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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工人到老乡家里找房子，过期就不管了。当时我的母亲已经挺着很大的肚子，反应又厉害，不能行动。我的父亲就背着我的姐姐，上街四处打探房子。一开始，在太谷县城南边大约四、五里地的桃园堡村找到一处房子，房东人很好。但是父亲单位铁Z局机械厂恰好在县城北边，距离该村足足有七、八里路，当时又没有自行车，于是只好再换地方。几经辗转，终于在城内东大街一家姓梅的家里找到了房子。
姓梅的房东家，是一个完整的高大砖瓦四合院，门口两个高约一米的石狮子，进门就是女儿墙，院子里正房厢房齐备，房顶还是类似于城墙垛口的防卫墙。而这还只是这家主人两处院落中的一处。老梅家祖上是在天津开药材铺的，城外还有地，可他家的成分竟然是……中农！我的母亲真是弄不明白了，自己家有一幢二层的小楼就算地主了，可这家却比自己家阔气得多，怎么会是中农呢？别说是我母亲这样的小地主家比不上，就连我祖父这样的国民政府官员家里，也只是和这个“中农”家不相上下。原来，这是因为太谷这个地方比较富裕，人人家底殷实，为了便于开展阶级斗争，只好抬高“划分成分”的标准，在富人堆里头扒拉相对穷一点的，开钱庄、票号的算地主，开药铺、镖局的算贫下中农。要按我外公外婆家的境遇，那在太谷这地方是百分之二百的贫农。
转眼母亲快到预产期了，那时家里太穷买不起卫生纸，我的母亲就到工地捡了一些装水泥的牛皮纸袋子，回来后洗干净，又在锅里蒸一蒸算是消毒，以备临产时用。由于怕花钱，也不敢提前住院。五月九日是预产期，我母亲在五月八号晚上就不敢睡觉，困守到晚上十二点。见还没有动静，就让我父亲先睡了。等我父亲鼾声起来，母亲突然感到下腹一阵巨痛，一阵痛过一阵，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幸亏我父亲警觉，醒来发现我母亲脸色不对，说肯定是要分娩了，赶紧给我母亲下了两个荷包蛋。那时侯鸡蛋缺，这两个鸡蛋买回来就是预备要生孩子时用的，平时是舍不得吃的。可荷包蛋做好了，我母亲却吃不下去，直往外吐。这时，跟我们家住邻居的工友曲少时的家属别玉兰也闻讯赶来，和我父亲一起架着我母亲往医院跑。到凌晨两点，我来到了这个世界上。
当时我们家住在太谷县东大街，处医院则在西大街，中间距离有三华里左右。那时也没有什么120急救车，母亲走几步就疼得停几步，走了一个多小时才挨到了处医院，却发现医生们都回家睡觉了，只有两个护士在值班。母亲上床时，我已经露头了。那两个年轻护士还没给人接生过孩子，吓坏了，只会喊“哎呀，别急别急”。父亲一看，赶紧跑出去找医生，可是我们家是穷工人，无权无势，叫了一圈没有一个医生来。后来父亲又跑到位于南大街的太谷县职工医院，也没人出诊。等父亲心急如焚地回来，却发现我已经急不可待地呱呱坠地了，特别地顺利，是那个家属别玉兰接的生。别玉兰性格泼辣，见到我父亲就高喊：老国，恭喜呀，生了个儿子！别玉兰之所以没跟一般情况下那样说“生了个大胖小子”，是因为我出生时特别瘦长，满脸皱纹，脸上还有毛，因为憋得太久眼睛都红了，模样像只猴子，生下来好几天才变过来。
此时大约是凌晨两点钟，那两个护士没有接生经验，忘记了把胎盘取出。第二天早晨医生上班一看，坏了，胎盘大部分已经缩回去了。要是胎盘完全缩回去，就会发生大出血，要出人命的。医生见状，忙得连麻药都顾不得打，就硬是把胎盘给拽了出来，把我母亲疼得死去活来。不过，我母亲实在算命大，居然挺过来了，也没留下什么后遗症。
