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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亨植能打硬仗，有人说他是员猛将。1936年初，在道南高丽营子战斗中，面对绝对优势的日伪军，有的义勇军临阵脱逃，援军又被阻在途中，3师政治部主任许亨植坚决不后退，终于打退了敌人。官兵士气大振，接下来又在拉拉屯、五道岗、十八层甸子战斗中，连战连捷，打出威风。
3军西征，许亨植率先遣队。3路军西征，也是这员猛将率领首批部队披荆斩棘。
西征先锋，人生地不熟，每一步都是第一步，会有什么样的凶险，又需要怎样的勇气和智慧？这一切都无法详述，只知道把这样的担子交给他，这本身就意味着什么。
1938年9月6日，《中共北满临时省委致张寿海У男拧分兴担�
熙山同志在半年来的九军工作中，是相当的执行了中央路线的。他正（确）的对待了上层的关系，以诚恳和坦白的精神去说服上层，使上层能容许和帮助下层党政工作的顺利进行。经过训练班的方式，能够提拔一部分新的干部和团结一部分干部在党的左围。并训练班的方式来起模范作用，而改善队内政治工作和队员的一般意识倾向，在队内建立了党的组织。因此当九军二师进行投降时，能够推动上层及时的清洗了队伍，能够实现了新的九军二师岭西远（征）计划。
有老人说，8军也好，9军也罢，政治部主任这个角色，不但难干，而且凶险。许亨植在9军干得挺好，跟李华堂等人也处得挺好，这是非常难得的。可有人认为他跟赵尚志是一伙的，把他调离了。
倘若许亨植继续担任9军政治部主任，9军后来会怎样，这是谁也不好说的。他在大罗勒密的密营中，办了3期军政训练班，培训120余名官兵，李华堂被俘叛变后，正是这些骨干撑起了9军的脊梁。
作为北满省委委员、3军军长、3路军参谋长，他自然也参与了省委和3路军的许多重要决策。
1939年10月27日，他在给某人的一封信中写道：
紧急通告和宣传品已经收到了，检阅之后，我对于你所认识之目前中心任务变动问题（即拥苏占一等地［位］，而应援国内抗战处于次要地位）是有意见的。
现在中国革命的阶级（段）是民族革命战争的阶段，民族革命战争的烽火，已经在中国各地普遍的燃烧起来，中国民众现在都被吸引到这一战争的范围内，即使东北的民众虽然现时还未直接参加，但他本身所感觉到的是民族压迫，首先要求的是民族解放，应援国内抗战这一口号是最能动员广大群众的口号。并且在响应国内抗战中，我们自然在实际上拥护了苏联，但是我们如果首先拥护的口号，无疑的是又犯了“左”的毛病，而未认清东北民众的一般心理和现阶段我们动员广大群众的口号及工作任务。
这样一种观点在当时是难得的，把它说出来也是需要勇气的。
1941年后，3路军部队陆续进入苏联整训。1942年夏，留在国内的40多人编成3支小部队，由金策、许亨植领导，在龙南地区活动。
后面将会写到，金策不想去苏联。许亨植是否也是这种态度，笔者没见到有关资料。已知的是，这个善于独立思考，并敢于直言的人，是东北抗联在东北战场牺牲的最后一位高级将领。
7月底，许亨植到东兴县西北的五顶山，了解张瑞麟率领的小部队活动情况。8月2日回返铁力密营，当晚在青峰岭下露营，第二天清晨被敌包围、袭击。
