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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和利润的低谷中抢得一席之地。
这个想法既机敏又缜密，显示出英雄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特点。然而从操作程序上看，他的行动却又过于突兀，不仅和整个国家的舆论不能相容，还让很多人措手不及，尤其让倪光南无法接受。两个人在一番激烈争执之后，不欢而散。一次战略抉择的分歧演变成这对搭档的分裂，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个悲剧。此后公司总裁室的会议变成了倪光南和柳传志之间的争吵，每一次工作分歧全都成了针对个人德行的指责。柳传志认定倪光南在胡搅蛮缠，而倪光南在一次会议上说：我永远和你没完。在又一次会议上说：柳传志你这样做违反公司法。在第三次会议上说：我坚决和你干到底。
这一事件成了中关村公司经理人员和技术人员长期斗争的分水岭。公司领导者在战略选择上想法各异，乃至不能统一，这在世界商业史上原本属于正常。问题在于，柳倪分歧从一开始就充满了特有的味道。无论当事者还是旁观者，更倾向于把它当做人与人之间的纠葛，而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反倒退居其次。柳传志说，这件事是他与倪光南彻底分裂的导火索。但是我们追究起来，很难说是个人积怨导致他们不能就重大问题互相理解，还是在重大问题上的分歧让两人失去了最后的转圜之机。
总工程师说到做到，和总裁干到底。他向上级报告柳传志作风霸道，进而指控柳有严重的经济问题，其值得怀疑的资金总额有552？58万美元。他的举报如果坐实，柳传志的命运也就和那个沈太福差不多了关于这个案件的详细情形，详见《联想风云》。。事情到了这个程度，两人之间长达10年的友谊烟消云散，成了一种你死我活的局面。
这一年剩下的几个月，全国都已扭转方向——从中国可以说是，转到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人在开放的年代中发奋图强，不仅想从世界进步的喧嚣中寻求激励，而且希望从民族的情感中获得源泉。有意思的是，社会思潮也会被国家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所左右，人们在80年代崇尚世界主义，而在90年代任由民族主义占上风。
柳传志在中国芯的面前激流勇退，这并不表明他没有振兴民族计算机工业的情怀。在他看来，民族品牌大旗无法插上集成电路的制高点，但却有极大可能插在杨元庆的微机组装生产线上。杨元庆的价格策略正在发生作用，在他执政的最初160天，联想微机售出15000台，比此前一年卖出去的还要多，而且还有相当可观的利润。中关村看到曙光，士气重振。柳传志意识到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决定把他的政治谋略再次施展出来，要为杨元庆推波助澜。他率领公司总裁室的全体成员，到电子工业部去拜访新部长胡启立和他属下的那些官员。我们已经开始认真考虑所谓撤退的问题。他说，这当然是非常痛苦的事。如果我们也放弃联想品牌的微机，有可能国产微机就完全不存在了。
这番话以退为进，在主持全国电子工业大局的政府办公大楼回荡着，让人震撼。中国的电子工业在胡启立主持之下进入繁荣时期，同时处处埋着危机。胡启立说，联想提的问题，也是他自己一直考虑的问题。他把眼睛盯着属下官员，口吻既委婉又严厉。绝对不可以放弃，一定要占领，他说，要有自己的品牌，这是一个发展战略问题。部长这么一说，官员们无不附合。一个说，他正在想办法。另一个说，他和联想有共识。第三个抱怨，国内计算机没有几家了，只有联想和浪潮还算守着中国的阵地。第四个说，他非常赞成联想的想法，就是说，一定要有我们自己民族工业的立足之地。结果柳传志得到了政府支持。媒体也都涌上来，把联想说成民族的希望。今天我们回顾国产微机的发展历史，可以说，1994年是最艰难的一年，但要说到举国上下同仇敌忾，斗志昂扬，那还真是空前绝后。