已人到中年父亲虽为有了我这个儿子而高兴，但一想到一个月收入几十块的家庭，要养活四张嘴，其中只有一个是城市户口，其他的全都因为是农村户口，要吃“高价粮”，还要还债、赡养老人，又经常随工地流动，现在又增加了一张嘴，又禁不住犯起愁来。
人逼急了就会想办法，为了给我上上城镇户口，有粮食定量，我的父亲和几个工友一合计，采取了一个虚报户口的计策。我父亲的一位工友名叫王凤刚，山东人胶县人，妻子是城市户口，报户口时就报是他两口子的儿子。因为他姓王，所以我也姓王。亏得“国”字，用作姓氏虽然很少，但用在名字里却很普遍，比如蔡国庆、刘国宁、李国安等等。这个叫“王国亚”的名字，一直用到我四岁时才改过来。我们家最困难的时候，就是我出生到四岁期间。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五章 艰难时世（1972～1976） 三、艰辛历程
一九七三年春节刚过，我的父亲就随着单位宣传队出去汇演了。当时由于刚刚搬了家，又多了一个孩子，本来手头就紧的家里此时更加拮据。父亲走时留了十块钱给家里，原本打算一个礼拜就回来，谁知道单位临时改变决定，竟然又多在外面待了两个多月。我们一家三口就靠父亲留下的十块钱过活，很快就花光了。此时屋漏偏逢连阴雨，我们三口又全得了流行性感冒，个个发起高烧。那时正是正月十五，我的母亲领着我的姐姐，背着还不到一岁的我摇摇晃晃地向单位医院走去。当时正值元宵节，太谷县大街上正按照传统的风俗闹红火，扭秧歌、耍旱船、玩背棍、舞龙灯，非常热闹。我们一家三口病病歪歪地出现在正在闹红火的人们面前，引起了人们的好奇和同情的注目。好在单位医院的人都认识，当时没有钱也给看病。
那时人们钱少，没什么储蓄，工资需要一分一厘地精打细算，否则就有月底发工资前揭不开锅的情形。有一次父亲又随宣传队出去，又拖了很长时间回来，结果家里又断顿了。母亲是个爱面子的人，就是不愿意出去借钱。先开始两天母亲不吃饭，把剩余的一点粮食给我和姐姐熬成稀粥，然而稀粥喝完以后一点办法也没有了，母亲只好领着我和姐姐到了义父王凤刚家里，也不好意思开口要吃的，只是磨蹭着到了吃饭时候不走。义父王风刚看出来了，赶紧让老婆蒸了一锅玉米面窝窝头端上来，我母亲爱面子，还装做不是很饿的样子细嚼慢咽；可小孩子不会哄人，我和姐姐顿时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把义父这个山东汉子看得直掉眼泪。当时人人家都困难，于是义父就把这个情况跟大伙说了，大家你一碗面我一碗米地凑了起来，算是帮我们度过了难关。特别是前面提到过的给我接生的那位工友曲少时和他的家属别玉兰，给我们端来了整整一盆面。
由于家境实在困难，此后单位也曾经给我们家一些救济，有时给五块，有时给十块，最多的一次是二十块。就这么一点钱，也还要张出一个大红榜来。我的母亲要强，除了实在揭不开锅的情况，她不想总靠别人施舍过日子。为了挣点钱贴补家用，我的母亲就出去做临时工。当时我尚未断奶，母亲出去找活干时，就用个布带子把我背在背上，手里扯着我的姐姐，到太谷县城里挨个工厂和单位问有没有临时工做。可是，文革时期经济萧条，连知青毕业了都往农村送，哪里有工作给一个没户口的人做？就这么着，我母亲把县城里的单位挨个问遍了，也还是一无所获。
