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两个多月后，这支队伍又发展到700多人，而且更加像模像样了。模范队改为少年队，为培养干部还成立了教导队，队内建起士兵委员会、反日同盟会，还发展了11名党员。
9月，得知呼（兰）海（伦）铁路上的康金井车站来了20多个日本兵。赵尚志和张甲洲等人一商量，决心吃掉这股敌人。半夜时分，100多骑兵将车站包围，同时扒毁铁路，剪断电话线。听说这次是打日本子，官兵摩拳擦掌，都憋着一股劲。哪知鬼子提前走了，结果车站和康金井镇的伪军，被打得落花流水。
10月底飘雪了，筹集越冬物资成了第一要务。
游击队决定攻打东兴县城，很顺利地打了下来。敌人反攻，伪军、大排队、红枪会人多势众，从中午战至深夜，不得不突围出城。伤亡百余人，缴获物资未带出来，携带枪械、用具也丢弃不少。赵尚志在十字路口指挥战斗，左眼被弹片击中，血流满面，从此失明。
东兴战斗失利，对这支队伍的打击是沉重的。
更要命的是，“北方会议”精神传达下来了。
1932年10月，满洲省委巡视员吴福海，来到巴彦游击队，传达省委指示，主要内容为：一、将东北工农反日义勇军，即巴彦游击队，编为中国工农红军36军江北独立师；二、成立独立师军事委员会，张甲洲为司令，赵尚志为第一政委，吴福海为第二政委，政委均为省委代表；三、实行土地革命，创造苏维埃政权，武装保卫苏联。
7月上旬，“北方会议”结束不久，省委派人来传达“北方会议”精神和省委指示，要求把反日战争和土地革命结合起来。赵尚志和张甲洲认为不能这样搞。他们并不是认识到“北方会议”精神是错误的，而是认为省委不了解下边的情况。巴彦这么多反日的大粮户，怎么能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打家伙呀？就没当回事儿，仍是过去的老路数，凡是反日的就是朋友，就支持，就联合。
这回仍是据理力争，只是个人意见可以充分表达，省委指示却是必须执行的。
从此，就打起红军的旗帜，打土豪，分田地，边抗日，边进行土地革命。
之前宣传反日救国，许多大粮户出粮出钱出马出枪，支援游击队。现在鬼子、大户一起打，大户们不干了，说小鬼子欺负俺们，共产党、红军也不饶过俺们，没活路了！
本来就在分化、动摇着的有产阶级，迅速成了敌人。
东兴战斗失利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地主武装都成了对头，而且打得很顽强。
原来队伍中有不少大户子弟，最早发展入党的11个人中，还有两个。这回独立师以大户为敌，纷纷离队而去，还带走不少人。
一些原来经常联合作战的山林队，也不愿与独立师合作了。
赵尚志忧心忡忡：好虎架不住群狼，都“起哈子”（合起伙来、一齐起来，“哈”音há）打咱们，还怎么打日本子呀？
有人认为，张甲洲一开始就走的地主路线，要对他发动斗争。以赵尚志为首的党员，则是放弃了党所赋予的任务，忠实地执行了土匪式的地主富农路线。
当时，要让这些在第一线滚打的人搞清这样的“路线”问题，即便不是不可能的，也是非常困难的。他们在实践中本能地意识到，反日不能这么个反法，这样反下去就把自己反得没路走了。可要他们不执行、反对省委的指示，也是不可能的。这道理也像前者一样，是太普通、太简单了。
前面写过的汤原游击队，后面将会陆续写到的各支队伍，其诞生和成长历程，无不得益于以罗登贤为首的满洲省委的指导、支持，同样也无不受到“北方会议”的干扰、破坏，乃至摧残。由于各地斗争环境的差异，“北方会议”精神传达的早晚，受其影响的程度也不一样。而巴彦游击队距省委最近，首当其冲，成了重灾区。
张甲洲从北平回东北时没带组织关系，“北方会议”后又被视为执行地主路线，这时省委已不再认为他是党员了。这位处在风口浪尖上的巴彦游击队（现在是红36军独立师）的创建人，虽未公开反对省委指示，但那矛盾、隔阂已是难以消除了。
赵尚志伤愈归队后，见队伍成了这个样儿，在官兵心目中一向都是有一套的“小李先生”，也无能为力。他曾公开表示，省委指示是错误的，省委不了解这里的斗争情况。对于有人主张发动反张甲洲的斗争，他也没有执行。这就招致了11月20日满洲省委《关于撤销小赵同志工作的决议》，认为赵尚志搞了右倾机会主义，执行“富农路线与军事投机军官路线”，持有“北方落后论”、“满洲特殊论”的观点，决定“撤销赵尚志同志过去省委所付托的省委代表任务”，应分配到下层群众中去工作，在实际工作中改正他的错误。
