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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蔚
自序
唐朝从公元618年建国，到公元907年灭亡，一共延续了289年，历经20个皇帝，是公认的中国封建王朝鼎盛的朝代。唐朝在文化、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当时的东亚邻国，包括新罗、渤海国和日本等，政治体制、文化等方面无不受到唐朝的深刻影响。历史学者黄仁宇认为唐朝连同宋朝，是相继于秦汉之后的中国第二帝国时期。唐朝国力鼎盛之时，连罗马帝国也无法望其项背。而唐帝国超越罗马帝国的，显然还不只是国力强盛如此简单。罗马帝国覆灭后，就再也没有罗马。而唐帝国灭亡后，中国还在，之后还有宋代、元代等朝代延续。这显然能引发我们更多对唐朝的关注和思考。
唐朝强盛的顶峰是在唐玄宗手中实现的，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开元全盛”景象。“开元初，上励精理道，铲革讹弊，不六七年，天下大治，河清海晏，物殷俗阜。安西诸国，悉平为郡县。自开远门西行，亘地万余里，入河湟之赋税。左右藏库，财物山积，不可胜较。四方丰稔，百姓殷富，管户一千余万，米一斗三四文，丁壮之人，不识兵器。路不拾遗，行者不囊粮”。百官各有职守，诸事各有仪程，唐玄宗每日临朝审断是非曲直，如同流水一样顺畅，天下大治，海内歌舞升平，有杜甫律诗为证：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
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然而，好景不长。天宝年间，人君德消政易，宰相专权误国，边将包藏祸心。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持续达8年之久。唐朝的政治与经济境况因之急转直下，从此一蹶不振。唐玄宗也由此而成为历史上著名的“一半明一半暗”（毛泽东语）的皇帝。他在位的前期，社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盛世；他在位的后期，一场历史上罕见的社会大动乱导致唐朝由盛转衰。在唐玄宗的身上，充分表现出一个历史人物的复杂性。
安史之乱爆发，“兵起之后，列郡开甲仗库，器械朽坏，皆不可执，兵士皆持白棒。所谓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安禄山率兵南进，“所过州县，望风瓦解”，叛军一时如入无人之境。随即潼关失守，两京迅速沦陷，整个大唐陷入极大的混乱之中。大动荡的来临，注定要改变很多人的一生。历史潮流中人的变化，与人在历史棋局中的作用，在这一年彰显得格外明显。举例来说，倘若不是杨国忠一逼再逼，安禄山也许并没有真正谋反的意志；倘若不是唐将张巡死守睢阳，扼一城而安天下，甚至付出了吃人的代价，江淮必然沦陷在叛军之手。这两种假设前提任何一种成立，历史必然改写，必定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走向。
安史之乱后，地方藩镇割据，内廷宦官专权，朝中朋党相争，边疆报警不已。唐宪宗重振皇权、削弱藩镇，出现短暂的“中兴”。然而，在纷繁的矛盾中，藩镇连兵可使朝廷流亡，宦官弄权能够废立皇帝，强盛的唐帝国没有能够再度辉煌起来。自唐懿宗起，“国有九破，民有八苦”的状况愈演愈烈，民众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唐朝廷步入了名存实亡的绝境。各地节镇相互兼并，形成新的瓜分格局，唐朝最终为后梁取代。
