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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遇对胡秉宸似乎格外关照。
当时周公馆周围至少有四十多个特务，连汽车都进不去的江边，还有胡同口小饭馆里的跑堂儿都是特务，专门用来监视周公馆的活动。
可是他们从未抓到过胡秉宸。当然也不好抓，总算国共两党合作时期，只能继续跟踪，掌握更多线索，一旦需要，立即收网。
胡秉宸的本事就是什么尾巴都能甩掉。他在周公馆对面租了个小院，院子后面就是山，每每从周公馆出来，直进对面的院子，穿院子，出后门，进山。这种办法算不得希奇，甚至可以说水准不高。特务们却始终不知道他是一个比较重要、经验非常丰富的情报交通。
因为住在周公馆外，进去述职也很不容易，谈晚了就留下吃饭、过夜也是常有的事，不但多次有机会和董必武老、林彪一起吃饭，甚至还和周恩来吃过一次饭。有一次董老还邀他一起喝酒，一瓶茅台全喝光了，直喝得二人似醉非醉，进入微醺的最佳状态。关于这次对酌，他认为董老也有寂寞的时候。从“寂寞”的不能消亡，说明彻底丢弃某种教化是非常不容易的。
毛泽东重庆谈判时，初始与赫尔利同住歌乐山蒋公馆，二人各据半壁江山；如到城里公办，则下榻张自忠的桂园。周公馆的人很不放心，认为蒋介石随时可能做个手脚，比如说来个软禁或是在食物中下毒，连周公馆给毛泽东送点什么东西，还要通过蒋介石的警卫检验。大家建议毛泽东搬到周公馆。周恩来说：“大家的建议很好，我负责问毛泽东反映。”毛泽东听取群众意见搬进了周公馆，住在二楼右手最后一间。
毛泽东人住周公馆后，党内首脑人物云集，五行相生，阴阳相协。可人畜两旺、相安无事的周公馆，突然着了两次火。可见哪位也压不过真龙，毛泽东合该是那真龙天子的命。一次是办事处招待所的几间草房烧了起来，办事处所有的人都跑去救火了，只有毛泽东手里捏着一支香烟在二楼走廊上“胜似闲庭信步”，边走边说：“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茅草房烧了正好可以盖洋楼。”
二次是某天上午九十点钟，三楼机要员烧毁密电码时，没等火炉完全熄灭就离开，纸灰余烬又燃烧起来。正好胡秉宸到周公馆接受任务，一头钻进熊熊烈火，第一个冲上三楼机要处，抢救心肝宝贝机要文件箱……他的头发、眉毛都烧焦了，所幸脸上没有留下伤疤。事后，胡秉宸对着镜子一面抚摩自己的脸庞一面想，不如留下一些无伤大雅的伤疤。
当他奋起抢救机要文件箱时，并不知道毛泽东在一旁冷眼相看。胡秉宸自诩天降大任于斯，在可能献身的事业上一往直前，从未怀揣“作秀”的动机。多年后，人们还记得胡秉宸在烟火中横冲直撞的样子，一旁冷眼相看的毛泽东却没有留下什么印象。
唐宗宋祖“略输文采”，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仅仅一个奋不顾身的胡秉宸，怎能让毛泽东略作顾盼？——即便几年之后，这个年轻人为寻找他的儿子几乎丧命。
但其他领导却对此留下深刻印象。可想而知，林伯渠老征求胡秉宸的意见，该是水到渠成。
那一阵子胡秉宸是欢欣的，觉着终于可以了却工业救国的夙愿，又暗自揣度，他的所长也可趁此崭露头角，更有中央的政策为依据……一切似乎万无一失。
他慷慨激昂，侃侃而谈，甚至夸夸其谈：“我赞成建立南北朝，我们可以据北大力发展工业，势力强大之后，自然能通过和平演变的方式把国民党吃掉；南方不打自灭，也可避免解放中国一战的重大牺牲。“……还可以利用国民党的技术力量，他们虽然集中力量扩张军队，但也注意工业建设，成立了资源委员会，其中大部分成员是留美学生，很有水平，并且倾向我们。抗日期间还成立经济部，日本投降后也由资源委员会接管。还有一个兵工署，都是德国留学生……如果让资源委员会搞建设，可能比我们搞得好，因为他们懂行，在技术方面和世界各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信息也比我们快捷，和西方的技术交流就不会断档，和联合国以及西方国家的关系也不会中断，政治上有个互相的监督……只要我们好好干，肯定干得过国民党。”
虽然他为那一次谈话认真考虑了许久，做了很多准备，然而事后推敲起来，还是相当幼稚，尤其“政治上有个互相的监督”之说。就在他侃侃而谈的时候，情况突变。面对国民党发动的全面内战，共产党不得不打，中央不得不放弃开始“和平民主新阶段”以及成立联合政府的计划。