一个多月后，赵尚志在泰来县看到这个决议。独立师12月上旬自安达站西进，准备与马占山旧部邓文、李海青的义勇军合作抗日，到达泰来得知邓、李所部已去热河。遂决定向汤原地区进军，到那里开辟地盘，进行武装斗争。
这是一次艰难、漫长、危机四伏的进军。数九隆冬，大雪纷飞，沿途地主武装不断骚扰。尽管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儿，也不能不执行省委决定。打土豪，没法分田地，就分粮食，分车马，分浮财，一些穷人不敢要，就硬给人家送去。
就这么一路折腾着，经林甸、明水、依安、拜泉、通北、海伦、绥棱、庆城，进入铁力县境时，有队员误缴鄂伦春人的两支枪。后面将会写到，日寇挑拨民族关系，收买少数鄂伦春人袭击抗联，北满抗联没少吃亏。可眼下日寇还没来得及做这等工作，而游击队一路不断遭遇敌情，到处都是对头，有些神经过敏，见到扛枪的人就想先下手为强，应属一种擦枪走火的意外。以狩猎为生的鄂伦春人，枪是他们的饭碗和命根子，这下子火了，两百多人围打游击队。官兵饥寒交迫，疲惫不堪，鄂伦春人几乎个个都是神枪手，队伍伤亡惨重。
一个东兴城战斗，一个遭鄂伦春人攻袭，是巴彦游击队成立后两次最大的失利。而比什么样的失利都更难承受的，是“北方会议”后的孤家寡人抗战路线。之前可以白手起家，每次受挫都能迅速恢复生机。照眼下这条道走下去，上上下下都明白，没多少指望了。
这时已是1933年1月上旬，春节将至，离汤原也不远了，大都是巴彦县人的官兵，纷纷要求回家，不得已只好西返巴彦。待到巴彦县骆驼砬子山时，已经溃不成军，带不下去了。
“九一八”事变后，哈东最早兴起的这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就这样消逝了。
未打死一个鬼子，先丢了党籍
赵尚志和张甲洲、吴福海等人来到哈尔滨，找到满洲省委。
省委召开几次会议，研究巴彦游击队失败的原因，认为赵尚志右倾，执行了地主富农路线，不讲少数民族政策，是游击队溃败的主要责任者。
省委决定，开除赵尚志的党籍，给予吴福海留党察看处分。张甲洲已不被视为党员，也就谈不上处分了。
省委责令赵尚志检查错误，他不但拒绝了，还找省委领导申辩、理论，有时言辞很是激烈。有人给省委写信，说他“对党的领导机关敌视谩骂以至脱离党的态度”。
1935年1月12日，在《中共满洲省委关于恢复赵××（赵尚志——笔者）同志党籍的决议》中，说“赵××同志在领导张甲洲队伍中是执行了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当时省委执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1·26”指示信（1933年1月26日王明代中央起草的写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提出联合各种反日武装力量共同抗日。——编者注）已经发表近两年了，省委已认识到自己“左”了，可赵尚志那顶“右”的帽子，是那么回事儿吗？
无论怎么回事儿，在赵尚志的眼里，真理都是简单的。以“反日”为口号，到处是朋友，队伍受挫很快就能重整旗鼓。而在省委领导人的眼里，真理同样是简单的，那就是中央决议是不容置疑的。
从赵尚志二十四岁的照片上看，那张娃娃脸上眉毛挺重，眼睛不大不小。当年曾和他并肩战斗的抗联老人，都说他的眼睛特别亮，有人还说这辈子就没见过那么亮的眼睛，特别是生气、发怒时，剑刃般灼灼逼人。还有，赵尚志的嗓音特别洪亮，而且能言善辩，理论一套一套的。而包括笔者采访时还在愤怒地指责他的人，都说这人性子太直，脾气暴躁。
好不容易搞起来的队伍垮了，党籍也不明不白地没了。就不难想象这个爱咬死理的脾气暴躁的直性子，当他的申述被置之不理时，因负伤而只剩下的一只右眼，那目光会怎样的灼灼逼人，那张不饶人的嘴会发出什么样的声音。
这就是赵尚志，一个特别容易受到伤害的、几乎注定就是悲剧性的人物。
1908年10月26日，赵尚志出生于热河省朝阳市（今属辽宁省）三区王伦沟乡喇嘛沟村。近一个世纪后笔者到朝阳采访，我们的民族英雄的故乡，早已改称尚志乡尚志村了。