可以说，公元755年是历史上极为关键的一年。这一年成为唐朝由极盛走向极衰的转折点，从而也成为中国命运的转折点。自从安史之乱后，从整体文治教化的辉煌而言，中国就开始了长期的向衰。之后的朝代虽然曾有短暂的武功强盛或疆土扩大，但却是与盛唐不可比拟的。
这一段治乱兴衰的历史，历来为后世所重视。不过迄今为止，由于受到民间戏曲、小说的影响，后人对于这一时期历史人物的评价具有脸谱化、简单化和一刀切的倾向，如把唐玄宗称为“昏君”，把李林甫等权臣一概视为“奸臣”。实际上，开元和天宝年间，那些对时局产生了影响的人物，其作用和行为是各各不同的。后人对于这些人物的评价，可以有忠奸善恶，有是非褒贬，但在这些人物的政治行为中，有一些是由其个人意识所不能左右，为个人力量所不能企及，而是由当时的局势和环境所决定的。这就是历史人物在历史大背景下所表现出来的复杂性。因此，盛唐的迅速衰败并不是某一两个人的责任，也不是某一个两人所能挽回的。在历史的潮流中，必然性与偶然性，以及二者之间关系，从来都不是绝对的。人是历史的主体，综合而全面地看待历史人物，便能够透过错综复杂的表面现象来探求历史的本质。
本书以历史人物为核心，选择了具有代表性的三类人：一类是直接引导改变了历史走向的人，比如唐玄宗、安禄山等；一类是人物的选择将能局部影响历史的人，比如张巡、哥舒翰等；另一类是完全为历史潮流所支配的人，比如大诗人李白、王维等。通过这三类人在安史之乱的大历史背景下的命运，全面细致地展现了大动荡中的芸芸众生相。
本书分为两编，选择了安史之乱发生的大背景，以人物的命运为主线，讲述了安史之乱发生的前因后果，以及唐朝由兴而盛、极盛转衰的演变。通过详略得当的记述，对重要历史人物、重大历史事件，都作出了细致的分析，力求将人物、事件和背景、社会大气候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有血有肉地反映出古代中国这一辉煌的历史年代的盛衰变化的根源。
吴蔚
2006年10月于北京
第一编 两极之间
楔子
唐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在文化、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当时的长安成了亚洲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枢纽。东亚邻国，包括新罗、渤海国和日本，政治体制、文化等方面无不受到唐朝的深刻影响。唐玄宗开元年间，唐朝国力达到了顶峰，出现了历史上著名的“开元盛世”景象，天下大治，海内歌舞升平。可以说，开元盛世不仅在唐朝，即使是在古代中国，也被认为是最黄金的时代。然而，“物盛而衰，固其变也”，繁荣强盛的表面下，却隐藏着深刻的政治危机。这一危机，随着人君德消政易、宰相专权误国、边将包藏祸心而日益激化，最终演变出一场历史上罕见的社会大动乱。
第一章 踏血而来的唐玄宗
自神龙元年（705年）正月女皇武则天退位、唐中宗再度称帝，至先天二年（713年）七月唐玄宗诛灭太平公主势力，整整有8年半的时间。这期间，皇帝换了4人，在位多则5年有余，少则不足20天。不少人蠢蠢欲动，觊觎皇帝宝座，以致祸变再三，整个大明宫都在笼罩血腥当中。开元之后，武周以来的多次政变终于结束。从皇室庶子到太子监国，再由太子监国到登基称帝，其间政治阴谋和喋血斗争不断，成为玄宗登上政治舞台的序幕，并对他之后处理国事的方式形成持久的影响力。
