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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认为这个案件是伪造出来的？”古罗夫问道。
“我没有根据这样断言，”律师干巴巴地答道。“再说铁木尔也证实公共汽车里的背囊是他带上去的。他只不过把它忘在车上了，因为他差一点错过了要下车的车站，他是在车子开动后跳下去的。”
“这些无懈可击的证人早在爆炸发生之前就在不同的车站下了车，那么刑侦人员是怎么一一找到他们的呢？”古罗夫颇感兴趣地问道。
“这话您问我么？”主人神色疲惫地叹了一口气。
“伊万·马克西莫维奇，为什么铁木尔拒绝讲出供词？”
“我不知道！我一无所知！几个昼夜没睡觉了，神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别再烦我了！”
“沙尔瓦，你带了酒壶吗？”古罗夫问道。
公爵在安乐椅上笨拙地翻动身躯，从口袋里掏出装着白兰地的水壶。
古罗夫拧开壶盖，绕到桌子那边，把壶放在主人手中。
“伊万·马克西莫维奇，您喝一口，最好是两口。”
律师顺从地喝了两口，挥了一下手掌。
“要吃点东西下酒吗？”
“不必要，您再喝一小口，”古罗夫说着走进客厅，拿来一颗水果糖。
“谢谢，”主人把糖放进口里，用手掌擦了擦脸。“您在哪儿找到糖的？”
“我可是密探呀，老师，”古罗夫微微一笑。
“很高兴跟懂行的人打交道。可是您的老朋友呢，列夫·伊凡诺维奇，则是个寻常的无赖。”律师这么说，仿佛沙尔瓦不在书房似的。“请您把这话转告他！我的父亲、祖父、曾祖父都是律师，曾祖父跟普列瓦科①本人共过事！可是，请恕我直言，您的老朋友却塞给我一大包钱，求我转给法官。”
①费·尼·普列瓦科（1842—1908），俄国著名法学家兼律师。
“岂有此理！我转告他。我一定转告。可是您呢，亲爱的伊万·马克西莫维奇，别见他的怪。沙尔瓦是个好人，只不过童年时多灾多难。”
“好吧”。主人又抿了一口，把酒壶还给古罗夫。“谢谢您，医生可是绝对禁止我喝酒。对了，请转告您的朋友，我再不生他的气了。”
“我一定转告，伊万·马克西莫维奇。”古罗夫坐到自己那把椅子上。“我听说您要去外地，请恕我冒昧，您要去很久么？”
“我哪儿也不去，”律师嘟囔道，“我那样说是为了讨个清静。列夫·伊凡诺维奇，我亲爱的，眼下一个人要是不‘拿’人家一点儿，他能上哪儿去？得对当事人加以选择，谢绝那些两手空空、无依无靠的当事人。律师协会的同行们早就把我摸透了：谁要是一贫如洗，让他找博亚里诺夫去。”
古罗夫一眼就已看出，屋子里的陈设几乎是本世纪初购置的，而主人则消瘦得反常。
“明白了，明白了，”古罗夫喃喃说道，心里暗暗补了一句：“帝国遗老。”接着又说：“可是最近这个案子他们应该付给您丰厚的报酬，犯人家里并不穷。当然啰，您败诉了，可是您尽了力，干了工作。”
“您说这话怎么不害臊，列夫·伊凡诺维奇？我的当事人被判处死刑！我怎么能要钱？可耻！”
古罗夫看了沙尔瓦一眼。格鲁吉亚人吃力地在安乐椅上转动身子，本想开口讲话，但他抹了抹小胡子，转过头去。律师看出了古罗夫的眼神，赶紧说：
“他们曾经塞给我一个信封，可是我劳而无功是不收钱的，这事就别提了。而您，尊敬的先生，打算管这个案子吗？我看不必了。所有的证人都不止一次讯问过，在民警局，在检察院，在法庭也作了证……”
“我明白，伊万·马克西莫维奇，”古罗夫点头表示同意。“既然您哪儿也不去，可以给您打电话吗？”
“随时恭候。目前我手上的案子不复杂，还不知什么时候开庭。曾经有个时期买糊口的面包得排队，现在是等候开庭也要排队。没有法官，人手不够。列夫·伊凡诺维奇，您说说看，为什么一九一七年以后俄国经常短缺点儿什么呢？”
“这个问题我一定要跟您讨论讨论，伊万·马克西莫维奇。”古罗夫站起身来，“请允许我感谢您，并就此告辞。”
