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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总务厅长武部六藏，非常欣赏张景惠的“系紧裤腰带”，常把这句话挂在嘴上：现在是“圣战”高于一切的时候。日本并不是要“满洲国”出多少兵力，付出多少生命，只是要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比过去做出更多的贡献。请大家想想，付出生命，流血牺牲，较之人力与财物的献出，孰轻孰重？即使吃的东西，有时不大满意，紧紧裤腰带也就过去了。
战时体制下的“粮谷出荷”，属军用物资，一粒不能少。而老百姓那裤腰带已经紧得不能再紧了，怎么办？各省县在上边规定的“出荷”量上，再增加10％，以防一些人真的紧不出来时，也能确保完成任务。
伪国务院有“收购粮食督催委员会”，总务厅长为委员长。省有“收购粮食督催部”，次长为部长。县有“收购粮食督催班”，正副县长任正副班长。每年9月，这些催命鬼就下来了，督催快割快收快打快“出荷”。哪个村屯动作慢了，或是没完成任务，粮探子就柴草垛、炕洞子、棚顶乱捅一气，连鸡架、狗窝也翻个底朝天。吉林省榆树县为“全满第一谷仓”，伪县长王奉璋人称“王大马棒”，他认为谁不老实，二话不说，劈头一顿马棒。黑龙江省林甸县一户姓孙的，在草垛里藏了几斗粮食，被翻出来，一家人苦苦哀求，说就剩这么点活命粮了。副县长山菅下令没收，又一把火烧了草垛和房子。
土地不光生产粮食，还特产飞机。比如伪滨江省，按土地摊派“飞机献金”，每垧3元。从1943年7月到1945年8月，两年间“献金”720万元，当时飞机每架为15万元左右。
此类“献金”很多，不算捐税。“九一八”事变前征收的国内税，总共13种，其中属于消费税的只有4种，流通税2种。而1944年国内税竟达34种，其中消费税11种，流通税13种。至于各省市县（旗）街村的地方税捐费，五花八门，林林总总，那是谁也说不清的。像烟筒税、牛马税、猪鸡狗捐、井水捐、走道捐、死人捐、生小孩捐、山东人税、甲长费、村长费，等等等等，全凭当地说了算的人兴之所至，发何奇想了。
黑龙江省和吉林省东部的黑土地，长春以南的冲积平原，那金黄色的大豆、小麦、玉米，晚霞样的红高粱，吸引着一代又一代闯关东的人们。“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大豆年产量500余万吨，占全世界总产量的59％。1915年的一个数字，仅中东路沿线31县所产大豆、小麦、大麦、燕麦、荞麦等余粮，即有145万吨可供输出。据南开大学经济统计季刊载，1931年度中国出口总值为6。05亿海关两（每1海关两折合白银1两1钱1分4厘），而东北农产品输出即达2。80亿海关两，为全国的48％左右。至于东北丰富的煤铁资源及其开发，则是越来越吸引眼球的新热点。
“在王道政策的恩惠下，欢天喜地的生活。”这是伪治安部警务司编的《满洲国警察史》（上卷）中的文字，说的是“集团部落”，但我们不妨将其视为对未来的一种想象——因为这片丰腴的黑土地，客观上确实存在着这样的可能性。