敌人是庆安县伪警察队长国长友带领的30多人的“讨伐队”，许亨植身边只有两个警卫员，凭借树木、倒木掩护，向敌人射击。国长友知道许亨植的身份，这个铁杆汉奸要在主子面前显能耐，喊叫投降，想抓活的，伤亡几个人后，下令集中火力向许亨植射击。许亨植身中数弹，手中的匣子枪仍在吼叫，直至牺牲。
前面说过的攻打大罗镇，就是为的给许亨植报仇。朴吉松和张瑞麟两支小部队集中20多人，红着眼睛冲进去，混乱中让国长友跑了。东北解放后，这小子被于天放抓住，公审后枪决了。
冯治刚“会推八门”
田家船口战斗后，冯治刚率2支队到谷家窑时，被敌包围。
3路军远征西荒，敌人感到威胁。12团骑兵横行北安和五大连池地区，更使敌人心焦，急于给对手一个打击。只是西荒地域辽阔，兵力稀少，不易调集，对手又忽东忽西，难以捕捉。这回终于逮住机会，即从北安、讷河、克山等地调来3000多日伪军，恨不得一口把2支队吞了。
谷家窑位于德都县城西15公里的讷谟尔河南岸，有几十户人家。腊月底，快过年了，厚重的积雪压迫着低矮的草房，战前的死寂则压迫着人心，把庄稼院渐浓的年味儿驱赶得无影无踪。屯外四野一马平川，前面的邱家窑和周围的大小屯子，都被陆续赶来的敌人占据了，北边讷谟尔河边树林子里也是敌人，都是骑兵。清冷的阳光在雪原上跳跃，晃人眼睛。
邱家窑的敌人不断打枪，炮弹也在空中划着抛物线飞来。一个鬼子和几个伪军官举着望远镜，在围墙后面探头探脑。冯治刚抓过一支连珠枪，枪身把院墙上的积雪按出个缺口，吧的一枪，那个鬼子向后仰去。就在敌人愣神的瞬间，第二枪响了，一个伪军官又应声倒了。
北边的敌人在树林子里“打马桩子”，有进攻的模样。王钧冲敌人打了一枪，让个老百姓送去一封信，意思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你们不要为日本人卖命。伪军围着个胳膊被打伤的伪军议论，说这枪打得真准。那送信的老百姓说：人家这是打的朋友枪，让你们老实别动，不然就打脑袋了。
北边敌人再无动作，也不打枪了。其他方向枪声不断，特别是南面，打炮，轻重机枪火力很猛，还曾试探着攻击两次。
天黑后，冯治刚下令向南突围。
王钧老人说，北边敌人兵力少，南边打得最激烈，其实都是假象。南边是平原，北边过了讷谟尔河就是五大连池，山区。敌人认为我们非往北去不可，布置了三道防线，天黑后把南边的兵力也调过去了，南边只剩些伪自卫团。我们如入无人之境，200多人只牺牲1个。
2支队去谷家窑途中，抓住个姓吴的伪自卫团长。2支队突围后，敌人莫名其妙，问他怎么回事，他说：这个队伍你们打不了，人家那个大官会推八门，推出南面是生门，吃饱喝足就走了。
前面说过，汤原游击队成立后，冯治刚不服气，自己拉起一支“文武队”，要跟这帮满脑袋高粱花子的人比试比试，看谁更有能耐，打鬼子更厉害。
有人投笔从戎，到了也没谙出军中之道，免不了书生气。冯治刚拿笔的手很快练成神枪手，他的聪明才智都用在了抗战上，果敢、沉静，多谋善断，用头脑打仗。3路军到西荒后打下的第一座县城，是他指挥的，其影响是战略性的。汤原那样一座在下江地区影响很大的县城，也是他策划、指挥攻破的。他指挥的大仗小仗，经常会在一种不可思议的冒险中，让人领教一种奇兵的快感。用有的老人的话讲，是战前让你觉得挺悬乎，这仗能打吗？能这样打吗？打起来却觉得挺容易，伤亡也不大。
前面引用过的《冯仲云给海路并转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
