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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幼而失学，曾读书背书，虽不解其义，而获记其句逗。曾学书学画，以至卖所书所画，遂渐能识古今书画之真伪。又曾学诗学文，进而教诗教文，久而诗略悟其律，文略悟其法。究之，庞杂寡要，无家可成焉。
今谬承中华书局辑印拙作零篇，为此小集，其曾单行成册者，如《古代字体论稿》、《诗文声律论稿》，不复阑入。笔濡颡，书此前言，忸怩之情，读者不难烛照。
此册所存，或以曾贡严师，蒙掀髯而颔首者；或以曾呈益友，见拊掌而破颜者。非敢炫其芜篇，庶以铭斯高谊。
昔郑板桥自叙其诗钞有言：“死后如有托名翻板，将平日无聊应酬之作，改窜烂入，吾必为厉鬼，以击其脑。”夫有鬼无鬼，为变为厉，俱非吾之所知；惟欲藉此申明，凡拙作零篇，昔已刊而今不取者，皆属无聊之作耳。
旧作《沁园春》一首题稿册之前者，附录于此，以当自赞。其词曰：
“检点平生，往日全非，百事无聊。计幼时孤露，中年坎坷，如今渐老，幻想俱抛。半世生涯，教书卖画，不过闲吹乞食箫。谁似我，真有名无实，饭桶脓包。偶然弄些蹊跷，像博学多闻见解超。
笑左翻右找，东拼西凑，繁繁琐琐，絮絮叨叨。这样文章，人人会作，惭愧篇篇稿费高。收拾起，一孤堆拉杂，敬待摧烧。”
1981年夏历新春，启功自识，时我生已入第七十年矣。
读罢这篇“自赞”词，我不禁愕然。很多人都知道，他在自己的书屋中治学四五十年，学识宏通，对清史、美术史、书法史、文学史、古典文学、考证学，均有独到的研究。他写的《古代字体论稿》、《诗文声律论稿》、《红楼梦札记》、《红楼梦注释》等，都是考证精粹、立论扎实、材料丰富、文字简练之作。他是全国著名的书法家、史学家和文学家。
我实在弄不明白老先生何以自谦若此？
我说：“启功先生，您这篇文字怕不是在闹情绪吧？”
他说：“不，这是我大半辈子的真实写照，不少人称我这个家，那个家，其实我算不上什么家，一定要算，顶多是个杂家而已。不过，杂也有杂的用处，许多稀里古怪的问题，我都能对付着解释。”
启功先生一生淡泊名利，乐于助人。至于说到钱，他更是不屑一顾。在小乘巷的时候，他书房里挂着一个纸袋子，每月领的薪水或拿了稿费，他就数也不数往袋子里一塞，管家侄媳妇要买什么，只管从袋子里往外掏，用多少他也从不过问。从他的薪俸、所受馈赠和酬答的消费情形看，这些钱除了他自己维持生活花费的极少一些外，其余大部分用来帮助生活较差的亲人，报答有恩义于己的人。启功说：“不是说我清廉，我现在对钱，真不想多要！”他说话的声音突然高八度，说：“我要钱苦于没处花！我喜欢买点古字画呀，买点古玩艺儿、古书，现在也没处买，买了又往哪儿搁呀！”
我抬头看见墙上挂着一副对联：
立身苦被浮名累
涉世无如本色难。
我想这大概是启功一生信守不渝的座右铭吧！启功在他每一本书的前面都有一篇类似的文字，我渐渐懂得了启功的这些话并非“自我嘲弄”或玩世不恭，而是这位谦谦君子的真心话。
《启功韵语》的自序是：
“这本小册子，是我从十几岁学作仄仄平平仄的句子开始，直到今年，许多岁月中偶然留下部分语言的记录。这些语言，可美其名曰‘诗’，比较恰当，应当算是‘胡说’。我们这族人在古代曾被广义地称为‘胡人’，那么胡人后裔所说，当然不愧为胡说，即使特别优待称之为诗，也只是胡说的‘诗’。”
他解释说，我这些胡说的语言，总舍不得抛掉“韵”，我所理解的韵，并不专指陆法言“我辈数人，定则定矣”的框框，也不是后来各种韵书规定的部分，只是北京人所说的“合辙押韵”的辙和韵，也就是念着顺口，听着顺耳的“顺”而已……
至于这些“韵语”的内容，绝大部分是论诗、题画、失眠、害病之作，而且常常“杂以嘲戏”，还有应付征求的题饰，更可说是“打鸭子上架”之作，都与和尚养马的不韵相距不远，有损这个“韵”字，确是无可自辩的。
《启功书画留影册》自序是：