现在1994年就要结束。四通、联想、方正、时代、汉王、用友，还有中关村所有得意的和失意的公司，全都看出这一年非比寻常：高举民族品牌大旗；向中央政府请命；公司内外患忧纷争不断；微机阻击战打响第一枪；仿效硅谷模式；改革产权制度；风险投资初露锋芒；中国芯蠢蠢欲动；摩尔定律不可阻挡地发生着作用；英特尔芯片大幅降价——奔腾100MHz的中央处理器单价从1000美元降至750美元，导致世界市场上的高档个人计算机在圣诞节前价格大跌；国内计算机制造商花在广告上的钱增加了一倍，把微机销量增长68％，达到65万台，也让国产品牌稍微扩大了自己的阵地。
经过1991年到1994年的跌宕起伏，中关村摆脱颓唐之气，豪情倍增。电子工业部的一份统计报告表明，一支规模庞大的中国军团已经集结起来，为即将到来的微机时代做好准备。包括那些老牌的和新起的厂商——长城集团、方正公司、四通公司、浪潮集团、长江集团、南天集团、长安集团、长白集团、华光集团、紫金集团和联想集团。联想后来居上，成了这支队伍的领军人物。它的微机市场份额在过去12个月增加了3个百分点，达到8％，排在国产微机第一位。
岁末岁初间，中关村捷报频传。联想成了记者追逐的对象，风头盖过四通和长城。幻灯片、录像片、报纸文章、电视镜头，大会上的旗帜、花篮、政府官员的赞扬，全都集中到柳传志的案头。他有些激动，忍不住提笔给公司员工写信。此信至今仍然保存在公司档案中，作为证据，展现着那个伟大的历史转折点。他写道：一场大仗终于打完了。这是联想有重要意义的一次战役。这个战役又是我们整个大战役的前哨战。
既然只是前哨战，就意味着大头儿还在后面。在那个求战心切的年代里，中关村肩负全国的希望。这个旧时代的技术殿堂和新时代的商业大厦，现在成了民族精神的圣地，象征着中国崛起。可是还有一件事情，叫所有人放心不下，那就是柳传志和倪光南的那个分裂之家。人们倾向于把他们的分歧归结为技工贸和贸工技之争，直到今天还是这样看的。其实这件事情如果能够成为焦点，令无数人激动不安，那也是因为它触动了中关村乃至整个中国发展道路的痛处。
我们在保存至今的档案中可以看到，柳传志在很长时间里一直用技工贸来表述公司发展道路，说得头头是道。直到1995年夏天，他在公司内部会议上第一次把技工贸改成了贸工技。一开始，人们都以为他是随便说说的，没有注意。他们对于柳传志和倪光南的争执还一无所知，也没有看出柳传志的脑子里当时装满了需要进行辩论的事。他正在盘算怎样面对倪光南的迎合世情人心的观点，说服中关村乃至整个国家：一定要盯住市场，不能只注重技术攻关。在这个问题上只讲民族感情是没有用的。
问题的核心很容易被理解为，技术和贸易哪一个更重要？进而还可以引伸出第二个问题：倪光南和柳传志哪一个对计算机产业的贡献更重要？有人直截了当地指出，这是柳传志在试图摆脱倪光南的影响。但是柳传志说，他的转变并不包含个人恩怨。他也不认为这是一个谁先谁后、孰重孰轻的问题。事实上，1993年冬季以来，公司的研发中心就让他头疼，这个中心一直沉浸在技术至上的气氛之中，把公司利润的40％花光了，可是他们的成果很少能够变成产品。这个事让我琢磨了很长时间，柳传志说，后来得出一个结论：不把销售渠道理顺，再好的技术也是不行的。
倪光南毫无疑问是主张技工贸的。他是一个技术完美主义者，坚信联想是典型的依靠技术储备发展起来的公司。他的手上有个最有力的证据，就是联想式汉卡。公司内部的多数员工支持柳传志，但在公司之外似乎聚集着对倪光南的同情。两个游走在中关村里颇有文名的人，方兴东和姜奇平，就曾尖锐地指出，柳传志将联想导入了生意人的层次，而公司日后的种种不如意，都不过是贸工技的危机。还有一个名叫王育琨的人甚至认定，柳传志从来没有把发展具有知识产权的产业作为坐标，而倪光南的被摈弃，标志着机会主义在联想取得了完胜。如果联想在倪院士的带领下开始着手研制中国芯片，王育琨在柳倪分道扬镳10年之后如此写道，芯片业的版图可能是另外的样子。还有个名叫阿果的人也是支持倪光南的。他为王育琨的《失去联想》一书作序，尖锐批评柳传志主张的贸工技。不过，他把柳传志的所谓贸归结为联想早期的运营彩电、布匹、旱冰鞋，显然是一种误解。他将倪光南的意见概括为联想的基因，就是技术成果的产业化运作。如果这是准确的，那么我们可以认为，这同柳传志的看法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事实上，柳传志从未试图否认汉卡在联想早期历史上的作用，同时他又坚持认为联想的最大功绩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把技术变成钱。一个高科技企业的任务之一是完成把产品换成钱的过程，他有一次这样说，这是系统工程。