日本有关“满洲国”的一些著述，把1936年前称做“创建”、“整备”时期，即镇压反日运动、加强统治时期。战乱重创了东北经济，侵略者认为这是正常的必须付出的代价。对这片丰腴的黑土地垂涎已久的侵略者，是有长远眼光的。“宁使农村破产也要把匪民分离工作贯彻到底”，为了“王道乐土”的长治久安，它是不惜代价的，也雄心勃勃地下了些本钱。据武部六藏笔供，14年间，日本对东北的投资总额，估计超过130亿元。
结果呢？
从1937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产业计划”，迎头撞上七七事变，计划即随着战争而扩大。结果是力不从心，在钢铁、煤炭、电力、液体燃料等大幅增加的同时，汽车、飞机的计划指标全部落空。
第二个“五年产业计划”，更着重于战略资源的掠夺，特别是供应日本的钢铁和其他金属。这时，日军陷在中国难以自拔，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1943年，太平洋战局急转直下，紧绑在日本战车上的“满洲国”的第二个“五年产业计划”，即把粮食需求调整到第一位。
平型关战斗，缴获物资中有大米。115师官兵是南方人，以往吃的南方大米叫籼米。这回吃缴获日军的大米，哗，怎么这么香呀？就说是“日本大米”。林彪在《平型关战斗的经验》中说：“敌人不仅是弹药要靠后方输送，连粮食都要靠日本送来。”错了，那是地地道道的东北大米。
据满铁调查资料和伪满《农产物收获量预想调查》（1930年至1944年）中的数据，1930年粮食总产量为18，865，000吨，1931年为18，457，000吨，之后即开始下跌，1934年为最低点13，431，870吨，1944年17，433，543吨。而这些粮食除大量运往日本外，还要供给日本关东军和侵华日军，特别是华北的军需。怎么办？只有用版权属于张景惠的武部六藏的那句口头禅了。
与共和国的年纪差不多的东北人，都会记得父辈嘴里的“配给”两个字，而这两个字又能牵出一串奴化词句。
“经济统治”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1933年3月1日公布的《满洲国经济建设纲要》中。1937年5月正式公布《重要产业统制法》，1942年10月被《产业统制法》代替，连一般产业也实行“统制”。具体到老百姓头上，就是对各种生活必需品，像粮食、布匹、烟酒糖及肥皂等等，都实行“配给”。每家一个小本子，叫“通账”，写着一家几口人的姓名、年龄、职业，“配给”什么就拿着“通账”去买。
以粮食为例，“配给”量分为“劳需”、“一般”、“农村地区”三类，“劳需”又分两种，“一般”还分甲乙。1943年每人每月为：“劳需”第一种48斤，第二种31斤；“一般”的甲种为“特殊公司、官厅和与此相当者”，大人24斤，小孩14斤，乙种为“其他”，大人18斤，小孩14斤；“农村地区”大人13斤，小孩12斤2两。
而这种斤呀两的，后来则越来越多的被橡子面替代了。
在笔者家乡辽东，以及东北各地的山区，每到深秋，柞树下就会铺上一层黄澄澄的拇指肚大小的椭圆形的果实，东北人叫橡子。这种含有淀粉和少量鞣酸的坚果，在北满是没人理睬的，南满会有少数农民捡来喂猪。1943年后，则逐渐成为老百姓的主粮。这东西又苦又涩，又糟又渣，难吃难拉，拉出来狗都不闻，一阵风就刮散了。用它做窝窝头什么的，休想捏合到一块，非得掺点儿包米面不可。黑土地就有了句歇后语，“满洲馒头——捏不到一块去”，用来形容不团结、闹别扭，也暗指所谓的“日满亲善”。