那时铁Z局也有一个家属工厂，但是人家只招收城市户口的人，农村户口的根本不予考虑。这就是那个时代的政策，农民就是天生低人一等，连出卖劳动力都没有地方。一九七三年冬天，太谷县整治县城北边的乌马河，要挖沙子，当时铁Z局家属工厂也分得一段任务。不巧挖了两天，刮起了西北风，飞沙走石，于是不少家属回来不干了。我的母亲看到别人三三两两地回来不干了，心想自己能吃苦，说不定去干活人家会要的，于是赶紧借了邻居家一把铁锹往乌马河工地跑去。等她气喘吁吁地跑到离县城五六里地的工地一问，人家首先要看户口本，是城市户口的才能干。任凭我母亲怎样哀求，人家就是不收农民工。母亲本来抱了很大希望去的，此时希望破灭，顿时浑身没了一点力气，那回家的路，走了很久。
后来，我母亲终于找到了一份工作：到太谷糠醛化工厂当搬运苦力。糠醛是一种有机化工原料，用它可以生产医药和兽药，还可以做防腐剂、消毒剂、杀虫剂和除锈剂，此外在食品香料染料等工业中均有应用。糠醛的主要原料是玉米芯。当时，太谷糠醛厂有一座高达几十米的原料山，搬运工的活儿，就是自己在山底下把麻袋装满过磅后，把每袋五十斤重的玉米芯背到十多层楼那么高的原料山上去，再倒在山上，每袋子只挣一分钱。这样重的活，这样低廉的工钱，对一般男子来说也属于重体力劳动，除非万般无奈或者急需用钱，一般人是不会干这样的活的。即使干了，也干不了多久身体就会累垮。
我的母亲是太谷糠醛厂所有苦力搬运工中唯一的一名女性。山西那地方冬天经常下雪，雪融化后又结冰，把散装的玉米芯冻得如同冰砣一般。母亲在山下装袋子时，都要跪在地上，用手在雪里抠，把玉米芯抠出来装进麻袋里过磅。就是这种活，也不是天天都有的，因此为了抓住机会多挣点钱，我的母亲每次上山都要背整整三个五十斤的装满玉米芯的麻袋，合计一百五十斤。她自己只能往肩膀上落一个袋子，另外两个袋子则由别人帮忙放上去。当时干活的苦力中有一对母子，都是基督教徒，文革时期受尽迫害也不改信仰。为了谋生，母子俩也在太谷糠醛厂干活，母亲在山下装袋子，儿子往山上扛。那母子俩心地善良，看见我母亲一个人也真不容易，就常常帮助母亲把另外两个袋子放在肩膀上。
由于把粮食都节约下来给了我和姐姐，我的母亲骨瘦如柴。她身高一米六五，体重却只有八十斤；而她背上的三个麻袋，加起来却有一百五十斤，几乎超过她体重的一倍。山西省地处北方，冬天气温往往在零下十几度，可为了背麻袋，我的母亲只能穿一件单衫干活。上山时大汗淋漓，下山时冷风一吹，不住的咳嗽，因此她落下了咳嗽的病根。后来，我的母亲回忆说，每当她背着是她体重一倍的麻袋，头都被压得要挨着地面，摇摇晃晃地向山上爬时，每当她听到远处广播里传来“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好，文化大革命好，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时，她就心想，他老人家为什么还不死？从自己一出生就是“他老人家”长，“他老人家”短，自己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好几回了，“他老人家”怎么还活得好好的？还要折磨她到何时？难道等把她自己熬死了，他老人家也不死？他老人家真的要活上一万年？
就这样，羸弱的母亲为了我们家，遇到有活干的时候，每天拼命最少要背二、三百个麻袋上十多层楼那么高的原料山，大约重一万斤到一万五千斤，挣两块或者三块钱。而二○○二年我买了新房子装修时，买了十几块木芯板和二十多箱瓷砖上七楼，人家两个搬运工张嘴就要一百二十块，一边搬，一边嘟嘟囔囔地抱怨太辛苦，挣的少。
