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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只有一个日本人的安图县，有个绥芬大甸子街，居民1万多人。东满特委在这里有个区工委，5个支部，党员117人，反日会已成当地公开的政权机关，与伪政权共存。而老百姓有什么问题，像结婚、离婚、地亩、地租纠纷，都来找反日会解决，因为反日会办事公道，还不用花钱。反日会为2军和义勇军筹集粮款，伪政府不管。驻街伪军一个营，与2军和义勇军有秘密协议：一是彼此互不进攻；二是日军来了，伪军要提前送信，打仗时冲天放枪；三是尽力为抗日武装解决弹药及各种物品；四是保护当地反日组织、人员；五是伪军士兵有反日言论自由，并允许反日武装在伪军中进行反日宣传。
“大甸子现象”只是个例，而与伪军订立协议，互不开战，互通情报，则在各地或多或少都有。但是有个前提，就是在那个小环境内，你比他强大，或者旗鼓相当，或者另有许多对他不利的因素。
一个因素是他们是中国人，再一个是要给自己留条后路，不想把坏事做绝。宝清县三人班伪自卫团文书戴焕章，是3军4师32团副官，为抗联收集情报，购买东西，32团团长李明顺也常来常往，伪团总王贞什么都知道，还挺帮忙。可像张传福那样让他反正，参加抗联，想都别想。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与人方便，自己方便。”
这种人物，这种心态，在与抗联订立协议的各色敌伪武装中，是比较普遍的。
但是，以上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且只是其中较少的部分。
许多老人说，天气暖和了，树叶关门了，咱们的好日子来了，伪军、伪自卫团对你也格外客气了。树叶落了，老天爷变脸了，秋冬季“讨伐”要开始了，许多人也变脸了。有什么事找到他们，就推三阻四起来。待到1938年后抗联进入困难时期，包括一些所谓“外白内红”的甲长也日趋反动，见到抗联别说不告密，不打你就不错了。
道理很简单，他们是敌人。
他们是中国人，有时也会表现出点中国人的良心。可是，要他们在国家、民族与个人利益之间进行选择，他们最终会选择自己。不然，抗联与伪军进行了那么多的战斗，有时还是很激烈的战斗，以及东边道“独立大讨伐”，就难以解释了。
“抗日反满不并提”，是从关内的“抗日反蒋不并提”演绎过来的。蒋介石反共、剿共，可他是抗日的。“满洲国”是个什么东西？是日寇一手制造出来的怪胎，溥仪是大汉奸，“满”军被老百姓称做“汉奸队”、“走狗军”。如此演绎，岂不是牛唇对上了马嘴？
“中代信”说“不应把满军与日军同样当敌人看待”——这话应改作“不应把满军与日军当做同样的敌人看待”。因为他们确有区别，不大一样，并不像当时的一幅宣传画画的，一个日军和一个伪军拥抱在一起，上面写着“日满两军亲如一体”。
真理再向前迈一步就是谬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这个口号，曾被人视为没有阶级性，是向前迈了一步。而从伪军与日军确有不同，到“不应把满军与日军同样当敌人看待”，再到“抗日反满不并提”，迈出去的可就不止一步了。
在省执委扩大会上，赵尚志不能不对“抗日反满不并提”痛加驳斥——它对于抗联造成的危害，虽然不像劝群众归大屯那样大，却也是个涉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问题呀。
赵尚志激烈抨击的另一个问题，是“等待大事变”。
我们是处在紧迫关头，残酷的斗争着，工作着，积蓄保存进步和发展着，促进和造成一切有把握的胜利条件，而绝不是和平等待，消极退守，以为大的事变来，东北民族革命自然就成功，大事变不来，民族革命就算完了的一切错误观念，而产生目前最危险的右倾路线或曲解国际路线，认为目前是准备大事变的时期，不是领导紧迫斗争的时期。
以上是珠汤联席会议决议草案中的文字。而在此之后，北满临时省委和赵尚志等人批驳“等待大事变”，以及“抗日反满不并提”和劝群众归大屯的言论，比这更精练、更深刻，因为都是写给某人、某单位的信件，就不引录了。
“打”字当头的赵尚志，一向反对消极避战，“老熊蹲仓”，坐吃山空，怎能容忍“等待大事变”？