笔者1958年去世的爷爷，生前一提起“满洲馒头”，就气不打一处来：“咱这地界，插根筷子都要生根发芽，除了‘满洲国’，哪朝哪代吃过橡子面，饿死过人？”
天地内有了新满洲
新满洲便是新天地
顶天立地无苦无忧
造成我国家
只有亲爱并无怨仇
人民三千万
人民三千万
纵加十倍也得自由
重仁义尚礼让使我身修
家已齐国已治此外何求
近之则与世界同化
远之则与天地同流
学校每天出早操，都要唱这首据说是郑孝胥作词的“国”歌，唱着唱着词就变了。挺合辙押韵，哼哼呀呀中难辨真伪，也不知是谁编的。笔者收集到三首，有点儿残缺不全，其中一首是这样的：
笼屉内蒸的新馒头
新馒头便是新蒸的
只有面碱并无香油
一顿三个半
一顿三个半
再加十个也吃不够
吃馒头就稀粥此外何求
近之则与肚子同化
远之则与屎尿同流
“万人坑”
郭庆仕老人，1。75米以上的个头，有点儿驼背。1921年生于山东省徽山县，十六岁那年家乡发大水，庄稼全淹了，一个人来到济南，想干点什么，寻点活路。找个大车店住下，招工的来了，说想去关东跟俺走，到那边一天挣三个大洋，三顿洋白面饼，干两年发财了，娶个白白胖胖的关东媳妇，那小日子你就过吧。那人讲得嘴丫冒沫子，还说报名就发“铺底钱”（置办行李的费用）。郭庆仕见报名的果真当场发给20元，就报名了。
从济南坐闷罐火车到青岛，再坐船到大连，又换闷罐车咣当了几天，听到有人喊下车，到地方了。太阳刚出山，大概判断一下东南西北，这是个什么地方呀？车站上一个戴大盖帽的说是滴道车站，后来得知是鸡西滴道河煤矿。远处山坡上什么东西白花花的，在阳光下特别惹眼。站台上一个也是一口山东腔的老人说，那是些白茬子棺材，摆在那儿给活人看的，死人装进一口活底棺材，抬到万人坑把底板一抽，人掉下去了，棺材又抬回来了。
郭庆仕听得脊梁背直冒凉气儿。
一排排土坯墙黑瓦小平房，里面是南北大炕。郭庆仕他们把行李卷放到炕上，把头就来了，喊道：上工去，不上工的不管饭。
郭庆仕的大哥“九一八”事变前闯关东，两年前在西安煤矿砸死了，没想到这回自己也干了这个。掌子面空间狭小，抡不开镐，用根米把长的扁嘴钎子，一下一下地铲那煤层。洞顶渗水，浑身湿漉漉的，出矿井小北风一溜，一身鸡皮疙瘩。老矿工说这才哪到哪呀，有道是“‘窖花子’冬天赛飞马”，你就是跑得再快，没等进屋早冻成一身铠甲了。
可能是水土不服，郭庆仕到煤矿头一天就拉稀，第二天又咳嗽。挨他睡的是个十四岁的小孩，邹县人，跟他叔叔来的。两个人一商量，这地方待不得，走吧。第三天晚上来了个戏班子，唱野台子戏，两个人趁热闹就走了。闯关东嘛，就往西走。走出几里地，小孩哭了，说想叔叔，又回去了。荒山野岭，孤身一人，远处传来狼嚎，郭庆仕也不知道那是狼嚎，好像也没觉得怎么害怕。累了钻进收割后的麦垛里偎一觉，饿了搓些麦粒子放嘴里嚼，渴了地里还有未收获的大萝卜，就这么一路到了林口。
见到个姓王的把头，问他想挣钱吗？问干什么，王把头说好活，埋电线杆子。郭庆仕也觉得这个活挺好。先挖坑立电线杆子，地冻实了就架电话线。从秋干到春，从林口县龙爪沟架到牡丹江铁岭河，200多公里架完了，把头没影了，说是拐钱跑了。把头雇的他们，日本掌柜的雇的把头，去找日本掌柜的，那小子“鼻涕胡”一撅：巴嘎，统统地死了死了的！
一冬白干了，还得干哪。老人说，那时活好找，到处都招工。这回是“池田组”，到东宁县修路架桥盖大营，第二年春天开化了，又去大肚川草帽顶修“子药库”（弹药库）。干完了又去大成子炸砬子，崩石头，砸石子，修飞机场。