“祝您诸事如意，有事请打电话。”律师打开前门，握了握古罗夫的手，转身对身躯庞大、塞在楼梯口的沙尔瓦说：“再见，”随即向他伸出枯瘦的手，“如果我失言了，那么请原谅。”
“谢谢您，伊万·马克西莫维奇。”沙尔瓦抬眼一望，记下住宅号码。“祝您健康。”
沙尔瓦走到街上，再次回头望了望这幢房屋。
“公爵，你可别干傻事。”古罗夫说。
“这人家里连吃的都没有，你怎么啦，难道不明白？”
“他不会要你任何东西。”
“列夫·伊凡诺维奇，你教的这一套可真够我受的。”沙尔瓦深深叹了一口气，舒展一下肩膀。“你见过他门里有锁吗？我派几个伙计把东西送来，放下就走。”
“他那冰箱小不点儿，你可别太大手大脚。”古罗夫看了看表，他还来得及在家里见到玛丽亚，但他不想回去，他不喜欢送别。家里会来一些不认识的外人，他得对他们微笑，得找些话跟他们说。
“那么冰箱我们也送一台像样的来。你别教我怎么做人，列夫·伊凡诺维奇，”公爵长时间按捺自己没有做声，这下子突然发作了，“猪狗不如的生活，你的家里没有吃的，著名的律师在挨饿！”
“你不用为我担心，过两天我就发工资了。”古罗夫朝四周看了看，“上哪儿去找一台自动电话机？得打个电话。”
“在汽车里打，”公爵打开漆得铮亮的“梅尔谢杰斯”车门，拦住古罗夫，气鼓鼓地问道：“发工资前不借点钱用吗？”
“别纠缠了，公爵，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习惯。”古罗夫推开格鲁吉亚人，钻进汽车，拿起安在前排座位中间的电话听筒，拨了克里亚奇科的号码，不过他料想朋友还没回家。
“我洗耳恭听。”答话的是斯坦尼斯拉夫。
“好嘛，把我的俏皮话全都偷去了，”古罗夫说，“你怎么在家里，你这头大象病了吗？”
“大象没病，我的懒劲儿上来了，躺在安乐椅里看电视。”
“肉馅饼还没吃掉吧？”
“尝都没尝，等着你呐。”
“撒谎，”古罗夫满有把握地说，“你早就巴不得吃掉，是娜塔莎不让。行了，我给你解围。我马上就到。”他把地址告诉司机，又补了一句：“见到卖花的人请停一下。”
“这花你允许我帮你买吗？”沙尔瓦问道。
“允许，三支剑兰。”
“列夫·伊凡诺维奇，你以为我不知道送一桶玫瑰不体面吗？”沙尔瓦在前座上舒展身子，看了古罗夫一眼。“人应该按自己的规矩生活。西方有好些东西我喜欢。可他们给女人送玫瑰只送一朵，在餐馆里各付各的账，这可不称我的心。”
“我也一样，但我们不用互相教训了。”古罗夫对这个格鲁吉亚人已经不耐烦了，想尽快跟他分手，主要的是他试图把他古罗夫无法胜任的重担推到他的肩上，这使他很生气。他不知道怎样回答马上就会产生的一个问题，更是气上加气。假如他着手干这件事，他就是个不负责任的傻瓜；假若他拒绝，那他就是个胆小鬼。
沙尔瓦靠在座位上，一边捋胡子一边看着古罗夫。
“那小伙子家里人很多，他们都住在哪儿？”古罗夫问道。
“我认识他的爷爷、父亲、母亲和两个妹妹，他们住在格罗兹尼，”沙尔瓦回答说，又补了一句：“假如那里今天还能生活下去的话。”
“今天高加索哪一块地方可以平静地生活？你别把自己装成圣徒了！一切都是俄罗斯人的错吗？格鲁吉亚人、阿布哈兹人、阿塞拜疆人，同样还有车臣人——难道全都清白无辜？咱们算算谁在高加索流了多少血？”
“我不想惹你生气，列夫·伊凡诺维奇。”沙尔瓦叹了口气，挺直身子，座位的靠背几乎被他压垮。
“你不会让我生气，我了解自己的过错。你促使我跟我的人民作对么？我是个俄罗斯人，我了解我们的过失和缺点，可我只有这一个祖国！正因为如此，我才不想接手这件工作。”
“梅尔谢杰斯”在一排货亭前停下来，沙尔瓦吃力地钻出汽车，不一会就买回三支雪白的剑兰。
“谢谢你，希望你三天三夜别睡觉，”古罗夫说。“我会给你打电话，什么都别说了，你这鬼格鲁吉亚人！”
“对不起，列夫·伊凡诺维奇。”古罗夫下车时沙尔瓦再没有转身，只默默地拍了拍他的手掌。