当时我年纪太小，为了外出干活，我的母亲就找了个当地老乡，每天上工前把我送到老乡家里，托人家照顾我，一天给人家三毛的工钱。姐姐年纪稍大一些，就被锁在家里。每次母亲临走时，姐姐总是隔着玻璃窗哭喊：“妈妈别走，让我再看看你！”仿佛每天都将是生离死别。每当此时，我的母亲就心如刀绞，可是还是一跺脚狠心走了。因为如果把我的姐姐也给别人看着，那就要另加工钱，出大力干活挣的钱就剩不下什么了。母亲后来说，每天当她背够了三十麻袋的时候，她心里就特别高兴，因为再剩下的就是净挣了。母亲每天都用这些血汗换来的钱，给我和姐姐买一个苹果。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五章 艰难时世（1972～1976） 四、舔犊深情
我出生时候，母亲奶水不好，就琢磨着买点鸡蛋给我补充营养。那时鸡蛋比肉还贵，一斤要八毛九，还必须凭票才能买，轻易是买不来的，也买不起。恰好当时太谷县闹鸡瘟，我的母亲就上街看看有没有可以下蛋的鸡子便宜处理，正好看到有个农民在杀割病鸡（「注」“杀割”是太谷方言，意思是便宜处理），就花了五毛钱买回了一只濒死的母鸡。买回家以后，母亲把大蒜和土霉素和着嚼碎喂给病鸡，悉心调理，居然救活了它。那母鸡仿佛报恩似的，病好后每天下一个鸡蛋，下七个才歇上一天。
由于鸡蛋实在太珍贵了，因此我的父母就把这个鸡蛋看成是宝贝，全部留给我，而自己从不舍得吃上一口。特别是我母亲，对母鸡下的这个蛋盯得尤其的紧。当时我们家有个邻居，家里有七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其中一个小名叫玉梅，也很穷。有一天，玉梅她妈抱着最小的孩子，在我们家鸡窝前转悠。见我母亲抱着我站在窗户前看着鸡窝，于是就转身走了。过了一会儿，又转悠过来，又看见我母亲在盯着她，于是又走了。正在此时，我睡醒以后哇哇大哭起来。母亲哄我睡着以后，赶紧又盯着鸡窝，却看见玉梅她妈从鸡窝前离去，手里似乎攥着什么东西。母亲慌忙跑出来，人赃俱获。
但是玉梅她妈好不容易才给她的孩子们偷了个鸡蛋，自然不肯轻易放弃。两个怀着舔犊深情的女人就这么争吵了起来，各不相让。于是，从不与人红脸的、瘦弱不堪的母亲像发疯一样扑向玉梅她妈，硬是从她手中抢回了那个鸡蛋，还把她浑身上下抓得都是血印子。玉梅她妈等我父亲下班回来后，哭着向我父亲告状，不明就里的父亲为此还打了我母亲一个耳光，母亲很委屈。后来我母亲回忆说，当时不知是哪里来的一股勇气，把玉梅她妈看成了不共戴天的仇人，因为自己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她偷走这个鸡蛋，我的孩子就没吃的了！”
就这样，那只母鸡成了我们家的救命恩人。后来它老了，不再下蛋了，但我们家仍然不舍得扔掉或者吃掉，无论是从东街搬家到东关大队，还是从东关大队搬家到南住宅，一直养着它到一九七八年。在东关大队住时，老母鸡大概吃了地里有农药的种子，回到家里已经不行了。母亲一看，连忙把小刀用酒精烧了烧，把它的嗉子割开，把里面的食物取出来洗干净，又用在酒精里泡过的针线给它缝上。结果，老母鸡居然又奇迹般地熬了过来。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五章 艰难时世（1972～1976） 五、援助非洲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我国人民虽然自己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但统治者总是爱到处打肿脸充胖子，号召人民“节约最后一个铜板，支援亚非拉人民的解放斗争”，要钱给钱、要粮给粮。我国援助“欧洲社会主义明灯”阿尔巴尼亚总计达七十亿美元，结果霍查分子用这些钱修了一万多个纪念碑、三万座碉堡（「注」当时阿尔巴尼亚全国人口才二百万人）。甚至我国援助的优质无缝钢管，也被阿尔巴尼亚用来当电线杆子。除了“明灯”以外，柬埔寨的红色高棉（「注」这个政权在一九七五～一九七八年的短短三年之内，消灭掉了柬埔寨三分之一的人口）、越南、朝鲜……浪费在这些国家的民脂民膏真是不计其数。
