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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我知道这些坛子里还有酒。可我父亲已经不喝酒了。他跟我母亲结婚的时候就已经不喝酒了。我父亲说他从前是喝酒的,只是酒量不大,旧金山那次博览会,也就是巴拿马万国博览会散了以后,就不喝酒了。
伴着一阵如泣如诉的旋律,袁仁国走进了一条时光隧道。
我父亲是学机械的。他曾经研究过永动机,还写了一篇文章,当时的《申报》发表的。你说一个学机械的人,怎么会跟茅台酒联系在一起呢?这都是命运啊。
我不知道我父亲确切的名字。我记事前,他的名字就改了多次。你要知道,一张中国人的脸,在美国藏也是藏不住的。我出生前,我父亲和我母亲就从旧金山搬到了拉斯韦加斯。后来,我差不多懂事了,我问我父亲他真正的名字叫什么。我不知道我父亲是不是觉得那种致命的危险还没有离开他呢,还是一个名字改来改去,他自己都糊涂了,总之,他就叫我记住他是中国人就行了,别的什么都不用管,也没有什么意义。事实上,他那时候已经有一个英文名字,只是不想让人叫。我想他那个名字大约就为了在市政当局登记注册用的。受他的这些东西影响,我长大后也很少到外面去,老实说,我连旧金山都没有去过。退休后,我就一直住在这里,我连拉斯韦加斯也很少去。你如果不叫我收藏家,叫我隐士,像你们的陶渊明,我觉得还差不多。
袁仁国被老人的幽默打动,忍不住笑了一下,却很快又收敛起来,一脸凝重地听老人接着讲下去。
我父亲的这种危险就是从茅台酒开始的。
旧金山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北洋政府特别要面子,参展参赛的排场非常大。主办方美国专门为中国设了一个中国馆。只是参展参赛的东西太多、太杂,加上中国代表团人员素质悬殊,有的参展参赛人员其实就是想到美国来玩一趟的,心思根本没有在会上。所以,整个参展参赛活动都有一点乱。
我父亲被分在工业展厅负责。工业展厅紧挨着食品展厅。我父亲跟我说,如果这两个展厅不在一起,他就不会卷进这次事件里去。中国那时候谈不上什么工业,也没有什么像样的产品。工业展厅很清闲。我父亲跟我说。他在工业展厅这边听见食品展厅那边说找不着茅台酒,他就凑了过去。原来,评审委员会来了一个联络员,急急慌慌说把茅台酒送到专家团去,又急急慌慌走了。食品展厅找了每一个展柜,就是找不着茅台酒。我父亲在南洋劝业会呆过几天,知道贵州茅台酒在南洋劝业会获过奖的。他动了一下脑筋,就转到农业展厅。果然,他在农副产品的展台上发现了茅台酒。可找不到管理员,整个博览会那时候已经接近尾声,快撤展了,心也散了,人不知道跑哪里去了。我父亲做梦也不会想到,这个不在岗位上的管理员,会让他的命运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时间很紧,也顾不得多想,我父亲跟解说员打一个招呼,拿上一坛酒,就跑到食品展厅。可食品展厅说展品不是食品展厅的,他们管不着。我父亲一急,拿着这坛酒就往专家团去了。
我父亲赶到专家团的时候,事实上,评审结果已经出来了。两瓶包装精美的酒,一瓶法国科涅克白兰地,一瓶英国苏格兰威士忌,都摆在桌子上。一个欧洲人,我父亲说不是英国人就是荷兰人,他坐在桌子跟前,正写着评审意见。我父亲气喘吁吁把一坛茅台酒往桌子上一放,大家的目光都转了过来。跟那两种玻璃瓶包装的酒比起来,茅台酒的陶罐的确很土气。NO!NO!那欧洲人站了起来,耸着肩膀说着。好几个人摇头晃脑的,也用一种古怪的眼神看着我父亲。我父亲那时候低着头,好像真做错了什么事情一样,几乎完全丧失了信心。但这时候,他听见一位日本老人叽里哇啦的,就抬起头来,听了半天,总算听明白那意思是亚洲是杜康的故乡,金奖不能都给欧洲,应该给亚洲一个地位。博览会的全称是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美国举办博览会前还专门派了特使到环太平洋国家游说,所以这次博览会环太平洋国家最积极。日本在这次博览会上展品数量仅次于中国,加上日本当时在世界上的影响,评委会不得不考虑这位日本老人的意见。