问题是“王康信”中说的，是“我们的策略现时不是将所有的反日力量‘孤注一掷’，而是要更大的准备群众，积蓄力量，保存和发展游击队的实力，培养大批军事干部，以作为准备将来更大战争和更大事变的基础”，是“准备大事变”，而非“等待大事变”。“准备”是磨刀擦枪，整军备战，一旦号角吹响，就跃出堑壕，发起攻击，与“等待”不是同一概念。那么，赵尚志和北满临时省委，为什么要批评“等待大事变”呢？
“王康信”是装在暖壶的夹层里，由交通员从海参崴交通站送到吉东特委的。当晚李范五复写6份，1份送往满洲省委，其余送到所属县委和4军、5军。珠河中心县委接到后，冯仲云让于保合刻写油印100多份，分送各县委和3军。
有老人说，会不会是复写、刻印时弄错了，把“准备”写成了“等待”？或者几个字油印得不清楚，顺着上下文意思一溜，就溜出个“等待”？不然，赵尚志怎么就认准了这两个字？有这个必要吗？随“王康信”一道发下来的还有个通知，告诉大家王明、康生是什么人。赵尚志若是故意把“准备”曲解成“等待”，那不是太岁头上动土吗？况且，他对“王康信”总体上是肯定呀？
那时的信件，经常是坐在树底下写完了，交给通讯员就带走了。丢字落字错别字，字迹潦草看不清，有信封装错的，有缺页的，有途中淋雨、过河弄湿了，模糊不清的。晚上露营，衣服烧了，信也烧了，烧大了就废了，就根据那些残缺不全的文字猜吧、溜吧。
以上只是猜测，可以定论的，是有人确是在“等待”。这种情况在当年的文件中是不难见到的，连关东宪兵司令部也说某某部队“其行动却最为消沉”（请读者理解，就不注释了）。而在“王康信”指示不要孤注一掷，要积蓄力量，准备更大事变后，一些人等待得好像更心安理得了。连批评北满不执行“中代信”是“妄加曲解，故作误会”的人，后来也说“必须排除那些无根据的再等更大事变的机会主义的观点”。
在赵尚志的心目中，“准备”也不仅仅是磨刀擦枪，等到大事变到来再跃出堑壕，而是现在就要主动、积极地作战，向敌人统治薄弱地带突击。他没有说出“我们也是大事变的促成者”这样的话，他是用行动说的。
“大事变”这3个字，对于终年在山林僻壤游击的抗联官兵，已是够费解的了。问题还在于“我们的策略现时不是将所有的反日力量‘孤注一掷’”，究竟有没有、有多少针对性？即便认为七七事变爆发是大事变到来了的人，也没有孤注一掷，拼命一战。老熊蹲仓般等待着的，倒有人在。赵尚志和北满临时省委，则认为七七事变还不是大事变。赵尚志的“打”字当头，3军、3路军的远征，更是与孤注一掷风马牛不相及。
“曲解”两个字频繁出现的第一个高峰，是在贯彻执行“1·26”指示信期间，杨靖宇、赵尚志、李延禄、周保中等人，都曾被批评为“曲解”统一战线为“上层勾结”。而珠汤联席会议后，则是吉东和北满互相指责对方“曲解”这个，“曲解”那个。再后来，这个是不是帽子的东西，就逐渐归结、集中到赵尚志的头上了。
“我们的领袖王明同志”
王明，原名陈绍禹，字露清。他有许多笔名、化名和俄译化名，“王明”是1931年在苏联担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后使用的名字。
1904年，王明生于安徽省六安县金家寨镇。父亲陈嘉渭在镇子里开个小店，经营竹木。土地革命时期，担任六安县六区反帝大同盟主席和赤色互济会主席，国民党占领金家寨后，还组织群众给红军送盐送鞋。王明是家中长子，弟弟妹妹都是党员，先后参加革命，小妹妹还参加了长征。
王明聪明，六岁读书，八岁即能写对联卖钱，补贴家用。十六岁考入省立第三甲种农业学校，又考入武昌商科大学，并开始接受进步思想。前面介绍了本书许多人物在五卅运动中的作为。或者投身其间，或者置身事外，或者逆潮流而动，这是那个时代的青年学生都要作出的选择。王明表现积极，并在同年秋天入团入党，从此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生涯。
使王明命运发生重大转折的，是随后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并受到副校长米夫的青睐。中国留学生精英济济，而王明半年内对俄语即能说会读，列宁、斯大林的一些经典语录张口即来。在二十五岁的没到过中国的副校长心目中，这个聪颖、俊秀的二十二岁中国青年，就有了种鹤立鸡群的感觉。王明当上中山大学学生公社主席是选举的，米夫的欣赏、信任和施加的影响，也是显然的。有了这个基点，再加上“阶级祖国”、共产国际这样居高临下的背景，王明后来平步青云也就不难理解了。其实，无论他在中共中央获取多么高的地位，在独具特色的中国革命斗争中，终其一生，也只能算个缺乏实践经验的难成大器的书生型人物。