【一 天宝惊变】
公元755年，天宝十四年十一月，冬意笼罩了唐帝国京师长安，萧萧落叶中，佛寺浑厚沉重的钟声在京城中回荡。常年住在深宫的玄宗皇帝李隆基终于出城了。他带着一刻也离不开身的贵妃杨玉环以及跟杨贵妃有关的诸杨，依照皇室惯例，前往华清宫（天宝六年以前称温泉宫，故址在今陕西西安临潼县南骊山上）避寒。
队伍大张旗鼓，浩浩荡荡，吸引了众多长安士民的视线，但这些目光中已经没有了往日的尊敬与崇拜，更多的是厌恶和嘲讽。此时的玄宗，早已经不是当年意气风发、处处果断的临淄王，也不是励精图治开创了“开元盛世”的皇帝了。人还是那个人，只是岁月如歌，在黑发变华发的过程中，“人君德消政易”，由此导致了宰相专权误国，边将包藏祸心。对唐帝国普通百姓来说，却要默默承受明君变昏君所带来的苦难后果。
那具有绝世美貌的贵妃，在人们眼中不再仅仅是一个绝世美人，还是红颜祸水。她的叔父兄弟都因她而位列高官，封侯加爵，远房堂兄杨国忠更是当上了宰相，权倾朝野；她的姐妹，都加封为“国夫人”，富比王侯。杨家人可以随意出入皇宫禁院，无人敢过问，京师长吏都侧目而视。所以当时天下有歌谣传唱道：“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欢”，“男不封侯女作妃，君看女却为门楣”。人们既羡慕杨家的显赫权势，又痛恨奸臣玩弄权柄所带来的祸国殃民的灾难。
玄宗却没有丝毫觉察。他此时已经是70岁的老翁了，但在鲜花美人的簇拥下，显得格外容光焕发，这使他看上去年轻了不少。他的眼睛一刻都没有离开过身边的杨贵妃，哪里还会留意到百姓目光中的深意！玄宗已经忘记了，他曾经在洛水之滨奋笔疾书了《赐诸州刺史以题座右》一诗，其中就有“视民当如子，爱人也如伤”的句子。爱民如子？或许以前他爱过他的子民吧，但现在，他只爱眼前的杨贵妃，以及跟杨贵妃相关的一切。
杨贵妃真是肤若凝脂，艳如天人，娇媚不可形容。此时此刻，玄宗的一颗心仿佛已经飞到了华清宫中的温泉，看到了华清池中“温泉水滑洗凝脂”的一幕，沐浴中的杨贵妃雪肤玉肌，宛如婷婷出水的芙蓉。在玄宗看来，温泉不但掩映着胴体的美丽，还象征着爱情的热力。
骊山除了温泉吸引着玄宗外，还有梨园。梨园原是都城长安的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玄宗喜欢音乐歌舞，特意在梨园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所皇家戏剧学校。并挑出300人，专门在梨园学习音乐，这些人号称“梨园弟子”。后又有宫女数百名，均居于宜春北院，也被称是梨园弟子，还专为她们配置了三十余人的乐工队伍。众人丝竹音齐发，有一声误，玄宗必能觉而正之，跟三国时周瑜的“曲有误，周郎顾”很相似。玄宗先后建有四大梨园。骊山绣岭下的华清宫梨园不算最早，却是最盛，仅“坐部伎”弟子，就选有300人，可见规模之大。
『注：梨园后来成为专门表演歌舞戏曲的地方的代名词。因为是工音律、善戏剧的玄宗首创，玄宗也就成为梨园的祖师和圣人，被尊为“老郎”，受到后世梨园弟子、梨园会馆虔诚的礼拜。』
于是，本来平静无波的华清池畔，又多了鹤发红颜，身影双双。玄宗与杨贵妃朝夕相伴，比肩施乐，或乐舞于梨园教坊，或贪欢于芙蓉帐里，或醉饮于沉香亭下。种种画面都在白居易的《长恨歌》中得到了鲜活的描绘：“骊宫高处入青云，仙乐风飘处处闻。缓歌曼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他们的爱，如梦如幻。
