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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更加深入地了解人的本性。”
“是，是，是，我明白，梅森先生，这当然是很明了的。”
“只通过聆听人们和你的谈话，”梅森说，“是不能了解人的本性的。”
“了解不了？”福朗吃惊地问。
梅森摇摇头：“因为你看他们的时候，他们是伪装好了的，脚步是灵活的。要想了解人的本性，就要在人不知觉的情况下观察他，在他不知道被监听的情况下倾听他的谈话，深入到他灵魂中去了解他的思想，当你看到他的被剥得赤条条的痛苦的灵魂时，你才能了解他。”
“是的，梅森先生，你真使我吃惊。”
“比如，说说你的事，”梅森说，“人们无法完整地了解你，了解你的动机、想法，通过你的谈话也搞不清你到底要干什么。”
“我……梅森先生，你是在指责我虚伪吗？”
“我问你，”梅森说，“你把真实的情况如实告诉我了吗？”
“那当然！当然如实说了！”
“你想要这些日记只是情感的原因吗？”
“是的，一点没错。”
“那么，”梅森说，“我告诉你，我要这些日记是业务上的原因，它能帮助我了解人的本性。那么，咱们的会见就结束吧，福朗先生，这样双方都没什么恶感。”
“可是，我不明白梅森先生。”
“我已经给你说过了。”
“你大概是说这些东西对你来说有物质上的利益？”
“一点不错。”
“噢，”福朗微笑着说，“在这种情况下，梅森先生，这是你的老本行，按你的意思办。我原先以为这是一个绅士与另一个绅士的会面，5美元的补偿就完全够了，可现在成了一件在金钱上可以讨价还价的事……”
“不能讨价还价，”梅森说，“我就想保留我买来的东西。”
“那么，梅森先生，以纯经济的、具体的角度，我与你探讨一个完全不同的观点。”
“说吧，探讨一下。”
“好的，梅森先生，从金钱角度，从某种对你可以赢利的交易角度讲，就从这儿说，为此你付出了5美元，你期望至少可以得到5美元的回报，对吗？”
“对。”
“我是说要多于5美元。”
“对，要多得多。”
福朗脸上的讨好的笑容突然消失了，他把粗短的手插进内衣口袋，拿出一个猪皮钱夹，打开，数出5张100美元的钞票，扔在梅森的桌上。
“好吧，梅森，”他说，“让我们互相理解吧，这是利润。”
梅森摇了摇头。
福朗吃惊地瞪大眼睛。
“对不起，”梅森说，“这不是我要的那种补偿。”
福朗粗短的手指又伸进钱夹，他又数出5张100美元的钞票。
“好了，梅森，”他冷冷地说，“这是1000美元，让我们结束这场该死的闹剧吧。”
这个人的脸上再也没有友好的表情了，他就像一个玩扑克牌游戏的人，把赌注推到桌子中间，看着桌对面的对手，猜着他要干什么，他手里有什么牌。
“日记不是为了卖的。”梅森说。
“可是，梅森先生，这太荒唐了。”
“对我来说不荒唐，”梅森说：“我买什么东西是因为我想要它，我现在还想要它。”
“梅森先生，”福朗说，“让我们互相理解一下，就这么定了，我出的价不能高于1000美元，我得到的指示是到这里必须打住。然而，我想，你是否愿意与本杰明·埃迪科斯谈谈？”
“谈什么？”
“谈你拥有的文件。”
梅森摇了摇头：“对此没什么可谈的。”
“我想有的，梅森先生。我想如果你能亲自见一下埃迪科斯，你就会明白的……嗯，总之，梅森先生，让我们谈谈价，结束这桩冷酷、棘手的生意。”
“这是你的事。”梅森对他说，“好吧，接着说。我想你要得到这些东西不仅仅是情感上的原因，还因为你是海伦·凯德穆斯的亲戚。”
“你真是这样想的？”
“这是你告诉我的。”
“天啊，梅森先生，我不得不告诉你！你是个律师，你难道不明白这种争论应当保全我们双方的脸面吗？”
“我不敢肯定我的面子能保全。”梅森说。
“不，不，请不要开玩笑，梅森先生！让我们坦率些。”
“我一直对你很坦率。”
“好吧，我也会坦率对待你。海伦·凯德穆斯的失踪引起了好多猜想，新闻记者就是靠填补读者精神空虚为生的，他们推波助澜。埃迪科斯先生为避免那些精神商人的纠缠，有必要隐蔽一下。
“然而，海伦还保存了一本日记，我不明白检察官居然没有发现。”
