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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保堑氖樽郎稀⑶缴瞎衣瞬煌⒍恼掌＝ソサ兀掌氖坎患酰⒍氖吭蛟嚼丛缴伲詈笾皇Ｏ乱桓觥２痪肔ewis第一个宣布喜讯：“我要回去结婚了！”然后，他们一个接着一个回国结婚。我们还真吃到了他们发的一盒盒喜糖。
单身的生活结束了，可他们还是一个人过。因为按美国移民的速度，绿卡持有者配偶团聚，从申请到批准，至少三年以上。那怎么办，这婚不是白结了吗？！天无绝人之路。与美国相邻的加拿大正好开放了对中国公民的直接移民。他们不约而同都想到了一个“曲线救国”之招。
申请加国独立移民，最久不过半年。况且，一人申请，全家移民。如果将老婆办到加拿大，不是随时都可以相见了吗？！说干就干。于是半年之内，他们的太太们便一个个从祖国的“五湖四海”，聚集到了离纽约最近的加拿大城市——多伦多。
他们自己原本也是可以搬到加拿大的，不过那时他们都只想申请美国绿卡身份，而政府规定，申请者必须每年在美国居住半年以上，加之加拿大的工资比纽约又差了好大一截儿，于是先生们都留在了纽约，太太们聚集在多伦多等待美国的绿卡。这样的状态保持了四年之久。
在这四年之间，每逢周末，先生们便组成个“探太太团”，倾巢出动，租个车浩浩荡荡向多伦多进发。倒不是那些先生们自己没有车，只是租个Van（厢式货车），几个先生Share一下，轮流开车又快又省力，而且还省钱，关键是解闷，何乐不为。
一年后，他们的“种子”渐渐地开花结果。为了和太太多呆一会儿，他们一般都是星期五下班后从纽约出发，半夜一二点赶到多伦多。星期天晚上又开夜车回到纽约，一早便直接去公司上班。苦中作乐的甜蜜，使他们乐此不疲。
我和小玲已定居在多伦多。平时我们和太太们常来常往，有事儿相互关照一下。先生们每次来，我们都聚在一起，或打牌，或聚餐。记得那天在Lewis的家里打牌，我们
留学生最喜欢玩儿的“八十分”。Lewis的太太已“身怀六甲”。牌打得正起劲，到了相持不下之际。
“我不行了！”Lewis的太太突然叫了起来。
“什么不行了？”Lewis忙问。
“他要出来了！快打911！”
Lewis赶紧抄起电话：“我太太要生了！Please e as soon as possible！”（快来，越快越好！）
电话那端问道：“Where do you live？”（你们住哪儿？）
Lewis一愣，忙问太太：“Where do we live？”（我们住哪儿？）
这话让911那头听到了：“Are you her husband？”（你是她的老公吗？）
“Of course！”（那当然！）Lewis回答道。
“But why you dont know your own address？（那你怎么连自己的地址都不知道？）”
一阵解释……
过了十分钟，救护车来了，将Lewis的太太送到医院。半小时后，一个大胖小子哭着降生了。Lewis那时不愿放弃纽约的高薪，只能立刻将自己的岳父母接了过来。我们那局“八十分”至今都还没有打完呢。
每次聚会，我都会让他们谈谈纽约的情况。那时DOT 正热，他们在纽约如鱼得水，大赚特赚。我们在多伦多虽然生活舒适，可收入实在是不能和他们同日而语，心里总是“痒痒的”。我也和他们的太太一样，真希望尽快结束“移民监”的生活，早日回到纽约。
四年后，他们的太太一个个都迁居到纽约，结束了那段两地分居的日子。至今我们聚会时还常提起那不平常的往事。先生们都说那段日子是他们婚姻生活里的“Golden Time”（黄金时代），每次都是“小别胜新婚”。现在，天天生活在一起，有时还真希望回到那段幸福时光。不知是说笑，还是真心话……
教育背景与个人前程／思进／
来到多伦多后，工作稳定了，我们不再感觉动荡不安，这才有闲暇去总结北美的教育体制对于个人前程的影响。
我看到，由于中国人的吃苦耐劳，八十年代以后赴美留学的中国人大多数最后都成了教授、工程师或是医生等。他们进入了中产阶级阶层，住着独门独院的洋房，开着
宝马奔驰等名车。这样的生活如果原封不动地搬到国内，也应该算得上是人上人的生活了。但在美国，距离上流社会的标准还有一大截呢。这里总的在于教育与文化背景的差异。