我父亲说事情到这个节骨眼上,如果大家坐下来,认真品一品茅台酒,什么奖不奖的,他也说不出口,那就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可那个欧洲人这时候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说了一句话把我父亲激怒了。他说酒是男子汉的饮料,不会喝酒,哪会酿什么好酒。我父亲听他这么说,就什么也没有说,把一坛茅台酒打开了。这时候,那个欧洲人又说了一句话,彻底把我父亲逼到了悬崖边上。他说中国人哪会喝什么酒,抽鸦片还差不多,比抽鸦片,可以在世界上拿金奖。我父亲眼睛鼓得像牛眼睛,瞪一眼那欧洲人,还是什么都没有说,抱起开了封的茅台酒坛来,就对着嘴咕嘟咕嘟喝起来。一坛两斤装的酒,他一口气灌了半坛。这才松了口,给那欧洲人做了一个手势,便把剩下的半坛酒往桌子上一掼,要跟那欧洲人比喝酒。殊不知这一掼,用力太猛,一张桌子一震一弹,一只陶罐碎成了两半。半坛酒洒在桌子上,溅到地板上,屋子里立刻溢满了一种奇香。
那一瞬间,所有专家团成员,包括那欧洲人,竟忘了一场火药味十足的冲突,高鼻子和矮鼻子都像狗一样翕动着,捕捉着空气里那一股美妙的香气。看着这突如其来的变局,我父亲也冷静了许多。在一片啧啧啧的赞叹中,他迅速跑到中国馆去,又取了一罐茅台酒。
我父亲抱着酒坛回到专家团,那时候,他看见了另外一幅场景。评委会的专家们整整齐齐地坐在桌子跟前,每一个人跟前放一只擦拭得干干净净的小酒杯,没有一个人走动,也没有一个人说话,整个场景仿佛迎接什么圣物一样又肃穆又庄严。但是,我父亲这时候却支持不住了。他酒劲上来,晃晃悠悠把酒坛放到桌子上,就一屁股坐在了地上。迷迷糊糊的,他感觉到那欧洲人来搀他,把他从地上搀起来,小心翼翼地放到沙发上。接下来,他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第二天,我父亲在旅馆醒来。这时候,他才知道前一天的评选结果,茅台跟威士忌和白兰地并列金奖,成了世界名酒。
我父亲成功了。
我父亲不知道,一场灾难正渐渐向他逼近。
袁仁国无法想象在这个看似平常却悲壮的故事后面还隐藏着另一种凶险。
12
第二次手术。
医生没有保证手术会成功。医生从来不会跟他的手术对象保证手术会成功。中国是这样,美国也是这样。手术若不成功,还有第三次手术,甚至第四次手术,乃至第五次手术。袁仁国躺在缓缓移动的手术车上,望着天花板像一块被风吹起来的布向后飘去,那样无奈,又那样无助。他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九次骨折,最多也就换九块骨头,人体二百零六块骨头,还远着呢。只要不换心,他想,心是属于茅台的,他没有这个权力。只要不换脑,他想,脑子里装的全都是茅台,他无论如何也不能舍弃。
手术车往手术室深处缓缓移动着。一层寒气无边无际地包了上来。透过寒气,袁仁国看见一个似曾相识的背影跟在手术车旁悄无声息地走着。他想了一下,这才想起那个叫命运的人来。他不知道他又跟来干什么。他总是在他的生命要闯关的时候来到他身边,他不知道他是要害他,还是要帮他,抑或只是来看一看,对他做一番无关痛痒的评判。但他愿意听他唠叨。茅台那些人啊事啊,他听着安静,他听着清凉,而不知不觉,痛苦终于也无足轻重起来。
麻药针扎下去,奔腾的血液变得沉重而迟缓,命运一只手抚着他冰凉的额头,弯下腰,低下头,凑着他的耳朵,细细密密说了起来,像天籁,又像谶语一
我,命运,现在告诉你第二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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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庶昌是一八九六年去世的。这个时间,距离你们贵州茅台在旧金山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金奖有十九年。但我说过的,历史是一条环环相扣的锁链,黎庶昌既是茅台发展的一个结果,同时也是茅台发展的一个动因。只是作为个体的人,相对漫长的历史巨流,太渺小,也太短促。黎庶昌是看不见未来的。他可以觉察历史和现实,却不可能觉察未来。任何人面对未来,除了预言,也还是只有预言。尽管他是历史发展的一颗因子,但只不过是一颗不自觉的因子。因而每一个人其实都是被动的,他们可能参与历史的发展,却不可能改变历史的形成。但是,这一点也不妨碍一个人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黎庶昌两次担任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大使,先后七年光景,酒开路,诗搭桥,广交社会各界朋友。某种程度而言,黎庶昌驻日期间,中日战争始终没有打起来,这跟黎庶昌的诗酒外交有很大的关系。黎庶昌回到中国的第五个年头,中日之间才爆发甲午大战。从这里可以看出,黎庶昌在日本,尤其上流社会,的确交了不少朋友。
