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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好些了吗 作者: 吴虹飞-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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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功权也许没有想到,几年后,潘石屹正是凭借具有“革命”、“前卫”精神的SOHO现代城,成为中国房地产界最有影响力的开发商。   
        不过王功权的赏识,在潘石屹看来不值一提。“其实也谈不上什么业务,我当时好像是公司的副总兼总会计师,无非就是拿住了钱,然后炒房炒地,房子只要有产权证就可以卖了,之后就是谈判、签约什么的……” 
        
        或许时间冲淡了往日的激情,回首只是云淡风清。问他为何选择去海南时,潘石屹轻松地笑了,回到开始时的话题:“那时候才是飘一代呢,拿个身份证,钱也没有,想走哪儿就走哪儿去。现在飘的话,不还有很多负担吗?” 
        
        与失之交臂   
        经历了海南的热潮和“万通”的风云,如今,潘石屹还一如既往地“卖房子”,不过相比其他同行,又带些“异类”的气质。   
        潘石屹的办公室布置得简单,宽大办公桌的正中摆了一台小巧的笔记本电脑,靠墙排开的矮柜上码着公司的内部刊物SOHO小报和其他一些设计精美的出版物。房间角落里放了两盘切得又厚又圆的菠萝片,黄灿灿的,散发出新鲜的水果香气。 
        
        “在中国,我可能是最早接触互联网的。”   
        1993年,在美国的朋友向潘石屹介绍了当时还被称为“信息高速公路”的互联网雏形,并表示“潘石屹的商业感很好”,希望与他合作。朋友举了半天的实例向潘石屹解释投资机会,说“信息高速公路”就好比机场高速路,“网关”就好比收费站,可老潘怎么也听不懂。没辙,朋友后来找到了四通集团,成立了四通利方,也就是现在新浪网的前身。 
        
        “要是我当时明白了,比新浪还早一年成为呢!”潘石屹咧咧嘴,“不过,我也不后悔,我办事的原则是: 我听不明白的东西,就不能投。”   
        “卖房子”是潘石屹不离不弃的主业,但除此之外,他对其他一些领域也兴致盎然,比如现代艺术。       
      
      第77节:潘石屹: 我相信命运(3)       
        进入SOHO中国办公室的一层,第一眼就看到空旷的展示厅里摆放着醒目的巨幅照片。那是曾经在去年上海双年展上引起巨大反响的《幸存者》,“9?11”事件中劫后余生的面孔,在室内冷冰冰的白色调的映衬下,迸发出扑面而来的视觉震撼力。 
        
        潘石屹指点,这些照片是刚刚运到的,而且“贵得不得了”,“费了好大的劲”。   
        潘石屹并不认为自己不务正业。“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最大区别在于,在东方文化里事物都是相通的,只有东方文化才有这样的智慧,而且只有东方人才能体会这种智慧。”他说,“管理公司,摄影,写文章,与人交往,都是相通的。” 
        
        我相信命运   
        实业做大了,通常就超脱起来,潘石屹也不例外。   
        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很喜欢《老子》,据说对禅宗也很有研究。1980年代曾以《你别无选择》名满文坛的刘索拉就曾说过,“我感觉,在《西行25度》的后面,在潘石屹的后面,有一些非建筑、非房地产的东西,像是哲学。” 
        
        和潘石屹谈话,有同样的感受。   
        “我有一个想法,就是现代人不要想得太多,也不要看得太多。(现在)各种各样的诱惑、信息非常多。我相信一句话,空的大脑是神的工作室。有些人整天脑子里想很多事,搞得自己好像很忙乎,但那是瞎忙。其实人自己忙乎的力量是很小的,一旦你空灵了,放开了,就是神在帮助你。神的力量比人的力量大。”潘石屹这样阐述他的成功心得。 
        
        之后,他又提起老子那句名言: 治大国如烹小鲜。他说:“做事情要举重若轻,做大事情要像做小事情一样才能做好。”   
        于是,当问到“您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是什么”时,潘石屹叹口气,有点带牢骚地说,你们记者最爱问这些问题,什么你的人生中有几个里程碑啊,你的人生中有哪个选择特别重要啊,其实我觉得人生中有许多事情是不能预料的。“谁能知道‘四人帮’会垮台,要不是‘四人帮’垮台,我怎么能回到城市里?谁能知道会有邓小平出来,要不是邓小平出来,怎么会有改革开放?” 
        