“报告说，”梅森说，“埃迪科斯施展了他所有的政治影响使调查成了一件用大刷子刷白了的一件大上衣，这根本就不能叫调查。”
“啊，我觉得你不能这样讲，梅森先生。对此你并不真正了解，埃迪科斯先生只是使自己少遭烦扰，仅仅如此而已。”
梅森一笑。
“好吧，”福朗说，“让我们坦率一点。这些日记出现了，上帝，我们事先竟一点都不知道。很明显，它们是在某个箱子里或者人们谁也不知道的东西里藏着，现在的日记当然是……”
“嗯？”梅森问。
福朗咳嗽了一声：“我不该用那种表达方式，真不幸。”
“现在的日记怎么了？”梅森问道。
福朗遇到了梅森的目光，他的眼睛是冰冷的、坚定的、充满敌意的：“什么也没有。”他说，“很明显，她最后的那本日记，就是你手里保存的那本，显然没有记完。”
“埃迪科斯想出什么价？”梅森问道。
“我不知道。”福朗说，“他告诉我最多出1000美元。我们真不知道怎么补偿你的损失，承蒙你的好意把日记给我们，如果你想从中得益，我们也就是花二三千美元。当我见到你的时候，你给我的印象使我明白我的情感把戏是骗不了你的，我马上就出了最高价，这是我被授权的数目。”
“那么，”梅森说，“现在你打算怎么办呢？”
福朗把那1000美元塞到猪皮钱夹，小心地折起5美元的钞票，把它放进口袋里，对梅森微笑着说：“我回去再请示，谢谢，再见。”
他急速地转过身，大步走出办公室。
梅森充满疑问地瞟了一眼德拉·斯特里特。
“好啦，”德拉·斯特里特说，“我想这意味着今天所有的活干完了。”
“今天办公室的工作是完了，我拿一本日记，你一本，杰克逊一本，格蒂一本，我们通读这些日记，一个字一个字地读，任何有意义的东西都记下来，并把它和那页放在一起。在我们能听到埃迪科斯先生的信之前，最好能发现什么使本杰明·埃迪科斯先生感到烦恼。最后一本日记中最后一篇是什么时间，德拉？”
“我已经查出来了，头儿，”她说，“大约是她失踪前的两周。”
“干吧，我们要有第五本日记多好呀。”梅森说，“从‘3美元’福朗的疏漏中，我可以肯定埃迪科斯、福朗和康姆派尼一定发现了那本日记，把它塞进纸袋，绑上重物，把它沉到海峡的最深处了。干吧，德拉，让我们找到我们想要的东西。取消今天所有的约会，把桌上的信件都扔一边去，让我们开始工作。”
3
星期二傍晚，当办公室里的其他人员都回家后，佩里·梅森和德拉·斯特里特坐在梅森的办公室里，整理从海伦·凯德穆斯日记中得到的信息。
“该死，”梅森说，“我从中找不到谋杀的线索。”
德拉·斯特里特说：“呢，我几乎找到了意外伤害和自杀的线索了。”
“我们没有证据，”梅森对她说，“一切都模模糊糊。”
“模模糊糊就不错了，”德拉·斯特里特体谅他说，“你读过日记了，头儿，你心里会有这样一幅图画，她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姑娘，面目清秀、身体健康、线条优美，想当一名电影名星，关于这一点我想任何一个身材苗条的姑娘都想成为名星。她富有同情心，理解能力强。
“她迷恋于本杰明·埃迪科斯的性格魅力，她痛恨他对待猩猩和猴子的方式，她感到自己与他的生活有某种神秘的联系。第一本日记表明其非常想发现秘密的好奇心，然而，忽然一下子没有下文了。
“哼，这里面还有事，这个姑娘恋爱了。”
“你怎么知道，德拉？”
“从她的态度及日记的写作方式。她有闲暇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她在作浪漫的遐想。”
“但是，她并没有把这些狼漫的想法写进她的日记。”梅森道。
“没有用文字写，”德拉·斯特里特说，“但是在字里行间能感觉到。因为某种原因，她没有把真情实感写到日记里，但是，无疑她的语气中是有所流露的；恋爱的人总是谈论自然中的美好的事物、春天的美好以及心灵的美好。”
“德拉，你都快成诗人啦！”
“我非常理智。”
她的脸猛然红了起来：“还有一件事，”她急速地说，“她憎恨内森·福朗。”
“谁不呢？”梅森问。
“内森·福朗。”
梅森向后一仰头大笑起来。
德拉微笑着说：“她喜欢动物，尤其喜欢一只叫彼得的猴子，她憎恨本杰明·埃迪科斯用动物所做的实验。”