斯坦尼斯拉夫夫妇穿着节日盛装，过生日的女儿把父母撇在家里，说她很晚才能回来。女主人亲手做的肉馅饼像往常一样美味可口。女主人从冷冻柜取出一瓶“首都”牌伏特加，但古罗夫只肯喝一杯。他默然不语，偶尔开口也是只言片语。娜塔莎收走脏碗碟，端上咖啡，把烟灰缸挪到古罗夫跟前，就到厨房去了。
斯坦尼斯拉夫听朋友兼首长说完，用手掌抹了抹脸，说道：
“臭狗屎，列夫·伊凡诺维奇，请问你从哪儿弄来这一堆又一堆狗屎？刚从一堆里爬出来，臭气还没有散完，你又搬来一堆。”
“可是谁也不会强迫你。我是来跟朋友商量商量。你认为是臭狗屎，咱们就推掉……”
“等等！”斯坦尼斯拉夫伸出两只手掌，仿佛要把古罗夫推开。他不是像往常那样傻乎乎地看着古罗夫，而是显出气冲冲的眼神。“这种问题你自己决定，你是首长，我是个傻瓜。友情归友情，得有个分寸。我是你的朋友，所以才容忍了这么多年。这种担子我可挑不起。你怎么决定就怎么干，我可以豁出命来完成你布置的任何任务，要我当个谋士，对不起，那可不成。”
“你是个胆小鬼，斯坦尼斯拉夫！”
“这一点早就一清二楚了，冲上去堵枪眼的人住在隔壁呐，”斯坦尼斯拉夫煞有介事地用手指戳了戳墙壁。
“你可真够朋友，徒有其名，”古罗夫喃喃说道。他心里完全明白，斯坦尼斯拉夫说得不错。“明儿一早我去找彼得，他是将军。”
“因此他才不是傻瓜，你甭想他给你出什么主意，”斯坦尼斯拉夫满有把握地说，“为了维护正义，一切我都在所不惜！我可以献出生命！这种高调在杜马①唱一唱是不错的。唱完了就开溜，以后再也找不到他。正义，正义是什么？放在商店柜台里标上价格啦？谁也不知正义在哪儿，还没等你找到它，你就被送进绞肉机绞上十次了。而肉焰是不能还原的，这一点早就清楚了。”
①国家杜马，即俄罗斯议会下院。
“咱们推掉吧。”古罗夫不知为什么说了一句。
“你？列夫·伊凡诺维奇，你会推掉？这可真稀奇！”斯坦尼斯拉夫把两个酒杯斟满。“酒当然无济于事，但咱们还是把它干掉。”
奥尔洛夫将军坐在安乐椅里，跟平常一样，沉重的头低垂在胸前，两眼微闭。古罗夫讲完以后，奥尔洛夫按了一下按钮，说道：
“维罗奇卡，就说我出去了，大约过三十分钟回来。”他看了古罗夫一眼说：“列瓦②，你干嘛要管这个？你在哪儿找到这么件事？”
②列夫的小名。
“斯坦尼斯拉夫的话跟你一样，只不过更加绘声绘色。甭想你出什么主意，”古罗夫肯定地说。
“这种情况下谁也出不了什么主意。可是，列瓦，我也不会把你推开不管。咱们来分析分析。”
奥尔洛夫挺直身子，睁开眼睛，脸上温厚的睡意消失了。他把臂肘撑在桌上，神色坚定地看了古罗夫一眼。
“首先，上校先生，你的想法一点也没有错。从前的黑社会‘老大’找的是你，既不是我也不是斯坦尼斯拉夫，因为他认为最优秀的侦查员是列夫·伊凡诺维奇·古罗夫。这是他个人的见解，但人的本性就是这样。总之，你得到了情报。问题是你怎样使用这个情报。最简单的办法是装出一副没有得到任何情报的样子。可是，假如那位车臣老人说得对，他的孙子没有罪，那么真正的恐怖分子不仅逍遥法外，而且不会罢手，还会有爆炸，还会死人。”
“而且一个无罪的娃娃会被枪毙，”古罗夫说，“而我明知如此还得负疚活下去……”
“你能活下去，”将军打断他的话。“每天都有几十个无辜的人被杀掉，可怕的是我们对此已经习以为常。然而更为可怕的是要以法律的名义杀掉一个小伙子。假如你插手这个案子，开始刨根问底，会见证人，顷刻间就会有人来告你的状。”
“还会把我从头到脚涂满臭狗屎！”
“列瓦，你别说了！你干嘛老是提你自己！”
“我喜欢列夫·古罗夫！”
“很正常！每个人都喜欢他自己。可是问题不在于给你抹黑，糟糕的是让你没法工作。见鬼！”奥尔洛夫开始按摩后脑勺。“年岁不饶人。给我点儿矿泉水，”他用手指了指放在会议桌上的矿泉水瓶。
奥尔洛夫喝了点水，又靠在桌上。
“需要编一番话掩饰一番。”他深深叹了几口气，继续说：“你回去给我写个报告，就说你会见了可靠的消息灵通人士，获悉公共汽车爆炸案是一个犯罪团伙策划的，那小家伙不明真相，受人利用。”
“我确信事实就是这样，”古罗夫说。
“事实会见分晓的，重要的是我们并不是说犯人无罪，而只是推测他不是一个人干的。由此得出结论：侦查工作应该继续下去。”