        “好多事情,都是冥冥之中有一个力量,帮你安排好的。”潘石屹仔细思悟了一阵。   
        潘石屹的深入浅出与平和心态让人折服,尽管事后会觉得有些遥远和不清晰,而潘石屹平易近人的态度又总会弥补这些。   
        就像一位同行的精辟描述: 
      潘石屹对记者非常好,从不摆架子,感觉他总会跟你谈点绝密的消息,但你会发现,不仅谈话没有什么真正秘密,而且第二天,你还会发现太多的媒体都出现了昨天的谈话内容。 
        
        基于老潘的平和,采访接近末尾,我不遗余力地临时八卦了一下,“您认为您哪里最吸引张欣女士?”老潘有一点结巴,含糊地说:“我都一个老男人了,还有什么吸引不吸引的。”我不识趣地又问:“那年轻的时候呢?”潘总说:“我不是一个浪漫的人,从来没有送过女孩子花啊、巧克力什么的。但我非常喜欢《英雄》里的那种‘大浪漫’,为了杀另一个人的头,可以把性命托付给别人,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浪漫。” 
        
        想从潘石屹的言谈里捕捉往日惊涛骇浪的痕迹是困难的,对一个喜欢老子的人,人生本应是江上扁舟般的淡然与温润。从农村穷小子到亿万富翁,当所有人沉醉于生动的小故事中时,他戛然而止,说出一句:“我相信命运。” 
        
        就像小说中惯用的手法。“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注定要在这个时代发生,而命运刚巧选中了他。”   
        (本文与郑洁合作)     
    
      第78节:余华: 写作的自信与难题(1)       
        余华: 写作的自信与难题   
        余华,1960年出生,浙江海盐人。中国大陆先锋派小说的代表人物。曾当过牙医,后弃医从文,进入海盐县文化馆和嘉兴文联,曾在北京鲁迅文学院与北师大中文系合办的研究生班深造。1983年开始文学创作,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唤》、《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中篇小说集《我胆小如鼠》,随笔集《灵魂饭》等。其作品已经被翻译成英、法、德、荷兰、意大利、西班牙、挪威、日、韩等国语言在国外出版。2005年,出版最新长篇《兄弟》。 
        
        从1983年起,余华写作已经23年。   
        1993年,不再担心退稿的小说家余华,还和妻子挤在京城一间平房的单人床上,还只能从《收获》领取稿费400元。当张艺谋把《活着》的改编费预先支付了2万元给他时,他竟然担心张艺谋要赖掉那剩下的5000元。25000元“巨款”压在单人床的枕头下好几天,夫妻俩甚至以为这辈子都不用发愁了。 
        
        余华其实并没有想到,2005、2006年,他的长篇《兄弟》大行其道,“万圣书园”、“三联书店”、“当当网”连续几天断货。《兄弟》脱销了。   
        前牙医余华,从小在医院长大。父母下班时用酒精擦手,他也学会了用酒精擦手。这样使人联想到他早期作品的洁净、冰冷、残酷的气息,夹杂着某些沉静的疯狂和暴虐,令人不安。10年来他少有露面,有时飘忽在国外,萍踪不定,那时你可能会想,这么一个一肚子不平、满脑子严肃思想、当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该是多么冷艳、多么令人望而生畏的一位先生啊。 
        
        永远不要把文字和一个作家的个人气质联想得过于紧密。穿着红色套头衫、46岁的余华,好脾气,耐心,替人着想,说话滔滔不绝,吃饭大快朵颐,大笑十分快活,他甚至是憨厚的。 
        
        他是天真的,情感丰富的。当看到电视里讲述失散了多年的丈夫从台湾回到家乡,见到了30年未见的妻子,这样一个陈旧的套路,却让余华难以自持,“他们没有哭,我却哭死了。”而在写《兄弟》时,他也大哭了几场,颇是引来了几句外界的讥诮。他是好笑的,当我们问及他简历上的各种奖项,什么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什么美国巴恩斯—诺贝尔新发现图书奖,什么法国文学和骑士勋章,多么拗口的名字呀,他摇着头说,如果不那么写,简历上就只有“余华,五年牙医,二十年作家”,“这也太短了”。 
        
