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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发生以后，工人们回去向上级汇报了。单位闻讯后派了几个人向我父亲核实这件事，但核实完了就再没人提起他的事迹了。一九六五年虽然还没有搞“文化大革命”，但在毛泽东“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指导方针下，已经日益强调家庭出身了。以我父亲那样的出身和经历，自然属于异己分子，是没有受表彰的资格的。随后，单位召开了表彰大会，受表彰的不是冒着生命危险使轨道车掉道的我父亲，而是那个工班长。领导在大会上撒谎说：工班长从轨道车上跳下来以后没有自顾逃命，而是机智地阻止了轨道车的前进，这是“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主人翁态度”。会上授予工班长一个英雄称号，但对真正的英雄，我父亲的事迹却只字不提。我父亲并没有争什么，因为他早已经明白：无论自己做出何种英勇壮举，在那个制度下都是“不可信任的人”。
尽管上面如同祥林嫂一般强调“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灌输“阶级感情”，但是人与人之间朴素的情感和良心却战胜了伟大领袖的号召。那次表彰会结束后，戴着大红花的工班长私下找到我父亲，红着脸地对他说：“这个红花应当你来戴，要不是你，别说戴红花，我连这个工班长也干不成了。”我父亲早就已经习惯于逆来顺受，于是微微一笑，回答道：“这有啥，让你戴你就戴呗，当时如果你还在车上，肯定也会想到这个法子。”说完，无名英雄轻轻地拍了一下戴着大红花的英雄肩膀，坦然走向林海雪原。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三章 人间“天堂”（1958～1965） 十、如此“友谊”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上半期，都自认为真理在手的中苏双方之间争吵愈演愈烈。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现实社会主义国家，苏共也是世界第一个共产党。从共产国际建立开始，就实行了严格的组织策略，所有国家共产党都是共产国际的支部。因此，毋庸讳言，苏共从斯大林时代开始，就具有严重的“老子党”作风，对兄弟党颐指气使，甚至逮捕和处决兄弟党领导人，清洗、解散兄弟国家共产党组织。实际上，到了赫鲁晓夫时代，苏共在许多方面已经有所收敛，但几十年养成的习惯也并非一时所能完全扭转。所以，中共反对苏共“老子党”作风的斗争应当予以肯定。
但是，中苏之间关系破裂的根本原因，并不是什么长波电台、联合舰队，也不是反对“老子党”作风。苏共存在“老子党”作风好几十年了，为什么以前可以忍受，现在收敛了一些却反而不能忍受了呢？一个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外蒙古都可以放弃，那么一个长波电台（「注」苏方提出建设长波电台起因是，一九五八年四月，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写信给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提出在中国南部合资建设一座新的大功率长波电台，苏方出资百分之七十，中方出资百分之三十，建成后由双方共同使用；中国方面认为中苏两国都需要这样的长波电台，但不能搞合资的形式，可由苏联提供技术和设备，所需资金完全由中国支付，建成后所有权归中国，苏联可与中国协商使用；最后，苏联同意了中国的要求并签署了有关技术协定。以往中国出版的涉及到中苏关系破裂的文章，只提及苏联要求建立长波电台的前因，却不提苏联完全同意中国条件的后果，给人一种苏方强压中国的印象，实际上并非如此。苏联提出的条件，只是一种正常的协商）和联合舰队（「注」建立“联合舰队”的提议起因于一九五八年六月，周恩来写信给赫鲁晓夫希望苏联在海军技术方面援助中国。七月，苏联政府在认真研究了中国的请求后提出了建议：由于苏联自然条件限制，不利于潜艇部队作用的充分发挥，最好由苏联和中国建立一个共同的潜艇舰队。该建议遭到毛泽东愤怒拒绝后，赫鲁晓夫到中国来专程向毛泽东解释，并收回了自己的建议）的提议，却为何引起毛泽东这么大的“民族主义”情绪？可见，真正导致中苏两个社会主义大国分道扬镳的原因，是毛泽东反对苏共二十大的“修正主义”路线，试图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建立自己领袖地位。这一点，可以从当时中国报刊连篇累牍地发表的所谓《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中可以得到证实。