回到本书，王明对东北抗战的重要贡献，是起草了“1·26”指示信、“王康信”和《八一宣言》。前者第一次提出在东北建立全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纠正了“北方会议”的孤家寡人路线，使东北的抗日救国运动开始走向正轨，是一份里程碑式的文件。后者则向全国同胞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号召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并明确宣布“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愿意作成立这种国防政府的发起人”，“红军绝对首先加入联军，以尽抗日救国的天职”。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件，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供了理论基础，并直接导致“一二·九”运动的爆发，从而掀起抗日救亡运动高潮。据说，毛泽东也赞扬了《八一宣言》。
北满临时省委执委会扩大会决议案中，认为“王康未有把每一个斗争运动问题都详细的更具体的指示”，这是苛求了。这样的文件即便不是没有的，也是极少的。任何文件都不能不受到各种各样的局限，连《八一宣言》也有缺点、不足，“1·26”指示信更是明显地拖着个“北方会议”的尾巴。我们今天看到的一些近乎完美的文件、著作，有的当年并不完全是那个样子。至于因为王明、康生后来变成了人所共知的那种人，就认为他们在娘胎里就不是好东西，做不出好事，否定他们的历史作用和功绩，更是站不住脚的、有害的。
但是，造成北满和吉东党的误会、分歧，并引发长达四年之久的亲者痛、仇者快的内争，这两个人是无论如何也脱离不了干系的。
半年多时间，上海中央局连续4次被破坏，主要领导人被捕叛变，杨光华等人又是这期间从上海调来的，王明、康生怀疑满洲省委也有问题，调杨光华等人去莫斯科，审查他们，应不为过。
准备成立南满、东满、吉东、松江4个省委，无疑也是正确的。实际上，之前的南满、东满、吉东3个特委，和北满的珠河、汤原两个中心县委，起的也是这样的作用。而成立4个小省委，显然更便于集中领导这四大游击战略区的抗战。
但是，撤销满洲省委，无论从哪方面说，都是没有道理的、错误的。
看看吉东所处的地理位置，就明白从莫斯科到海参崴，再到吉东，中央代表团通过这条线领导东北抗战是很便利的。但是，吉东特委也好，吉东省委也罢，都只能是转达中央代表团的指示，而不能取代满洲省委的地位。认为杨光华等人有问题，可以改组省委，杨靖宇、魏拯民都是省委委员，魏拯民应该是代理书记的非常合适的人选。如果认为经吉东再哈尔滨太远，浪费时间，贻误战机，满洲省委可以迁到吉东，或者干脆上队。实际上，满洲省委被撤销前后，一些地区的党组织已经陆续上队了。
问题的缘起，表面上看，似乎是因了误会和分歧。其实，各地斗争环境不同，领导人的思想、性格、作风也有差异，对于北方会议以来的方针、政策的理解也难免差异，行为方式自然也有差异，你可能左点，他可能右点。当不同风格的各军猬集下江，再加上经济利益的碰撞，误会和意见分歧、争论，也是自然的、难免的。
也就是说，即便吉东没说满洲省委有内奸，吉东没出叛徒，特委没被破坏，“吉特信”、“中代信”中，没有那样几处事关战略方针的明显的硬伤，后来的事情迟早也会发生的，问题大小而已。除非像南满那样，天各一方，互不接触。
1941年1月1日，《金日成、安吉、徐哲给王新林的报告——关于抗联第一路军情况和对问题的答复》中，第15个问题为：“对北满、吉东、及南满党委之互相关系以及领导意见之交换关系，总的对党委和领导人之分歧都是哪些问题？”回答是：“南满党委与吉东及北满党委长期没发生关系，因此也没发生过什么分歧的意见。”