启功自幼喜好绘画，曾经希望长大了作个画家。15岁后从师学画，终因画不够成熟，无法藉以谋生，便作了童蒙师，陆续走上在中学、大学教语文的道路，画艺虽未完全抛掉，但进益不多。40年前，教育工作又要求“专业思想”当然兼顾既不可能，同时也不许可了。
这时以后，写字虽然不能拿出手去，但自己在家废纸乱涂，也还受卖纸的欢迎。历次满墙贴大字报的时候，我更是大显身手的一名抄写匠，或者竟成为“抄写将”，总之毛笔字总算没有间断地写。至今虽不够成熟，总还误匠不多。至于册中那几幅画，更是临时为装点展览会场略增热闹的。抛荒了40多年，临时磨枪的产物，焉能登大雅之堂。
我虽然写了许多年的字，但手下并没留下什么成品，现在印在这里的一些，都是已经公
馈赠出去了的，其中大部分是前年冬天为募集“励耘奖学助学金”时，奉送给捐重资的仗义朋友作为纪念物的一部分。为什么不说是售出的展览品？因为我的习作字画，根本值不了那些钱。物轻谊重，不说是良朋义举的纪念品，可又能算什么呢？其次，是一些平时临碑帖的小幅，已被亲友分存，这次是借回拍照的。由以上原因，所以题目选用“留影”二字，大约可算比较恰当而且符合实际的。
人生“老”与“懒”常常密切联系着。今年夏天过后，我即八十足岁了，即使自奋秉烛之勤，又能再写多少呢？何况体力日见其懒，手眼日见其退，所以赶快印出这点点旧作来，为的是早些求得高明指教，趁此余光，努力争取鞭策，万一得到纠正机会而再有寸进，都是尊敬的读者所赐，诚望批评，不胜企盼之至。
这篇自序，是启先生对往事的回忆，是他淡淡愁绪的抒发。
当他回忆人生的遭遇时，经常自嘲地说：“我这一生经历的坎坷，哪一步也没走到点儿上，到现在也就什么都无所谓了！”
“什么都无所谓了！”透露了他对自己人生命运的看法和高不可及的生活态度。他和别人观察问题的角度就是不一样，对处事和处情有独到之处，所以他才能了解人生而笑傲古今。即便在自嘲的生病中，时不时也要对人生东打一头西打一棒槌。如：
其一：
别肠如车轮，一日一万周。
昌黎有妙喻，恰似老夫头。
法轮亦常转，佛法号难求。
如何我脑壳，妄与法轮侔。
秋波只一转，张生得好逑。
我眼日日转，不获一睢鸠。
日月当中天，阅五大洲。
自转与公转，纵横一何稠。
团开笑口，不见颜色愁。
转来亿万载，曾未一作呕。
车轮转有数，吾头转无休。
久病且自勉，安心学地球。
其二：
天旋地转。这次真完蛋。
毛孔内，滋凉汗。
倒翻肠与肚，坐卧周身颤。
头至脚，细胞个个相交战。
往日从头算。成事无一件。
六十岁，空吃饭。
只余酸气在，好句沉吟遍。
清平调，莫非八宝山头见。
启功先生的老友张中行，被推进医院，之后启功也因心脏不适坐轮椅被推进医院。而借此一“推”，启功在电话里对他说：“我现在成诸葛亮啦，天天坐双轮手推车。”然后转到张中行的病，他又有妙语，“心都坏了”，张中行嘴里顺势说一句：“是你先坏的，我随着也坏了。”
这简短的两句对话，点出了启功是如何对待病魔的。启功先生以达观的人生态度而得高寿，是因不怕死而吓退了死神。启功先生的美德能使他正视现实，那种能转化为力量的智识、美德相互配合，才能面对死亡战而胜之，美德与智识，启先生身上兼而有之，故此，启功才能与死神玩笑。
我问启功：“您求学的道路是怎样走来的？”
他说：“求学这个东西很不易。我自己求学经历就从来没顺利过。我与其说在哪儿求学，不如说是零七八碎地凑起来的。在辅仁大学教书的时候，每个老师都得上两门课，这些老先生一个叫沈兼士，一个叫于家照，还有比我大一些的大师兄们。他们在一起评论一些事情，说今天报上有一篇什么文章，昨儿个杂志上有一篇什么论文……大家七嘴八舌评论这篇文章好不好，那篇有什么缺点……我回家就把这些文章、评论找出来看。从这里我的眼界、心界开阔了，知道了很多东西，这样我才知道学习的门径。”
他说：“我从18岁到20岁，跟戴绥之念书，点了念，念了点，基本功就是跟他们学的。今天看来，学的这些基本功没白费，作文、作诗就是在这个时候学的。我在大学教书，一方面卖画，逐渐有点小名气了，所以我的画也有人买了。我常说，你的画怎么样，这得有个地位，说我写字好，假如师大把我‘刷’啦，从前叫解聘，你试试，我的字有没有人买。”
