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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微笑着摇摇头，“说到底，”她说，“我只有一个丈夫。”
“还有没有人听到你的这些话，也就是说还有没有人知道你结婚了呢？”
“一个人也没有。”
“好吧，”佩里·梅森说，“拿走那把切肉刀，把它放到那个抽屉里，而且，当你上了证人席，或是当着大陪审团的面，地方检察官开始盘问你门上那把锁的事时，就像你刚才对我那样，显示出一点儿激动情绪来，然后讲实话，讲的时候要又笑又哭，而且要使它很浪漫。”
梅森向德拉·斯特里特点点头，把帽子压到头上说：“我要到监狱去了。”
17
佩里·梅森新刮的脸，穿着一身就像刚从裁缝那儿取来的灰色职业套装，用拇指按了一下彼得·肯特住宅前门的门铃按钮。
门几乎马上就被凶杀组的霍尔康布警佐打开了，梅森露出了惊奇的表情。
“你上班可够早的呀，是不是，警佐？”他问道。
霍尔康布说：“对——意味着相当早。你想干什么？”
“我想查看一下这个地方。”梅森说，“我有两个问题，想问一些证人。有反对意见吗？”
“那些人已经收到了检方的传票，”霍尔康布说，“你不能对他们施加影响。”
“我不想对他们施加影响，我想和他们谈谈。”
霍尔康布把门敞开，说道：“如果是这样，进来吧。为了避免误会，我会呆在旁边的。”
艾德娜·哈默走上前来向梅森伸出一只手：“早上好，梅森先生，有什么事我能为您效劳吗？”
梅森点点头。
“她是公诉方的证人。”霍尔康布指出。
梅森转过身来面对着那位警官，“地方检察官给一个人发了传票，并不意味着那个人就变得不可接近了，”他说，“证人的职责是讲实话。当这个案子被立案、要进行审判以后，我自己也会向这些证人中的几个人发传票呢。恰巧是，警佐，我打算私下和哈默小姐谈谈。”
霍尔康布说：“你不能告诉她对什么作证。”
“而你什么也不能告诉我！”梅森说。
他挽起艾德娜的胳膊：“我认为我们要在你的房间里谈话，艾德娜。”
他们沿着走廊走着，霍尔康布向电话走去。
“他要做什么？”她间。
“给地方检察官打电话，”梅森咧着嘴笑着说，“他来这儿多长时间了？”
“7点半就到了。”
“你给他打了电话？”
“对。我不该对您太友好，对吧？”她问，“我们不想使它看上去像是一个阴谋。”
梅森点点头说道：“你把那把刀放好了吧？”
“对。”
“什么时候？”
“大约11点。”
“而且把抽屉锁上了？”
“对。”
“钥匙在哪儿呢？”
“我手里。”
“你肯定它是惟一一把钥匙吗？”
“对，当然。”
“你锁那个抽屉有多久了？”
“自从那天我发现那把刀。”
“你怎么知道你有唯一一把钥匙呢？”
“因为那把钥匙当时放在另一个抽屉里。我把它拿出来，用它锁上了放刀的那个抽屉。因此只有一把钥匙。”
“那个抽屉在白天不锁吧？”
“不锁。”
“但是你肯定昨天夜里整夜它都锁着吗？”
“对，当然。您告诉我把它锁上的。”
“没有人看见你吗？”
“一个人也没有。”
“而且以后你没有把它打开过？”
“没有，当然没有。你干嘛问这个？”
“我认为管家或许会需要里面的什么东西。”
“噢，不，已经很晚了。他已经睡了。”
“好吧，”梅森告诉她说，“现在，等霍尔康布离开那个电话，就从我这儿往后退一点儿，并且招呼他。告诉他，你宁愿接受我的问话时有他在场，这样你就不会有任何麻烦了。要做得逼真。你认为你能把它做得让人相信吗？”
“噢，我很愿意。我喜欢演一个那样的角色。”
“就那样去做吧。”他告诉她。
她等了几分钟，直等到霍尔康布警佐打完电话回来，愤怒而又毫无办法地怒目注视着他们。艾德娜·哈默突然从佩里·梅森面前转身，很快地向后退了两步，停了下来，就好像本惑不解般盯着他。梅森向她走过去，随着他走近，她又向后退了一步，然后冲动地转过身，向霍尔康布警佐招呼着。
“警佐，我可以和您说几句话吗？”
霍尔康布大步走上前来，他那移动的脚步的渴望与轻捷就是足够的回答了。他来到他们身旁后，她说：“梅森先生认为和我谈话没有问题，但看上去您认为并不是那样。如果您旁听，是不是会更好？”
“他无权在场，”梅森气愤地说，“我有权按我的意愿向你提问，他可以不参加。”
