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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后，定居加拿大的胡蝶在《回忆录》中这样写到：“宣景琳在《姊妹花》一片中，是驾轻就熟，演技发挥得淋漓尽致。也正因为有她及郑正秋的通力合作，我自己的演出才能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
而所谓睹一叶而知秋，窥一斑而了局。胡蝶是一个长寿的女人，从1907年到1989年，在她80多年的一生中，该经历了多少变数，有多少选择会是情非得已，有多少快乐背后隐藏着无奈和悲哀，旁人都只能隔岸观火。而当事人的胡蝶自己，在80岁的时候回忆起来，恩怨纷争都是薄衣过得残冬的风轻云淡，一生的往事如云彩彼此拥抱，化为春雨清脆婉转敲击在玻璃窗上，发出好听的声响。
我于是又想起胡蝶在回忆阮玲玉时的一段话：“我到欧洲之前，到她家去第一次没有见到她，只见到她妈妈和她女儿小玉。后来又去了一次，她刚好在家，两人见面，十分高兴。我们既是同乡，又是同行，所以谈的话题也是大家感兴趣的，谈到我这次出国访问，她也很高兴，也很感慨，她说：‘能有机会出去走走，开阔一下眼界，总是好的，不知我此生是否还有这次机缘。’说着说着，大概触动了她的心事，她不觉眼圈红了。我连忙岔开话题，劝她说：‘人生也似舞台，悲剧也总有结束的时候，我自己在苦的时候常对我自己说，快了快了，演完苦的就会有快乐的来了，你现在不也是苦尽甘来吗？’”于此，我也就想，以我们今天的生存的悟性能否了悟这只蝶的生存法则呢？我是觉得，她让我有机会看到水做的女人水的能量和热情的释放，完成了那惊艳绝伦的一瞬，再别无遗憾地万川归海，也就少了一些的悲天悯人吧。虽是说今天的我们已不是胡蝶的时代，但无论远了近了，在一些时候，我们其实不必要等到很久才会明白什么是年长岁老。来来往往里，一些人告别了，一些人还在，时间也总是在流变，但又有谁能够说，那些过去和未来的年代里肯定看不见你与我呢？
如果一定要追根溯源，胡蝶的生存智慧跟她少年时期的经历也是有些关联的。她原籍广东鹤山，生于上海。父亲胡少贡在胡蝶很小的时候就在京奉铁路线上当总稽查。在胡蝶16岁进入到上海务本女中读书之前，她一直随家人奔波在铁路线上，四处迁徙的生活使得幼年的胡蝶接触到各地的风土人情，在阅人历事中积累了人情世故的经验，也多少让她耳濡目染了生存对舍与得的要求，漂泊不定的住所，不断的放弃和远离，客观上是容易让一个人在得失取舍上就事务实的。而在平常的日子里，我们需要的常态也不过如此。我记得是在《博尔赫斯八十忆旧》一书里，看到过博尔赫斯说他把世界看作一个谜。而这个谜之所以美丽就在于它的不可解。但是他认为世界需要一个谜，而人们无需知道得更多。博尔赫斯说这话的时候已经双目失明，他许是认为存在即是合理吧。而相对于动荡中求生的人们，合理不合理却只是一种矫情的奢侈。香港沦陷时，胡蝶就看到了影界姊妹悲惨的遭遇：以《驸马艳史》出名的红影星梅琦与“华南影帝”张瑛举行婚礼，日军当着新郎的面扒下了她洁白的婚纱。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胡蝶的忐忑和如履薄冰。她要挡住多少掠夺的手和窥视的心呢？令人惊奇的是：灾祸、动荡的生活并没有让她变得极端或者僵硬无情。