“我小时候买不起书，我祖父死了，家里的书都卖了钱发丧，没有钱买书。这时偶然得着汪渔洋的诗，我才得了一套，应该有两套，我只得半部，半部我也看，我很爱看，作诗也模拟它，念的时候还一字一字背下来。我觉得现在念书没有机会得到书反倒好。我现在要买什么，爱买什么书就买什么书。这么一来问题来啦，我买来的书，我几时看呐？一大摞书连过眼都没过眼。现在我觉得条件差，是最好的学习机会，受人家的讽刺，受人家的看不起，或者受人家骗你的道路……是最好的学习机会。”
“再就是我不懂的东西，我就‘抠’，我的许多问题是没处问人的。所以，我不会就死‘抠’，‘抠抠’它也会了！”
“现在，我高兴的是，没机会临老师的画，当时要是亦步亦趋地临得特别像，我到现在就糟了，正因为我抢不上临老师画的机会，我东抓一把，西抓一把，反倒是我自己的，有我的一个个人的见解了。我的那些师兄弟临的多、临的像到现在也没跳出老师的那个框框。我真诚地告诉我的学生不要学我，你要学了我又不像，你学我干什么？！”
惟有受到挫折，或者得不到好的顺利的机会，这个时候在学问上才是最好的条件，启功
说：“我深深感到了这一点。两次大的运动的挫折，反倒在我写东西上给了很大的动力。我认为人老处在顺境，不会有什么发展，人不可没有一个压力。在这段时间里，现在出的这些东西，都是在那个时候构思的，很宝贵的一段，刚一摘帽，我的文章都出来了……”
他对于做学问，也有独到的见解。他说：“第一是不耻下问。我学过文学，不懂音韵的原理，我就拼命找人补课，向这人请教，向那人请教，连我教过的学生我都请教，谁学习过，我就请教谁。我到底研究透啦。现在我讲诗文的声律，它的音调到底是什么规律，连作曲家、音乐家、心理学家我都请教过。为什么要仄仄平平仄的？结果，现在还是没有人说出来为什么。可是，这基本总结我写了一本小书叫《诗文声律论稿》，这本书，那时大家不太注意，可是刚一出书也有人买。”
“听说有一位某学院的老先生买了这本书，在国外的一位老学者跟他要，问：‘现在诗词格律有什么书？’他就把我这本书寄出去了。我这本书薄啊！大伙也不注意，是手写的，大家拿去当字帖看。其实不是，我这里所讲的确实给总结了一下，因为我写的太简单了，在‘文化大革命’中，从1964年到1974年才写完，改了若干次稿子，为什么？后来我愈来愈压缩，没办法再压缩了，我就想，不知道什么时候下去安家落户，这样我拿下去也好带，是为这个，要是为稿费啊！字愈多稿费不就愈多么？愈多不就愈好吗！”这么幽默，启功先生说完自己也笑了。
外行有外行的好处，思想可以活一点，解放一点。启功说：“我从前文笔很苦涩，总不敢写，一位老先生说，你有什么，你就赶快写，写多了，自然就行啦！我就这么愣写，越写越写，手就左右逢源了，思路也活泼了，这样下笔不停止……这样我这外行反倒得到益处，不受各种框框的束缚，你问我是哪一门子的，我也说不上来，我乱七八糟的什么都学，没有框框对我是好事。再就是不要套进圈子里去。别听人家的那套，现成的那一套说法，很多是靠不住的。你学一个东西，说书上是这么说的，我就不能怀疑，老师说的我就不能怀疑，就得像老师说的那样做……这是很危险的，得自己真正地好好想一想，不行，干脆就不听那一套，我怎么弄好，我就怎么试一试，这是我的习惯。做学问也是这样。有许多人说，这事就得那样，这是某些大师说的。某是名家，就不能怀疑吗？我不以为然。”
以上就是我20世纪80年代与启功先生畅谈时，他谈到的一些如何积累学问的经验，虽然有些零碎，但我觉得这里面蕴藏着不少人生闪光的东西。
虔 诚
前不久，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举行《启功诗作墨迹影印本》、《郑板桥集善本影印本》首发式。启功先生到会上讲话。先生照例先客气一番，然后话锋一转，说：“不过我感谢之余，还得指出，出版社今天把我和郑板桥的诗集弄到一块儿开首发式，这里头可有意思，我们这些写写画画的徒子徒孙能和祖师爷相提并论吗？把我和郑板桥的书放在一起，这是出版社有意让大家对比着瞧，你说这有多损？！”
