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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加于人的。
包括当年的受害国，如今每天都有外国人进入日本，哪个是端着三八大盖、歪把子，驾着零式或什么式战斗机“进入”的？又有谁在日本的什么地方，弄出个“适应我国国策的独立国家”，对反抗或未反抗的日本人“照相”、“杀大沟”、“洗大沟”、“填大江”、挂人头了？再用几十分之一甚至不到百分之一的价格“收购”土地，把自己供奉的什么神，让日本人拿回去供奉，还让日本人把自己的姓名也改了？
20世纪70年代的日中友好协会会长宇都宫德马先生，曾经说过：“假使要日本拿出500亿美元的赔款，按当时的日本经济能力来说，也需要50年才能交付清，那肯定会阻碍日本经济的成长发展，结果也不会有今天的日本，这一点是不应忘记的。”
以宇都宫德马为代表的日本人，让人想到人类的良知。可对于那些有着完全不同的“记忆”的日本人，你能对他们说什么？又怎么能不对他们睁大眼睛？
我们曾说他们是少数人，甚至只是“一小撮”。新世纪伊始，当教科书又一次沸沸扬扬地成为东亚的政治热点时，包括小泉纯一郎在内的四位日本首相候选人，“一致支持”文部省放行右翼教科书的决定，说明了什么？
全程参加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中国法官梅汝璈，生前曾说：“我不是一个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第39章 “官家”
正经人家
鸡叫头遍，我的太爷爷就醒了。穿戴整齐，坐在炕沿上吧嗒吧嗒抽袋烟，然后把那只乒乓球大小的黄铜烟袋锅子，在脚侧的门墩上吧吧吧敲几下——这就是俺家的“起床号”。
天色还暗，太爷爷会披衣出去，先给两头牛添点草料，然后就在那辽东大山里亲手开创的那个庄稼院里巡视。这是他一天中难得的闲暇，一颗心也进入遐想，就像那热炕头上的梦一样令人陶醉。天色还早，会被那个梦牵着，坐在房檐下滴水的石阶上，摸黑搓一阵麻绳。天色差不多了，烟袋锅子在窗台上发出的声响，就把一屋子的鼾声打息了。
南北大炕，中间各有个挺大的长条柜隔断。南面炕头是太爷爷、太奶奶，领着一帮利手利脚的孙子、孙女，隔着长条柜是爷爷、奶奶的“房间”，北炕则由二爷爷和二奶奶、老爷爷和老奶奶各占一半。没有天棚的棚顶上，稍探出炕沿搭着四根杆子，通常是染成红色的宽大的家织粗布，像窗帘、幕布似的从杆子上垂落到炕沿下。东北人叫“幔子”，结婚了就要“挂幔子”。白天拉开，晚上拉上，把各个“房间”封闭起来。
听到“起床号”，幔子里动作起来。待到拉开幔子，下地出院，一行人身后就升起第一缕炊烟。
无论地头，还是蚕场，到了那儿，刚巧就是能看得见干活的时光。
有时队伍中会少个人，太爷爷就回头去找。那人困哪，迷迷糊糊绊个跟头，或是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就倒下了，呼呼大睡。太爷爷照屁股踢几脚，说没出息的货，睡到啥时是个头？人这辈子觉还有睡够的时候吗？
20世纪50年代，高玉宝的小说《半夜鸡叫》差不多家喻户晓时，被踢得最多的我的老爷爷，说你太爷爷除了没学鸡叫外，跟“周扒皮”也差不多少。