她也不是那种恃宠的女子，在电影里，她经常饰演富家小姐和贵妇人，生活中她却是做得了柴米夫妻，是一个愿跟普通、老实的商人过日子的妻子，息影后更是倾注了全力，辅佐潘有声经营以生产“蝴蝶牌”系列热水瓶为主的兴华洋行。只可惜这段战后朝夕相处的生活只持续了六年，潘有声就病逝了。丈夫的先她而去，使她始终无法摆脱孤独和悲哀，1959年，在亲友的鼓励下，已年过半百的胡蝶加盟邵氏公司，回到了阔别十年的电影界，先后参加了《后门》、《街童》、《苦儿流浪记》、《两代女性》等的拍摄。其中《后门》一片获第七届亚洲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禾奖，而她获得了最佳女主角奖，同年该片又捧走了日本文部大臣颁发的特别最佳电影奖。
1975年，胡蝶移居加拿大的温哥华，并改名为潘宝娟。宝娟是她父母为她起的乳名，以潘为姓则表达了她对亡夫潘有声的怀念之情。为着这份对夫君的亲爱，在丈夫去世后的三十多年里，胡蝶一直孀居。其间有痴恋她的朱坤芳向她求婚，她说：“非常可叹的是，我也只能辜负你的一片痴情，其实我根本就是个思想非常传统的女人……” 朱坤芳早年因为迷恋胡蝶主演的影片时常逃学，后来弃学从影，又因胡蝶嫁了人而使他痛不欲生。在他准备投入黄浦江作为解脱时，突然萌发奇想：“胡蝶身患疑症，无人能医，如果我掌握了高超医术，就定能妙手回春救她生命。”于是，他重新振作精神，赴日本投考仙台医科大学攻读西医，继而又拜著名汉医为师，因而精通中西医术，成为横滨的著名医生。他思念着胡蝶，一直没有娶妻成家。从报上得知胡蝶痛失丈夫，他毅然停业奔赴香港，要帮心仪的女人渡过难关。正是朱坤芳的劝说鼓励和奔走使得胡蝶在50岁的时候重投电影，早早晚晚里能够安详飞翔。但胡蝶说：“朱先生，我胡蝶决非无情草木，可如今我的儿女都长大成人，我已经是当祖母的人了，他们会怎么看我？唉，原谅我吧，我实在对不起您啊！”我想，从这件事，我们多少可以理解到胡蝶对自己传统中国女性的定位。或者也正是她的传统定位组成了她一生细碎而实在的情形，所以她从不在想象中生活，她既是明星，又是千千万万的柴米妻子之一。她入世的时候一身光芒，出世时又能回归平凡，忍着委屈和风险去尽一份女性的哺育劬劳。也所以，她能掌握住自己，一旦情形好转，她便又积聚起飞翔的力量。既往也就是过眼云烟了。懂得追求也知道放弃，学会珍惜也能够遗忘，对一个弱势的女子，这是非常宝贵的一种生存能力和经验。由于胡蝶几乎是本能地乐观，加上明智的性格因素，幸与不幸，她都很容易看成一种常态。常态是什么呢？实则是如同击鼓传花的游戏，鼓点停了，停在谁就是谁，你参与了游戏，也就没有什么愿意不愿意，拿了花起来跑就是了，一味地将常态强化为个案，对谁都很无趣。
这就是世上的事。很多事，终归是，我以为胡蝶洋溢着的乐观豁达在今天依然像一个故事一样动人，并修补着女人的弱势。而根据我们今天的经验，只有乐观豁达的人才有坚强的本钱。亦此，胡蝶也就支持着并鼓舞着我们别来无恙，在自己的习惯中得到幸福。也如此，若说过去那个年代里胡蝶的生活是很好的或者幸运的，那么日子反复着继续着到了今天，我们应该是可以更好的了。
而把日子糟蹋和对日子吝惜，又是各人自有所解，就如电影和生活，一个是给别人看，一个是给自己看。当然，也都随了日子的悠长，要荡漾到远处去。
潘玉良
姹紫嫣红遗落于身后（1）