梅森眯起了双眼：“埃迪科斯在用现代方法做实验，试图使动物得神经病，他对催眠术还有一些特殊的想法，他认为人很难进入如此深的催眠昏睡状态，他会做某些事情，而这会伤害他的道德感。但是，他认为，大猩猩和人非常接近，它们能进入催眠状态，并根据要求去进行谋杀。”
“真他妈的见鬼，不知道埃迪科斯想证明什么。我有一种感觉，他过去一定有事，他可能有过很大的麻烦，可能犯过罪，他可能是在别人对他施展催眠术情况下干的。”
“对秘书工作来说，这可是一个可怕的背景。”德拉·斯特里特说：“埃迪科斯很富有，但这并不能给他任何藉口来折磨动物。”
梅森点点头：“很明显，海伦·凯德穆斯起初也感到了这一点，后来她好象又改变了看法。她当然很尊敬埃迪科斯，似乎感觉到了他的实验有着很重要的背景。”
“然后，她被谋杀了。”德拉·斯特里特说。
“不能这样说，德拉，没有证据。”
“噢，我有一种直觉，一个非常确定的直觉，她没有自杀。”
梅森说：“在我读的那本日记中还有一件有趣的事，我对此非常感兴趣，德拉。”
“什么？”
“那只叫彼得的猴子，她非常喜欢它，它有一个习惯，当它看到她喜欢的小玩艺等东西时，它就把它们偷走。它偷走了她粉盒、耳坠并把它们藏了起来。很明显，它最喜欢藏东西的地方是客厅里的一只希腊水壶。德拉，我有一个预感。在约瑟芬·凯姆波顿诉案中谁是律师？”
“我查一下，”德拉·斯特里特说，“在外间办公室。”
她出去了3分钟，回来时手里拿着一份打印好的纸，上面写着：“詹姆斯·埃特纳，埃特纳公司，埃特纳和道格拉斯律师事物所。”
当梅森问她电话记录时，她说：“我担心我有点草率了，头儿。”
“你是什么意思？”
“我去外间办公室时，电话机正嗒嗒地乱跳，我拿起电话说，现在已经下班了，没人接电话……后来我发现打电话的是莫提默·赫谢，他是本杰明·埃迪科斯的经济人。他非常想安排你和埃迪科斯会次面。”
“你怎么对他说的？”梅森问。
“我告诉他我得和你联系，看一下你的安排。然后，他给我解释说，埃迪科斯先生不能到你的办公室来，因为他受伤了。”
“受伤了？”
“他是这样说的。”
“还有更详细的信息吗？”
“就这些。他说埃迪科斯先生受伤了，无法到你的办公室来，但是，他想劳你大驾去见埃迪科斯先生。我说我尽量与你联系，然后再给他回电话。”
梅森说：“这是一个机会，德拉，给埃特纳，埃特纳和道格拉斯事务所打个电话。”
“这个点了不会有人的。”
“有一个人会工作到很晚的，你看，德拉，我们不是工作到很晚了。”
“不晚才见鬼。”她说，拿起电话，拨了号，过了一会儿，说：“请问你是哪一位？……这里是梅森先生，佩里·梅森先生办公室……好的，律师……噢，谁？……啊，对不起这个点了还打扰你。但是，梅森先生急于想和詹姆斯·埃特纳先生联系，请别挂机。”
德拉·斯特里特向梅森示意了一下，在她桌上的电话机上打开了一个开关。“又是一个夜猫子，”她说，“他在为一个案子开夜车呢。”
梅森拿起电话，说：“喂，我是佩里·梅森，是詹姆斯·埃特纳吗？”
“是的。”
“你是约瑟芬·凯姆波顿夫人诉本杰明·埃迪科斯的律师吗？”
“是的，先生，没错。”
“我发现自己对那个案子很感兴趣。”梅森说。
“你代表谁？”埃特纳用冰冷的警觉的声调问道。
“谁也不代表，我只是对此感兴趣。”
“啊，我本人对此感兴趣，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他妈的社会道德案。事实上，我为此取消了今晚的一个饭局。这个案子计划后天开庭审理，我在为此查一下法律条文。”
“你能给我讲一下有关这个案子的背景吗？”
“我认为无法满足你的要求。”埃特纳谨慎地说。
“我只是想多知道一些。”
“为什么？”
“我只能说，只是好奇。”
“梅森先生，恐怕我要打听一下你的要求，当然，当这个案子开庭时……”
“只有一次机会，”梅森说，“我可能会给你一点小小的帮助。”
“哪方面的帮助？”
“现在我不能告诉你，但是如果你能告诉我点什么……我不是想让你透露什么机密的消息，但是……”
“啊，好吧，”埃特纳说，“我给说一下这个案子的大概情况。凯姆波顿夫人被无理地解雇了，埃迪科斯先生雇了她大约两年半。埃迪科斯解雇她没有陈述任何理由。凯姆波顿夫人离开时非常生气。他也没有给她写推荐信。她没有得到预先通知就被解雇