胡秉宸也不可避免地从依靠对象成为批判对象。和后来的“反右”斗争相比，倒也算不得“引蛇出洞”，但他此后不再“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不再“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并不等于真认为自己有错。胡秉宸一生从未认过错，不管国．事、大事、家事，还是情事……即便暂时失利抽身隐退，一遇风吹草动也会秋后算账；即便不能明算，也会私下算个没完。所以他一直记得那栋土木结构的小楼，那不也是一种意义上的荣耀？这三两个教训不算是多，但基本上涵盖了为人处世的方方面面。对胡秉宸日后改弦更张如何做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回顾这些经历，他总是心领神会地一笑，——“做人”、“做人”，人可不就是“做”出来的！
说难也不难，说易也不易。倒也有了明锐后的轻薄。
这一笑之后的胡秉宸，与从前就日渐地不同。
虽然胡秉宸常常收敛着自己，并且非常过分，几近病态，甚至失于矫饰，骨子里却恃才傲物。
既有恃才的潇洒，也有傲物的虚浮，难免有失从容和内敛——与一字之差的“收敛”可就失之千里——像一张努得太强的弓，很容易折断，伤害着自己也伤害着周边的人。
谁若侵犯了他的尊严，他能六亲不认，至死不悔。
“文化大革命”初期，一个凶多吉少的晚上，领导“大革命”的一位“首长”，把胡秉宸召到了钓鱼台。根据他在“大革命”里的表现，他知道这个“召见”意味着什么，心中不免忐忑。
虽然开谈之前，“首长”还和他拉了两句“家常”：“你过去是做什么工作的？”
他回答说：“很长一段时间在社会部。”
“首长”似乎沉思片刻，再开口就有些熟络：“也算是我的老部下了。”
谁说他们不需要人才！
他又怎能不知道胡秉宸的历史？“大革命”的开场小锣一响，他对胡秉宸就作了一番调查，档案资料说明，由于他的精明强干，完成过很多艰难的使命，难怪得到周恩来的器重。所以呼风唤雨之始，便指派胡秉宸担任一项重要工作，没想到他是如此的不听招呼，连阳奉阴违都不是，简直是和他背道而驰。自延安得势以来，什么时候容下过这样的不从！
胡秉宸听出话里的微妙。在党里做了几十年，他明白微妙之间就是一个人的沉浮乃至生死存亡。以他那时对“做”人的领悟，趁势说些无伤大雅却不失原则的话，诸如“我水平不高，请老领导多多批评帮助”之类，情况可能就会是另一种样子。
而且这么说也能沾上一点边，这位“首长”的确是个老“克格勃”的头头。
尽管心中忐忑，可他偏偏不说，绷着脸，梗着脖子站在那里，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甚至连头都没有点一下。
原因是远在延安时期，胡秉宸就对这位“首长”有了怀疑，虽然不甚明确。首先起始于“首长”的讲话。
胡秉宸是挑剔的。从他少年时自己走不好正步，从而讨厌了军训课、捉弄军训教师，就能看出他的挑剔近乎偏执。他觉得这位“首长”说起话来中不中、西不西，还以假洋鬼子的洋腔洋调自得。一个革命家，有什么必要卖弄这些？而一个喜欢卖弄的人，难免不让人怀疑另有所图。一作报告就是托洛茨基，说来说去就是托派主张由日本人来占领中国，很没意思。中国的托派不过二十八个半，有什么值得这样虚张声势、大书特书？
一个人要是老把什么挂在嘴上，那要么就是他的心病，要么就是除了那个其他什么都不知道。
这个本在王明极盛时期追随王明，长驻苏联的人，曾几何时，是今何等忠心、膝下承欢的佞臣，在共产国际的会议上甚至高呼“王明万岁！”
胡秉宸亲眼看到过他和王明在延安城外，惬意地骑着马儿闲遛。马儿踩着细碎的小步，两人在马上有说有笑。他们的欢声笑语，让马儿的小步颠簸得起起伏伏，跳跃着逸豫的韵致。那是一个星期天，他从驻地盐店子到延安去买点日用品。野外没有他人，骑在马上的这两个，在贫瘠的黄土地上，在清心寡欲的革命环境中，在对革命生涯磕头点地的赤诚中，是那样招摇，那样带有背叛革命群氓的意味，让他不满地频频回头。
三十年风水轮转，这位与王明策马同游的人，一九四二年整风伊始，便审时度势，很快靠了过来，转眼成了批王明的得力干将。
那时胡秉宸已远去重庆，没能眼见那份赤裸的精彩。