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贵州茅台连初评都没有进入,最后竟然能够通过补评摘取桂冠,大家都认为这是一段传奇。但你要知道原委,就不会诧异,这其实就是历史合情合理的演绎。黎庶昌广结善缘,一颗种子发芽生长,这时候成了树阴。评委会的专家团里。有一位专家就是黎庶昌当年的座上宾。他知道茅台酒的美妙。终评的名单里没有茅台酒,他当然感到意外。就是这位老人,他为茅台酒说了话。他说他有一个朋友是这个世界上最富有人情味的外交官,他从他那里喝了不少茅台酒,他要把茅台酒推荐给世界,不只是因为茅台酒是他喝过的酒中最美妙的酒,还因为茅台酒是这位外交官的家乡酒,而这位外交官已经去世十九年,他要通过他的努力,让更多的人喜欢茅台酒,并以此来告慰这位朋友的在天之灵。接下来的事情。你也都知道了,评委会听了这位日本老专家的意见,尽管有分歧,但最后还是把整个程序停了下来,并特地开一扇窗户,通知茅台酒直接进入终评现场。
现在,你看我跟你把这两个环节贯通了。也许,你还看不出你的这场劫难跟这段尘封的历史有什么联系。那么,我接下来要告诉你第三个环节。
你不是喜欢诗么?清代著名诗人郑珍那些写茅台的诗,我相信你也是非常熟悉的。那是清道光二十三年,郑珍到茅台采风。这天夜里,郑珍来了兴致,饮酒过了一点,倒在床上就睡了。恍兮惚兮,他在梦中做起诗来。忽然,他被一阵吵吵嚷嚷惊醒过来。他披着衣裳起来,才知道店家借了人家五十两银子,到期还不上,债主登门逼债来了。郑珍一听,生了恻隐之心,便要来纸笔,写下梦中得句——
上联:盐登赤虺河
下联:酒冠黔人国
横批:茅台酒香
店家一看落款郑珍,忙将对联贴在门前。因为郑珍名气盖世,小店一下招揽了很多客人。郑珍在茅台住了几天,写了十多首诗。“蜀盐走贵州,秦商聚茅台”为其中佳句。但让人觉得奇妙的却是《茅台村》:远游临郡裔/古聚缀坡陀/酒冠黔人国/盐登赤虺河/迎秋巴雨暗/对岸蜀山多/上水无舟到/羁愁几日过。有人不解“酒冠黔人国”一句。黔为一省,似有牵强,竟称国,恐夜郎自大之嫌。郑珍却笑道:“梦中得句,无所谓道理,惟尊天意而已。”
你是一个敏感的人,你当然知道这一句诗跟你的名字有一种暗合。
我不喜欢预言。我甚至藐视预言。我让人脚踏实地,而预言却使人心神不安。我让人追大朴、守大道,而预言蛊惑、摧毁人的意志和信念,把人拖向欲望的深渊。
但我相信这一句诗在你的心灵深处留下了很深的烙印。文化是什么呢?文化是一种凝聚,也是一种暗示和指向。其实,你的生命中,产生影响的文化标志何止这一句诗。
你看你的名字,国字口中玉,能吃的好东西呀,酒是粮食的精华,所以潜意识里,你就是生产酒的。而国字一个圈,又意味着你很难挪动地方,不像你的同胞兄弟袁仁庆,庆字分广大,必须要走出去,才有用武之地。因为“国”,你比较谨慎,觉得自己的东西都是珍贵的,而爱惜自己的羽毛。我从来不跟人故弄玄虚。有专家研究过的,一个人的名字,的确对一个人的德行操守有一种暗示作用。
你看你们企业,我只是举例说明,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把几个领导人的名字排一下,简直就是一部企业发展史。周高廉,廉生威,企业领导经过“文化大革命”,已经在工人中没有什么威信,只有解决这个问题,工人才会跟着走,企业也才会发展。邹开良,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企业掌舵人,这个时期的目标和任务,就是要打破常规,开创一个良好局面。季克良,茅台国酒的地位已经奠定,皇帝的女儿不愁嫁,他要克服这种懈怠,只有跨越式地发展,企业才能够做强做大,更上一个台阶。而袁仁国,这时候,你作为集团公司党委书记和股份公司董事长,孔夫子仁、义、礼、致、信,仁字当头为大德,你必须以人为本,讲和谐,追求高层次的文化境界。
你完全可以不相信这些东西。你甚至可以认为这些东西很无聊,或者不过一种玩笑。而我,命运,的确也常常跟人开玩笑。不过现在,我是用我的方式在认真地跟你讲一种历史。事实上,你这一次到美国来并不是偶然的,也不是随机的。你不要看没有人跟你交待硬性任务,也没有人跟你下达明确指令。但正是这种文化的选择。冥冥中的指引,它却要比功利的行为方式更具有一种内在驱动力,也更具备一种必然性,因此也才使你的这次美国之行充满一种命运的色彩。
