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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武汉那回事比做一场足球赛，我不过又当了一次中卫，小电台就是为你中传的一个球。不必多说了，你我角色早已注定，我会再给你一记妙传，但不是因为你的威胁，而是共产党的确比国民党好，也是我这个中场对这场球赛的最后贡献，因为我很快就会逃离这个魔窟……”
胡秉宸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并非因为认识了自己的轻薄，而是无言以对。他想起田放不知多少次的妙传和他平实的球风，如果说文如其人，那么一个人在足球场上的表现也可以说是艺如其人了。田放将“军统”电讯系统的情况毫无保留地告诉了胡秉宸，详细解释了“军统”侦测共产党的三个定向台：一个设在重庆，一个设在桂林，一个设在兰州，从这三个定向台的交叉点，可以测知中共指挥机关的活动地点和电讯联络情况，因为电讯系统的专业人员，只要一听无线电的发报手法就能区别敌我。这的确是一记绝版妙传，田放提供的情况无人可以做到，任何人提供的只能是残缺不全的局部。
一九四O年田放给胡秉宸的这记妙传以及他们这对优秀组合，对当时抗日、战争以至后来解放战争的胜利究竟起了多大作用，那就无人可以知晓了。
不久之后田放果然逃往美国，又于一九五二年极其不易地冲破美国移民局的阻挠，重返解放后的新中国，在胡秉宸麾下当了一名电讯专家，并在一九五七年被划为右派。
划为右派的田放，想起对他深有了解的胡秉宸，以为胡秉宸总可以对那些不实之词做个否定的证明。可是当他走到胡秉宸的家门前，正要举手敲门的时候，不知怎么想起了他们当年在大三元酒家的这场谈话。他放下了举着的手，转身离去。
作为田放的直接领导，胡秉宸自然审批过本单位的右振名单，在田放的名字上也曾有过瞬间的犹豫，但他终于什么也没有做，放过了那张名单。不能说胡秉宸恩将仇报不肯营救田放，作为一个“老共”，胡秉宸考虑到，即便田放逃过右派这一劫，还有“军统”那段历史呢？即便他胡秉宸能为他说清楚，他人又怎能放过并认为他说得足够清楚？再者，谁让他们是老同学，老朋友！如果他们刁；是老同学、老朋友可能还好说…‘些。谁让田放命中注定是他的中传？这场足球赛又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二十年后田放右派平反，当他们再见的时候，胡秉宸实实在在尝到了什么叫做“不屑一顾”的滋味。他们不但终止了优秀组合的关系，也从此断绝了一切尘缘。
根据田放提供的情况，胡秉宸又打通了几个有关的社会关系，便以胡宗南部工程师的身份为掩护，以购买同样机型看货为由，用了几个月时间，将“军统”设置在重庆的所有电台亲自跑了一遍。
这样危险的工作胡秉宸自然不能交给他人去办，而且这个艰巨的任务也只有他才能胜任。
正像恋爱初期他常对吴为说的那样：“……和你一样，我也喜欢‘献身’这个字眼儿，这是人类最可贵的精神之一。民意党人、十二月党人包括跟他们一起到西伯利亚去的妻子，还有那些辛亥革命的先驱，都应该说是献身的人。列宁把十二月党人说成是反动的、不科学的，很不公正。
“我有很多缺点，但决不逃避危险和困难，在过去那个历史条件下，我只能成为一个共产党员而不可能成为别的什么。如果在别的——比如现在这个历史条件下；我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就不得而知了。”
当然也不排除胡秉宸对冒险的偏爱。冒险似乎是他的一种天性，在冒险中他感到其乐无穷。
当年他和吴为无处可以幽会，不得不在小胡同里窜来窜去，不管天气多热，还得像地下党时期那样，用一顶帽子半遮着面孔，以免被人认出。可也会出其不意，把吴为猛然拖进一栋正在修建的大楼，在一根根水泥柱子的中间，抱住吴为狂吻一通。特别在美术馆两扇没有观众的画屏中间以及楼梯拐角处来个突然袭击，速战速决地印上一吻。他觉得这比正常状态下的接吻更让女人迷醉。
可是吴为却说：“不要以为你干得很好，人们会从画屏底下紧挨着的四条腿，立刻明白你在干什么。”
她总是这样大杀风景。
这些令他十分得意的小冒险，却让吴为委屈不已。难道他们只能在竖着一根根水泥柱子，满地是横七竖八的铁管子、碎砖头的工地上．偷偷摸摸谈情说爱吗？
胡秉宸甚至查看了“军统”设在嘉陵江南岸，与蒋介石的黄山别墅相距不远的一个重要侦测台。
陪同前去的小工程师战战兢兢地说：“那个地方非常机密，至今连美国人也没有进去过。”