唯一的遗憾是，这个时节没有荔枝。杨贵妃生于蜀地，爱吃蜀地的特产荔枝。荔枝多产于巴蜀和岭南，壳如红缯，膜如紫绡，瓤肉洁白如冰雪，浆液甘甜如醴酪，味道极其鲜美。然而，荔枝采摘以后，保鲜非常困难，一日色变，二日香变，三日味变，四、五日外色味俱失。为取悦于杨贵妃，玄宗在每年夏天专门派人前往四川涪州运输荔枝，往往是先把即将成熟的荔枝连根一起装船运输，待计算好了成熟日期，再派专人由特设的贡道飞马进贡到长安。如此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劳民伤财，只为了将荔枝保鲜运到长安。一路上马不停蹄，越山涉水，沿途践踏农田、伤害禾稼无数，至于人僵马毙更是稀松平常的事儿。有一次，玄宗游幸骊山，正逢杨贵妃的生日，便命乐工在长生殿演奏乐曲。当时因奏的是新曲，还没有名字，正好南方派人来进献荔枝，于是便命名新曲为《荔枝香》。玄宗命乐工黄幡绰撰拍板谱，其他乐工奏乐，热闹非凡。看起来不仅是“独乐乐”，而且是“群乐乐”。只是这个群，仅仅限于玄宗身边的人。
『注：后来晚唐诗人杜牧经过华清宫时，慨叹昔日唐玄宗、杨贵妃淫糜误国，作了一首《过华清宫》：“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讥讽的便是这段“千里送荔枝”的往事。现广东有荔枝品种名曰“妃子笑”。』
有“解语之花”杨贵妃陪伴在身边，玄宗的日子如诗般美好，他真是恨不得自己再年轻些。然而，惊天动地的消息就在这时候传来了。
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初九，平卢节度使，兼范阳节度使，又兼河东节度使的安禄山谎称“奉命讨伐杨国忠”，发所部三镇兵及同罗、奚、契丹、室韦兵共15万，号称20万，起于范阳（今北京西南），大张旗鼓，南下直趋两京（指长安与洛阳）。十一月十五，安禄山起兵反唐6天后，消息才传到骊山华清宫。
此时，正值华清宫梅花怒放，玄宗正与杨贵妃一起击羯鼓赏梅，杨国忠直奔进来，大叫：“安禄山反了！”竟然是一脸兴奋之色。玄宗毫不惊讶，但并非他已经预料到安禄山谋反，而是根本不信，天真地认为是“恶禄山者诈为之”。杨贵妃也在一旁帮腔：“陛下待禄山甚厚，几似家人父子一般，他若恃宠生骄，习成狂肆，或未可知。至如造反一事，他未必敢然。他子庆宗，尚主留京，他若造反，难道连儿子都不管么？”三个人的态度各有不同，极见微妙之处。
第二天，太原和东受降城（今内蒙古托克托）飞报传来，详细报告了安禄山谋反的经过。残酷的事实无情地摆在大唐天子的面前，玄宗这才恍如大梦初醒，悔不当初。这便是白居易在《长恨歌》中所说的“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
当时大唐帝国的精兵大多为安禄山所掌握，玄宗想到极为严重可怕的后果，不免惊慌失措，急召宰相杨国忠等人商议对策。杨国忠却无半点忧色，还很为他的“先见之明”而“洋洋有得色”，并大言说：“现在要反叛的只有安禄山一个人而已！三军将士和他左右的人都是不想反叛的，不过十天，三军将士一定会杀了安禄山前来归降朝廷。如果情况不是这样，陛下再派大军前去讨伐也不迟。依仗大义，诛除暴逆，一样可以兵不血刃而平定叛乱。”平庸的宰相并没有提到，如果不是他先前的咄咄逼人，一定要置对方于死地，安禄山也许并不会谋反。
朝廷大臣们对杨国忠和安禄山长期以来的明争暗斗心了如镜，如今战火已经点燃，宰相却还在说这样不知天高地厚的话，不禁都相顾骇然。而玄宗却还没有完全醒悟，竟然相信了杨国忠的大话。