每月农历十五前后，特别是“三春不如一秋忙”的季节，我的祖辈几乎就跟着太阳、月亮连轴转了。
我不知道在那东边道的碾子沟大山里，我的祖辈种了多少地，放了多少蚕，伐了多少树，又栽了多少树，却知道三个挺漂亮的奶奶是怎么嫁到我们家的。如今农村姑娘再丑再穷，也不愁找不到婆家，那时就更不成问题了，因为那时东北女人特别少。太爷爷再三跟媒人解释，说别看俺家的粪堆和柴火垛大，“眼时”（眼下、现在）实实在在是没几个钱。媒人几乎异口同声：你们这家人这么能干，那粪堆、柴火垛明个就是金山、银山。
胡子也瞄住了我家那大粪堆、大柴火垛，认定这家人有钱。
具体时间说不准了，反正是在把那“矿山鬼”的日本汽车当做“妖物”打了一顿之后。
高粱晒红米了，那天下雨，一家人憋在家里，傍晚时胡子来了。
老爷爷说，看到十来个，有杆快枪，其余都是老洋炮。咱家也有老洋炮，下地干活的人，差不多一人一杆。放蚕，“雀”（那时东北人管“鸟”叫“qiǎo”）吃蚕，用来轰雀的。胡子穿着蓑衣，在咱家“障子”（篱笆）外的树棵子里探头探脑，喊着让今“下晚”（晚上）把1000元钱送到什么地方，不然就要“砸窑”了。你太爷和你爷爷跟他们讲了不少好话。俺寻思呀，那时咱家使大劲能有个百八十元吧，可这帮王八羔子能信吗？两下里就“支巴”（其意一为支撑，二为交手打起来）上了。
这是一场殊死抵抗。太爷爷和三个爷爷趴在炕上，四杆老洋炮架在窗台上，咣咣朝外喷着铁砂。太奶奶和三个奶奶，趴在炕沿下给空枪装砂装药。开头难免手脚哆嗦，可谁都明白这是保卫家园和性命，包括保卫像我这样还需要十来年才能来到这个世界的人。装填、射击，屋子里流水作业，外面的胡子就惨了。水天水地的，火药潮了，大都打不响。那杆挺吓人的步枪只响了两枪，可能没子弹了，或者舍不得打，结果火力还没我家的猛。
别打了，胡子跑了。从沟口赶来救援的乡亲们不知喊了多少遍，第一次据枪向人射击的庄稼人，才停止了不知重复了多少遍的装填、射击的动作。
到碾子沟老张家“砸窑”，叫人家打跑了。这话传出去，还怎么在江湖上混呀？都知道这回惹祸了，这帮胡子非得纠合更多的胡子来报复不可，却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三个爷爷每天晚上轮流值班放哨，白天去沟口堡子打探消息，堡子里也常来人问询、联络，约定放枪为号，互相支援。这样过了半个来月，弥漫在沟里沟外那刺鼻的火药味儿，逐渐就觉得淡了，况且大忙季节也到了。
这天晚上，一帮人黑灯瞎火收工回来，刚进院子就被枪口对上了。值班做饭的二奶奶和一帮孩子，被绑在炕上，嘴里堵着棉花套子。
胡子绑走了老爷爷，扔下一句话：拿一万元去赎票，差一个子儿也不行。
老爷爷跟我说过，胡子是想把咱家当家的绑走，你太爷是当家的，俺们哥三个急了，都说自己是当家的。有儿子，就不能让老子遭这份罪。你爷爷是庄稼院的全把势，千儿八百的也难找出第二个，就是死倔死倔的，爱“拔犟眼子”（认死理，不会变通），那不是干吃亏吗？你二爷爷一辈子烂眼咕瞎的，照镜子看不清自己个眉眼，身板也不行，让胡子折腾几天，再着急上火，小命都没了。要说心眼儿活，能说会道，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咱们老张家还得数俺。
老爷爷说，当晚向东走出20来里地，第二天又奔出20多里，到个叫黄家滴台的堡子。十几户人家，胡子大队在那儿，一百来号人，闹闹哄哄的，杀猪炖鸡，还搂人家娘儿们。