        他生活平静、传统。由于失眠,他每天躺在床上,“最大的愿望就是赶紧睡着”。而他生命中最快乐的事情,就是看火箭队的比赛,和查看有关姚明的任何信息。  
       
        他表明自己是积极、入世的。“天天上网,收发邮件,看sina新闻,先看国际新闻,然后看社会新闻,前者是高端新闻,后者是底层新闻,这是两三个小时必做的功课。”博客一个星期更新两三次,他曾经还很认真地、一条一条地回答博客上的留言。去年的超女总决赛,他也场场必看,他以为这样的盛况,自己焉能错过?虽然觉得有些累,他也愿意敞开自己,满足无数家媒体记者的好奇心。 
        
        作家余华,已经把牙医余华渐渐淡忘,后者只是零星散落在某些文本里,变成了书写的回忆。他去医院看病,甚至已经开始不习惯那里的气味,于是他终于明白,那样的气息,那些坏牙和张开的大嘴,以及有些黯然落拓的故事,已经一去不返。十多天后,他将偕娇妻爱子,飞往他喜爱的欧洲。生活多么美好,只需努力、诚恳地活着。 
        
        质疑《兄弟》   
        从某种意义来说,先锋作家余华实际上遵循了一条传统的文学道路。他根正苗红,在传统的文学刊物《收获》、《北京文学》(过去,这些杂志代表着一种文学的话语权)里被栽培、被提拔,从传统的文学通道出来,他面对的赞扬和诟病更多来自文学内部。 
        
        十年之后,文学的话语权逐渐转移到市场和传媒,余华的实力,或者是幸运在于,即便在文学商品化、众生喧哗的时代,也能获得骄人业绩。他的影响虽然不止于文学,但是他自认为还不能担当思想者的角色。 
        
        吴虹飞: 
      先从您的新作《兄弟》下部开始吧。《兄弟》上部出版后,一方面销量很大,但另一方面,批评的声音不小,评论家谢有顺甚至说“《兄弟》不值得一看”,但您好像非常自信? 
        
        余华: 
      这种自信,是20多年的写作建立起来的。假如我在20年前写了《兄弟》,面对这么多争议,我可能会非常慌张。但我今天一点都不慌张了,因为我知道自己拿出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品,起码可以(超)过我自己的标准,可以拿出来出版。 
      
      第79节:余华: 写作的自信与难题(2)       
        至于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应该交给时间来判断: 假如10年后这本书还有关注,说明还是有价值的;假如它能够挺过50年,就可以长寿200年了。余华: 
          吴虹飞: 我列举几种批评的声音。评论家李敬泽对《兄弟》这么评论: 
      余华不擅长处理复杂的人类经验,“在关于‘文革’的记忆与想像变得越来越复杂的时候,《兄弟》依然用一种简单的模式来处理它,比如人性的善恶对立,尊严与卑怯的对立。”您如何看? 
        
        余华: 
      表达了善和恶的文学作品里有伟大的,比如莎士比亚的全部作品;不表达善和恶的文学作品中也有伟大的,比如马尔克斯的部分作品。文学之所以丰富,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世界有无数个角度可以看,有无数个作家通过自己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不能简单地用自己的角度去否定其他的角度。 
        
        什么是人类复杂的经验?有这样的伟大的作品,也有表达了人类单纯经验的伟大作品。而且人类复杂的经验标准是什么?这句话太笼统了,比如《安娜?卡列尼娜》,可以说它表达了复杂的经验,也可以说它表达了最单纯的经历。有一个读者在我的博客上留下一句老话: 
      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吴虹飞: 
      李敬泽还批评您的“简单”,他认为:“《兄弟》的简单是真的‘简单’,简单到以为读者只有一双敏感的泪腺,简单到不能成立。”您觉得您的作品是简单的吗?   

        余华: 
      李敬泽的这篇文章我去年就读到了,当时我很惊讶,因为《兄弟》仅仅出版了上部,仅仅出版了总篇幅的三分之一,他就如此匆忙地出来作出定论,与他以前的风格不一样。 
        
        批评一部小说永远比写一部小说容易。《兄弟》是否是一部简单的小说?这个问题其实不应该由我来回答。吴虹飞: 
      “死是容易的,活着是更难的,余华本来比任何人都更懂这个道理,但他却庸俗地采取最容易的办法,让他的人物一个个‘悲壮’地死掉。”“死亡”是不是您技术上的一个窍门? 
        