为“北进”苏联，自1935年前后，日本侵略者沿着中苏、中蒙边境，开始修筑号称“东方马其诺”的庞大的要塞群，其中以边境线长达175公里的东宁县规模最大。1941年“关东军特别大演习”（简称“关特演”）期间，仅有3。5万人的东宁县，集结了13万余关东军。这是一次旨在对苏联发动攻势的战略集结。东宁县成了个大兵营、大堡垒，之前则是个大工地，在山里秘密开凿的永备性工事、弹药库，带保护色的镀锌铁皮屋顶的营房、医院和各种仓库，机场、兵工厂、铁路、公路，乃至慰安妇的房舍，有的直到日本投降也未完工。
六十四年后，在东宁县大肚川镇石门子村老人家里，郭庆仕老人说，那时那人傻，就寻思挣点钱好回家。来时坐火车、轮船没花钱，这回就得自掏腰包了。再说好歹来一趟，多少也得挣几个呀。一个活干完了，就说等下一个一块儿算账，其实就是怕你跑了，拿工钱吊着你。
到东宁后，冬天是窝棚，生个炉子，容易着火烧死人；夏天是席棚子，十几米、二十几米长，两头开门，对面大通铺，顶上漏雨，下边淌河。半年左右一个工程，那工地大都在山沟里。山洪暴发，绥阳镇通沟一个工地，一天晚上卷走200多人。大水下去后，十几里河道两边横躺竖卧的，太阳一晒，尸体胀得像老牛似的。鬼子在下游训练，还有个测量队，也冲走不少。龙王爷可不管什么“大日本皇军”、“小日本鬼子”。
那时那人吃了这顿想那顿，就是一个字：“饿。”早晨开工，一块咸萝卜疙瘩，两个窝头，用铁丝一穿绑腰上，这是午饭。郭庆仕当三年劳工，他说这就够好生活的了，后来尽是橡子面，穿更生布衣服。像俺这把年纪的人，有几个没穿过？窟窿眼子那么大，棉花包似的，抓虱子都难，从这边钻那边就跑了。那时许多人穿“洋灰袋子”（水泥袋子）衣服。这东西有的是，剪开三个洞，像背心、马甲似的套身上，再弄一个把底剪掉套腰上，挡住屁股。
老人说，到东宁县第二年春天瘟人，就是伤寒病，每天都死人。来几个穿白大褂的日本子，让倒出些工棚，把病人隔离开就走了。开头“柜上”（经理）让埋，后来埋不过来了，把人抬出去扔哪儿就拉倒了，不然俺也不会有今天。有个老孙头，河北人，早起撒尿，说去看看昨晚那个小山东死没死，见俺趴在地垄沟里，还呼哒呼哒喘气，悄悄把俺背回来，灌碗米汤，问俺想吃什么，俺说想吃块冰。那心里像烧团火，胸脯子都抓挠烂了，恨不能把心扒出来按冰窟窿里。老孙头坐“巴子车”（公共汽车）去县城，买6根冰棍，用暖壶装回来。俺吃了两根，这个舒坦呀，一口气都吃了，几天后行了，就是头发掉得一根没剩。
本书开篇即写到的北大营7旅士兵陈广忠，事变之夜撤出北大营、奉天城，向东退到海龙县山城镇一带。部队准备经南满铁路进关，军需官给他和一些伤员留些药和钱，让他们在老乡家养伤。半年后伤好了，陈广忠给人种地、打短工。干了几年，寻思到奉天找个好点儿的活，刚进街就听警笛急吹，有人喊抓“浮浪”了，街两头就被戴黑帽子的伪警察堵住了。
两天后，陈广忠和近千名“浮浪”被闷罐车拉到东宁县。他这一队200多人，被押到胜哄山要塞前沿阵地，挖反坦克壕。
伪满劳工来源，除了从关内押送来的被称做“特殊工人”的战俘，是一招二派三抓。招是到关内招工，像郭庆仕那样；派是派官工，“勤劳奉公”；抓是抓“浮浪”。据《盛京日报》透露，1943年4月27日和6月22日两天，仅奉天一地就抓捕“浮浪”3576人和3500人。日本人认为这些失业穷人是不稳定因素，大肆抓捕，用日本话讲叫“一齐索出”，就是全城搜捕，老百姓叫“围街”。有时会连抓几天，既镇压了人民，又获得大批无偿劳动力。而在所有劳工中，日伪对“浮浪”的看管，苛刻程度仅次于“特殊工人”。
