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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小心地将它放在一边，继续搜查，但再也找不到了。回到伦敦警察厅刑事档案室拍照和查找指纹卡。
成功了！在刑事档案室的指纹卡里有一个完全一致的指纹。它属于一个臭名昭著的破屋抢劫犯乔治·拉塞尔，45岁，自称是做短工的花匠。一直追踪到圣阿尔宾斯，才把他带回来审讯。他曾否到过那间屋子？没有。那他如何解释在那里发现的指纹？他垮下来了，哭了。“是的，我到过那里。去找老妇人要个花匠之类的差事干。”但后来他补充了一些要害的话：
“有人告诉我她很有钱。是我杀害了这个可怜的老妇人，想要一点我以为她有而实际上没有的东西”。没有吗？“没有……”
拉塞尔怎么会知道老妇人“没有钱”呢？——除非他自己搜查过。事实上他洗劫了整个屋子。
拉塞尔被捕了，因为现场留有他的指纹。这些指纹就象他签名一样有用，因为15年前在牛律第一次犯罪时他的指纹就已进入刑事档案局。这些指纹一直在那里，如果他再去干同样愚蠢的错事时，就可用来作个人识别。但不能仅凭这一点就判他有罪。追踪到圣阿尔宾斯时发现他佩带着属于老妇人的围巾：他撒谎说是在一个救世军招待所从一个男人那里买来的。进入李夫人屋子这件事他也撤了谎，他无法解释在珠宝盒盖子上的指纹。最后关于钱的方面，他犯了那样愚蠢的错误：李夫人“被认为有钱，而实际没有”。
在伯克郡巡回大审中，法官哈里特先生（他是一个出名的骂人和打断别人讲话引起出庭的律师发怒的老人，但有时他本人却是一个很好的律师）给陪审团指出：在这些很少的言词中，拉塞尔实际上已经宣判自己有罪。
当陪审团回到巡回大审法庭宣读判决时，我注意到有两部厚厚的法律巨著放在法官前面的桌子上。这两部书的标题是：拉塞尔犯罪案！陪审团宣布裁决有罪，法官哈里特先生宣判处他以死刑。“拉塞尔”这一次不能再“犯罪”了，他为这一次特别卑鄙的凶杀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照我看来是很危险的，但很奇怪，有些医生不用检查尸体就能开具死亡证明书，而且这种情况屡见不鲜。英国法律要求在病人患病的最后阶段和他死亡前14天内医生应该给予医疗照顾。因此巴金森夫人的医生在护士打电话给他说她“突然死了”之后来到苏塞克斯郡瓦辛的护理室检查她的尸体时是十分认真的。
这消息并不使人感到惊奇。老妇人76岁，年老体弱，好长一段时间以来身体就每况愈下。医生在接到她死亡的报告后一小时内就到护理室检查她的尸体，护士长告诉医生：病人在临死前是“很烦恼的，我们必须抓住她的手才能将她送回床上去。”手上的小擦伤证实这点。未检见其他损伤痕迹，没有理由怀疑。医生开具死亡证明书，死因是“慢性心肌炎、冠状动脉硬化、衰老”。所有这些，这个妇女肯定都有，后来经过尸体解剖也得到证实，但这些都不是死亡原因。如果医生更加仔细地看看，或者在更好的光线下检查，他就会注意到她的脸色异常的发紫，双眼结膜上有针头大的出血点，从这些他也许能推论出她真正的死因是窒息。
巴金森夫人死于1950年9月25日。第二天地方户籍官发出埋葬令，安排在9月97日下午埋葬。后来这个医生告诉我，下午2点30分，当送葬行列正在前进时，从护理室出来的一个夜班护士非常激动不安地拜访了这个医生，使他极端惊愕的是，她突然讲出一个他“难于置信”的故事。“一个这样好的护士长，我不相信我的耳朵。”