胡秉宸说：“你看，我们买主当然要先看看样货才能购进是不是？再说胡宗南部也不是外人侦测台里装备着八十台美制收报机，日收报能力为六千份，可是那些报务人员消极怠工，每天只收三千份也就算了，收到后即送往市内“军统”总部破译。
在那次卷毯似的调查中，胡秉宸还发现，上清寺去化龙桥方向．沿嘉陵江左岸的岩石上，有一块极少被人光顾的平地，“军统”正是在那里设置了一个与敌伪挂钩的电台。为维护蒋介石“抗战领袖”的形象，即便在“军统”内部，那也是极少数人才知道的机密。任何与敌伪勾结的蛛丝马迹也不愿留给世人的蒋介石，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有个叫做胡秉宸的人，在一个叫做田放的“军统”帮助下，破获了这个绝顶机密。其实胡秉宸早已超额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完全可以心安理得地打道回府，可他还是决定一闯这个虎穴。
对胡秉宸来说，除共产党员的责任之外，输赢难卜的悬念也是魅力所在。
综观人间所有事物，都是冥冥中不知谁在操纵的游戏，结局往往出入意料，胜败由不得自己，也许该输的却赢了，该赢的却输了。
当他完成任务并怀着庆幸心理走出那个电台时，却迎头碰上胡秉安和“军统”一个主管电讯工作的高级官员。因为电台的某一机件运行出了故障，卖主胡秉安自然得承担售后服务的责任。
那一瞬间，胡秉宸想，他输了这场游戏。只有一件遗憾，就是他获得的这份情报就这样白白丢失了，连他本人怎样从地球上消失的地下党也未必知道，除此他连想也没有想过还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人或物，比如说白帆。在这万古不灭的瞬间对峙中，胡秉宸的眼仁儿从黑色变为黄绿，又从黄绿变为铁灰，在这些颜色快速转换的同时、冷厉和狠断也同时注入他的双眼，他的灵魂也在此时缓缓升腾，最后凝炼为人之精华。不论对女人或是对革命事业来说，一个崭新的、魅力无边、光芒四射的胡秉宸，就在这一瞬创造出来，那正是信仰之魂造就出的人中精品。
此后，积胡秉宸一生的修炼、一生的功力，也没能超过这一刻的幻化。
如果说过去的胡秉宸只能用一个“俊美”了结，那么这个与死亡面对面的遭遇战，就为他进补了凛然、毅然、决然，他的面貌甚至精神，也在这一刻从俊美蜕变为英俊、坚卓。
这正是后来有个叫做吴为的女人迷恋的根本。
没想到，永远的对手胡秉安，却让给他一步活棋。他走过来对胡秉宸说：“看过设备了？希望没有什么大问题，现在我得先陪买主到现场看看，回头再听你的意见。”又转过身向“军统”那位主管电讯工作的官员介绍说，“这位是我的堂弟，电讯方面的专家，我把他请来看看．是想听听他的意见……他看过之后我心里就有底了。”
胡秉宸就举起手来向“军统”敬了一个军礼。“军统”看了看简直像双胞胎那样难分彼此的胡秉安和胡秉宸，将信将疑，胡秉安怎么能把堂弟请到这样一个非同小可之地？他知道胡秉安不过是个商人，商人并不知道这一处电台的真正用途，再说他也不能不相信与他有长期合作关系并给过他许多“好处”的胡秉安。最后想到，除了胡秉安，外人哪儿知道这一处诡秘之地？胡秉宸不是胡秉安招来的又能是谁？只好对胡秉宸来此察看设备的理由不再怀疑。
陪同胡秉宸前来的小工程师更是摸不着头脑，明知有误也明哲保身不肯多说，恨不得尽快了结这悬系一线的局面。
当他们走近并互相拍打着彼此膀子的时候，胡秉宸发现自己竟比不上胡秉安的那份从容。他不得不佩服胡秉安的应变能力，当然也就是不得不佩服胡家男儿的能力。可以说他们二人的表现都无愧于胡家男儿，除了胡家男儿，谁能将这个场面应对得如此大放异彩？
对这个逆转，胡秉宸并没有多少感激之情，更多的感觉是侥幸。
他怀着一份不愿，又不得不接受胡秉安这份舍施的不甘，离开了那个凶险之地。当他走出一道道封锁之后，心脏才异常剧烈地抽搐起来。
胡秉安为什么这样做？也许良心发现，想起了诈骗奶奶的那笔昧心钱，也许他们的血缘起了作用。
胡秉宸当然也想到了他们之间的骨血关系，可也就是想想而已，并不妨碍他日后坚挺、长驱直人胡秉安的未婚妻——表姐绿云那块未开垦的处女地。
说到义薄云天，胡秉宸莞尔一笑，他早就不是与胡家大院合辙合韵的那个胡秉宸了。
正如几十年后，当他的对手旨在直捣他的老巢，拿他的情人吴为开斩祭旗的时候，他不也是和一个叫做杜亚莉的女人在后方寻欢作乐，从没感到将吴为一人丢在前方有何不妥吗？并且一直珍藏着杜亚莉的情书以及非杜亚莉的那些情书，还时不时拿出来检点一番，就像一个将军检阅他的战绩。