在纽约上班的亲戚（五姨婆的儿女）告诉我，在公司工作，免不了会与美国同事相处，这里提的相处，并不是工作上的，而是日常的共处。很多华人会在工作中表现得积极努力，但一提到社交，实在有点心有余而力不足。文化的差异是最大的鸿沟，勤奋学习的中国人，可以努力学习，取得很高的学位；可以积极工作，得到高职厚薪；然而，文化的差异可能是一辈子也无法去弥补的。
美国人在一起闲谈的话题，少不了音乐、电影、电视、书籍、
星座、食物、度假等。其实，从这方面来看，他们生活更多重视自己的兴趣、爱好，很少听他们深谈自己儿女的教育、房屋汽车的价格、国家的政治，这与华人关心的问题很不同。其实，他们并非不关心，只是在一些非常放松的场合，便没有必要去谈起这些沉重的话题了吧。在群体讨论着这些轻松话题的时候，这些对美国文化、娱乐并不是有那么深刻了解的外国人来说，的确是有理解的困难的。
当美国同事兴奋地谈论着他们喜欢的作家、他们儿时的学校、他们看的第一出歌剧，当几百个不同的名字出现在他们的谈论之中，就算英文能力再强，也不可能插得进这些话题。
五姨婆的大儿子，我叫大表舅，一次对我说：“有时很茫然，不知道应该按照自己二三十年的习惯看中文报纸、电视、关心中国，还是索性狠心，让自己重活一回，参加只有美国人的聚会，看歌剧、读美国史、能回答电视台《百万富翁》节目里的所有文化题目，做一个真正的美国人。”
能进入美国上流社会圈子里的人必定是有钱人。但有钱人是否真正能够进入美国的“上流社会”则还要看他的钱是“旧钱”（Old Money，指经几代经营得来的钱）还是“新钱”（New Money，指靠自我奋斗，一下子暴富得来的钱）。如果他手中的钱属于“新钱”，那么他充其量也只能说是属于按家庭经济状况划分的“上层阶级”，暂时还算不上是“上流社会”的人。处于经济上层阶级的人是否能使自己成为“上流社会”的一分子，就要看他如何将自己的“新钱”加速折旧变为“旧钱”——归根到底还是要看“上流社会”的人是否接纳你。
来自美国上流社会的人除在言谈、举止、穿戴、休闲方式、居住地域、个人价值观与普通人不同之外，还应拥有一些被社会公认的共同“背景”。比如，上流社会的子弟一般在少年时都进入有名望的私立寄宿学校接受教育。这些有名望的私立寄宿学校（又称私校）大多位于美国东北部、新英格兰地区，其中多数又属于美国主教派教会（又称基督教圣公会教派）办的教会学校。
每天早上，在纽约的上东区街道上，你能见到由家庭教师陪伴的穿着洁净校服的学童去私校上学。当年，小肯尼迪就读的私校就是位于东八十九街的圣·戴维中学，这是一座建于1919年的乔治亚式古典建筑。上流社会的子弟在经过这些学校的预科学习后，直接进入普林斯顿、耶鲁、哈佛等常春藤名校。
随着“朝阳工业”的兴起、“夕阳工业”的没落，南部阳光地带（石油产业）和中西部高科技产业（航空航天产业和信息产业）的“新钱”不断地向东北部地区的“旧钱”挑战。伴随着金钱产出方向的改变，南部和中西部地区也开始学习东部地区，相继建立了一些“私校”。
在美国社会中，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早在中学时代就已经开始建立起来。在私校中，出自同一家庭背景的学生以及他们共同接受的教育已经让他们结下了“神圣同盟”。
美国的“社会精英”有三种：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技术精英。这些人在各自的领域发挥领导作用。
一个人能否成为“社会精英”可以与家庭背景有关系，但更多的还是靠自我奋斗以及接受完美的教育而成为某一领域的佼佼者。
有人曾经考察美国的《社会名人录》，发现美国大公司的董事多数出自上流社会，而美国的政治家、高级军事将领、宗教领导人则更多地出自中产阶级家庭。这些人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或接受完美的教育而成为“社会精英”的。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美国政府的决策集团以及中央情报局、司法部门，大多从社会的上层阶级中吸收高级决策人员。许多上流社会的家庭成员还直接参与政治竞选，如肯尼迪家族和洛克菲勒家族。
通过个人奋斗取得财富早已成为美国式的神话，这种社会风尚从根本上体现了在美国占统治地位的宗教——新教的道德伦理观。