当时，铁Z局也担负起一项光荣援外任务：帮助修建连接赞比亚和坦桑尼亚的坦赞铁路。坦赞铁路东起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西至赞比亚的新卡比里姆博希，全长一千八百六十公里，全部由中国出钱、出人一手建成。这条铁路大部分位于坦桑尼亚境内，沿线遍布高山急流、森林峡谷，到处不见人畜炊烟、惟见毒虫猛兽；更可怕的是当地疟疾流行，还有一些莫名其妙的怪病，比如说萃萃蝇，人一旦被它咬了就会总是昏昏欲睡，再也无法苏醒。铁Z局的工人们到了以后，因为没有条件运输施工设备，只得从位于坦桑尼亚境内的起点站开始修路，修好一段就往前挪动一段，工程浩大，条件艰难，前前后后修了将近十年才最后完工。
坦赞铁路据说是到现在为止我国最大的援外成套项目之一，全线建筑桥梁三百多座，火车站九十多个。为了修建这条铁路，有六十多个工人献出了生命。如今这些工人埋在异国他乡，据说现在连坟墓都无人打扫。一次无偿援助人家这么大的一个工程，已经超过了当时中国的国力承受能力，因此当卡翁达（「注」当时的赞比亚总统）和尼雷尔（「注」当时的坦桑尼亚总统）向我国提出这项请求时，很多国家领导人都不敢赞成。不但是中国人难以承受，就连国力远比中国雄厚的苏联也拒绝了赞比亚和坦桑尼亚领导人的援助请求。于是，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跑到中国来，对伟大领袖说了一番恭维话之后，伟大领袖一言九鼎、语惊四座：“这条铁路投资不过才一亿英镑嘛，没有什么了不起！” 话虽这么说，真等到动工修建，才发现实际的总投资远远超过了预算，总计达二十亿元人民币（「注」当时的币值），相当于三百三十三万中国工人一年的全部收入总额。
那时正以“阶级斗争为纲”，因此虽然坦桑尼亚是世界最穷的国家之一，也只有根正苗红的工人才能去，所以，我的父亲自然没有份儿了。就是这些“根正苗红”工人，上面也不是完全放心的，每天处在民兵和政工人员的严密监控之下。那些工人回来以后讲了很多趣闻：当地的黑人工人大都特别懒，没有任何储蓄观念——一句话就是还没开化。当地的工资是每天下工时发放的，黑人白天干上十小时活，晚上发工钱后就直接跑到酒吧喝酒玩女人，直喝个酩酊大醉、全部花光才离去；很多黑人工人连房子都没有，就用芭蕉叶加树枝搭起个窝棚睡；白天再去干活，午饭没钱买就爬到树上找些香蕉或者其他什么果实，用火一烧就吃。坦赞铁路修好之后移交给当地人管理，但其管理却始终混乱不堪：列车经常晚点，事故接连不断，运量严重不足。中国不但要援助修建这条铁路，而且之后的三十年里还要不断地援助他们更新设备。这条铁路修好之前，坦桑尼亚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修好三十年以后，仍旧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这些“亚非拉人民”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