他不相信是可以理解的。列入刑事案件日志中的护士名字不很多。那个华定芬是唯一能被大家回想起的护士。为了营利，她干了一件经仔细安排的吗啡中毒案。而这一件是完全不同类型的案件。事实上护士长是个很好的女人，就象我后来知道的那样（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最好能忘记她的名字。
这个年青护士一直隐瞒了两天和两个顾虑重重的不眠之夜，后来再也按捺不住了。发生的事情是巴金森夫人在她死亡那天黄昏非常难受地服安眠药。她将药片吐出来，辱骂第一次给她服药的年青护士和闻声来帮助的护士长。实际上，巴金森夫人将口水吐到护士长的脸上，骂她——啊，用最难听的话骂她。巴金森夫人和她们进行搏斗，大声喊叫，护土长用整个身体将老妇人压在床上。
“杀人啊！救命！放开我，你……”巴金森夫人尖叫，此刻已经完全神志错乱。
护土长叫“住嘴！”“不要动”却一点也不起作用。突然这个有教养的护士长丧失了她职业上的安静的自制力。
“护士长似乎越来越兴奋。”年青护土说，她站在那里自己也很焦急。“她突然用左手一把抓住病人的头发，将病人的头按在床上，同时用右手抓住病人的双手。这时病人大叫‘杀人啦！杀人啦！’护士长突然侧身向右边的枕头，她立即用牙齿咬起一个枕头，压在病人的嘴巴上，病人的脸完全给盖住了……然后护土长又将自己的脸压在枕头上，有好长一段时间……后来她离开病床说：“‘拿掉枕头’。”
护土把枕头拿开后一看，巴金森夫人的脸“几乎变黑了，舌头伸出来，眼睛半闭着。”有一丝血液从嘴巴流出来；她不动了。
护土摸摸她的脉搏，没有了。她的手表指着晚上10点05分。
事情还没完。护士长告诉护士响铃叫医生，又说：“你绝对不能将这件事告拆任何人。”护士长擦了擦老妇人发红的手腕，去掉了用来绑她两条腿的头巾。更糟的事接着来了，“医生来时，让我来讲。”
护士长叫护士收拾好，她照做了。象大多数护士一样，她对护土长也很尊敬。医生在11点15分来到时，她什么也没说。护士长只是说：“巴金森夫人今晚突然死了。”事实上她是突然死了。对这个医生，我感到很遗憾，他的所作所为，就像他会给任何凶杀案的受害者都开死亡证明书一样。他以前多次见过她，看到细心护理的家庭病床，只有这一次她死了，人们也没有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会有什么怀疑呢？的确，老妇人的脸发紫，但病死也可以发紫；眼结膜上很细小的出血点需要在良好的光线下非常仔细的观察才能看到。他做了大多数医生会做的工作，去看看尸体，确定她已经死了，没有丝毫怀疑，开了死亡证明书。
然后，在这个死者的送葬途中，诊所的护士将护士长杀死病人的经过全部告诉医生。这个医生立即打电话给警察，停止葬礼。3小时内，我在瓦辛停尸室作了尸体解剖，医生本人和当地刑事侦察局局长都在场。
由于尸体仰卧，脸上的发紫现象已经消失，但在耳朵、指甲床等处仍然非常显著。背部有尸斑。头皮和眼结膜有针头大的出血点，脑和心脏也有程度略轻的出血点。双肺的出血点就更为显著了。
毫无疑问，她死于窒息，而由于脸部和颈部都没有损伤或压痕，因而假定其鼻和嘴突然被某些柔软的物体（比如枕头、床单）堵住是有道理的。我知道在缺乏详细的指征时说这种情况“与之相符”，比说这种情况是“由于”更加保险。