切她都经历过来了。她用自己的行动，突破了当时以男性为主体的绘画风气，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完全靠了毅力和坚韧去把自己的意志分给每一次的孜孜不倦，开掘了自己的天赋，也炼就了面对苦难的豁达。风雨磨难中，是一个弱者在坚强和容忍中的坦然和微笑。潘玉良，就是这样，一种叫执着和坚韧的东西大如珠玉，细如雾霭，流动在她的一生之间。她自强不息的刚性气质也流弹如雹或者梨花沐雨一般，供今天的女人享用。
凌晨三点，我没有睡意。想着民国初期里一个叫潘玉良的女子。夜的暗色，平直而无声，像我和她之间滔滔的时光，我此刻寻她的某种桀骜不驯，像这暗色里一束能伤眼的白光，还有点诡谲。这大概因为她是那样叫人难以置信的一位奇女子吧。
孤儿——雏妓——小妾——画者——中国最高学府的教授——世界艺坛的著名艺术家，这都是潘玉良。古今中外的经传中，她以不可代替的艺术史上的位置，成为了一个非常特殊的典型：二十世纪中国政治动荡和文化碰撞的社会巨大变革背景下，经过个人努力获得成功的女性。由于她与众不同的经历和性格，使她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最为突兀，也最具代表性的女性艺术家。她的传奇色彩，隔了半个世纪，纵横交错在了我们的今天。在那样的一个战乱年代里，她只身两次远渡重洋，在异国他乡的巴黎从事艺术活动达五十多个春秋。在这段身处异乡的经历中，作为外国人眼中有艺术天分的中国人，她的作品曾多次入选法国具有代表性的沙龙展览，并在美国、英国、意大利、比利时、卢森堡等国举办过个人画展，曾荣获法国金像奖、比利时金质奖章和银盾奖、意大利罗马国际艺术金盾奖等二十多个奖项。她一生最大的荣誉是1959年9月巴黎大学把它设立的多尔烈奖，奖给了她这个中国女子，这在巴黎大学的历史上是破天荒第一次。巴黎市市长亲自主持授奖仪式，把银盾、奖章、奖状和一小星形佩章授给了她。她还是一位雕塑家，她创作的雕塑《格鲁赛头像》、 《蒙德梭鲁头像》，分别为巴黎尚拿士奇博物馆和法国国立教育学院收藏。专家们说，她的油画作品融合中西，色彩线条互相依存，用笔俊逸洒脱，气韵生动，赋色浓艳，雍容华贵，别有趣味。她的绘画有雕塑感，她的雕塑又有绘画的浑厚。
大多数的人知道潘玉良，多是从影视剧里。有几个版本，都由倾城美女演绎，多是小桥流水或者水榭庭院一般的东方韵致。在时光里回溯，我的嗅觉里却没有这般想像的香艳，潘玉良全然不是水做的女子。她，在绝对的男权社会里，把所有的伤和痛都背负着，气象峥嵘，明明已身心疲惫，也还是以一种赤着足的方式走路。而且一路斑斓。
看了很多写她的文字，知道她生于贫民家庭，当雏妓是因为她一岁时丧父，两岁时姐姐死了，到了八岁时母亲也不幸离世。失却了生存支柱，她被舅舅收养。在她13岁那年，为偿还赌债舅舅把她卖给了芜湖城里的怡春院。在妓院四年之中，她因拒绝接客，逃跑、毁容、上吊数回，直至这命运在后来被一个叫潘赞化的男人逆转。
除了在妓院学习过吹拉弹唱的技艺，学唱过京戏里的老生，她没有受过基本的文化教育。自幼沦落风尘，是纠缠了她一辈子的伤痛，令她一辈子都要痛得窒息。
四年青楼女子的生活，却并不让她风情万种，她甚至没有一般女子的娇媚可人。
她的同班同学、老画家刘苇（倪贻德夫人）说，有一次她们在杭州山上写生，潘玉良到雷峰塔墙圈里方便，这时一伙男同学过来了，刘苇喊潘玉良快出来。潘玉良蹲在里面说：“谁怕他们！他们管得着我撒尿吗？”在上海美专任教时，有人出言不逊，被她赏以耳光。
看她的自画像，和她留下来的照片大体是一致的：狮子鼻、厚嘴唇，平庸的相貌。
如此种种吧，使她几乎别无选择地，倔强着，坚强着，执拗着，并这般强壮起来。
