃了。
虽然那时村里有赤脚医生，但实际上，公社“向阳花”上的“瓜”们不享受什么公费医疗。赤脚医生对付头疼脑热还可以，大病还是生死靠天。我在农村上小学一年半时间，班里就有两个同学夭折了；我舅舅的一个儿子因为发烧救治不了烧成了傻子。农村卫生条件非常的差，整整一个冬天都不洗澡，大人小孩的脖子上都黑糊糊的，每个人身上都长虱子，特别是女孩子，长长的头发上虮子成串，看上去白花花的。
我在农村读到小学二年级，成绩在班上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当然，农村的教学质量也很差。我们的教室是一间很破旧的土坯、砖头混合垒的房子，窗户没有玻璃，室内光线很差。所谓课桌就是一种用水泥做的板子，底下用砖头支撑着；没有板凳，学生都要自己从家里带小板凳。学校里连粉笔都经常断货，有时都要从地上捡土坷拉、墙上扒下来的石灰当粉笔。老师的小名叫国青，也是我们家五服以内的亲戚，当时很年轻，文化程度只是个公社初中毕业，语文、算术都一个人教。我们上课也很轻松，也没有什么家庭作业，每天下课就跑出去玩，到树上逮知了，或者收集知了蜕下的皮到公社去卖（「注」知了的皮可以做药材），一篮子大概可以卖几毛钱，钱到手以后，就去买点糖吃，或者买一副扑克牌。
当时我们村里小学只有二年级，三年级以上和初中的都在一华里以外的落庄上。落庄是个只有三百来人的小村子，村里面的人都姓王，世代和我们村联姻。那次我们村和任庄械斗时，落庄也参加了，是帮我们的。
前面提到的那条修建于“大跃进”时期的人工河叫“大公河”，也就是“大公无私”的意思。到了七十年代末，大公河两边的树都已成材，非常茂密。每年春天清晨，树林里布谷鸟“咕咕”地叫着，非常好听。我们这些小孩子特别喜欢到“大公河”里玩，特别是夏天偶尔有水的时候，我们就和过盛大节日一样，成群结队到河里洗澡、游泳，或是在长满青草的大堤上挖甜草根吃。河上每隔几里路就有一座桥，桥下的水是比较深的。大公河水少，只有桥下才有水坑，那里就成了我们小孩子们的大本营，一下课就往那里跑。
在农村待了一段时间就过年了。虽然经历了几十年无神论教育，但农村人还是非常迷信，过年时敬灶王爷，贴门神，祭祖先，非常热闹。那时，多数人家里的堂屋正墙上都贴着毛泽东、华国锋并排的画像，但我们没有贴，只贴了一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年画，画上一个微笑着的女社员正在收获苹果。过年时，我们穿着新衣裳随着大人这家拜那家，到了别人家里，不是五服以内亲戚的就塞一两个核桃，是五服以内亲戚的，就给两毛压岁钱。
不过，尽管生活艰苦，但在农村老家生活那段日子，应当算是我一生中最快乐、最无忧无虑的时期了。我永远忘不了和小伙伴们玩捉迷藏时的奔跑与笑声，忘不了那湛蓝的天和雪白的云，忘不了和伙伴们一起到树上逮知了烧着吃，忘不了自己做扑克牌打“交公粮”，也忘不了向慈祥的外婆发誓“二○○○年开小卧车接您”的情景。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六章 春寒料峭（1977～1983） 六、回到太谷
一九八○年夏天，我的母亲回到滑县老家接我和姐姐回太谷县。一到家我就吃惊地发现一样东西，一台十二英寸、日立牌的黑白电视机。黑白电视机是七十年代末才逐渐走进老百姓生活的电器，当时算是老百姓家里最大的一笔资产。我们单位最早有电视的自然是领导们，后来，大约在一九七八年前后，一位姓赵的电工用七拼八凑来的元器件自己装配了一台七英寸的黑白电视，算是电视机走进了工人家庭。那个电视足足有一个酒柜那么大，屏幕却如同一本书那么小，而且图像一点也不清晰。即使是这样，全家属院的人都轰动了，天气不太冷的晚上，赵师傅就把那台体积巨大的电视机搬到院子里，前面坐满了好奇的大人小孩。自从在他家看了电视以后，幼小的我就特别渴望家里能有一台电视机，经常用粉笔在墙上画电视机的样子。家里买了电视机以后，我多了一样欢乐，吃完饭后，坐在小电视旁，欣赏并不多（只能收到中央一套和山西省电视台两个台）的电视节目。刚回家那一段时间，我由于想念外公、外婆而天天大哭，母亲只好变着法哄我。后来电视里放日本的《铁臂阿童木》，小孩子没常性，看进去以后也就不闹了。
当时新闻报导也渐渐放松管制了，有一次电视里在播放《新闻联播》时，出现了墨西哥发生洪灾，军队前去救援的新闻。当时父亲单位有一个工人，看了这则新闻后在上班时大惊小怪地说：弄了半天，人家资本主义国家出了灾害，人家的军队也去救啊，我以前还以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军队都是趁火打劫老百姓呢。
由于我的父母都有工作了，二人每个月的工资合计有九十块钱，日积月累，家里的生活条件逐渐改善了不少：做了一对沙发，买了一台电视机，还添置了几件正式的衣物。那时候买电视要凭票，还要自己到太原提货。我父亲托人弄到票以后，几个工友一听，也非常兴奋，于是大伙一起开了单位一辆大解放卡车就去了太原，把电视给带回来了。那台电视价格是五百一十块，相当于父母二人半年的工资。此外，我们家也买了匈牙利进口的胶合板、木料、油漆等等，开始打制家具了。父母请木匠精心打制了三个大衣柜，一个给他们用，另外两个，则准备留给我和姐姐长大结婚时一人一个。读者不要见笑，当时他们真是这么想的，当时谁也没有料到在此后二十年内，中国会发生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此外，还打了一个书柜、一个写字台、几把椅子、两张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