“但是看上去他认为他应该呆在能听到您说话的地方。”
“他认为的事和这一点儿该死的关系也没有。”梅森反驳道，“你想和我合作，对吧？你不爱你舅舅吗？”
“爱，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按我的劝告做。”他说。
霍尔康布警佐站在她身旁，“如果您想要我在场，”他说，“那么任何力量都不能使我离开。您已经很明确地表明了，这是您想要的。因此，不要去注意他说什么。您是绝对正确的。”
她忸怩地向梅森微笑着，“真的，梅森先生，我认为这样更好。说到底，您根本没有不想要霍尔康布警佐听到的话要对我说，对吧？”
梅森说：“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而是那件事的原则。”
“但是，如果您说的话让他听见并没有什么的话，为什么不说出来呢？”
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声音很甜美，显示出了她的天真。霍尔康布警佐窃笑了。
梅森粗鲁地说：“好吧，我想搞清那个餐具柜抽屉，还有你当时把它的钥匙放在什么地方了？”
“我把它放在我腰间一个有松紧的带子上了。”
“你为什么不把它放在你的手包里或其他地方呢？”
“因为我怕我早晨会忘记打开抽屉的锁，那或许会引起别人议论。事实上，我确实忘记打开抽屉的锁了，但那是因为那天的事搅乱了我。您看，我淋浴时摘下了那把钥匙。我本来打算做的事是，早晨一醒来就把那个抽屉打开。”
“这么说，”霍尔康布警佐得意洋洋地说，“任何人在你上床以后是根本不可能把那把刀从那个抽屉里拿走了，除非那个人有另一把钥匙，或是撬了锁。”
她点点头。
“对，”梅森说，“但须预先假定，你锁抽屉的时候那把刀在里面。”
“如果它不在的话，”霍尔康布说，“那意味着肯特睡觉以前偷偷把它拿走了。所以无论怎样，都意味着……”
“我想看看那把钥匙。”梅森说。
她打开一个手包，从中拿出一把特别设计的大钥匙。
“你总是随身携带着这把钥匙吗？”梅森问。
“对，我认为这样更好。”
“但那个抽屉现在有没有锁上呢？”
“噢，对，锁着呢。我昨晚把它锁上了。”
“为什么？”
“我不知道，我猜，就是紧张吧。想到有人游荡来游荡去，使我……也许我最好不要再说什么了。”
“我们来看看那把锁吧。”梅森提议。
“如果它会使你的头脑安定下来的话，”霍尔康布警佐说，“警方预见到了你的推理路线。我们已经让一位锁匠专家检查了那把锁。它根本没有被撬的迹象。在装饰用的钥匙板上没有刮擦的痕迹，表明没有尖利的工具插入。在木头上也没有印记显示那金属门闩曾被拨开。”
梅森耸耸肩说：“好吧，无论如何，我还是要看一看。”
他们三人向餐具柜走去。梅森仔细地查看了那把锁，跪下一条腿，凝视着那个抽屉上边的边沿。
“请把它打开，”他说，“我想查看一下里面。”
霍尔康布警佐站在那儿，双手插在裤兜里，脸上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微笑。
艾德娜·哈默把钥匙放在锁里插好，“咔嗒”一声拨开了金属门扣，打开了抽屉。
梅森注视着霍尔康布警佐的面孔，看见他表情没变，肌肉都没有扭动一下，但艾德娜·哈默却吸了一小口气。
打开的抽屉展示出了一个放一把叉子和一把刀子的长毛绒衬里的容器。在那两个凹进去的地方只有那把叉子。
梅森就好像要仔细查看一下似地向前弯下身，霍尔康布警佐为了看得更仔细也向前倾着身，他密切注视着，惟恐梅森会做什么手脚。艾德娜·哈默的手紧抓着梅森的胳膊，木然地抓住它不放。
“你昨晚把抽屉锁上时看里面了吗？”梅森问她，他使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很随便。
她点点头。惊异使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
“好吧，”梅森说，“我想我在这儿不需要别的了。现在，我想和另外几个证人谈谈。”
“例如，谁呢？”
“邓肯和麦多克斯。”
“他们收到了传票，在今天上午的晚些时候在大陪审团面前露面。”