这个护士长对警察供认有过搏斗，就如护士所说的那样，但又说她用枕头的目的是为了“减少巴金森夫人的吵声”。她没有补充说她很清楚那样做对生命的危险。她说当她拿开枕头时病人还活着——“有呼吸，但没有知觉”——还继续呼吸了10至15分钟。如果是枕头闷死病人，这便不是真的。护士长的供词说她拿枕头放到病人脸上去“仅仅一秒或二秒”也不是真实的。而且为什么不立即叫医生呢？解剖所见是迅速窒息，时间也许不会超过30至30秒钟，但也不会少于这样长的时间，因为在窒息性颜色变化和针头大的出血点能够出现之前阻断呼吸必须持续20秒钟。这是可以加进泰勒书里的又一个案件。
合格的护士不可能不知道那样做会威胁生命。所以护士长被指控凶杀。瓦辛地方当局记住有“激怒”的环境，发现没有什么事实与凶杀的指控相符，只作了误杀的判决。但检察官仍然指控凶杀。皇家律师杰弗里·劳伦斯指责护士长是“深思熟虑的，蓄意的，残忍的行为”。坚强的但却是仁慈的法官先生老特拉瓦斯·汉弗莱斯直率地指出，他打算支持“激怒”的争辩，并指示陪审团这样的一个杀人事件应该以误杀论。他只判她监禁3个月。在她等候审判时，已经监禁了这么长时间，因此让她走出法庭，给予自由。更糟的惩罚跟着而来，因为她自己的护理委员会认为她被定罪，把她的名字从合格护士名册中除去。但这未能阻止她工作，只是不能在政府机构中任职而已。
结果就象我所碰到的一样奇怪。大约20年后，我的母亲已经90岁高龄了，除了摔坏了腕关节外没有其他病，但因为太老不宜于住在布赖顿市我那宽敞的老家里。我很幸运，给我这年迈的母亲找到一家令人高兴的护理室。护士长是一个对人热情的有文化的妇女（我每次去探望时总说，将来我老时也希望能到她的细心周到的护理室去！）。我的母亲在那里幸福地生活了几年，以后因为太老了，安静地死去。
但在一个夏天，当我去看望我的母亲时，这位护士长说假日她打算同她丈夫坐船游览去，“我会介绍一位护士长顶班。”
她按了按她桌上的铃。“请××夫人”——我没有听清楚名字，“进来！”你知道进来的是谁？就是那个护士长！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刘易斯的巡回大审法庭里，但我不能用这类挖苦人的语言同她握手。她见到我时面色像死人一样苍白，我以为她会昏厥。我的女主人完全不知道过去的事情，而我是不会再提起它的。当时恶魔逮住了我，而我尽可能随便地说：“认识你我很高兴。”我没有一点恶意，因为事实上，为她在刘易斯的事，我感到遗憾。我补充说：“我希望我的母亲不会给你添麻烦。”
当然，就象以前那样，她表明是个模范护士长。从来没有再说过去的事。一个人发脾气——那怕是一瞬间的——引起的悲剧性后果却是这样一件令人难忘的案件。
（伍新尧 郭景元）
15．“酸浸”与不溶解的胆石
“我会去警察局的，我对他们或许会有帮助。”
这与内维尔·希思走进监狱再也没有活着出来之前所说的差不多一样。约翰·乔治·黑格表现出同样的虚张声势而且遭到同样的下场，但他却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除了他们两个都是罪犯之外，他们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他远不是一个性犯罪的凶手，甚至也不是一个专门勾引女人的人。事实上，在审判他时为他辩护的精神病学家说，他的精神症状之一就是他异常缺乏性的兴趣。他短小精悍，待人殷勤。他专门对像奥莉夫·杜兰德…迪肯夫人和她的朋友莱恩夫人那样富有的老贵妇施加魅力。他是在伦敦肯辛顿的奥斯罗大院旅馆里遇到她们的。他使迪肯夫人对炮制造塑料指甲的生意很感兴趣，她同意去访问他的工厂。这是1949年2月18日（星期三）的事。