吴为没有白帆侦察方面的训练和本领，如果她早就能够截获胡秉宸这些“赃物”，还会有那样的高风亮节，无怨无悔地在前方为他流血牺牲吗？
如果杜亚莉的成就高于吴为，胡秉宸最后的取舍究竟是谁？都很难说。
当胡秉宸动身西去的时候，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也为胡秉宸写了一封举荐信。
胡秉宸带着著名记者和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的举荐信，一路顺风地到达西安，并将两封信转呈周恩来。
人还没到延安，就为急需通讯设备的共产党贡献了一部小电台的胡秉宸，显然得到周恩来的另眼看待。当然，周恩来也顺便看到了胡秉宸身旁的胥德章，却没有留下更多的印象。
为此，胡秉宸奔赴延安前夕，周恩来又亲自为他写了一封介绍信。这一封信，为胡秉宸日后的发展奠定了磐石般的基础。
不能不说胡秉宸一生吉星高照，天时、地利、人和，似乎都为他准备妥帖，为他做好铺垫而存在，而出现。让人不得不感叹上苍给他的那份厚爱。有这几封信护航，胡秉宸本应有个繁花似锦的前程，可事情并不那么简单。
4
一九三九年以前去延安比较容易，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搭上一辆便车就可顺利到达；一九三九年之后，情况才有了变化。
当毛泽东跋涉二万五千里，终于在一九三五年到达延安并在那里安营扎寨时，绝对没有人会预见到那块丁点大的地方，在改写中国当代历史上的特殊意义，就连毛泽东自己当时也未必明了。
到达陕北的毛泽东只剩下八千多人，西路军主力也不过两万多，曾向山西运动寻求发展，被阎锡山击退；又令四方面军西征，去那无水无粮的宁夏建立根据地。指挥过四渡赤水的毛泽东命令西路军一会儿打到西一会儿打到东，一九三六年，徐向前终于西征失败，几被马家军全歼。
关于西路军的失败，多少年后徐向前说道：在西路军被打垮之前，我所收到的电报、命令，都是从中央毛泽东那里来的，从没收到过张国焘的命令。蒋介石怎么也想不到，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还能绝处逢生。
困守后方卧薪尝胆的毛泽东却因祸得福。
不论从背后袭击日本人或袭击国民党，都袭击得有声有色，并且在这种声东击西、神出鬼没的运动中，神出鬼没地发展壮大。
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抗日后，抗大学生几个星期就毕业一批，毕业一批送到前方一批，数量非常之多，势力扩充极快，有些做军队工作，有些做地方工作，敌后几乎都成了共产党的势力。此番更是不费一枪一弹就到了山西，阎锡山此时只好照单全收。
到了这时，国民党才看出些眉目。
一九三九年后，国民党就开始拦路扣人，再到延安就不那么容易了。
在国共两党联手对日的双打中，毛泽东提出游击战，避免和日本人硬拼，有人将此理解为心怀叵测是非常错误的。当时共产党只有几万人马，前方不过三个师，又没有多少武器装备，怎么打？——打就打光了。
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热血沸腾之际带着打了百团大战，为此挨了毛泽东的批，批他的百团大战暴露了共产党的实力。其实说是“百团”，也未必就真是整整一百个团，但影响确实不小。
那么一九五九年彭大将军在庐山上的遭际也就不足为奇、可以说，命运早在此时就暗示了它的轨迹。百团大战后，八路军再没有和日本人大规模交手，也没打过什么像样的战役，大部分是在敌后活动。在那些地区，军队给养、粮草、弹药和医药都很困难，作战是极其艰苦的，当然不能进行大规模的阵地战，只能伺机袭击，取得局部胜利，集小胜为大胜。以至几十年后，影视界刮起拍摄抗日大型战役题材之风时，却无从下手。
这虽让热爱战争题材的影视界人士无从着手，却为共产党日后夺取天下积蓄发展了力量、也就难怪二十多年后，毛泽东他老人家在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四日那一天对日本社会党领袖佐佐木更三说：若五日军大举侵华、八年抗战后的疲敝，中共便无法夺得政权。
该算是毛泽东式的幽默！
无独有偶，胡秉宸也曾说过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这一方针也还是，一盘棋，可是这盘棋没有下到底，没有安好内又去攘外了，结果败在共产党的手下一可以看做是胡秉宸对毛泽东老人家那份幽默的心领神会。