回顾历史，乘着“五月花”号轮最早来到新英格兰地区的欧洲移民就是那些躲避欧洲宗教迫害的清教徒。清教类似加尔文的新教，把财富的积累看作上帝恩宠的表现。美国新英格兰地区最早发迹的商人和制造业主几乎无一例外都是清教徒。如美国垄断财阀保罗·梅隆的祖父托马斯·梅隆从小就接受清教徒的伦理观“赚钱乃是上帝的旨意”。他在拜访了一位富有的实业家后就立志要与这些阔佬“平起平坐”，这成为他一生的奋斗目标。
在美国，赚钱是一种美德，赚了钱后究竟该干些什么事情？《圣经》中有一段记载，耶稣曾对他的门徒说：富人想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换言之，富人进天堂的前提条件必须是散尽钱财。这与美国上流社会的一些人热衷于慈善事业是有关联的。另外，美国的新教还有一个说法，就是富人只是上帝的管家，不管有多少钱，都是属于主人的（上帝的），富人不过是暂时帮上帝管理着。富人一旦逝去，这些钱就要回馈到社会。
美国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起步时一无所有，去世时总共捐献了三点五亿美元。美国铁路大王范德·比尔特也是试图通过对艺术的捐献来摆脱自己出身贫穷的阴影。当今世界首富比尔·盖茨与夫人一起创建了比尔和梅琳达基金会，该基金会每年的捐款金额超过了十亿美元，用于资助医疗、保健事业。
在欧洲，有贵族封号的人不仅意味着他的血统纯正，还意味着他的举止、教养、风度甚至道德方面都为人楷模（当然历朝历代的贵族阶层都有丑闻缠身也是不争的事实）。
同样，在美国一个人有可能在一夜之间暴富，但他决不可能一夜之间迈入受人尊敬者的行列。要赢得世人的尊重、要得到社会的承认还需要练“内功”。卡内基音乐厅、杜克大学、福特基金会等名字似乎都在提醒人们注意，现在处在美国上流社会的人士在巧取豪夺的同时还有事业成功后回馈社会的另一面。
第6章 弃安图进重返美国（1）
学校二三事／小玲／
美国公立学校对美国公民和永久居民进大学，是优惠待遇下的普及制度。高中毕业后，只要有上大学的愿望，通过考试，一般都能如愿以偿。外国学生入大学的要求和本国人不一样，申请学校需要托福成绩，进了学校还要参加数学和英语的评估考试（Assessment Test）。然后，根据评估考试的分数，再决定上哪一级的英语和数学课。纽约有个美国最大的公立大学，叫“纽约市立大学”（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简称CUNY）。它由二十四个学院组成，有的学院是二年制的（相当于国内的大专），有的学院是四年制的（相当于国内的本科）。有些学院还设有研究生院，例如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就读的“城市学院”、中国画家陈逸飞就读的“亨特学院”、联合电脑公司老板王嘉廉就读的“皇后学院”等，就是“纽约市立大学”四年制的学院。整个CUNY系统还有提供博士生课程，授予博士学位的，如Graduate Center。CUNY由于学费相对于私立学校来说比较低廉，教育质量又不低，而且其教授学生还曾多次获诺贝尔奖，素有“穷人的哈佛”的美称。
上大学是美国穷人和新移民步入中产阶级的必经之路。穷人上大学可以申请政府补助，补助的款项包括：免学费和书杂费，发给交通费和餐饮费。视贫困程度不同，得到相应不等的补贴。我的很多同学是靠政府资助进的学校。学生暑假打工所得，在年底报税时，可以享受税务优惠。对不算穷也还未踏入中等收入家庭的子女，因享受不到政府资助，他们可以在读书期间申请无息贷款。待大学毕业六个月后，再支付尚未付清的贷款。无论富人还是穷人，子女的一部分学费，在年底报税时可以抵销所得税。连坐轮椅的，听力有障碍的和眼疾患者等，一视同仁都可以上大学。未婚妈妈和单亲妈妈们也不用犯愁，大学里还有托儿所，专门照顾学生们的小孩子。美国政府想尽了办法，让大多数的美国人能进学校，以壮大中产阶级的队伍。
而我们这些外国大学生，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不但什么都不可以免，学费起码高出本地人三分之一。像思进在皇后学院攻读硕士时，学费比本地人高了一倍。在纽约，凡在当地交税的外国人家庭，学费和当地人享受同等待遇。我读大学的时候，思进已经开始上班，算纳税人了。我的学费比思进做学生时要便宜一半儿还多。然而，对大多数的外国学生来说，有一个省学费的办法，就是每个学期多修一两门课。美国大学规定，一学期最多修六门课，修四门课以上，就可免去第五、六门课的学费。第六门课则必须根据GPA的好坏，来决定是否有能力一学期拿六门课。我一般都修五门课，以确保好成绩。大学最后一个学期才大着胆子修了六门课，还好成绩都挺理想的。