“她不知道毛病出在哪儿吗？”梅森问道。
“就她来说，她没惹任何麻烦。”
“接着说，那以后又怎么样了？”
“嗯，她又找了雇主，他们自然想知道她以前为谁工作，凯姆波顿告诉了他们为谁工作。她干了两个星期，她的工作显然是十分令人满意的。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她又没有得到预先通知被解雇了。对此她无法理解，然而，做饭、整理家务她都是一把好手。她又找了份工作，他们自然也想知道她原先在哪儿工作，她告诉了他们。她安心工作，一切都很好，雇主说他们很满意。然而，他们又不置一词地解雇了她。”
“接着说。”梅森说。
埃特纳犹豫了一下。
“说呀？”梅森催促他。
“这件事，”他说，“是不能公开的。我……啊，我想只能告诉你这些。”
“如果不方便就别告诉我，”梅森说，“我不问什么机密的事。”
“啊，在法庭上会公布的，”埃特纳说。“凯姆波顿夫人在保险方面和我们有关系，她对此事表示怀疑，她来找我，告诉我所发生的事，因此我让我的一个朋友给本杰明·埃迪科斯写了封信，说有一位凯姆波顿夫人在他那里工作，他知道她曾在埃迪科斯先生那儿干了两年多，他请求埃迪科斯先生给他提供一些凯姆波顿夫人人品的情况。”
“后来怎样了呢？”梅森问道。
“不到一个星期，本杰明·埃迪科斯来了封信。信中草率地说凯姆波顿夫人因为不诚实而被解雇的，埃迪科斯先生非常喜爱的一枚价值连城的钻石戒指找不到了，这枚戒指大约值5000美元，还有一只价值7050美元白金表也找不到了；凯姆波顿夫人拿不出没有盗窃的有效证据，所以，她应受到检举。因为确实丢了东西，所以，埃迪科斯断然解雇了她。”
“这是一封可恶的信？”梅森说。
“不是吗？”
“你打算怎么做。”
“嗯，我想彻底搞明白。我给凯姆波顿夫人在我的一个值得信赖的朋友那个找了份工作，这样，这封信就更具法律意义了。你知道，一个没有真正雇佣凯姆波顿夫人写的一封信在法律上可就不同了。”
“我明白。”
“因此，凯姆波顿夫人找了份工作，每月250美元，接接电话，收拾一下房间，一份很不错的工作。雇主给埃迪科斯先生写了封信，收到了一份同样打印好的信，他们当然保存了下来，并准备向法庭出示。”
“这个案子后天开庭？”
“是的，我准备尽最大努力搞清楚这事，因为这对我的委托人来讲有着极大的作用。埃迪科斯可以赚钱，而我的委托人不得不工作。”
“你要求埃迪科斯撤回这个案子了？”
“我尽了最大的努力向埃迪科斯施加压力，我不知道你是否了解他。”
“我不了解。”
“啊，他是一个很顽固的人，他对我说他有证据足以证明凯姆波顿夫人拿走他的钻石戒指和手表；他还没有责骂她并以此控告她犯罪，如果我把他拖进法庭，他将彻底毁掉凯姆波顿夫人的名声。他说，如果她想工作而不要他的证明信，那么大家相安无事。那么，她就得说谎，隐瞒原先工作过的地方。但是，如果有人给他写信，询问凯姆波顿夫人的情况，那么他将一如既往。”
“我想，”梅森说，“你在查找有关通讯特权的法律吗？”
“是，我现在正在查找这些条文。”埃特纳说：“写这样一封信和这些材料，也有一个预谋的问题和理智的问题，这一点法律上并不太明确。”
“现在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梅森说，“你记得读过报纸上有关埃迪科斯的秘书失踪的报道吗？她的名字叫海伦·凯德穆斯。”
“我记不太清楚报纸上是怎么说的了。”埃特纳说。
“但是，你知道一些有关她失踪的事情吗？”
“我知道一点，是凯姆波顿夫人告诉我的。”埃特纳谨慎地说。
“现在，”梅森说，“你快接近我要知道的东西了，凯姆波顿夫人给你说了些什么？”
“你为什么要知道呢？”
“我现在不好说为了什么。”
“那么，我现在也不好给你提供什么。”
“好的，你能告诉我是凯姆波顿夫人被解雇的早，还是海伦·凯德穆斯失踪的早吗？”
埃特纳说：“大约在海伦·凯德穆斯自杀的前两天凯姆波顿夫人被解雇了。这是我们应该考虑的问题，梅森先生，我不是要作任何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