“这就是我想和他们谈谈的原因之一。”
“除非他们想和你谈，否则你不能强迫他们。”
“自然。我会问他们，如果他们……”
霍尔康布警佐说：“我要问问他们，是否想和你谈。如果他们想，可以。如果他们不想，你就不能和他们谈。”
他大步向宅子的左厢走去。
梅森抓住艾德娜的肩膀，使她转过身来面对着自己，“你没有把它放进去吗？”他问道，急躁使他的声音很粗鲁。
“放了。”
“你的意思是说，你昨晚锁上抽屉时它在那儿吗？”
“是的。”
“谁看见你把它放在那儿了？”
“没有人。”
“但是一定是什么人把它拿走了。”
她茫然地点点头，默许着：
“一个知道我计划的人，用它将了我一军。”
“但这是谁干的呢？”
“除去你本人，”他告诉她，“只有两个人知道那把刀的事，也许，除非你告诉什么人了。”
“以我的名誉起誓，梅森先生，我谁也没告诉。”
“有人看见你把那把刀放在那里面了吗？”
“我肯定没人看见。”
“你昨晚把钥匙放在哪儿了？”
“我把它藏起来了。”
“藏在哪儿了？”
“一只旧鞋的鞋尖里。我当时怕……什么事会出岔子，而且我知道它对于您多么重要。我……”她住了嘴，这时，霍尔康布警佐大步走进房间，得意洋洋地说：“那两个证人都不想对你说任何话，梅森先生。”
梅森很快地咽了一口气，就好像要做出什么反击似的，然后他耸耸肩说：“很好。”便大踏步走出了宅子，“砰”地一声关上了前门。
他沿着水泥便道轻巧地跑着，跳上汽车，迅速地换档加速，向办公室开去。中间，他在一家药铺停了下来，往德雷克的办公室打了个电话：“德雷克来后，”他告诉接电话的姑娘，“让他派个人手到肯特的住宅去，搜寻一把与那个谋杀案的凶器一模一样的切肉刀。让那个人用一个细齿梳子把所有的地方过一遍，直到找到它。他可以先看看天井里那个咖啡桌的桌面下头。”
梅森走进办公室，把帽子和外衣挂在衣柜里，德拉·斯特里特询问地扬起了眉毛。
“噢？”她问道。
梅森说：“多里丝·萨里·肯特太太已经冻结了肯特的银行帐户。”
“你是什么意思？”
“她昨天傍晚搞到了一个约束令，使他不能处置任何财产。她已经做出了申请，指定一个涉讼财产管理人。在有关涉讼财产管理人的听证会能够召开以前，那个约束令都是有效的。”
“但那……喂，头儿，那甚至会使他无法付你律师费的。”
他点点头。
“他也无法为保罗·德雷克的侦探服务付钱了吧？”
他摇摇头。
“假设一个涉讼财产管理人得到指定，然后是什么呢？”
梅森说：“那要看那个涉讼财产管理人是谁，和法官怎样看一些事情了。”
“但是肯特先生有许多生意上的权益呢，她怎么能把它们都冻结呢？”
“她声称他威胁要挥霍他的财产，要进行欺骗性的转移和另外几件事情，她找到了一个愿意听她的话的法官。”
“你的意思是，那个法官愿意看一个貌似天真的女人凝视的目光？”德拉·斯特里特愤怒地反驳说。
“你绝不能不公正，”梅森咧开嘴笑了，“记住，她不过是一个无助的女人，想做正确的事情。她在她的诉讼中声明，在离婚案中判给她的那笔赡养费不应继续下去，因为整个离婚都是对她、对法庭的一种欺诈行为。于是她在她的诉状中声称，她不想继续要那一个月1500元了。”
“换句话说，她想夺走肯特的全部财产，而不只是部分。”德拉·斯特里特叫道。
梅森咧嘴一笑。
“她怎么能没有一份内容很多的保证书就得到一张约束令呢？”
“这就是我们的法规。什么时候查一查吧。第529条规定，在法庭对离婚或分居赡养诉讼中的一个配偶发出一张约束令时，无须提交一份保证书。”
“于是她可以走进法庭，做出她想做出的任何虚假的辩解，并使人看去就好像她真的是受伤害的一方。而当法官审理此案，发现她的说法站不住脚时，肯特先生却不能就此做些什么吗？”
“几乎不能，”梅森说，“但不要为那个女人站不住脚担忧吧。当她走进法庭时，法官将会意识到，她有两件很中看的东西支撑她的论点呢。他也会看到很多那种东西呢。她在证人席上会给人留下很好的印象。肯特不会，他只会紧张不安、神经质、激动烦躁。他会觉得他被人很不公正地展示出来。他会结结巴巴，他会十分气愤，无法在法庭上表达他那一方的立场。另一方面，肯特太太非常冷静、沉稳、泰然自若。着重在泰然自若上，德拉！她会很甜蜜蜜地冲法官微笑说，真的，她不想对她可怜的亲爱的丈夫做任何不公正的事，她是被骗提出离婚诉讼的；现在她意识到了，当时他的心智不正常；他需要的是有人关心他；他有精神病；现在是他真正需要他妻子的时候，她的位置是在他的身旁，她想呆在那儿。”