胜哄山位于东宁县三岔口镇南部，是东宁县已知的3个要塞群之一，由胜哄山要塞、勋山要塞、朝日山要塞、203高地要塞和荣山阵地组成。胜哄山为核心要塞，占地7。7万平方米。而最大的庙沟要塞群，占地达200多万平方米。那些恐怕永远也难以知晓来自何处，极可能就葬身其间，或者大山深处的什么地方的劳工，开山凿石，把难以数计的玄武岩从大山腹部掏出来，一条条钢筋水泥的洞道，就神不知鬼不觉地在这大山里蜿蜒迂回。胜哄山要塞主洞道两头炸毁堵塞，现能测量的洞道为1964延长米，洞室1007平方米。据当地老人讲，最大的洞道能开进去汽车。
陈广忠对脚下大山里的一切，都一无所知。闷罐车咣当了几天，这些“浮浪”根本就不知道来到的是何省何县何地界。从工棚到工地，别说老百姓，连个伪军都没有。不过，东北军最现代化的7旅通讯连士兵，可是明白他们挖的这东西是干什么的。终于有一天，知道脚下那瑚布图河对岸就是苏联时，陈广忠就明白了这是到了绝地，工程结束后，日本人是不会留下他们这些活口的。
一天晚上，收工路上，山那边隐约传来密集的枪声。风大，林涛吼叫，加上脚步声噼里啪啦的，一般人听不到。陈广忠能听到。他耳尖，又是行伍出身，听出少说有两挺歪把子机枪在齐射。
他假装摔倒了，坐在地上抱只脚直哎哟，说脚崴了。几个要好的弟兄围上来，他递个眼色，低声道：那边日本子杀人了，咱们得跑！
附近两个看押劳工的鬼子跑过来，用枪托把人捣开，吆喝陈广忠起来跟上队伍。
老人如今个头不到1。65米，干巴精瘦，头脑有时糊涂，腿脚依然挺利索，当年就更精干、利索了。他把两只后开门的“水袜子”系紧了，从地上爬起来，抓起身旁那把铁锹，双手离地时两腿蹲实了，那铁锹就朝鬼子的膝盖下方抡去。人在拼命时力大无比，直到今天那四条腿的断折声，还是那么清晰。不是听到的，是两只手感觉到的。
几个弟兄一拥而上，锹镐一顿猛砸，然后跑进山里。
东北抗日武装活动比较集中、激烈的地区，有较大煤矿和干过较大工程的地方，几乎都有日伪时期留下的“万人坑”。这“万人坑”可能是几十人、几百人，或者千把人，乃至更多。并不一定就得有一万人才这么叫。这是必须说明的，不然有人可能会说三道四。
新宾（兴京）县城北山坡上有棵老榆树，人称“人头树”，用当地老年人的话讲，当年“人头挂得像蒜辫子似的”。2001年底笔者采访时数了数，当年挂人头的锈渍斑斑的铁环，还能看得到的是7个，更多的已经长进树里，被凸起的树皮裹住了。山后一个几十米长的大坑，就是当年的杀人场。1964年将其一角挖掘，即发现有头无头尸骨200余具。据县志记载，此类“万人坑”，境内共有10个。
牡丹江铁岭河有个“模范监狱”，后面将要写到的东宁县二道沟屯长张传福给抗联送粮，被捕后关在那里，被折磨死了。他的弟弟张传道去收尸，狱警说在西山大坑里了，自己去找吧。3个大坑，每个3间房子大小，深浅不大好说，人都填满了，横七竖八的，光溜溜的没条布丝，衣服让人扒走了。路边那个堆得高出地面两三尺，老远就见到白花花、血渍糊拉的，就像垛的冻猪肉绊子似的。狗啃乌鸦啄，那狗肥得踩一脚都懒得动弹，乌鸦飞起来把阳光都遮住了。
以上应该是比较正宗的“万人坑”。抚顺平顶山那3000来人的葬身处，就不能算，因为那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