“秧子房”（关押人质的地方——编者注）设在山脚下一家独门独院的仓房里，算我的老爷爷共是十六个“秧子”（人质），年纪大的六十来岁，小的十多岁，四个人反绑成一串，坐在地上。吃饭时解开绑绳，几个胡子端枪看着，吃完了再绑上。两瓦盆高粱米饭，或是大子，上面放几个咸萝卜疙瘩。饭大都是馊的，苍蝇哄哄的，有时连咸萝卜疙瘩也没有。人家也说得明白：就这玩意儿，爱吃不歹。想吃香的、喝辣的，趁早拿钱赎票。
老爷爷说，最受不了的是“熬鹰”。
好多“秧子”的手都让绳子磨烂了，有几个还少只耳朵，老爷爷明白那是让胡子割掉，给肉票家里送去了。怎么也搞不懂的，鸡蛋或鸡蛋黄大小的，那“秧子”头上怎么都是些包呀？这样想着，困了，倚着墙根迷迷糊糊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突然脑袋疼得像炸开了似的，泪水一下子就出来了。睁开眼睛，那个看押他们的矮壮的胡子，拎着一杆两尺多长的烟袋，走到对面一个正打瞌睡的小孩跟前，小榔头似的烟袋锅子，照脑袋又是一下子。
老爷爷说，胡子不让“秧子”睡觉，看谁打盹了，就用烟袋锅子凿你，叫“熬鹰”。那人都熬得没骨头、没魂儿了，成一堆肉了。俺让他们生生熬了两天半，要再熬上两天，叫俺跑也跑不动了。
不让睡觉，就想家、想事。用老爷爷的话讲，是翻来覆去把下辈子的事都想了个遍。
打记事起，从我爹和爷爷辈人口中听到的那些话，后来常会让我想到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中的“痛说革命家史”，只是毫无“革命”可言，而是“正经”、“本分”、“老实”这样的主题词。“有毒的不吃，犯法的不做”，“咱老张家是正经人家”，那论据是从山东到东北，从没有人犯过什么事。如果爷爷辈中有人活到今天，还会说从你太爷爷到俺的重孙子，六代人中没有叫公安局、派出所找去的。他们评价一个人，也往往是“人家是正经人家”，“这人不是正经人”。正经的标准，不仅是勤劳，还得有规矩。笑不露齿，是专对女人的。坐在炕上要“盘腿四坐”，坐在哪儿也不能跷二郎腿，不能挓挲腿，男人如此，女人加个“更”字。吃饭不能说话，吃菜要夹自己这边的，不能可盘子扒拉，男人要狼吞虎咽，女人要细嚼慢咽。大人说话，小孩不要插言。来客人了，是长辈要向之鞠躬（叫“施个礼”），再根据大人的介绍称呼一声。这种教育贯穿于日常生活的所有言行，是“正经人家”“正经人”的重要内容。我的三个奶奶、我妈和十几个婶婶、姑父，太爷爷和爷爷们的选择标准，某种意义上不是看其人，而是看其家，是不是“正经人家”。而“正经人家”就是懂规矩，没有非分之想，凭力气干活过日子的人家。实际上，在老爷爷被绑票时，那个有着方圆几十里少见的大粪堆、大柴火垛的家，已经眼看着就要发家了。
所以，我的祖辈都认定是胡子毁了我们的家，毁了我们家的发家梦。
在挨了第一烟袋锅子后，老爷爷就瞄准了门口靠墙倚着的一副犁杖。头天晚上想了不少法子，一串四个人也没坐到那儿，第二天晚上机会来了。约莫半夜时分，窗台上的野猪油灯不时发出嗞啦声，老爷爷把反绑着双手的比筷子粗点的几圈绳子，不动声色地在那铧子上磨断了，几截断绳和两个绳头紧紧攥在手里，就说：“俺要‘拉’（大便）。”
“秧子”要撒尿，胡子嫌麻烦，有时就让你往裤裆里撒，这大便就不能不理了。