在她的传奇色彩中，有两个男人不可忽略。这两个男人对于潘玉良，一个像山，一个像水，如同经过命运或者天意的挑剔和筛选，给予了一个女人一生流连盘桓的底蕴。应该说，无论过去还是今天，一个女人能够脱颖而出，都不知要经过多少男人的手。对此，潘玉良也只能像绕不过风一样需要男人的手托着她。不过，她却不是因了千媚百态，或者花枝招展。
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
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
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
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去。
这是一曲古调的《卜算子》，潘玉良在轻拨琵琶为芜湖新上任的海关监督潘赞化弹唱的时候，才17岁。她并不知道这个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过辛亥革命的桐城才子，会像天意一样在这一天改写她的一生。此时她叫陈秀清，当地乡绅富豪为了讨好潘赞化，从怡春院选了她来弦歌助兴。
然后是潘赞化看着凄怨悲凉的风在这弦歌中弥漫，像忧伤的阳光慢慢地洒遍自己。这个长她12岁、又有了妻儿的男人，用他可能的一切方式开始爱护她。1913年，在陈独秀先生的证婚下，他们结成夫妻。新婚之夜，玉良改姓潘，叫潘玉良。
从此后潘玉良一直以潘赞化的夫人为其本分，却又始终因小妾的身份而在当时保守的中国世俗社会中难以立足，最后只得远走法国，长眠异土。
因为自己的一刻一缕的感受和心情，为中国增添了一名世界性的艺术家，这无论是在最初的偶遇中，还是在后来他们一起或近或远、或是喧哗或是宁静穿越的时光里，这恐怕也是赞化先生所意外的。而对于潘玉良，赞化先生就像一座山，一座可依可靠可安心并注定要培植她的男人山。据记载，潘赞化本人在外形上端庄浑厚，是一个开明的知识分子，一个革命者，参加过蔡锷将军的护国军，讨伐袁世凯时任旅长。他还是陈独秀先生的老友，主张男女平权。
一个正直的、有同情心并也有能力去呵护女人的男人。
想来，他早期对潘玉良的救助和支助，更可能是出于一种信仰和道义。但是，他为潘玉良所做的种种，就是放在几十年过去了的今天，也是要让人肃然敬佩的。
在那个年代冷的眼、暖的眉中，潘玉良的岁月因了这个男人多了许多无辜的疼，也多了更多女人们一生所求而不能得到的宠。
赎出潘玉良后，赞化先生便请了教师教她识字。后来，拗不过玉良在最初时的一己之趣，让邻居洪野先生教她绘画，直至帮助她进入到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习。
再后来，赞化先生从上海把她送过重洋，让她满怀憧憬地踏出了求学欧洲的第一步。到达法国后，她进入法国里昂中法大学学习，后又考入里昂国立美术专门学校。1923年，她考取巴黎国立美术学院。这期间，她与徐悲鸿同班，在巴黎的凯旋门，在波光粼粼的塞纳河上绘画，一时间日暖云轻。
1928年，潘玉良学成回国，相继在上海美专、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先后与王济远、庞薰琴、徐悲鸿等名家共事。这期间，为了拓展自己的艺术视野，她在黄山、庐山、扬子江等地的峰巅峡谷写生，风餐露宿。在从事美术教学和研究上的同时笔耕不辍，先后举办了五次个人画展，并出版了《潘玉良油画集》，受到广泛好评，被誉为“中国西洋画中第一流人物”。