皇帝确实已经老了，不仅在岁月的侵蚀下苍老了，还在酒色的浸泡中变得昏聩不堪。那个曾经器宇轩昂、处事果敢的天子到哪里去了？
就在一年前（754年），玄宗最亲信的宦官高力士曾严肃地提醒皇帝说：“边将拥兵，祸发恐不可收拾。”然而，也就在这一年，唐朝户口达到了自建国以来的最高数字：户八百九十一万，丁口达五千二百九十一万。由于有相当多的逃户不在簿籍，所以政府统计的户口数比实际户口要低。据杜佑估计，天宝年间全国实际户数至少有一千三百万至一千四百万，按一户5口计算，唐朝全国约有六千万至七千万人口。玄宗依旧陶醉在开元盛世的辉煌成就下，根本就没留意高力士的话。
同样就在一年多前，宰相杨国忠开始极力向玄宗进言，说安禄山将要谋反，但杨国忠是在没有任何证据、完全出于私心的情况下这样说的。前任宰相李林甫阴狠毒辣、老谋深算，每次会见安禄山，必定先派人打探安禄山的虚实，揣摩安的意图，所以，安禄山一见李林甫又是敬畏又是佩服。而杨国忠性情浮躁，才能平庸，完全是靠堂妹杨贵妃的裙带关系才能爬到宰相的位子，安禄山十分看不起他。有一次安禄山入朝时，杨国忠与杨贵妃姊妹都出外远迎，视其若贵宾。当时杨国忠任御史中丞，正开始承恩用事，便有意讨好安禄山，希望结为自己强大的外援。他见安禄山身体肥大，行动不便，每逢上下朝登殿阶时，都赶去亲自搀扶。但安禄山对庸碌无为的宰相杨国忠的态度却是“视之蔑如也”（《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根本就不屑一顾，弄得杨国忠非常难堪，当众下不了台，“由是有隙”。
杨国忠为人心胸狭隘，自然要伺机报复，于是，他与安禄山长期互相倾轧，在玄宗面前争宠，都想压倒对方，好抬高自己的地位。当时安禄山已经身兼三镇节度使，手握重兵，长年在边关，权重一方，实在没有比“谋反”更好的罪名了。杨国忠还极力奏请玄宗召安禄山入朝，这样可以寻找机会置其于死地。在宰相杨国忠之前，河西节度使王忠嗣已经上书密告安禄山谋反。玄宗并不相信，因为觉得对安禄山恩遇甚厚，宠爱过于他人，认为他不会背叛自己。此时，与杨国忠一向不和的太子李亨似乎也发现了安禄山的不臣之迹，上奏说安禄山欲反。玄宗仍然不大相信。不过，众口铄金，三人成虎，玄宗心中开始不那么踏实了：安禄山毕竟是三镇节度使，手握19万精兵，占当时边兵的将近一半，占大唐总兵力的三分之一，哪怕有一点意外，都将会酿成大祸。所以，这次玄宗总算听进了杨国忠的建议，试召安禄山入朝，以观其变。
天宝十三年（754年）正月初三，安禄山入朝，在玄宗的行在觐见，此举大出所有人的意料。后人认为这是安禄山极为高明的一招，他认为玄宗不会怀疑他，于是应召驾车来见，这样，玄宗就会更加相信安禄山的忠心，不再相信杨国忠的话。
安禄山一见到玄宗，就痛哭流涕说：“臣本是个胡人，目不识丁，承蒙陛下不弃，格外宠爱信任，所以就引起了杨国忠的嫉妒。杨国忠忌恨我，定置臣于死地。”玄宗见状颇为怜悯，立即大加抚慰：“有朕亲自给你作主，你不必担心。”并立即给安禄山加官尚书左仆射，赐实封通前一千户，又封其一子为三品官，另一子为五品官，奴婢十房，住宅各一所。（事见《安禄山事迹》）
安禄山见玄宗对自己的恩宠依然如故，趁机上奏说部下讨伐奚、契丹等建立了功勋，请“不拘常格，超资加赏”。玄宗制书：“可。”安禄山部将因此被超资破格任用为将军的有500余人，为中郎将的有3000余人。这些将军的任命书都是书写好后交给了安禄山，由安禄山授予，为他极大地笼络了军心。
玄宗还打算给安禄山任命新官职，本想让他当同平章事（宰相），并命太常卿、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