赵家为书香门第，赵尚志的祖父、父亲都是读书人，家境比较优裕（赵尚志最后一次被开除党籍后，就有人追究他的“阶级根源”）。父亲赵振铎曾任县自治会副会长、县议会副会长，为人正直、侠义，思想开明、进步，有反抗精神，是当地受人尊敬、颇有影响的人物。《朝阳县志》载称：“晚清附生（科举制度中生员名目之一，即秀才——笔者），民国五年（1916年）四月创办清乡会，发展会员千余人。以抗苛捐杂税、打击贪官污吏、缉捕匪盗、储粮备荒为宗旨，与朝阳县长孙廷弼发生数次武装冲突，打死警察12人，缴获其枪支马匹。同年六月，孙廷弼调兵血洗清乡会。失败后，携家经北京辗转至哈尔滨定居。”
1934年，赵尚志已是威震哈东的“赵司令”。日本宪兵侦知赵家在道外区16道街附近的集良街，将父亲抓去，让他劝儿子别再反满抗日。赵老先生受尽折磨，坚不吐口。母亲张效乾四处求人借钱营救，有人怕受牵连，闭门不见。张效乾昂然道：你不用怕，俺不会再来了，但俺要告诉你，俺儿没做坏事，他是抗日救国不当亡国奴！后来是把五间青砖房卖了，才把人赎出来。一家人逃去北平，七七事变后又迁居上海、香港、贵阳、重庆、西安等地。
赵尚志兄弟姐妹十一人，他排行老六，二哥三姐一弟四妹。小弟赵尚武，七七事变后参加八路军，曾任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音乐队副队长，1943年反“扫荡”中在河北阜平牺牲。二哥赵尚朴，1932年入党，1938年去延安，离休前是哈尔滨市人大副主任。大妹赵尚英，30年代参加左联，抗战后参加抗日救亡宣传队，1948年到东北解放区从事文艺工作。三妹赵尚芸，1932年被组织派往上海团中央受训，之后一直从事革命活动。
赵尚志从小胆大。乡间狗多，小伙伴去谁家，都是他在头里。再凶的狗，见他不叫不咬，老老实实的，连大人都觉得奇怪。
据说，赵尚志在街上玩，碰见三个孩子在那儿谈理想。一个说，俺家都是庄稼人，将来粮满仓，畜满圈，吃不愁，穿不愁，胜过有钱住高楼。一个说，俺长大了要当保长，吃香的，喝辣的，多美呀。第三个孩子鄙夷地瞅着他们，说老子长大了当县长，都管着你们。赵尚志上去薅住“县长”领子：俺就当个打县长的！
赵家搬到哈尔滨后，生活顿显拮据。父亲在一家火磨（米面加工厂）记账，大哥在一白俄家赶马车，不久去苏联打工。赵尚志先给一白俄老板当杂役，后来又到一家首饰店学徒，与二哥做卖面粉、月饼、烧饼的小生意，在华俄道胜银行哈尔滨支行道里支行当信差。1925年，大哥从苏联寄回一笔钱，家境好转，十七岁的赵尚志到许公中学读书，先为补习生。他在朝阳县立高小读过三年书，主要是天资聪慧，当年即考入中学。
青年学生敏感、热情，精力充沛，学校又是个新思想流行的地方。赵尚志从小胆大、机敏，善于独立思考，过早的社会底层打磨，又使他比一般同学敏锐、成熟。而这一切迸发出最初的光芒，是在上海“五卅”运动后，迅速席卷各地的反帝爱国风暴中。
6月12日，哈工大、六中、三育、东华等学校代表，集聚普育学校，决定响应哈尔滨市救国后援会的号召，在学生中开展募捐活动，支持上海。赵尚志是许公中学代表，回校被大家推选为学生自治会副会长兼交际股长。在校园，在街头，在闹市，洪亮的嗓门，奔走的身影，怀揣着一个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世界，热血青年，豪情万丈。
接下来，在声援“五卅”运动中入党的赵尚志，在郭松龄倒戈引发的反奉运动中被开除学籍。
这时正值黄埔军校第4期招生，中共中央通知各地党组织选派党团员和进步青年投考，为武装斗争准备人才。听说这个消息，赵尚志喜不自胜，党组织也同意他去。一是因为他这个人适合学军事，二是反动军阀到处抓人，留在东北很危险。
从冰天雪地的哈尔滨，来到花红柳绿的广州，赵尚志被广东的革命形势激动着。他的形势可是不妙。笔试文化程度，口试对三民主义的认识，都没问题，在“体格试验”上卡住了。当年和现在，在广东人心目中，东北人都是身高体壮的大汉形象。眼前这个小伙子，倒是一口正宗的高粱米、大子口音，那个头在广东人堆里也只能算小个子。
赵尚志急了：俺就不明白了，这国民革命还怕人多吗？俺大老远来到这旮旯，你让俺去哪旮旯？当“街蹓子”（流浪街头，“街”音ɡāi）呀？俺也没钱了，俺也回不去了，俺也不走了，就在你这旮旯吃军饷了！