一串四个人，连拖带拽地出了院子。那个矮壮的胡子拎支土造手枪，骂骂咧咧地上来要给老爷爷解裤带，老爷爷一撒手就跑了。胡子喊着“滑（跑）了”，“滑了”，那支破手枪没拎起来就响了，正打在自己的脚面上。
老爷爷说，枪一响，俺寻思完了，可还知道“完了”，不就是还没完吗？俺就“挣命地抓山挠岗”（挣命即拼命，抓山即爬山，挠岗即奔山梁）了。不能顺沟里堡子跑，胡子大队在那儿。对面山就是咱家的方向，钻山里枪打不着，也不好抓俺。临离家时，你老奶奶给换双新鞋，不知什么时候跑丢一只，石子、树茬子扎得血渍糊拉的，也不觉疼。鸡没叫头遍就跑回去了。若是再有40里还能跑，可一看到家就熊了，跑不动了。
跑出十多里了，还听到后面有追喊声。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错觉。明晃晃的月亮地里，路边突然蹿出一只大黄狗。老爷爷说，俺吓得头发梢子都竖起来了，那若是把俺扑倒了，或是叫起来，不就完了吗？那狗没扑，也没叫，还冲俺摆摆尾巴。老天爷保佑呀！见到个山神庙，俺趴那儿就磕头呀。又见个土地庙，咣咣咣又是三个响头，再跑，恨不能把脚后跟都跑到前边去。
太爷爷两夜没合眼，也不巡视、搓麻绳了，就坐在窗外台阶上吧嗒吧嗒抽烟。可能是心灵感应，听到沟口传来的渐近的脚步声，起身道“老邦子”（老疙瘩、小儿子）回来了，大步迎了上去。
太爷爷当机立断，像个将军发布命令：房子、土地、蚕场和正待收获的庄稼、柞蚕都不要了，只带点能够随身带的东西，每人再揣上两个大饼子，马上走人。
走了几天，来到了我们这一代的出生地——安奉铁路的中点站、本溪县草河口镇。
本溪县城小市镇有个闵家街，我的岳父家就住在那里。他说是他太爷爷那辈的三个人，从山东济南府一个叫“小云南”的地方挑担过来的，还背着两个骨灰匣子，把爹妈爷奶的骨灰也带来了，慢慢地就有了一条闵家街。
2001年八十五岁去世的我的老丈人，一辈子庄稼人，说他这辈子就是书没念够。当时小市是个百来户人家的堡子，有所小学校，他考试没有第二的时候，从来都是第一。念到第四年时，“九一八”事变了，世道乱了，学校黄了，就回家种地了。
那天唠到这里时，一位人称“二黄毛”的岳父儿时的玩伴来了，插话道：长义（岳父的名字）呀，若不是赶上“满洲国”，你可不是现在的你了。
岳父的父亲，即我的岳祖父，民间叫爷丈人，人称“闵大扁担”。春天种完地了，上山挖药材，夏天到太子河上放排。待到秋天庄稼上场了，挑着一副装满瓦盆的挑筐，喊着“瓦盆换猪毛换皮子啦”走了。本溪、桓仁、通化、柳河、清原、抚顺等地一路吆喝，扁担每天颤悠百八十里。瓦罐换光了，用钱收购。那兽是几月份打的，住在阳坡，还是阴坡，从毛皮上一眼就能看出来。主要还是换（收）猪毛。上冻了，庄稼院陆续杀年猪，猪毛多。晚上在小店或人家住下，用热水把猪毛洗了，把根部带出的那点白肉和毛上的虮子撸掉，猪毛、猪鬃分开，根对根，梢对梢，擀面杖粗细一把把捆好，放到炕席下烘干。第二天早晨起来，再10把一捆捆成大捆。觉得分量差不多了，抄近道吆喝到奉天城卖了，再到周边各县吆喝转悠。通常是正月快了时卖出最后一批货，在奉天城顺便买些小百货，到家差不多都卖完了。
一个秋天尾巴，加上多半个冬天，能挣300多元，顶个好长工扛一年大活。
“九一八”事变后，农民兼自由职业者“闵大扁担”歇业了。那世道谁还敢挣这钱呀？不要命了？
不是岳祖父不爱土地，而是土地不钟情于他。一家20多口，只有十几亩地，光凭土里刨食养得活吗？待到归屯后，山边沟里的地不让种了，就剩几亩地了。