再后来，是1937年，潘玉良再次去国离乡，主要是潘赞化的原配夫人与她不能相容，不愿让丈夫为难的潘玉良借参加巴黎举办的“万国博览会”和举办自己个人画展的机会再赴欧洲，此后就客居巴黎。
有另外一个男人，在她有限的生活的圈子里，以他几十年如一日的真诚成为她极个别的知己。这个男人名叫王守义。王守义出生于河北高阳县农村，有说曾做过潘玉良的学生，于1920年去法国勤工俭学，后来在巴黎开中餐馆。潘玉良在她的后半生与王守义相依为命，冷夜不惧寒意，是在她第二次去法国后。
她再到法国时，正值欧战前夕，局势紧张，许多留法习画者正纷纷离去。战争时期，不仅生活不安定，绘画工具的材料也十分缺乏，一般的画展活动也不能如期进行，潘玉良境况窘迫，王守义的接济使她有了安定的生活环境。潘赞化去世后，潘玉良和王守义同居，直到去世。
王守义对于潘玉良，是一种水的滋润。庭院深深中的那种小榭流水。这样的滋润，是可以叫女人安静的：放了心很踏实地来过自己一分一秒的生活。
王守义还是潘玉良从事绘画和雕塑时的助手、追随者，或者仰慕者。他懂得欣赏潘玉良的品德和才情，无论是辉煌的时刻，还是落魄的岁月，王守义总是默默地陪伴和帮助她，在她的孤独和寂寞里邂逅了很多的温暖。这是潘玉良的一种幸福。这幸福的模式也是很多女人想要的：平淡而真实的归宿。有风的时候，这个男人会牵着女人的手放进他外套的口袋里，然后相视一笑。
大致上，潘玉良就这么经历过来。然而，在这经历里，我体悟着她的沧桑却又不能解语的，是她所付出的艰辛和所经历的坎坷。从一个没有受过最基本教育的青楼女子成为蜚声世界艺坛的艺术家，潘玉良所走过的每一步，该都是在以最拼命的方式迈出。虽有人同行或转眸向她，她自己也只能无奈看着有刺扎进足心，通到心里如流水汹涌。她是认了这份苦却不服输的，因而，每一步也就如赤着足行走一般，其中滋味，也就只有心能体悟。
有一张潘玉良于1931年5月在天津拍摄的照片，是当时记者采访时拍摄的。看过后就不能释怀。潘玉良作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随徐悲鸿夫妇来到天津，当时她已是大画家，照片当中的潘玉良却是没有姹紫嫣红的欢愉，显然的孤寂和忧郁隔着时空，依然流露着苦涩。
她就是这么活在这样的内心里活了一辈子吧。
在一天天的日子里，她又是极能耐苦的，耐苦而没看到她说苦。在巴黎学画时，她一度在四个月的时间里没有接到家信和津贴，忍饥挨饿几近失明。为了多临摹一些大师们的作品，她极少在星期天休息。天还没亮，她就起来，带上画具，往罗浮宫去。常常是口干舌焦，腹痛恶心，饥不择食地啃一块冷面包。第一次赴欧洲
留学，虽说有潘赞化周旋，但她是自己考得安徽省政府的双份津贴。为了不错失这次留学的机会，她忍痛扼杀了腹中的胎儿，在习画的同时初步掌握了法语。
而此之前，作为上海美专唯一的女生，后来又被好事者打听到她的青楼出身，所要面对的流言飞语漫天飞舞，其内心的苦楚也是可以想见。她的晚年很凄凉。巴黎是高消费的城市，她为人忠厚诚实，没有代理商代理出售作品，她更不会经营宣传“推销”自己，历年卖画极少。到了晚年，年老体衰，靠社会补助金维持生计。1977年7月22日，在贫病交迫之中，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