最终落荒而逃、苟安一隅的蒋介石，更残漏尽之夜，难免不追悔许多可能挽救党国命运的大政方针没有坚持到底。
很多时候，两强相遇拼的不尽是真理，恐怕还有谁敢把命“玩儿”到底的心理素质。
奔向延安的道路，是如此直白地提示着人们常常挂在嘴上，实际上又不十分考虑的一种东西。
汽车几乎没有停止过颠簸，乘人不备突然将人抛向车顶，脑袋理所当然地就撞在车篷上。幸亏有那个连接上下身的“轴承”，也就是叫做腰的东西缓冲，当臀部落回原位时，不过被坚硬的车座猛挫一下，跟着全套内脏也就猛地往上一颠。可是热情高涨的人们一路连笑带唱，就连五音不全的胥德章也张着大嘴在唱，唱了《胜利进行曲》又唱《兄妹开荒》，唱完《兄妹开荒》又唱《延水谣》……歌声跟着臀部和全套内脏的上下挫动而挫动，却是阳光灿烂。人们不知道看没看见清凉山或宝塔山就喊了起来：“看哪，看哪，那就是宝塔山！山上还有宝塔嘛，那边肯定就是清凉山啦！”
胥德章用胳膊肘捅了捅胡秉宸，风华正茂的胡秉宸的确也想跟着热情热情，可他就是喊不出来。熟悉历史的胡秉宸，只是沉默地观察着这个小城，像个点心盒子似的让人送来送去，一九三六年还是东北军驻地，后来说送就送给了毛泽东。
为什么有史以来它就是陕北的一个重镇？相传北汉降宋名将杨继业杨老令公就曾驻守于此，以抵抗北方契丹的进攻和威胁。
至于“座襟三山，——带延河”的宝塔，传说为一女子而建，《太平广记》有云：“昔延州有妇女，白皙颇有姿貌，年可二十四五，孤行城市。年少之子，悉与之游，狎昵荐枕，一无所却。数年而殁，州人莫不悲惜，共醵丧具为之葬焉。”
按照《太平广记》的说法，这该是一个放荡纵淫的女人。可黄土高原却将她包容在自己博大的怀里，塬上的人又共同捐凑“丧具”安葬了她，——不但安葬了她还为她建起这座塔，祈愿她来世有所皈依。
到延安不久，胡秉宸就独自到延河对岸的宝塔山上走了一遭，塔内黑黝黝、空洞洞，连一行诡谲的文字也没有找到。
跟着他看见了一个口号：“集中是目的，民主是手段”。
这个口号实在不值得大惊小怪；比之这个口号更能说明一个政党性质的口号千千有万。可对胡秉宸来说，却是惊鸿一瞥，他突然觉得以前对共产党的了解都算不得了解，只有从这个口号开始，他才真正踏上了中国的共运之旅，等到黄炎培先牛访问延安时，听到毛泽东与黄炎培的那番对话，胡秉宸就更加迷惑不解。
黄炎培先生说：我生六十年，耳闻的不说，就亲眼所见，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及至一国，都不能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个周期率的支配。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好转，精神也就渐渐放下，有的因历时长久惰性自然发作，并由少数演变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下大力也无法扭转，且无法补救。也有的因区域一步步扩大，有些扩大是自然发展，有些则为功业欲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难于应付，环境越加复杂起来之后，控制力不觉趋于单薄。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有，“人亡政息”的有，“求荣取辱”的有，总之，没有能够跳出这个周期率的。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是略略了解的了，就是要找出一条新路，跳出这个周期率。
毛泽东则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那么，民主到底是手段还是目的呢？
就像吴为人学那天，一进大学校门就看到“做党的驯服工具”那个口号一样，连身体都像块铁似的硬了起来，怎么也不能接受、说服自己是个“工具”，怎么也不能将“人”的现实虚拟处理。
像胡秉宸和吴为这种执拗的人，某种思绪一旦开了头就会继续下去。
也就难怪，几十年后在“大革文化命”的那场运动中，谈起“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两人一拍即合。
因为带着周恩来的介绍信，胡秉宸一到延安就品尝了革命的等级，住进了陕甘宁边区政府招待所，在那里等待分配工作。当时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