我已经告诉你第三个环节。
你现在应该清楚,你的这场劫难,其实不过是历史的一种对接,对接中产生的一点炙人的火花。
但你不要着急,我说过的,你还可以有另一种选择。
13
袁仁国没有想到拉斯韦加斯的郊外有这么美。
血色的太阳悬在天边一角,仿佛澄明的液体里浮着一颗卵,宁谧而又纤尘不染。太阳下面,一抹黛色的山影点缀簇簇的红,也安静得像一幅画。几只鸟在大地间飞翔,翅膀小心地舞着,生怕划破了什么。风从很远的地方吹来,在草地上打几个滚,化几缕清新的空气,恰好送到人的肺腑。几只牛站在草地上一动不动,仿佛在谛听着什么,也等待着什么。
玛莉给姥爷端来了一杯水。
老人呷一口水,清一清喉咙,又接着讲了下去。
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北洋政府有一个规定,哪一个展厅的展品获了奖,回到国内,对这展厅的管理员,北洋政府还有相应的奖金。我父亲知道这个规定。但他那时候把茅台酒从农业展厅拿到专家团,却一点也没有想到要为自己争一份奖金。农业展厅的管理员是段祺瑞的小舅子。我父亲早就听说了,这个庞大的代表团里,有一些人就是借参展参赛来玩的。但老段那小舅子那时候去了哪里,只有天知道。我父亲第二天在旅馆醒来,这才听说那个人后来去了评奖现场,我父亲就是他叫人送回到旅馆的。
事情就这样过去了。可没有几天,博览会结束,我父亲正在撤展,代表团团长突然来到工业展厅,把我父亲叫到边上,一脸的惶恐,说有人把我父亲告到了总理衙门,说我父亲喝酒醉了在专家团砸东西,总理衙门很恼火,觉得中华体统大失而民国颜面尽丧,并责令外务部严查严办。团长是一个临时的角色,一回到国内,就什么也不是。他虽然知道事情真相,但面对暴雷猛雨也一脸的无奈。事情到了有口难辩的地步。我父亲却不屈不挠,觉得封建专制的清王朝垮了,民主共和的民国不可能不让他说话。他决定一回中国就要找记者公开事情的真相。
那天晚上,我父亲遭到了第一次攻击。他在旅馆楼梯间挨了一闷棍。他躺在医院的病房里,头上缠着绷带,还斗志昂扬的,跟代表团去看他的朋友们说他等不及了,他要在博览会结束那天开记者招待会,说明事情的真相。但还没有等他出院,有入隔着窗户,就往他的床上开了两枪。那时候,他正蹲在厕所里,总算躲过了一劫。看着隆起来的被头上两个黑乎乎的枪眼,我父亲总算清醒了一些。旧金山警察局查了两天,事情也就不了了之。看来,中国是回不去了,我父亲思来想去,觉得只有留在美国一条路。撤展后,很多展品不能运回国内,更不可能发还送展人。这些展品要就地处理。团长拣那些好处理的东西给我父亲装了两卡车。算我父亲在美国的起步资金。实际上,这也是团长对自己亏欠的良心的一种补偿。装了两卡车东西,团长跟我父亲说你还要什么你就自己挑一挑,我父亲就要了最后剩下来的几坛茅台酒。
英雄不一定都是金色的,袁仁国想到了不知哪一位作家说的一句话,也有灰色的甚至黑色的英雄。
一九一六年,也就是旧金山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举办的第二年,南加州海滨城市圣迭戈又以庆祝巴拿马运河开通为主题举办世界博览会,北洋政府又组团参加,茅台酒在这次博览会上又获了金奖。这期间,我父亲壮着胆子从旧金山赶到博览会上。他找到了中国代表团团长,对旧金山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他喝醉酒砸东西的事情又做了申辩,希望能够回到中国去。团长说旧金山博览会他没有参加,没有发言权。我父亲只好离开那里。走出博览会大门的时候,他发现有两个人跟在后面。费了很大的劲,他才把那两个人甩掉。
回到旧金山不久,我父亲在唐人街上又遭到了一次袭击。他住在医院里,一个老华侨去看他,这才悄悄地告诉他,段祺瑞那小舅子在旧金山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举办前,其实就常来旧金山,唐人街一个黑帮里,他甚至还有一个位置。
这时候,我父亲才大梦初醒。从医院出来,我父亲带着我母亲,就来到了拉斯韦加斯。那以后,他成了赌场的常客。我母亲没有阻止我父亲。输输赢赢,起起落落,他好像要在这种刺激中才能忘记那份苦涩,也才能麻痹那颗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