郑燮（1693…1765）清代书法家、文学家，号板桥，江苏兴化人。早年家贫，应科举为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曾任山东范县（今属河南）、潍县知县，后以助农民胜讼及办理赈济，得罪豪绅而罢官。作官前后均居扬州卖画，擅写兰竹，以草书中竖长撇法运笔，体貌疏朗，风格劲峭，工书法，用隶体参入行楷，自称“六分半书”。能诗文，《悍吏》、《私刑恶》、《孤儿行》、《逃荒行》等作，描写人民疾苦颇为深刻，所写《家书》、《道情》自然坦率，为世所称。为“扬州八怪”之一，有《板桥全集》。
谈起郑板桥，启功在他写的“我心目中的郑板桥”一文中这样写道：“我对郑板桥先生，却是一大堆敬佩、喜爱、惊叹、凄凉的情感，一个盛满各种调料的大水桶，钻一个小孔，水就不管人的要求，酸甜苦辣一齐往外流了。”
启功在十几岁时，刚刚懂得在书摊上买书，看见一小套影印的《郑板桥集》，底本是写刻的木版本，作者手写的部分，笔致生动，有如手迹，还有一些印章，也很像钤印上的，在他当时的眼光中，竟自是一套名家的字帖和印谱。回到家细念，诗，不懂的不少；词，不懂句逗自然不懂的最多。他说：读到《道情》，就觉得像作者亲口唱给我听似的，不论内容是什么，凭空就像有一种感情，从作者口中传入我的心中。十几岁的孩子，没经历社会上的机深变诈，但在祖父去世后，孤儿寡母的凄凉生活，也有许多体会，虽与《道情》所唱，并不密合，不知什么缘故，曲中的感情，竟自和我的幼小心灵融为一体，及至读到《家书》，真有几次偷偷地掉下泪来。在祖父病中，家塾已经解散，只在邻巷亲戚的家塾中附学，祖父去世后，更只有在另一家塾中附学。启功深尝附学学生的滋味。《家书》中所写家塾主人对附学生童的体贴，例如看到生童没钱买川连纸做仿字本，便买了“无意中”给他们。这“无意中”三字，有多么情深巨大的意义啊！启功稍稍大些，又看了许多笔记书中郑板桥关心民间疾苦的事，和他做县令时的许多政绩，但他最后还是为擅自放赈，被罢免了官职。前些年，有一位同志谈起郑板桥和曹雪芹，他都用四个字概括他们的人格和作品，就是“人道主义”。
在启功先生书房的南窗下，有一张大案子，在大案子两侧的墙上，悬挂着弘一法师李叔同先生手书“南无阿弥陀佛”墨迹和一帧李叔同遗像，像旁题跋“弘一大师遗像，元白先生惠存——丰子恺赠”。由此可见，李叔同在启功心目中的位置了。
启功说：“我佩服李叔同！”他说：“我有一首诗就是写他的！”
吾敬李息翁，
独行行最苦。
秃笔作真书，
谈静前无古。
并世论英雄，
谁堪踵其式。
稍微著行迹，
披缁为僧侣。
——弘一法师
李叔同（1880…1942），早期话剧（新剧）活动家、艺术教育家，浙江平湖人，出身于清进士、盐商家庭，擅长书画篆刻，工诗词，1905…1910年间在日本东京学西洋绘画和音乐，曾同曾孝谷等创立“春柳社”，参加话剧《茶花女》和《黑奴吁天录》的演出。归国后，在浙江、南京等师范学校任绘画、音乐教员，作有歌曲《春游》、《早秋》等，并采用外国歌曲配制新词作为教材，对中国早期的艺术教育有启蒙意义。中年之后，因不得志，1918年在杭州虎跑寺出家，号弘一，后专研戒律。
他原来是位大才子——音乐、美术、书法，无一不精，还当过军官参加北伐。他出家后立刻变为一个高僧。用启功的语言，就是这个人很厉害，很了不起，他干什么像什么，“长城外古道边，……”这首诗就是他出家以后写的。他还翻译了大批佛经，创作了很多好听的佛曲。最令人佩服的是他的救世济人之心。举个例子：他每天只吃一顿饭，白水煮萝卜，连一点油也不放，旁人都认为他太苦了。启功揣度他的想法，大概他认为自己既是佛门中人，又解救不了大众之苦，于是只有自己多吃些苦果作补偿。
启功先生讲，一次，有朋友请客，因为有人没按时到达，用饭迟了一会儿，等客人到时，已过了中午12点。弘一法师有过午不食的习惯，那天就只喝了点凉水。启功说：“弘一法师在这样的小事上都十分认真，真可谓‘仰不愧于天，俯不愧于地’，我十分敬佩。”
接着，启功若有所思地说：“我觉得有件事挺怪，我不知怎么挺信奉人道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