龙北部队在北满党及三路军总指挥部正确领导和指挥之下，我们智勇双全的民族英雄东北抗联三路军第二支队长，后任抗联龙北指挥冯治刚同志，得到了很大的成果，开展了北满抗联有史以来所未有的英勇活动的成绩。龙北部队在去年一九三九年一年中所获得的胜利成绩，突破北满抗联历年来每年的纪录（已有报告，此处不赘），使寇军为之气馁，而博得满军之赞叹和喝采。
抗联自始至终都是游击战，一支部队出去，在总体战略方针下，全凭带兵人机断专行，灵活应对。再加上放下锄头拿起枪，许多人未经过正规训练，农民习气，长期的游击作风，有人就自觉不自觉地把战略利益置之脑后。冯治刚从来都是坚决执行上级指示、命令。而当联军猬集下江，一些人为山头利益闹纠纷、摩擦时，他严格约束部下，宁肯吃亏，也尽力避免矛盾、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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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都说，这个人是栋梁之才呀。
1939年12月，2支队越过嫩江，进入呼伦贝尔的莫力达瓦旗。
1940年1月26日，王钧老人记得非常清楚，这一天是农历腊月二十六。
老人说：
这天清晨，我们来到格呢河西太平桥屯，一个骑光背马的达斡尔姑娘德兰英从屯外跑回来，说警察狗子来了。部队退到屯外山上，望远镜里，来的是清一色黑制服的达斡尔步兵警察队，有200多人。冯治刚让军部副官祁宝贤和警卫排长于长江上前喊话：汉族、达斡尔族都是中国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刚喊几句，对方开火了，两个人倒在雪地上。大家火冒三丈，我也急眼了，冯治刚瞪着眼睛大喊：王钧你听着，不许打死一个！几挺机枪的交叉火力，把敌人摁在山下不敢动弹，骑兵从两侧冲下去，马前枪口下，200多人缴械投降。
莫力达瓦旗是达斡尔、汉族杂居区，达斡尔人对抗联很好，但这时许多人对咱们还不大了解。这些伪警察大都是当地达斡尔人子弟。这一仗咱们牺牲两个人，没伤对方一个，简单教育后都放了。这下子别说老百姓了，连这些伪警察也受不了了，说咱叫日本子弄瞎眼了，今后豁出命来也要帮抗联。
当天傍晚，我们南下到了阿荣旗的五架屯，发现东南方向开来30多辆尼桑卡车，车上黄糊糊的都是鬼子，足有一个联队，有的车后还拖着大炮。
当时分析，敌人是从齐齐哈尔过来的，当地不会有这么多鬼子。它来干什么？要去哪里？是不是奔我们来的？不知道，对这一带的地形、村屯分布情况，也不清楚。这是首次进军呼伦贝尔。我和冯参谋长核计，当晚敌人或者去阿荣旗，或者找个大屯子住下。没想到它住在西南方向的任家窝棚，我们也不知道那儿有这么个屯子，第二天正好撞上了。
尖兵在前面1里多远，主要是察看路上的汽车轮印子。那时西荒没有胶皮轱辘车，有轮胎印就是敌人。走了两个来小时，前面一座山，尖兵向我们挥手，有敌情。冯治刚让我作好战斗准备，他带着传令兵纵马上山，观察敌情。敌人在山上放了哨兵，早发现我们了，山后就是任家窝棚，一路鬼子爬山抢占制高点，主力从两侧包抄我们。我一看糟了，敌人居高临下，我们那儿是一片开阔地，光溜溜的，连“打马桩子”的地方也没有。我可着嗓子命令部队往后面山上撤，然后和大队长任德福带个机枪班，抢上前去接应冯治刚。