“她没有来。”第二天他告诉莱思夫人，“我在陆军和海军仓库等了一个小时，但她没有露面。”莱思夫人很着急，因为她的朋友失踪了。
第二天还不见奥莉夫·杜兰德…迪肯夫人。吃早餐时莱思夫人说她要去报告警察。黑格提出和她作伴，甲为他认为他“或许对他们会有帮助”。
女警察官兰伯恩巡佐负责这个案件，算是黑格倒霉，她一见他就不信任他。当旅馆经理说黑格总是迟迟不付帐时，她的怀疑就变得更深了。兰伯恩将她的怀疑报告分局探长谢利·赛姆斯，他就去查对伦敦警察厅刑事档案局的档案。黑格？是的，不错，他有前科：欺诈，偷窃，不正当的买卖，在诺丁汉郡、萨里郡和伦敦都判过罪。然而没有一宗是暴行罪。没有一个人怀疑过他在过去五年中至少干过五宗凶杀案：麦克·斯温斯一家三口和阿切贝尔德·汉德森博士夫妇在伦敦被消灭了，没有一点痕迹……而黑格却发了大财。
探长赛姆斯在旅馆见到黑格，了解他所宣称的工厂是在克劳里。原来它不过是个小仓库，在罗保尔德路。当苏塞克斯警察搜查时，发现了一支0。38英寸口径的恩费尔德左轮手枪、8发子弹、三坛浓硫酸和橡胶保护衣、一张雷格蒂的一个干洗商开的波斯羔羊皮大衣收据。这张收据使探长赛姆斯很感兴趣，因为有人最后看见迪肯夫人离开旅馆时是穿着波斯羔羊皮大衣的。干洗商的收据日期是2月19日，是这个妇女失踪的第二天。后来又得到报告说她的珠宝以100英镑的价钱被人卖给了一家商店。黑格这时仍在旅馆，依然极想帮助警察，因此于2月28日下午4点15分被召到切尔西警察局。
这一次的访问是非正式的。在说了许多谎话和自相矛盾的说法以后，黑格认识到他不可能再靠他所讲的话跑出警察局了。诘问中断时，他单独和韦伯探长留下来。“坦白告诉我，”他突然说，“从布罗德莫尔监狱释放回来的机会有多少？”
韦伯可以告诉他，这样的运气大约只有一百五十比一，但却拒绝作答。
“唉，”黑格说，“如果我将真情告诉你，你会不相信的。因为它听起来太奇怪了，难以置信。”
当天黄昏的第二次审问时，他受到正式警告。
“我全都知道，”他不耐烦地说，“我要全部告诉你。迪肯夫人不再存在了，完全消失了。再也找不到她的踪迹了。”
韦伯，故意装扮成呆头呆脑的警察，问道：“那么她究竟出什么事了？”
“我已经用酸将她消灭了。你将发现只有酸渣留在罗保尔德路。什么痕迹也没有了。”停了一下，又说，“如果没有尸体，你怎么能证明是凶杀呢？”
韦伯本来可以对黑格说，一会儿你就会知道的。但事实上黑格是错上加错了。首先，因为法庭要证明的是犯罪，而不是出示一具尸体；例如詹姆斯·康伯被判谋杀盖伊·吉布森一案，虽然凶手已将被害人的尸体从舷窗推到波涛汹涌的大海里去。其次，迪肯夫人的踪迹并没有完全消灭，这点我将会证明。
在这一戏剧性开端以后，黑格口述了供词，探长赛姆斯花了两个半小时记录下来。他不仅供认了杀害迪肯夫人，还杀害了麦克·史温斯一家三人和汉德森夫妇两人。所有这些尸体他都先满满地喝了他们的一杯血，然后用同样方法消灭掉。