读大学除了学费之外，书费也是学生的一项不小的开支。按一个学期修四五门课来算，一本书动不动就是几十、上百美元，怎么样都要三四百美元的书费。我的学习条件比思进好多了，思进是约好了同学一起印书，我用的基本上都是新书。思进是“全工全读”，而我是“全读不工”。我十分珍惜得来不易的学习环境，对自己的要求就很高，最好门门课都拿A，好像只有这样，才对得起付出去的昂贵学费。
我的学校二三事，得从读大学前，如何开始学英语说起。记录这段经历，主要是鼓励想学英语的朋友们，连我都可以做到的事情，任何人都可以做到。不信的话，请看下面的小插曲。学校放假，我回国探亲。亲朋好友都知道我是以陪读身份来美国的。思进上班了，我的陪读打工生涯也随之结束了。他们很自然地问我在美国忙些什么，我回答在大学读会计学位。听完我的答复，他们几乎都会千篇一律地问我：“你读大学是用英语，还是用中文？”难道在美国还有用中文读大学的吗？可见在他们心目中，我出国前的英语程度了。自学英语
打工阶段往返于纽约的地铁里，我多么羡慕手捧一本英语小说，或者一份《纽约时报》，悠悠然地坐定在那儿的中国人。他们翻报纸的沙沙声，沉浸在小说故事里的专注神情，真是羡煞站在他们身边的我。我曾幻想用我的一口上海方言，来换取他们的英文。思进能说一口字正腔圆的国语，而不太会说上海话，那时他的英文已很流利了。我曾傻里傻气地问他愿不愿意和我换。他看我为学英语焦急烦恼，急于求成的模样，说：“万丈高楼平地起，一天背十个英语单词，就当赚了一百美元。一年下来也为数可观了。”
靠打工赚来的钱，少得只能维持我们最低的生活水平，心里非常不平衡，总想读书拿学位多挣点钱。那时我们多缺钱啊！哪怕就是思进说的这种赚钱方法，也挺有刺激性的。刺激我学英语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不想成为一辈子只能生活在纽约唐人街的中国人。看不懂美国电影，不懂得欣赏百老汇歌剧，读不了英语小说报刊和杂志，你就根本无法了解和融入主流社会。每天早上一觉醒来，不知道这个世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如果来美国只是为了一日三餐，抛却了一切文化生活，那还有意义吗？哪怕今后我不在美国定居，学会一门语言，与人与己都将是不可估量的收获。为此，我为自己制定了一套学习方案。每天背十个单词，晚上看两小时电视。电视节目里电影、新闻，以及广告词里的生活用品和用语，都成了我学习的活教材。三年多下来，我累积了相当可观的词汇量。渐渐地，电视里的节目、马路边吹进耳边的说话声，变得悦耳动听起来。信箱里的信件、账单，以及各种广告单，不用等思进回来，我都能一一处理了。我在老板馨华的公司里，看见老美来订货，不再心里发毛，害怕和他们交流，反而总是没话找话地和他们东拉西扯。办公室的电话铃一响，我赶紧抢着接。顿时，一个全新的世界在我的眼前展开了。我会听、会说、会读英语了。我那几年的付出终于得到了回报。为了甩掉陪读的帽子，不再成为思进的影子，为了能进学校接受新知识，实现自我价值，我开始踏着“前人”的足迹，整天抱着思进留下的托福六百分单词、英语语法书籍，做习题，练听力，准备考托福了。
当我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一刹那，心情是复杂的。我从听不懂、说不全一句简单英语，到可以像思进那样上大学，做留学生，我付出了许多牺牲和辛勤的汗水。我牺牲了阅读中文书籍、逛商场和朋友聊天的时间，好不容易换回这么薄薄的一张纸。这张纸，为我打开了通往理想的路：做一个利己利人的专业人员。我意识到，前面的路还很长很长，这仅仅是跨出了第一步。我会为另一张纸——学位证书，做出更多的努力和牺牲。读大学学位，得修满120个学分。每门课平均三个学分，一年两个学期，每次拿四门课，加上暑假允许修两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