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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两个人站起来说，哎，我们捧过郭德刚，郭德刚走红跟我们有关，我承认。除了他们两人之外，剩下的所有人都不配。这两个人，他们俩有资格说，我捧红了郭德纲。他们是在不求名不求利的情况下，默默地做出了这些事。而且到现在这俩人都不愿意特别往前去抢这份功荣，这和别人站出来咬牙切齿地说我们捧红了郭德刚相比较起来，真是不一样。
天津省亲（1）
媒体引发的对我以及传统相声的关注，基本上集中在我们德云社天津省亲相声专场以及春节专场这两次演出的前后，这两场演出对我们德云社而言，也是有着划时代意义的演出。
我是天津人，天津是相声窝子，我是在天津学艺长大的，后来来到北京发展。我离开天津移居北京大概是1995年左右，离开天津的时候我就有过这样一个愿望，我很想有一天回到天津，让家乡的父老乡亲们看看当年离开天津的郭德纲又会以什么样的面目出现在大家眼前，总想着有一天能够演回去，当然也让家乡的前辈们能够指点我一下。1995年我走的时候，在心里暗暗发话，说是十年以后再杀回来，巧的是到2005年我们在天津举办相声专场晚会的时候，正好我心中的十年之约。看来我也算不曾食言，对得起我自己的这个理想。
最早有回天津演出的想法，是和我的经纪人王海一起谈事，我无意中提到这个事情。他说好，他马上去联系剧场。他也费了很大的劲，包括垫钱、托朋友等等。事实并非象我们想像的这么简单，2005年的郭德纲虽然在北京观众们中比较有影响，但是出了北京城，到我的家乡天津来讲，人们并没有格外愿意多看我一眼。小范围内的观众们知道有我郭德纲这么一个演员，更多的人并不是很了解我。因为还不是名角，还没成腕，所以在选择剧场的时候也遇到了不少麻烦。
当时我们寻遍了天津八一礼堂、天津大礼堂、中国大戏院、天津第一工人文化宫等等。有的剧场太贵，一场四五万的租金对于当时的德云社而言，有些吃力。而且我们也保不定这次的票房。票房要是欠收的话，我们肯定就会感觉比较丢人。但是小一点的剧场我们又感觉从层次上、身份上不合适。挑来想去，最合适的还是中国大戏院，它位于天津的市中心，是当初马连良、麒麟童等京剧名家们开创的一个剧场。在当年，京剧界的三流角色都不能去那演出，地方戏也没有资格在那唱。多年来中国大戏院在天津的观众和艺人们的心目中是很神圣的。能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的演员，证明你很被认可，身份很高。出于这样的想法，我们决定专攻中国大戏院。
开始的时候办事也还顺畅，剧场方也很愿意接，不过在接下来的操作过程当中，我们也遇到了种种坎坷。首先到天津的主管部门、文化部门局去报批去登记，在此过程中，我们也遇到了很多官僚主义作风，总有那么些爱搭不理的人，今天要这个证件明天要那个证件，堪称是一波三折吧。有阵子弄得我很恼火，甚至心存退念，都到了收手不干的地步了。可能也是我这么多年来和政府部门少打交道，不理解为什么到一个剧场演出还会受到如此多的刁难，几经周折，各方还是谈妥，终于要把这个事情办起来了。
2005年11月5日，郭德纲德云社天津省亲相声专场，演出的当天，又发生了堪称是中国演艺界绝无仅有的事情。我是前一天的晚上和我太太以及我的经纪人王海一起到的天津，去剧场安排方方面面的事情，原定演出当天德云社其他演员到天津，同行的还有北京的许多观众自发组织了，要坐大包车一起过来。可是早上七点钟的时候，王海刚起床，手机上就收到一个短信，天降大雾！这雾大得惊人，北京周边的几条高速全被封锁了。我当时马上给同伴们打电话，原定中午一点钟在天桥乐茶园集合的，车也定了，我马上要求大家尽量往前赶，九点钟就集合，想尽一切办法尽早赶到天津来。当天剧场的票都卖完了，媒体也喊过了，电台电视台都知道，如果是因为当天演员没赶到演不起来，这个人可丢大了。这可是我十年来第一次回天津演出哪！我可不希望开门会黑成这样。于是从那一刻开始，我就投入到一天的紧张状态之中。天公不作美，这也许注定了很多事情不是那么的顺利。一直到中午，我不断接到电话，说大伙儿现在人齐了，准备出发。