        余华: 《兄弟》上部叙述的是“文革”中最为暴力的时候,那时很多人死于非命。我从来不认为“死亡”是一个作家的技巧,二十多年的写作经历告诉我: 
      现实生活中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道路,虚构的人物同样也有自己的人生道路。这是我写作长篇小说最大的收获。   
        我已经完成的四部长篇小说,每一部的叙述发展都背离了我最初的构思,我努力在叙述中尊重人物,努力倾听他们自己的声音,这样他们就会走出自己的人生道路,而不是作家单方面强加给他们的人生。吴虹飞: 
      也有人质疑说,“余华已经感受不到《在细雨中呼喊》那样来自生命深处的尖锐疼痛,他的目标说到底也就是讲一个有趣的、热闹的,看上去‘深刻’的故事,他当然成功了,但为了这种成功,他必须煽情,必须向读者进行情感勒索,让他的小说充满骇人听闻的暴力、死亡、天长地久的爱情和反反复复不厌其烦的噱头。” 
        
        余华: 比起“文革”时“骇人听闻的暴力、死亡”,《兄弟》上部里的“骇人听闻的暴力、死亡”不会让人吃惊。   
        也许有人不喜欢阅读令他感动的小说,所以他说是“煽情”。可是我面对的不是几个,而是很多读者,每个读者都从自己的人生经历和感受方式中来读一部作品。不同的读者会在一部作品中读出不同的感受,这就是文学。文学的丰富从根本上来说,是读者的阅读发现出来的。吴虹飞: 
      很多人诟病的一个细节——篮球高手宋凡平,在众目睽睽之下,从篮球场上飞奔出来拥抱一个被众人最瞧不起的寡妇李兰——很多人认为这不可能。   
        余华: 
      从那个时代的社会形态来看,这样的举动确实不可思议。问题是我在前面作了大量的铺垫,人山人海的铺垫,把气氛已经烘托出来了,宋凡平的扣篮也是他平生第一次,他自己都惊心动魄了,然后做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举动。这是人性的爆发,必须考虑到人性的力量。就像在今天的生活中,一个柔弱的人会突然杀死一个强悍的人一样。吴虹飞: 
      还有人觉得李兰柔弱到底,李光头性欲旺盛、心眼活泛,宋钢老实憨厚,见义勇为的童铁匠,见风使舵的余拔牙,举止暧昧的张裁缝,都没有性格的波折,都是单一品格的人物,您又如何看待呢? 
            
      第80节:余华: 写作的自信与难题(3)       
        余华: 我相信会有读者这样阅读,同样我也相信会有读者不这样阅读。吴虹飞: 
      宋凡平被红卫兵打死,他的尸体装入棺材后,仍然要进行一番暴力“处理”——让人把膝盖砸断然后放进棺材;孙伟的父亲在牢房里将大铁钉敲入头骨时,描写也是极其细致,借此来展示“文革”的残酷。可是有人质疑说,代表“暴力”的红卫兵、袖章和绿军装始终在作者的笔下语焉不详,只是作为一种暴力符号存在,使得“文革”被剥离了政治内核,只剩下一个精心营造出来的“寓言”,这也是简单化的表现吗? 
        
        余华: 
      任何一部虚构作品都无法做到面面俱到,都会在叙述里有轻重缓急。否则别说是18万字的《兄弟》上部了,就是1800万字的叙述,也难以表达出一个时代的丰富性。一部小说、一个故事只能解决一个问题。余华: 
          吴虹飞: 
      谢有顺还指出了一些“硬伤”,《兄弟》上部第13页,李光头“他知道自己在厕所里偷看到的五个屁股,有四个是不值钱的跳楼甩卖价,可是林红的屁股不得了,那是价值连城的超五星级的屁股”,“此后李光头学聪明了,他不再供应免费的午餐”等。“跳楼甩卖价”、“超五星级”、“免费的午餐”这样一些上世纪90年代才出现的词,将它用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语境里,用在主人公的自叙(“他知道”)里,您认为这是合理的吗? 
        
        余华: 
      已经有记者这样问我了。把这些段落抽出来孤立地看,可能是这样,问题是《兄弟》全文的叙述者是“我们刘镇”,而且一开始就定格在了2005年,李光头准备上太空了,叙述的视点是从2005年开始的,这不是一部第三人称叙述的小说,是“我们刘镇”叙述的小说。吴虹飞: 
      还有人批评说,“曾经是一个文学标杆的余华,现在正坦然地表现着自己的温存,让自己安然地融入一个消失了紧张感的现实。”您丧失了锐气了?   
        余华: 如果我丧失了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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