“头儿，你为什么不上法庭让她现原形呢？”
“那样做肯特会承担不起，”他说，“肯特将不得不和她做出某种财产协定。在判决之前，让肯特的财产都被冻结着他承担不起；让一个涉讼财产管理人来负责他承担不起；而且经历这整个诉讼他也受不了。无论如何，他紧张不安。那会使他发疯的。到他上法庭的时候，她就会击败他。”
“没有你能做的事吗？”
“买通她，只有这个办法。”
“是什么使你这么有把握她会给法官留下好印象呢？”
“首先，她过去的记录。她那样做总能成功。记住，她久经考验了。当涉及到在证人席上的表演时，她可不是业余的，她是个专家。”
“而你打算听任她那么去做吗？”
“我打算买通她。”
“尔后她会帮麦多克斯收更多的钱吧？”
“在她得到一个财产协定以前，”梅森保证说，“她得对麦多克斯的事讲实话。”
“你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她将必须承认，麦多克斯在早晨3点钟给她打了电话。”
“你认为麦多克斯会否认那件事吗？”
“我几乎肯定他会。”
“为什么？”
“许多原因呢。首先，他们是为一己之利走到一起，邓肯真是个傻瓜，他以为他在得到一个同盟者呢。事实上，他所做的事只是任自已被人利用。她会利用他作为一根棒子，举到我们的头上。尔后她会敲诈我们，并且为了她自己的财产协定，很甜蜜地把麦多克斯从船上扔下去。”
“你打算什么时候和她订协定呢？”
“今天上午大陪审团将就一个谋杀罪名对肯特提出指控，”梅森说，“地方检察官会请求马上进行审讯。我会同意。麦多克斯与邓肯会出庭作证。然后我会对麦多克斯进行猛攻，问他早晨3点钟在什么地方，在做什么。他会搪塞，或者不回答，或者说谎。然后我会把多里丝·萨里·肯特带出去，和她做出一个财产协定。我会向她解释说，如果我能证明麦多克斯确实给她打了电话，那会对肯特先生有利，这样肯特先生也许能够做出一笔巨额现金的财产授予协定。随后哈里斯可以上证人席，对于那番电话谈话作证，最后她也会上证人席，进一步证实那件事。那会证明麦多克斯是个说谎的家伙。”
“当然，到时候她得发誓，那人确是麦多克斯，而显然，她是第一次听到他的声音。”
“从技术上说，是这样。但实际上，又并不是这样。我需要做的只是安排哈里斯上证人席，让他讲他的故事，再传她上证人席，让人看起来她是个怀有敌意的证人。我会问她，麦多克斯那个时间是不是没有给她打电话。他们会抗议，然后我会问她，是不是某个说他叫麦多克斯的男人没有在那个时间打电话。他们可能还会提出抗议。法庭可能会准许他们的抗议，除非她能证实，她听出了麦多克斯的声音。”
“我会假装非常恼怒，随后突然问她：‘女士，在14日早晨，那一谋杀案发生时您在做什么？——您当时是，还是不是，手里拿着电话，在长途电话中和某个人讲话呢？’”
“她会发出一个非常微弱、但显然是很勉强的‘是’字，而那差不多是陪审团所需要的一切了。我会让她从证人席上下来。地方检察官可能不会对她进行什么盘问。随后我会宣读电话公司记录的复印件。”
“一项财产授予协定会让彼得·肯特花多少钱呢？”她问。
“可以高达15万美元。”
“你不得不那样做吗？”
“我想不必。我希望不必，但是她很贪婪。我得在出价之前拖延一阵儿。”
“你要通过她的律师吗？”
“对。”
“那不是花钱更多吗？”
“对。”
“为什么不直接和她打交道呢？”
“那不符合行规。”
“不知怎么搞的，”德拉·斯特里特说，“她没给我留下那种印象：是一个能把她收入的挺大一部分付给律师的女人。”
梅森正要说什么，电话铃响了，德拉·斯特里特拿起电话，把手捂在话筒上说：“是多里丝·萨里·肯特太太。她现在在办公室。她想见你，而且说要告诉你，她已经解雇了她的律师，所以目前，她没有代理人。”
梅森低声打了个口哨。
“那么我们怎么办呢？”德拉·斯特里特问。
梅森向外间办公室的方向夸张地鞠了一躬，“这个小女人很聪明，”他说，“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