京津塘高速是通往天津的公路，到这路口发现：前面车排得密密麻麻，高速都已经封锁了。没有办法，于是车马上调头奔通县方向。但是京深高速被封了，京承高速也封了，能出北京的高速全部封了。看来只能走老路了，可是老路上已经堵得水泄不通，插翅难飞。于是大家决定取道铁路，大伙改从北京站坐火车前往天津！这天的整个下午我就不断地在这种煎熬中度过，随时在那边商量怎么回事该怎么办。
一直等到晚上六点，我进了剧场。外面天也黑了，剧场内灯也亮起来了，观众们陆陆续续地进场了，我和我夫人以及王海，还有三四位朋友来到了后台。我夫人整理好演出的服装，还有好几个朋友把演出用的桌子都搭好了。一切准备好后，就在那边等待。
后台有一个黑板，这个黑板是中国大戏院独有的，每逢演出，就会有人负责用毛笔在上面写：热烈欢迎某某艺术家前来我剧院表演！当时剧场的工作人员在那边写着“热烈欢迎郭德纲……”那人边写边问：“这郭德纲是谁？”他同伴回道：“不知道……”
当时我也没吭声，就站在他们身后，一直等到他们写完了，我说了句：“谢谢，我是郭德纲。”转身回来接着等待。
六点二十分左右，北京来了几位相声演员，刘洪沂等人。我一看，好，心里踏实了些。可是离演出没多久了，德云社的演员们一个都没到。他们的车调回头要到北京站坐火车，中途却被卡在通县那，又耽搁了不少工夫。七点零五分，他们的火车能到天津。可是剧场演出是七点一刻。十分钟他们根本赶不到剧场！这种情况下，北京来的这几位算是给了我条后路，我心里稍微松口气，心想他们中的无论哪一位帮个忙，我就可以先开个场。
观众们都陆续就座，整场黑压压一片。整个后台，就我一个德云社的演员。当时这个心情真是无法用笔墨来形容。我找到了剧场经理，跟他说明了情况，能否推迟十五分钟，等他们都到齐了再开演。经理说不可以，说七点一刻演就七点一刻演，七点一刻的时候我演不演他可不管，但是他会把灯打亮，把幕拉开。这可真是店大欺客客大欺店！如果是现在的我再回去，那他们有多少胆子也不敢这么讲。但当时我必须逆来顺受，我说那行。这时我回头一看，看到了一个叫高峰的演员。高峰现在是我们德云社的成员，但和现在常驻北京正式参加德云社不一样的是，当时他才开始参加德云社演出，还只是试用期，演完一场过半个月再演的那种。当时我只看到他在后台。
此时距离七点一刻已经没多会儿了，我就告诉他，说：“你穿上衣服吧，你帮着我这头一场。”
“啊，我不会啊。”
“不要紧的，你跟着我就行。有一段《西征梦》，你听过么？”
天津省亲（2）
“好象是听过……”
“那就跟我上台走吧！”
幕已经拉开了，主持人是当天临时请的。主持人报完之后，我就这么拉着高峰出了场，开说当天演出的第一段：《西征梦》。
当时我的心实在压不下来，根本进不了状态。我边说还边想，如果他们火车再晚点，那这段完了之后，我只能再说段单的，单的说完了我再唱段太平歌词，我再怎么也得撑到后台演员全赶到为止。
《西征梦》说了一半的时候，我往右一看上场门，于谦已经换好了上场服装站在那儿朝我挥手了，我心里顿时就踏实了。可能从这一刻开始吧，我才算真的进入了状态。所以，如果有谁要是去找当天的录音和现场的视频看，就会发现，当时的我前十多分钟有些慌张。试想一下，偌大的后台只有我一个人，而且在观众都满了的情况下，这么多年没回天津了，那场演出要是砸了的话，那可能对我这十年来是个很大的打击。
天无绝人之路，峰回路转般我们就陆续演了下去，节目一个接一个，场下观众也很是支持。很多天津的演员朋友都过来捧场，尤其是马志明先生，也就是“少马爷”，马三立先生的公子。他在艺术造诣上称得上全国第一，没有二话，因为为人较有个性，他和别的演员也很少来往。我们的演出他能亲自过来，这对我来说可真是个惊喜。他不仅来了，而且还上台夸奖了我一顿，说得我自己都不敢相信，马先生的话中极尽表现了一个前辈对后辈的鼓励，直令我感动再三。