岳父给小市日本守备队大院打过井，给“矿山鬼”这山那沟地刨坑挖沟。岳父实在，不会藏奸耍滑，那话说得跟我爹一样：“干活挣钱，就得对得起那钱。”一次累了站那歇会儿，让个“矿山鬼”看见了，上来就是一耳光子。岳父火了，铁锹就举起来了。1。80米以上的个头，年轻力壮，那一锹抡下去，两条命也没了。一个年纪大的“矿山鬼”把岳父拦腰抱住，大声呵斥那个“矿山鬼”，说你看他身上这些汗水，还有那把锹。同时发的铁锹，岳父那把磨损得最厉害。那个“矿山鬼”伸出大拇指，说你的大大的好，当天还给岳父加钱了。
挣到钱吃饱饭，没活干就没指望了。岳父一咬牙，奔北满富锦县卧虎力小河沿一个叔伯姐姐家了。
都说北大荒到哪儿都能刨出几垧地，叔伯姐姐说这年头谁还有这心思呀，“扛年头”（当长工、扛大活）挣俩现钱吧。
岳父说，正是铲头遍地的时候，日头还没露脸就下地了。咱这地方那地一疙瘩一块，一块地转个“迷溜”（圈子）就铲完了。那地场那垄长呀，短的也有2里。几十号人排开，打头的站当间，大人“拿”（铲）4条垄，“半拉子”拿两条。干这活俺服过谁呀？可头几天吃奶的劲都使出来了，也只能抢到前20来名。那打头的铲到地头，坐那儿一袋烟抽完了，有的才铲了一半。日头一竿子多高时，胶皮轱辘大马车送饭来了。白花花、暄腾腾的大馒头，用茓子茓了好几圈，像座银山。菜是豆腐炖海带，每人都能捞着几块肉，还有咸鸭蛋，管够。送晌午饭时，管账的也来了，拿着钱匣子。干活的都是“跑腿子”，初来乍到没干过的，那是越慢越累，常有人受不了，不干了，就给发半天工钱。一天一结账，晚饭后发钱。新来的几个人，俺挣得最多，1元2角。那时在小市堡子，一天有1元钱，那日子就美上天了。
干了几天后，就在东家和打头的都觉得岳父是个打头的料，岳父到处托人捎信让一家人都过来时，形势变了。用岳父的话讲，是“起便衣队了”。
岳父和当地人管包括抗联在内的各种抗日武装叫“便衣队”，说有的便衣队不祸害老百姓，有的就像胡子，就是胡子。今天便衣队走了，明天鬼子、伪军、警察来了，后来还有被当地人称做“蒙古马队”的兴安军。岳父说警察队进屋就让烙饼炖小鸡，“蒙古马队”最能糟蹋娘儿们，听说有的叫胡子抓去了，把卵子割了。
秋收大忙干活的多了，200来人。伙食更好了，一天四顿饭，三顿地里吃，月亮地里也干。令岳父惊异又释然的，是东家每天派20多个炮手，荷枪实弹，四周警戒。东家养了50多看家护院的，另一半留在家里了，那边更得防胡子呀。
一天晚上快收工时，枪响了。岳父愣了一下，拔脚跟着大伙往附近高粱地跑。乒乒乓乓打了一袋烟工夫，胡子撤了，第二天干活的就少了一半左右。
东家是个六十来岁的老头，戴礼帽，拄文明棍，站在那个四角有炮楼的大院里，给扛活的讲话。他说，不是俺不乐意留你们，是这世道逼的。每个人加一个月工钱，昨天来的也一个子儿不少，你们投亲靠友自讨方便吧，俺们一家子也要进城去了。俺要有回来那天，大家伙儿不嫌弃俺，还来找俺，俺不会亏了老少爷们儿。
岳父也要回本溪老家了，这才发现“证明书”没了。
岳父说，从小市走到本溪，坐火车到哈尔滨，又坐船到富锦，再走到卧虎力，那“证明书”少说让警察看过20次。俺把它纸包纸裹的就怕丢了，结果越精心越怕丢还真丢了。没这东西你别说回家，在这地场没保人，也会把你当“浮浪”抓起来。什么东西丢了，这东西也不能丢呀。你姑和姑父两口子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