“彼得，那样一来我就该着手侦查，而这种工作会立即受到控制，我会像马戏丑角一样每天被人拽出来表演，我不是干工作，而是对每一步骤作出书面解释。”古罗夫两手一摊表示无可奈何，随后掏出香烟，但他看了将军一眼，又把烟盒放回口袋。
“到底是大案侦查员！”奥尔洛夫洋洋自得地微笑了。“你是个举足轻重的侦查员，但你依旧是来自莫吉廖夫市的小列瓦。我拿着你的报告会找巴尔金副部长，对所获情报是否真实表示怀疑。随后我在报告上批示：‘请予核查并获取证据。’古罗夫上校的个性是众所周知的，他打报告请求让他例行休假。克里亚奇科上校也去外地休假。当有人开始告你的状时，我宣布我们了解此事，但持反对意见。这是俄国人惯用的花招。总统颁布停止军事行动的命令，而将军们则派出轰炸机进行轰炸。那么谁又能搞得清民警局内部的争斗呢？”
“让维罗奇卡告诉她最要好的女友，说我跟你吵了一架，”古罗夫补充说。
“不错，可这是细节，主要的是谁也无法阻碍你去证明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你并不是为那车臣人辩护，你是在找他的同伙，是放弃个人休假，不要命地在干活。”
古罗夫站起身来握了握奥尔洛夫的手。
“所有的人都问我为什么没有当上将军。”这是谈话整个过程中古罗夫头一次露出笑容。“你瞧，这就是我没有当上将军、而奥尔洛夫则当了将军的原因。”
第二章
格里戈利·达维多维奇·柯托夫和华连廷·尼古拉耶维奇·聂斯捷伦科两人都快五十岁了，生活经历也很相似。在侦查部门工作了二十多年，两个人都因不愿讨好上司而被解了职。对每个问题两人经常有自己的见解，既不“拿”人家的也不“高抬贵手”，不跟需要结交的人一起喝酒；总之。尽管供职多年，在民警圈子里并未成为“自己人”。不论是俄罗斯人聂斯捷伦科上校还是犹太人柯托夫中校都难以驾驭，令人为难，而且有时变幻莫测。当两人作为侦查员的服务期限和年龄都已届满，让那些过分热心的人事干部可以放手行事时，柯托夫和聂斯捷伦科就被悄悄打发回家领退休金了，仿佛民警局里经验丰富的密探太多，像星期天的市场，挤得水泄不通一样。
斯坦尼斯拉夫·克里亚奇科早就认识这些“伙计”。今年春天，当古罗夫需要几名已经离职的民警局侦查员时，他给古罗夫召来五个人，但干完工作以后列夫·伊凡诺维奇只留下柯托夫和聂斯捷伦科两人，另外几位由于种种原因未能令上校满意。现在，当古罗夫请斯坦尼斯拉夫邀几个伙计谈一谈时，两个人都毫不迟疑地答应了。他们虽然年龄相近、经历相似，但外表和性格却大不相同。
华连廷·聂斯捷伦科浅蓝色的眼睛，淡褐色的头发，两边额角的头发已明显脱光，不论站着坐着都直挺挺的，像个退役军官，决定问题时不慌不忙，一旦决定了就立即行动，全力以赴。格里戈利·柯托夫虽然只有一半犹太人血统，但他的外貌令人毫不怀疑他是个犹太人。皮肤黑不溜秋，背有点驼，头发蓬乱，大鼻子——看上去柯托夫这人只要一碰就能把他撞伤。有多少刑事犯罪分子上了他这种钩，格里戈科已经记不清了。他不从事体育活动，天生的身强力壮，碰上街头打斗当然也会来个三招两式。柯托夫工作起来像条蟒蛇，埋伏时他能几个昼夜趴着不动，耐心守候，一旦出击就会把猎物死死咬住。
古罗夫会见几位侦查员时态度诚恳，但也不过分亲昵。他仔细打量了一番，仿佛他们几个月之内会有变化，然后问道：
“咱们干点活好吗？”
柯托夫只点了点头，认为他这么问只不过应个景儿，不值得回答。他在办公室门左边一张没人专用的桌边坐了下来。
“上一次的钱我至今还留着，”聂斯捷伦科说，他的眼神显得无所谓，同时又略显狡黠。“我头上的屋顶也还能挡风遮雨。然而只要是跟斯坦尼斯拉夫和您一起，列夫·伊凡诺维奇，我随时准备上路。”
“那么，先生们，你们能跟我走多远呢？”古罗夫一边问一边考虑，消息必需通报到什么程度。
“该多远就多远，在指挥员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