从汤原游击队到3路军，一次战斗，我还没遇过这么多鬼子，更没见过这么猛的炮火。榴弹炮、迫击炮、掷弹筒打得分不清个数，一会儿工夫，机枪就被炸毁两挺，机枪手和几个战士也被子弹扫倒了。冯治刚他们离我们最近时，也就200来米的样子，我眼瞅着传令兵裴海峰先倒了，接着单腿跪地射击的参谋长也中弹了。要不是大部队上了北山，火力掩护，我和任德福几个人也撤不下来了。
南面是敌人，东北方向也黄糊糊地上来了，我领着部队往西撤。出山沟，拐山头，迎头又撞上一小队鬼子。那人都红眼了，不管三七二十一，机枪、步枪、匣子枪立即开火，枪打马冲，鬼子顶不住，往后跑。后面是三岔河，有条清沟，薄薄一层冰。鬼子哪明白这个呀，前面的掉下去，后面的收不住脚，30来个鬼子在里面抓挠着乱扑腾。我们这一顿好打，冰水都打红了，算是出了口恶气。
当晚在西南山里露营，第二天傍黑时，我带几个人回来，遍山不见烈士遗体。老百姓说，鬼子发现了冯参谋长的印章、文件，用白布裹着拉走了，其余的老百姓给埋了。
冯治刚的岳父，是旧中华民国汤原县最后一任监督（县长），事变后不当汉奸，带领全家老小躲进山里，病死了。3路军西征时，冯参谋长的母亲、妻子，还留在小兴安岭密营里。他牺牲前3天，还跟我说不知道她们怎样了，这个冬天能不能熬过来。
师团长们
3军3师政治部主任吴景才，人称“吴县长”。
吴景才原籍山东省义州府，石匠出身，“九一八”事变前闯关东到珠河县，在乌吉密、三股流一带打短工，又在常万屯沟里开个小烧锅。1933年底，日伪军进山“讨伐”，被赵尚志率游击队痛击，败退时经过烧锅沟，把吴景才的家和烧锅一把火烧了。吴景才自此参加抗战，为珠河游击队搞情报、购买物资。
1934年7月，在三股流成立珠河反日农民委员会总会，吴景才被选为总会会长。“农委”是在反日会基础上建立的半政权性质的组织，老百姓不习惯叫“会长”，都叫吴景才“县长”。1935年秋，在三股流召开群众大会，成立了珠河县人民革命政府，发布《大中华民国珠河县革命政府布告》，就是正儿八经的县长了。
从总会会长到县长，都是老百姓选举产生的，由此不难想见吴县长在群众中的威望。
1935年秋，日寇对珠河游击区实行焦土政策，“洗大沟”，建部落。吴景才有时潜入部落，有时进山，最终不得不上队，先后任3师、2师政治部主任。1938年10月，在方正县蚂蚁河西老道庙一带活动时，战斗中负重伤牺牲。
关于吴景才，从县长到师政治部主任，这里能够比较完整地讲个大概的，只有一件事。
1935年春，3军转到外线作战，伪23团突然闯进铁道南的红地盘抢粮。十万火急！“吴县长”命令各农委分会的自卫队，立即赶到土门岭伏击敌人。天擦黑时，伪军赶着300来副装满粮食的爬犁进入伏击圈，吴景才一声令下，步枪、老洋炮、大抬杆齐鸣。许多老百姓也赶来助阵，敲打铜盆，燃放鞭炮。伪军哪见过这阵势呀，蒙了，扔下粮食跑了。
郭铁坚，原名郭成文，1911年生于依兰县刁翎镇大通沟，1933年毕业于依兰中学，回乡创办小学校。1935年初参加抗日活动，5月入党，不久任刁翎党支部书记，3个月即动员50多人参加抗联。后来，他的妻子、哥哥、弟弟和刁翎小学30多学生，也陆续上队。刁翎地区先后参加抗联百余人，直接间接，都与他有关。
1935年8月，郭铁坚带两个党员，缴了大通沟伪自卫团9支步枪、1支撸子，拉起一支20多人的队伍参加3军，被编为1团游击连，任连长。9月，他率游击连在五道河子伏击伪军运输船，缴获十几支步枪和100多套棉衣。
1936年春，赵尚志决定将游击连划归9军，郭铁坚任游击连指导员。之后又调任军部科长，1938年1月任1师政治部主任，8月任2师师长。