1935年夏，日伪军疯狂“讨伐”珠河地区，“治标”、“治本”双管齐下，中心县委向满洲省委告急，省委又能怎么着？手中没有一兵一卒，又不可能从其他地区调兵增援。就是在平时，偌大的东北，只有个满洲省委，人手又少，一些事情也是鞭长莫及。东北没有南方大革命的经历，党员少，底子薄，每省一个省委也只能是空架子。况且，成立4个小省委领导4个游击区，那游击区之外的哈尔滨、长春、奉天、大连等城市，以及其他广大城乡的党组织，又该怎么办？无论有没有、有多少个小省委，都必须有个类似东北局的满洲省委这样的大省委，来统一掌管、领导、号令一切。“家有百口，主事一人。”党组织也是一样。没有领导，没大没小，各行其是，岂不乱套了？
事实就是乱套了。
如今国内外的绿茵场上，无论有多少黑哨、假哨，如果没了裁判，那球还能踢吗？
满洲省委当然不是裁判，它是领导、指导东北抗日救国的，当然也可以协调、裁定下级党组织的分歧、矛盾。以赵尚志、周保中、张寿海У热说牡承裕热袈奘∥乖冢龀鼍龆ㄋ稻浠埃悄懿惶穑看蟮械鼻埃岷姆涯敲创蟮木Γ煌昝涣说卣奂改曷穑�
前面写过几笔的北满省委交通员于兰阁，1942年春被派到绥棱县二道河子做地方工作，很快打开局面。他的办法是广交朋友，具体是与山场的把头磕头拜把子，共是7个人。为抗联筹粮送粮、购买服装，有事一找都来，不来还叫什么“生死弟兄”呀？这些人豪爽、仗义，又精明，有头脑，干什么都千方百计，从未出错。一次，炭窖把头曹景春给抗联送信，回来时被鬼子抓住了。鬼子把他吊起来，任凭怎样毒打，他咬紧牙关，只字未露。
单立志老人说，我参军前拜把子的8个人，老八是伪保长的弟弟。这人讲义气，他一耍横，保长就不敢欺负我们这些人。我串联9个人参加抗联，说是让胡子绑票抓走了，其实保长心头明镜儿似的。可有老八在那儿挡着，上边来人调查，他就得照着我们的话讲。这小子是当地一霸，土改时让人打死了，他的弟弟什么事没有。
“队伍内禁止磕头拜把子等小团体，勿致引起派别的人情观念。”这是1938年1月5日下江特委（原汤原中心县委）扩大会决议中的一个自然段。烧香磕头，称兄道弟，哥们义气，那还叫共产党的队伍吗？
但是，做地方工作，利用老乡、亲属关系，以及拜把子、认干亲、在家礼等方式、手段开展活动，是各地普遍实行的，因为这些东西确实行之有效。张学良也认干亲，夫人于凤至认宋美龄的母亲为干娘，宋母认她为四女儿。东北人认这个。“山东张”杨靖宇在抚顺做地下工作时，为什么自称山东人？因为东北到处都是山东人，老乡见老乡，平添几分亲，便于开展工作。而汤原游击队成立前后，中心县委曾主张一种纯而又纯的革命，结果到处碰壁，每天除了开会，几乎干不了实事，被称之为“炕头革命”（坐在炕头上清谈革命）。
王明、康生通过满洲省委和各地党组织的报告，以及派往苏联学习的学员的汇报，得知这种情况，认为东北党很复杂，有政治问题，开始审查。这也是满洲省委被怀疑而遭至撤销的原因之一，因为满洲省委曾指示可以利用这些方式开展统战工作。
无论怎样审查、禁止，实际上这些方式一直都在运用着。
没错，这里面有许多封建的东西，在家礼这种会道门还不无一种反动的色彩，可敌人能够利用它，我们为什么就不行呢？你张口就是“革命”，谁懂、谁听呀？岂不是拒人千里吗？倘是和平年代，谈革命，讲主义，慢慢培养他入党都行。那时不行，许多事情是立马要干的，立竿见影的就是这些东西。
其实，如果让王明、康生到东北来做地方工作，恐怕也难免拜把子、行三老四少礼的。
“我们党的领袖王明、康生同志。”
“我们的领袖王明同志。”
已经是1939年的夏天了，如此只知有汉、不知魏晋的，也只有孤悬黑土地的东北抗联了。
一些老人说，那时我们知道毛主席，但是知道得很少，而且是“朱毛”，“朱毛”在关里，朱总司令的名望好像比毛主席还高。那时我们知道得较多的是王明、康生，他们是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是共产国际委员，王明还是政治局委员，负责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总的工作，王康在莫斯科领导东北抗战。有的已是老皇历了，甚至都是老皇历了，因为他们1937年11月就走了、回国了，可我们不知道呀，军和路军的领导可能知道，那也不能告诉我们呀。让我们知道抗联成了断线的风筝，没娘的孩子，那不影响军心士气吗？
1937年6月24日，《五A·K给“化兄”即转驻“际遇”表兄信》中，在谈到“我们的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