“整风”于一九四三年转入“抢救运动”，近两万名千里迢迢、到延安投奔革命的干部，几乎全部收审关押，成了特务。他用这些人的政治生命乃至他们的机体，维持了他那个中央社会调查部部长的位置。有人反映此人阴险奸诈、心狠手辣、陷害忠良，据说都被这样的说法推挡回来：我们就是要用他来杀人，用他来揭王明的老底。
胡秉宸的目光从半掩的眼皮下，急速地在“首长”脸上扫过，试图一瞥那对隐约在眼镜后面，久已不见庐山真面目的眼睛。可他一无所获，只瞥见一团稍纵即逝、不分皂白的浊光。
就在那时，他接上了中断多年的怀疑。人类怎么会有历史？钟情历史？矢志于历史的真实？他突然觉得十分好笑，这岂不是糟蹋自己，和自己过不去？
难怪有人一旦登上帝王的宝座，就要消灭历史。
时隔二十余年，其间风云变幻，“运动”迭起，此人却更加飞黄腾达，不可一世，兼而每在“运动”中呼风唤雨，胡秉宸就越发觉得“大革命”的怪诞。
不能不说，对人、对事，胡秉宸具备一对火眼金睛。
经过多年的磨合，胡秉宸“做”得已渐自如，但他知道并非事事都可蒙混，现在终于到了一个不能“做”的关头，何去何从，必得有个抉择。
三思而后，他拒绝了眼前的机会。在手中握有“尚方宝剑”的几个男女蒸蒸日上之时，很有些大风起兮、慷慨就义的意思。
那个拒绝，何止是对他心智、胆魄、忠诚的考验？也是对他根基的考验，对来自他那个家族，那个源远流长的根基——不苛求目的（天上掉馅饼则另当别论）的放达，荣辱不惊的沉毅的考验。
但也不能排除“首长”和他谈话时的那副坐相，那种狐假虎威的腔调，让他觉得深受其辱。这种因素于胡秉宸的作用，并不亚于政治上的权衡。
“情况是这样，戚本禹同志反映对你的来历不甚了解，需要清查一下……”
不提戚本禹还好，一提，就想起戚本禹对他拍桌子的事。胡秉宸更是铁了脸，完全不顾“首长”的话里欲藏不藏地藏着“一箭数雕”，但也可能容他有一隙回旋之地的凶险。
戚本禹是什么玩意儿？竟然向他拍桌子！
胡家那浪漫而躁动的血，在他的血管里不可遏制地奔突起来。“首长”一下就明白了“竖子不可救”的忤逆。“那么你承认不承认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散布过许多反对‘文化大革命’的言论？”
他回答说：“我不知道什么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所有的讲话都有录音，领导可以调审……如果非要说我说了，我也没办法。”
胡秉宸听见“首长”用手指弹了弹手里的一张纸，还有“嗖”的一声从指间刮过来的那一窄条阴风。随即他被告知开除了党籍，其因是违抗“中央”的指示，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中央的敌我矛盾。“对于中央的这个决定，你个人还有什么意见？”他直直地站在“首长”面前，说：“对组织的这一决定，我保留意见。我不承认我是反动分子，也不同意开除我的党籍。”说完，他心里反倒不忐忑了，而是横下心来考虑，如何度过根本看不到头的“反革命”生涯，或准备身首两地。
可想而知，在那个回合里也不曾腿软的胡秉宸，白帆的捉弄是怎样激怒了他。他更加冷蔑地说道：“你这股浑劲儿、固执、暴戾、无知，完全源自你的父亲，属于一种遗传基因的作用，是无法改变的了。你母亲一生就这样地活在你父亲的阴影下，你以为我也会这样生活在你的阴影下？”
白帆当即把带去的小菜、羹汤摔了一地，铝制饭盒在光滑的地板上不识时务地旋转着，如没有铆足劲的手摇老唱机，又逢一个老式胶唱片，奏出了一曲沙哑变调的哀歌。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她伸出十指抠着胡秉宸的眼睛喊道：“我非让你睁开眼睛看着我不可，我非让你睁开眼睛看着我不可——”这喊叫在病房了无生气的走廊里游走回荡，沉闷的内科病房陡然变做生动的精神病房，医生护士更觉此人暴戾，还说难怪她一进病房，胡秉宸的心电图就不规则地波动。
任凭风吹浪打，胡秉宸也没有睁开眼睛。
白帆眼瞅那双合着的眼睑倏忽之间不但不再抽搐反倒淡定地层平，也就是说，她眼瞅着胡秉宸在她面前，瞬间筑起了一道比铜墙铁壁更难以攻克的屏障。而她只能一筹莫展、眼睁睁地看着那工程的实施，无论怎样也不能阻挡大势已去的局面了。
锥心的绝望让她又狂号出一句极不理智的话：“我就是要气死你！——”