科学家是中关村的一大特征，但是只有科学家出身的实业家才能代表中关村的灵魂。从他们中间任何一位的事迹里，我们都可以看出中关村科学家的与众不同。这种科学家的特征不是技术和学问，而是把技术变成钱的商业精神。尽管我们总是由于新技术的产生激动不已，但是只要想到，在中关村早期的历史中，是营销成果而不是新奇的设计让技术人员兴奋起来，就不得不说，技术当然是推动计算机世界前进的力量，但若仅仅凭借技术，那就一事无成。就像美国《福布斯》杂志记者杰弗里o扬说的，一项技术发明出来之后，很快就变得无秘密可言，真正使世界大不一样的，是推动这项技术的能力。在一本脍炙人口的著作《电脑革命史》中，杰弗里o扬用60年计算机发展历史上的无数故事，证明了科学只是提供燃料，商业才是发动机。
到了真正悟出这个道理的那一天，中关村将大大成熟。可惜的是，大多数人还要经过很多好大喜功、一厢情愿的蠢事之后，才能真正了解这一点。
英雄末路——你可以得意，但不能糊涂。
陈春先进入他一生中的最后10年。那场致命的官司彻底败诉之后，他将自己麾下的公司改名华夏硅谷，试图东山再起，然而却再次遭遇严重的法律问题。1994年6月23日，一群来自苏北溧阳的警察闯上门来，以诈骗罪重大嫌疑为由，将陈押回拘留。此案后来被证明只不过是另一起经济合同纠纷，陈春先雪洗个人罪嫌，可是公司再也不能振作。1996年华夏硅谷彻底倒闭。陈春先带着公司的那张大会议桌回到家中，从此销声匿迹。在写给中关村管委会的一封信里，他凄凄惨惨地叙述自己的境况，游离于社会，档案放在人才中心，没有任何保险和其他社会保障。有时候他会走出门去，望着高楼崛起、日新月异的白颐路若有所思，和朋友谈论阅读《地区优势：硅谷和128公路地区的文化与竞争》这是美国学者安娜莉o萨克森妮（Annalee Saxenian）的著作。出版于1994年。在中关村拥有极大影响。的感想，一个劲儿说，我们很需要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小型企业。偶尔来到翠宫饭店，出席一群喜欢怀旧的人举行的座谈会，回忆中关村变革早期活动。大家见了他都叫老陈。他说自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的好友、北京大学的王辑慈教授这样描述这位中关村第一人：他最关心的，就是中关村跟硅谷相比究竟怎么样。他常常为中关村的未来担忧。2001年春天有个名叫周熙檀的记者来拜访他，也许是他生前最后一次在家中会见记者了。这位记者看来想要追述历史，见了那张陈旧的会议桌，便抒发感慨：它映射着那段创业的时光，刻录了一个永远记录在中关村发展史册上强者的名字——陈春先。
这位强者，以及他所代表的一切，很快就从中关村的生活中消失了。可他代表的到底是什么呢？2001年7月9日，他的昔日伙伴纪世瀛写了一封信给管委会主任陆昊。信是以北京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名义写的，为陈春先而写。从中可以看出，当时此人就像许多失败的英雄一样清冷寂寞，穷困潦倒，有几次险些孤独死去纪世瀛写这封信的目的在于为陈春先请求帮助。他写道：
陈春先老了，经济上没有了来源，头上只剩一顶桂冠了。近年来糖尿病和心脏病日益严重，妻子在美国，陈几次险些孤独死去。
最重要的是他没有医疗费用……一个被称做中关村第一人的科学家在呼救。他的手术需要20万元人民币，他还要继续治疗和生活。
不管有什么样的规定，他们都有理由为陈春先同志特批办一份劳保和医疗大病统筹，以抚慰改革者的心。否则，有一天陈春先——这个创业的第一人孤苦伶仃地死在中关村街头的时候，历史将抱憾。您运用手中的权力或通过什么关系把这个并不是大问题的大问题解决一下，历史会记住这个善事的。。