从一九六三年九月到次年七月，《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陆续发表了《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关于斯大林问题》、《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等九篇文章，史称《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当时我父亲虽远在深山老林，但还是非常关心中苏关系的发展。当他从报纸上看到这些充满着好战口吻与极端主义的言论，心里感到阵阵厌恶。
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原本就在国际上就比较孤立的中国更是形单影只。原社会主义阵营的十几个国家里，绝大部分跟苏联站在一边反对中国，中国的朋友只剩下阿尔巴尼亚、朝鲜和北越，被人们戏称为“两半一小”。所谓“两半”，是指朝鲜和北越都只有半壁江山，而且既跟中国要援助，又不愿意得罪苏联，是“半心半意”的朋友。而“全心全意”地支持中国的，只有一个面积只有三万多平方公里、人口只有二三百万的阿尔巴尼亚。为此，伟大领袖曾高兴地称自己与阿尔巴尼亚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后来被谱成歌曲到处传诵。除了给这个“知己”以大量援助之外，中国还进口了不少的阿尔巴尼亚商品。我父亲在东北期间，曾经抽过一种阿尔巴尼亚出产的香烟，大概卖两毛钱一包；还有一种熊油，味道还很不错的。
然而，这个被誉为欧洲“唯一一盏社会主义明灯”的阿尔巴尼亚，也并非什么真正的谦谦君子，而是一头怎么都喂不饱的恶狼，要钱要物从来都是理直气壮、狮子大张口，稍有不满足就不满意。最后，连高瞻远瞩、一贯正确的伟大领袖自己都觉得力不从心，意识到这个“知己”不过是一个胃口特别好的酒肉朋友，只得落得个出力不讨好的结局，也顾不得什么“牢不可破”的友谊了。
我父亲参加铁路之后，有坐火车不花钱的便利条件，因此每年都要回郑州探几次亲。当时我的大姑父调到了《解放军报》，大姑一家都搬到了北京。我父亲从大兴安岭回郑州，每次都必须在北京转车，顺便也就经常到大姑家里小住几天。大姑父作为军报采编人员，经常能够弄到一些不公开放映的内部影片的票。一九六五年的春节前夕，我父亲又来到北京。一天，大姑父给了我父亲一张票，让他到北京记者俱乐部去观看一部内部影片。
等我父亲到了记者俱乐部小礼堂，发现放映的是一部朝鲜拍的记录影片，名字现在已经记不清了，大概叫《祖国解放战争》。我父亲本来想着，既然说到朝鲜战争，那里面肯定少不了志愿军的内容。但出乎他的意料，等把这部记录片从头至尾看完，里面竟然一句都没有提到“中国人民志愿军”这几个字，甚至没有志愿军冲锋陷阵的任何一个镜头，仿佛朝鲜战争压根儿就没有中国参与一样。我父亲看电影时先是等待看里面如何评价志愿军，再是奇怪怎么没有提志愿军，等电影放映完毕，就只剩下目瞪口呆了。当时记者俱乐部里的观众不少，想必那些人在看影片时心情跟我父亲差不多，整个剧场都静悄悄的，一声窃窃私语也没有。
看完记录片散场时，我父亲发现了刻在观众脸上的那副错愕的表情。大概是实在太出乎意料了，很多观众往外走时都低着头一言不发。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牺牲三十七万人，全国人民为支援前线勒紧裤腰带，耗费了无数财富，才为金日成打出了半壁江山；而等他位子坐稳，立刻就过河拆桥，恬不知耻地伪造历史。如此“生命与鲜血凝成的友谊”，真是名不副实。
在从记者俱乐部回大姑家的路上，我父亲想起了自己在刚参军时写的那份要去朝鲜战场的《决心书》，顿时感到一阵庆幸：幸亏自己当年的积极请战没有被上级批准。否则，就为了这么一只毫无廉耻、忘恩负义的白眼狼而去流血牺牲，实在是一个破钱也不值。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四章 疯狂国度（1966～1971） 一、逍遥派
一九六六年，在毛泽东的亲自发动号召下，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大兴安岭的森林深处距离政治中心毕竟太遥远了，因此这里的“革命形势”总是要比内地慢上一两拍，而且往往是强弩之末了。铁Z局的一般工人多是来自东北的自耕农，对这场“触及人们灵魂”的“革命”是不怎么热心的。因此，这里虽然也成立了造反组织，但规模却远比内地小多了。当内地充斥了惨烈的“文攻武卫、全面内战”时，这里的武斗却是凤毛麟角，而且不温不火。