在她如此败坠深渊的时刻，吴为却明目张胆、厚颜无耻地到医院来和胡秉宸幽会，不是乘人之危又是什么？
为胡秉宸的遭遇哭哭啼啼、柔肠寸断的吴为，与癫狂失态的她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有如一个精心设计的对比，居心是何等险恶！
如果和胡秉宸一对一地较量，还只是胡秉宸对她的伤害，而吴为和胡秉宸的幽会，则对她不仅是一个联手的伤害，还是胡秉宸当着她的仇敌对她毫不吝惜的出卖。这出卖把她置于怎样狼狈的境地，不给她留下丝毫进退的余地……这种伤害，仅仅是加倍就可以计算出来的吗？
她的拳脚、诅咒、辱骂、怒吼……难道不是她的正当防卫，不是吴为罪有应得？
谁敢说她残暴！换了另一个女人也许比她做得还过分。
而吴为不肯大打出手，那左推右挡的招架，更让她想到以退为进的佯装，让她又失一招地恨意倍增。
即便她把吴为置于死地又怎样？她仍然被不言不语的吴为杀了个落花流水，片甲不留。胡秉宸早替吴为缴了她的械。
吴为只能左推右挡。
她明知自己夺人所爱，而一个夺人所爱的人，不论遭遇什么，还有什么可说？
可又不能不夺。那时她以为是虎口夺人，很久以后才知道，事情不那么简单。
更何况胡秉宸沉疴在身，任何刺激都可能导致他转眼之间一命归天。
她有什么道理像白帆那样翻江倒海、大有作为？
但白帆的打法着实让她大开眼界，原来女人也可以如此大打出手。在那一瞬间，她居然还能想到叶家女人的无能。要是叶莲子有这十分之一的魄力，也不至于落到任人宰割的境地。
至于她自己，面对白帆那十八般武艺的全面出击，也只会结结巴巴地说：“你，你，你怎么可以这样打人？”
白帆近近地逼着她的脸说：“打的就是你这个婊子，怎么样，你敢到派出所去验伤吗？”
仓皇中，她扭头看了看胡秉宸。胡秉宸绷着脸，一副无视无闻的样子。她被这两个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比她经验丰富、技艺精湛、胸怀大略的人挤在了中间，挤得她无所适从，哑口无言。
胡秉宸一声不响地看着吴为在那摧枯拉朽之力的研磨下，挣扎也无可挣扎，逃遁也无可逃遁，一点点地化为齑粉。吴为不得不原谅他的一声不响，因为他生命垂危，无能无力。
但他至少可以说明一句，她是应他的要求到医院来的。
虽然事后胡秉宸解释道“……当时你默默走开是最好的办法，否则弄到医院院部，成为全体病人的笑料传出去，或到了派出所……派出所一定会找三方机关，那才真会造成以后的被动局面”，吴为也未能全然释怀奇 …書∧ 網。考虑如此全面的胡秉宸，对要求她到医院一见惹来的祸事，为什么不置一词？
即便胡秉宸澄清责任，难道白帆就会手软？
白帆不能不为保卫自己的利益而战。而经过长期、多种战斗洗礼的白帆，在解决这类危及切身利益的原则问题上，一派大江东去的浩荡。
吴为从来不是白帆的对手，永远不可能是。
以后发生的事，将会证明这一点。
尽管如此，吴为对胡秉宸还是言听计从——
“你是个小仙女而我是个凡人，多年在行政部门工作中混的老手，相信我处理问题的能力，把处理此事的责任交给我，那实在不是文学家的事。”
胡秉宸的考虑是正确的，就像他常对吴为说的那样，不论多么困难的事，只要坚持，也包括坚忍，就是胜利。
如果吴为当时不采取忍让的态度，白帆绝对会像他预料的那样，以此为由制造非常事件，不仅他和吴为的前途更加渺茫，吴为也会更加迅速地坠人深渊。
不论重病在身还是病愈之后，胡秉宸都是吴为誓死捍卫的对象。“我有病，活不了多久，请给我最后的自由”，更是胡秉宸的软刀子，与白帆离婚用的这个口实，与吴为离婚时用的也是这个口实，日常也是惟我为是地要挟，——谁让女人各个看不得她的所爱受苦受难？
吴为不得不替重病在身的胡秉宸承担来自白帆的反击，更要承担来自白帆与胡秉宸的对手们的联手重击。
她的处境是那样险恶。
不论情况多么艰险，这个无谋无略、胡秉宸心目中“永远的二年级女大学生”，却坚守决不出卖他的原则。只要交出他的一封信，不但可以从如此凶脸的沼泽中拔出她的腿，甚至因反戈一击有功，得到如他周围那些人梦寐以求的机会。
不是吗？胡秉宸刚刚提拔为副部长的时候，至今仍然像隐蔽极深，不到关键时刻不会出面的情报人员那样，从来不事张扬的胥德章、常梅夫妇，立刻带着一瓶好酒前来祝贺。看得出那瓶酒存放了好些年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