郭铁坚家贫，父母省吃俭用供他读书，人又聪明、刻苦，学习非常好。没架子，人缘好，活泼，幽默，当师长也跟士兵开玩笑，没大没小的。战斗中负伤，用草药敷伤，士兵跟他开玩笑，说这回“锅”破了。他笑道，别看“锅”破了，这铁可是坚着呢，从此改名“郭铁坚”。
1941年8月，郭铁坚率9支队挺进呼伦贝尔。部队在瓢泼大雨中渡过嫩江，在西岸郭泥屯被敌人包围。暴雨、弹雨，敌人还调来榴弹炮。郭铁坚在指挥抢占制高点时，胸部中弹，仍大呼冲锋，直至牺牲。9支队仅15大队指导员孙志远带8个人杀出重围，仍按总部计划西进，在大兴安岭游击两年，不见大部队到来，才东返总部。
《满洲共产抗日运动概况》，谈罢“西北指挥部之组成状况”后，说：“其中尤以冯治刚、姜福荣、耿殿君、王铭贵匪帮活动最为频繁，彼等善于忽聚互散，纵横奔驰于游击区。”
耿殿君，中等个头，浓眉大眼，脸稍长，棱角分明，一口浓重的山东腔。1903年生于山东掖县，何时闯关东到汤原不详，1932年3月参加抗战，曾任6军留守团团长、11团团长、12团团长，1939年12月牺牲。
此人作战勇猛，颇得游击战要领。但他更突出的贡献，还是在后方建设上。
“留守团”、“补充团”、“留守处”、“经理处”，各军名称不一，内容都是一个。被服厂、医院、兵工厂等等，这些建在密林深处的后勤基地，随着形势的严峻，变得越来越重要，同时也越来越陷入窘境，而6军在联军中一直是比较好的。
留守团与战斗团的区别，在于摊子多，事务杂。耿殿君的特点，一是勤勉、敬业，地面熟，善交际，几乎没有他办不来的事。二是“抠门”，平时一颗钉子、一块破布都要精心收起来，在他眼里没有什么可扔的东西，人称“耿破烂”。留守团管钱管物，钱倒不一定有多少，物可是多去了，除了部队官兵肩背上扛背着的，6军的家当几乎都在这密营里了，也真需要这样一个“把家虎”。特别是粮食，特别是归屯后。三是严厉，一天到晚黑着脸，好像不会笑。密营人员散，被服厂都是女的，其余几乎都是老弱病残，病号、伤员少有断的时候，有时还有戒大烟的。常来常往的都是干部，许多是领导，有的来了就要“好嚼裹儿”。这样个单位，不严格管理，换个“好好先生”，还真不行。
问题在于耿殿君严厉得简单粗暴，经常是张口就骂，甚至举手就打。
1938年8月25日，《中共下江特委给六军全党同志并转北满临时省委的意见书》中说：
“他骂（妈）的！这些小子又来蹲沟啦！没有什么事扯他妈儿八蛋，你（指刘连长）不会说不会道的，见大官老爷别哆嗦，要不了命。他们愿来就来！上这儿来吃给养还叨叨，不来拉倒，我有工作太忙。”
耿同志有一贯的轻视组织的精神，对于上级党的指示和工作决议，表面上同意，而没有一次不是暗中反对，或表面抵抗，有时谩骂党和上级领导机关。一般的经常反抗上级。
有老人说，批判赵尚志，一些人觉得不是那么回事，也不敢说。耿殿君不管这一套，这也是他受处分的一个原因。
1938年4月，耿殿君被留党察看3个月，期满后被开除党籍。
同年11月，有人在给省委的报告中说：“六军干部如周云峰、吴一光、耿殿君等撤职，派到最下层去改正错误，特别是老耿如短期内再有新的错误，即将处死。”
看过《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的人都清楚，或者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