不过，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借助现代化的交通及通信工具，统治者的权力已经达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大兴安岭虽然地处偏僻，但远不是世外桃源。自从一九六二、六三年以来，即便是这个接近国境线的深山老林，政治空气也是一天比一天浓厚了。当时的政工人员总是隔三岔五地跑到工人们居住的帐篷里大讲国际国内形势，特讲 “以阶级斗争为纲”，还讲“要把帐篷里的政治空气搞得浓浓的”。我的父亲在五七年遭到那次打击后，对“政治”二字早已厌烦得不得了，一听到“要把政治空气搞得浓浓的”，一种厌恶情绪油然而生。
由于工人们的普遍抵制，铁Z局最早“造反派”们势力单薄、应者寥寥。为了壮大力量，造反派拼命拉人入伙，就连我父亲这样的人都成为他们拉拢的对象。我父亲出身不好、又有历史问题，自己一向都是夹着尾巴做人，哪敢去造别人的反呢？当然，他也不敢硬顶“造反派”，而是对造反派的拉拢采取了阳奉阴违的做法，最多只干点舞文弄墨的事情，而且只将空话大话大道理，就是不肯针对任何一个具体的人。
有一次武斗，造反派给我父亲发了铁棒让他也去参加。我父亲不敢不答应，但虽然表面上痛快地答应了，心里却盘算着怎么脱身。等到听到卡车来了的声音，他就“哎呦哎呦”地捂着肚子，装成痛苦万分的样子往厕所跑。造反派在外面左等右等，就是不见他人出来，于是气急败坏地跑到厕所喊他。我父亲就装出一副又想去，又站不起来的样子，让催他的人再等等。但“革命形势”不容拖延，那几个催他的人喊了几遍，看他一时半会出不来，也就把他落下自顾走了。就这样，我父亲算是逃过了这场“革命行动”。等到武斗结束，鼻青脸肿、头破血流的伤员被汽车拉回来时，我父亲直感到一阵暗暗庆幸。
后来时间长了，我父亲遇到这种情况不是肚子疼，就是崴了脚，一次“革命行动”都没参与。造反派也不傻，渐渐地发觉他是个软钉子，于是就不再理他了。好在造反派忙于夺权，也就没时间顾及这个“拒绝选择革命道路”的人，只是贴了几张大字报骂他几句“消极”、“两面派”，也没怎么着他。就这样，我父亲成为了一名“逍遥派”。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四章 疯狂国度（1966～1971） 二、群魔乱舞
由于局面日益混乱，大家都忙于闹“革命”，生产自然停顿下来，很快就没人管了。我父亲一个人在东北待着也没啥意思，就利用铁路工人坐火车不花钱的便利条件，频频回郑州探亲。一路上，我父亲一直冷眼旁观，见了很多，听了很多，也想了很多。当时的中国天下大乱，那些“造反派”一个个正趾高气扬、不可一世，你方唱罢我方登场，走马灯似的换来换去。所谓“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在我父亲这个旁观者眼里，那些无比投入、自以为是的造反派却不过是些可怜的木偶丑角，被那个魔术大师操纵着；一旦角色完成、魔术大师的目的达到，这些木偶就被他永远抛进了垃圾堆——红卫兵、造反派、“王关戚”、陈伯达，甚至“亲密战友”林彪，哪一个又能逃脱这种宿命呢？
由于运输秩序的混乱，再加上挤满了串联的人群，火车上拥挤不堪。定员一百一十八人的车厢里，往往要挤进三、四百人甚至更多。不但是过道，就连卫生间、行李架上也都挤满了人；坐在行李架上那些人的脚就伸在坐在座位上的人们的透镜，空气中弥漫令人窒息的体臭。即便是这样，革命情绪高涨的列车员还时不时地挤到车厢门口，手持一本《毛主席语录》高声指挥道：“乘客同志们！现在大家掏出红宝书，我们一起背诵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我们来自五湖四海……’预备——齐！”于是如同沙丁鱼罐头一般挤满车厢里人们就一起背诵“我们来自五湖四海……”其中不乏表情虔诚、声嘶力竭者，大概也不乏父亲这样滥竽充数、言不由衷的人。背诵完以后，列车员又挥舞着那本“红宝书”，满怀激动地领喊：“让我们一起祝愿我们革命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他老人家万寿无疆！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永远健康！”于是，手握“红宝书”的人们，又跟着列车员有节奏地高喊：“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三十年后的一九九七年夏天，在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里我曾被人邀请参加过一个传销组织的培训会。