黑格说迪肯夫人和他一起到克劳里，当她正在看一些塑料指甲时，他用0。38口径的恩费尔德牌手枪向她头颅后部开枪。用一把铅笔刀在她的喉头旁边切个口，用那只惯常用的杯子装满一杯血，喝掉它。然后脱去她的波斯羔羊皮大衣和珠宝首饰，将她的尸体连同衣服丢进一个40加仑①（①一加仑等于4。546升）的钢桶里。然后横过马路到咖啡馆去吃了一块面包夹荷包蛋和一杯茶。回来时，他就把浓硫酸泵进钢桶里。以往的经验告诉他，20至30分钟以后钢捅就会热得滚烫。最后他去乔治旅馆吃晚饭，开车回安斯罗旅馆。
三天后，黑格回到克劳里检查他的手工艺。撇去表面一层油脂，将它泼到门外地上，再泵一些酸进入钢捅里。第四天，断定分解已经完全以后，就将桶里的东西全部倒到仓库外面。七天后他就被扣留了，供认了上述情况。
侦察长盖伊·马洪在黑格供认后几小时内负责这个案子。又过了几小时，我和我的秘书乘警车到了克劳里的罗保尔德路。除了残留的酸渣之外，我没有多大指望发现更多的东西，但一路上我仔细考虑尸体中哪一部分可能不受破坏。
仓库外边的地面很粗糙，有许多细卵石铺在泥土上。我想是相当难忘的，几乎是立刻拣起一个用放大镜检查。大约有樱桃那样大，看起来很象其他的石头，只不过它的表面很光滑。
“我认为这是一颗胆石。”我对马洪说。
后来，实验室检查证实它是一颗人类的胆石（其他哺乳动物也会长这种胆石），一个警察对我谈起，这是一次非常幸运的发现。
“我预料会有的。”我告诉他。象迪肯这样年纪和体质——69岁，相当肥胖——的妇女容易发生胆石。它包有一层脂肪物质，可以抵抗硫酸的溶解作用。
在这第一个发现以后，我差不多又立即找到了一颗，它埋在一堆粘稠的烧焦了的油脂物质里头。我还看到好几块被腐蚀了的骨头。作X线检查时，其中最大的一块证明是左脚最大的那块跟骨。
这些是使人十分兴奋的发现，我相信还会发现更使人感兴趣的东西。但是没有了。酸渣分布的范围长达6英尺，宽4英尺，厚度3至4英寸。这些油脂的颗粒状团块需要耐心的拣选并在实舱室里检查。我请马洪将这些全部拿到首都警察实验室去。他立即叫他的助手门把这些拣起来装到木箱里。大约有475磅的油脂和泥土一起被送到伦敦警察厅去。
在酸渣附近，我们看见漆成绿色的消化尸体的钢桶。向里头看，我发现桶底有一个发夹粘在油脂中。
在仓库里面，我们看见三只10加仑的坛子，其中两只装有硫酸，第三只差不多是空的。还有两个蹬式泵，一条橡胶围裙和一双橡皮手套，一付防毒面罩。墙壁用石灰水刷过，但在陈列台那边墙上，我见到有散在的细小红色斑点。为什么会在墙的那个位置有血呢？是的，黑格说过，在迪肯夫人仔细看人工制造的指甲时，他向她开枪。如果血迹是在陈列台上，那么她可能站在陈列台前边向下看；如果他向她的项部开枪，那她的血正好溅到墙上那块地方。我将血迹照了像，就仔细地从墙的灰泥上刮取血迹。以后在实验室作沉淀试验，证实是人血。
随后三天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同霍登大夫和卡思伯特局长在伦敦警察厅的实验室度过了。我们将污秽的、黄色的、油腻的、部分烧焦的团块从箱子里倒出来，在钢托盘上摊开。从其中我们终于取出大约28磅重、黄色油脂物质，看起来很象是“融溶的”身体脂肪，化学检查证明是由动物脂肪组成。但酸渣里还有其他使人感兴趣的东西。我又拣出两颗人胆石和许多腐蚀了的骨碎块，总共有18块。经过仔细的清洗，用X线和显微镜详细检查后，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