在许公中学，赵尚志是个穷学生，也是个好学生。而在黄埔军校的经历，却鲜有记载。很翔实的上中下一套《黄埔大传》连同附录的“同学录”中，甚至找不到“赵尚志”三个字。但是，当这个好像天生就是来这个世界扛枪打鬼子的铁铮铮的汉子，终于感动上帝踏入黄埔军校后，还会有人怀疑他不会竭尽全力吗？
赵尚志的治军带兵生涯，是不时可见黄埔军校影子的。
1926年夏，赵尚志回到东北，翌年3月在长春被捕。
受审时，敌人问他是不是共产党员，他说俺是国民党员。问他信仰什么，他说信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还信奉基督教，滔滔不绝大讲三民主义与基督教的关系。入国民党者，基督教徒居多，遍及东三省。基督教以舍己救人为宗旨，国民党重在舍身救国，彼此主义相同。三寸不烂之舌，一时间也弄得敌人一头雾水。
在奉系军阀统治的东北，国共两党都处于地下，关系也未完全破裂，共产党员可以跨党加入国民党。党组织派赵尚志到长春，协助长春特别支部负责人韩守本筹建国民党吉林省党部，通过统一战线方式更有利于开展斗争。
鞭子抽，棒子打，坐“老虎凳”，用子弹壳刮两肋和前胸，豆粒大的汗珠从赵尚志的脸上直滚，他一声不吭，只听牙齿咬得咯咯响。戴副近视镜，文弱书生模样的韩守本也不含糊。敌人就把他们押赴刑场。枪声响了，三个胡子应声倒地，他们两个好好儿的，原来是让他们陪决的。开枪前让他们跪下，赵尚志说老子要站着死。没死了，韩守本说尝过死的滋味了，也就是这么回事儿。
1931年12月，经组织营救，赵尚志与18名同志获释出狱。
从1925年夏入党，到“九一八”事变，6年间，赵尚志一多半时间是在狱中度过的。
问题在于敌人抓他、打他是正常的，在共产党内，和自己人怎么也说不清、道不白呢？
风打麦波千层浪，
雁送征人一段愁。
披靡无术，
被屏逐于千里之外。
写给朋友的这首小诗，道白了他的心境。
后面将会比较详细写到的终老本溪的方未艾老人，当时是哈尔滨《国际协报》副刊编辑。赵尚志、杨靖宇、金伯阳，还有建国后的著名作家舒群、杨朔，都是他那儿的常客，赵一曼去的次数最多。不管什么时候来了，有什么吃什么，谁也不把自己当外人。杨靖宇去磐石前，一双鞋不行了，见床边有双新皮靴，一试挺合脚，就穿走了。
1933年春节前后，杨靖宇来了。方未艾说：赵尚志哪去了？好久没见到他了。
杨靖宇说：小赵在巴彦游击队犯了错误，是李立三路线。
过了半个月左右，赵尚志来了，瘦了，一脸疲惫，眼里网着血丝。
两个人唠一阵子，赵尚志道：省委把俺开除了，不要俺了。俺窝囊了这么些日子，也寻思开了。打日本子，不分党员、非党员，每个中国人都有份，谁也不能挡俺。
1932年4月，中东铁路日本军列往来不断。14日夜，根据省委指示，赵尚志和商船学校学生范廷桂，在哈尔滨市郊成高子车站附近路轨埋设炸药，颠覆一列军列。据《盛京时报》报道，日军死11人，伤93人。这应该是东北共产党人直接痛击侵略者的最早战果。说赵尚志未打死一个鬼子，先丢了党籍，显然不妥。只是这位黄埔4期生梦里鼓角连营，渴望的是率军纵马疆场，没想到果真一试身手，竟是这个下场。
这时赵尚志家里最着急的是他的婚事。且不说抱孙心切的母亲，连一向主张婚姻大事儿女做主的父亲，也有点儿沉不住气了。在那个年代，二十五岁绝对是个大男了。街坊邻居那些一般大的小伙子，没有不当爹的了。要是换个人，找个心仪的姑娘，这辈子可能就改弦易辙过自己的小日子了。而且对于愁苦、郁闷的年轻人，这也不失为一种解脱的方法。可这样就不是赵尚志了。婚姻意味着责任，大英雄、伟丈夫赵尚志，承担不起这份责任。
从黄埔军校学习回来，哈尔滨地委分配他负责地区的妇女工作。让这样一个还一身军校气息的硬汉专门做妇女工作，未免不伦不类，甚至滑稽，可他二话没说。开除党籍，省委让他担任哈尔滨市总工会主席，这回他拒绝了。
之后，省委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家人也不知道，方未艾这样的同志、朋友也不知道——赵尚志好像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独行侠
3月的哈东，北风卷着雪粒子在旷野逞威，枯草的梢头在雪地挣扎，树林子东倒西歪地号叫，天地间灰蒙蒙的。待到太阳出来了，满世界雪亮冰莹，那些出没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