会场上人依旧是这么虔诚和狂热，只不过口号已经“与时俱进”地变成了：“王太王太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注」“王太”是这个传销网络中的一个成功者，在那次大会上做报告）和“我一定能发财！一定能成功！”当耳边响起这些整齐划一、震耳欲聋的口号和齐刷刷举起的手臂时，我茫然地坐在观众席上左顾右盼，仿佛身处一九六七年的天安门广场。不过这时，我体会到我与父辈处境的不同：今天，我可以对自己不愿参与的事情说“不”，对自己不愿意说的话保持沉默。不过，我还是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这群人为什么能够如此歇斯底里，如此容易被人操纵？也许，我们这个家庭的人天生就是另类，始终与主流社会不合群？假如时光倒流到三十年前，今日这些狂热地要发财的人又将会扮演什么角色？我想不通，为什么在这个辽阔的国家里，总有那么多人会如此轻易地抛却头脑、尊严和良知，听凭一两个骗子的许诺，对骗子崇拜得五体投地，愿意为骗子充当打手，甚至于肝脑涂地？
一九六六年夏末，我父亲从郑州经北京回东北。当时，我父亲坐的是三人座中靠窗户的座位。火车走到石家庄时上来两个中年人，都是石家庄木材公司的干部。由于没有座位，两人就把自己拎着的灰色人造革旅行包放在地上当板凳坐着。不一会儿，我父亲就和这两个干部混熟了，三人海阔天空地攀谈起来。
谈着谈着，列车到了保定车站时上来了一些红卫兵，跟查火车票似的在车厢里挨个问旅客的出身。当时人们都很老实，那两个石家庄木材公司的干部被红卫兵问到时，一个报了“地主”，另一个则报了“富农”，结果被红卫兵抓走了。那两人还申辩：“干吗要抓我们？我们可都是党员啊”。红卫兵则手持军用皮带，指着他们骂道：“党员算个屁？都他妈的是剥削阶级狗崽子！你再不老老实实，老子就不客气了！”于是，那两个干部面色苍白地随他们走了。接着红卫兵又查到我父亲，看到我父亲穿着铁路制服，犹豫了一下，但还是问道：“你什么成分？”我父亲想着被红卫兵抓走可落不到什么好，于是灵机一动，马上报道：“工人”。红卫兵又问：“在当工人以前家里是什么成分？”我父亲就说三代都是铁路工人。红卫兵听了以后显得很客气，连声说“坐！坐！”继续查别人去了。
望着红卫兵那骄横跋扈却未托稚气的背影，我父亲又好气，又好笑，心中暗骂：“呸！老子凭什么跟你们说实话？什么玩意儿！”后来列车到了丰台车站，我父亲透过车窗往外看，发现那群红卫兵正在押送一帮人下车。那帮被押送的人都被麻绳拴着一只胳膊窜成一串，另一只手拎着行李，每个人背上都别着一张白纸黑字的纸条。一个红卫兵在前面牵着绳子，其余红卫兵则手持皮带走在队伍两边。刚才在我父亲身边坐的那两个报地主、富农出身的共产党员，身上则别着写有“地主狗崽子”、“富农狗崽子”的纸条，个个垂头丧气。
一出北京车站，我父亲就看到站前广场到处围着一堆一堆的红卫兵，地上则跪着一排要被遣送回原籍的专政对象，很多都是老年人。那些稚气未脱的红卫兵对那些白发苍苍的老人一点怜悯之心都没有，轮着皮带，嘴里骂骂咧咧。正对着车站的地方则搭起了戏台子，一群身穿绿军装的人在台上扭来扭去。只见他们有的做忠心状，有的做决裂状，有的做满腔仇恨状，煞是过瘾。我父亲明白了，那是在跳“忠字舞”，向伟大领袖表忠心呢。不过，这些革命群众实在是缺乏最起码的舞蹈素养，楞是把个“忠字舞”弄成了群魔乱舞。此情此景，令我父亲情不自禁地联想起了伟大领袖的诗词：“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
到北京后我父亲感觉饿了，就找了一家饭馆吃麻酱面。等买了票交给厨师找座位坐下以后，却发现碗筷被人用过后都没洗，桌子上也一片狼籍。左右喊人也没人搭理，猛一抬头，看到墙上贴着一张饭店造反派的造反宣言，大意是这样的：“地主资产阶级狗崽子们！你们他妈的过惯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腐朽生活，妄图把你们寄生虫似的寄生生活延续下去，可是你们的阴谋破产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绣花，不是做文章，而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本饭店的无产阶级造反派郑重宣布：从现在起，本饭店不抹桌子，不洗碗筷，想吃饭就自己他妈的动手！……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祝我们革命人民伟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