陈春先病得不轻。从他生前最后一段时间的病历来看，这是真的。他在2001年4月13日连续两次发病，口唇灰色，下肢水肿，呼吸困难，胸闷，心悸，以至不能平卧。医生诊断为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还伴有急性心梗、心律失常、心功能不全、双侧胸腔积液、肺内感染、二型糖尿病、糖尿病和肾病。这个可怜的被疾病侵袭的老人不得不住进医院。不幸的是，他无法支付医疗费用。假如他当初没有辞去公职、义无反顾地投身于他的事业，按照纪世瀛的说法，他早就是科学院院士了，还能享有其他人都有的公费医疗保障。可是他放弃了这一切，如今也不打算挽回。他开始筹划以一种体面的方式维持最后的生活。2001年6月21日，他在写给陆昊主任的一封信中谈到他的住宅。它在中关村804楼1003号，有4个房间，100平方米。他打算把自己20多年创业过程积累的无形资产，还有这套房子，连同里面的电脑和会议桌、正在进行的5个项目，一起作价50万元…100万元，交给另外一个公司去经营。他本人则将全力为此公司服务，同时依靠此公司解决医疗和生活问题。
这是老人最后的希望。这一年他67岁，并不太老，却已风烛残年，感到来日无多。出此下策，实在是因为他既不愿意看到自己奋斗多年的事业化为乌有，也不愿看到中关村第一个创业者，最后不得不募捐救济。他是在维护尊严，而不是出卖尊严。
但是很不幸，这是一厢情愿，无法实现。尽管陆昊对他的境遇大吃一惊，万分同情，指派属下官员找到804楼1003号，试图帮他一把，但是几位官员在经过6个星期的努力之后还是一无所获。他们委婉地告诉老人：这是市场行为，我们只能起个桥梁作用。这就是说，没有哪家公司愿意和他做这笔交易陆昊指派的调查小组当时提交了一份报告，坦率地指出，帮助陈春先实现愿望有相当的难度。这是因为：1，陈唯一的有形资产——住房和一些电脑设备，住房他不能完全提供，因为他还要有地方居住，此外他还未征得妻子同意。2，目前真正属于陈春先公司的只有民营科技网站，而网站的经营是亏损的，要想引入风险投资十分困难。3，陈春先所介绍的五个项目从现在看产权关系和利益关系都不明确。。这是一个残忍的结论，然而老人能够理解。他深深懂得中关村正需这个市场行为。他为此曾经孜孜以求，放弃身外之物，现在看来，连身内的一切也要搭上了。
他像一个传教士一样，早把使命和希望传达给别人。他深知这个时代的感召是什么，但却力不从心。他依靠默默的期待和一小笔养老保险金，又过了两年。这笔钱是政府工作人员为他要来的，大约1000元，还很拮据，所以政府又依既定程序为他申请一点经济补助。这显然违背了老人的自尊，而且不能让他得到最好的治疗。他在2004年8月10日凌晨与世长辞。官方为他发布讣告，说他是我国著名的等离子物理学家，因创办国内第一家民营科技机构而被誉为中关村第一人，还曾大胆提出在中关村打造中国硅谷的设想。他留给社会的最后一个贡献，是将眼角膜捐给医疗机构。缅怀他的人们大都同意，他的思想闪过很多光彩夺目的火花，同时却又惋惜他没有能做出成功的业绩。然而从纯粹技术的立场上说，王缉志的评价似乎更加中肯。他说：老陈的服务部并不是真正意义的企业。不用说，陈春先曾试图让自己成为一个企业家，但是他从来没有学会企业家的智谋、眼光、果敢、狡诈和唯利是图。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说自己经历了企业家的各种磨难，但是却没有聚集起财富。这是真的。当他去世之后，妻子毕蔚萱继承了他的全部遗产——中关村804楼1003号。1981年他搬进去时，房子刚刚建成，现在墙壁斑驳，地上铺的还是20多年前的那块地板革。当年和他共同起事的两个伙伴，也都留下一肚子叫人伤感的故事。崔文栋为了躲债流落他乡，一直下落不明。纪世瀛搬进中关村北端的一处房子，惨淡经营。他把两幅图片并排挂在办公室里，常常眯起眼睛仔细端详，似乎永远也看不够。其中一幅是那个著名的充满神秘色彩和无限憧憬的车库——惠普公司的诞生之地；另一幅正是他们三人在1980年10月创建公司时的蓝色小屋。
一支灿烂的精神之花未能结出物质之果。大多数人都说，这是由于陈春先的书生意气和不善企业之道。这是对的，可是那个时代的中国，有谁擅长企业之道？当时的中国人，就连企业家这个名词都还很陌生。在他们以往的经验里，有政治家，有文学家，有科学家，还有所谓野心家和阴谋家。至于企业家，那不过是资本家的同义词，是遥远的西方世界里徘徊不去的一个幽灵。对于企业治理之道，这一代人就更加摸不着边儿。刘韧曾经指出，中关村不乏精打细算的生意人，但中关村缺少有气魄的企业家。这是中关村企业的一个特征，或者也可以说是一个缺点。这话不合时令，让人不快，但离实情不远。1994年9月23日，政府召开了一次会议，专门讨论中关村企业的混乱状况，结果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