那天晚上观众异常的踊跃，一直演到十一点左右，整场演出在皆大欢喜当中闭了幕。演出结束之后，我们全体演员拉到一个小酒店去吃饭，举杯共庆。
大家也都累了，回北京的路上，天气又变了。刮起了大风，雾也吹散了，月朗风清，当时已是初冬天的凌晨，天气渐凉。我印象很深的是车外面还有树叶，风刮着树叶在车子外面飞，车内的我浮想连翩，感慨不已，油然而生的喟叹，伴着我们的车行，弥散在初冬的夜色中……
后来我才知道了很多很感人的事情。譬如《三联生活周刊》杂志的袁越，还有很多北京的观众，因为天降大雾，高速公路被堵，他们竟然从北京骑自行车赶到天津去看这场演出。类似的这种情况很多，包括那天在剧场中给我们献花篮的观众到最后都数不过来了，其中有当地自发的观众，也有外地的，来自四面八方观众向我们表达了祝贺，实在是盛况空前。那些花篮堆得满满的，要是用大卡车拉回北京的话，至少要拉个六车七车的。
这场演出在我演艺人生当中，有很多值得感慨和回味的地方。从这一天开始，媒体们就开始捧我了，从此往后，越来越热闹，可以说这场演出是我们北京德云社走向辉煌的第一步。
媒体猛如虎
回到北京之后，我就想，当时北京的观众到天桥乐茶园订票也很紧张，很难买到票，是不是可以在北京也搞两场演出，就算是我们答谢一下观众吧。当时好多剧场安排都很紧张，日程排得满满的，最后选在解放军歌剧院，那里面能坐一千多观众，而且剧场就在二环边上，地理位置也很好，交通方便。对于说相声而言，剧场太大了演员表演时不舒服，前阵子我们去哈尔滨演出，一万多人的场子，我们也说得热火朝天，但对演员来讲，那简直就是体力的严重的透支。那种累法，不上台的人一般体会不到。所以解放军歌剧院成了我们北京专场的首选之地，在这个剧院中我们先后演了三回，共五场。选择的节目都是多年来不上演的，包括全本的《文武双全》、《八大改行》等，这场在新浪网上还视频直播过，当时在线收看的观众达到20万。那段时间，北京以及全国的媒体就更加关注我们德云社了。我们后台已经传出很多新闻，譬如说有这几位盲人，在电台听过郭德纲相声，他们要到现场来感受一下，摸摸我郭德纲的手。有几位孕妇，从初期怀孕到即将临盆，都是在我们的相声剧场中度过的，好几位都拍着大肚子说：“我生下来这儿子，将来也让他说相声。”
解放军歌剧院的演出，对演员们来讲也是一个锻炼。以往我们德云社有的演员只是在小剧场里演过，没有上过大剧场的台。为了演好这一场，我们之前就集训、排练，总的来说，这几场演出也是相当的成功。媒体的记者们更找到了几个切入点，因为现在没有人象这么说相声的，有一个晚上我说到了十二点钟，返场二十二次，观众们都很疯狂了。我也激动地对着台下说：“只要大家喜欢听，我会把我的最后一天留给相声……”后来因为这么多的返场也引来了一些小麻烦，反引起人家对我个人贪功的误解，其实当时只是情不自禁，观众们情绪也激动不已。
这几场演出，我还是比较满意的。之后，大批的媒体就如潮水般涌入了。有来自全国范围内的，包括港澳台，以及马来西亚、新加坡、美国、法国、英国的，多到记不清楚究竟有多少，无数家媒体来报道。有意思的是，什么《国土资源报》啊一些实在和相声不挨边的都来了，《宠物杂志》居然还要我上一个封面！那时正可谓天下尽说郭德纲，打开大小报纸都是，每天都有，我和德云社的火热俨然成了一个文化现象和媒体公众话题。
在此期间，《凤凰卫视》找到我们要做一个专访，要我谈谈相声的现状以及德云社的发展，包括我们对相声理解是什么样子的。我这人说话比较直，当时一些话在圈内外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有不少人支持我，但也有更多的人骂我。
春节前，大年二十九的时候，凤凰卫视又录了一个专场演出。他们在大年三十就赶后期制作，初一立马就开始播。估计也从来没有哪个电视台对相声有过如此长篇幅的播报，想来这也是个不大不小的奇迹了。而且这个节目在海外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影响到很多人。后来有一次我和周华健一起吃饭，周华健居然还能绘声绘色地模仿其中的很多包袱给他妈讲，《我这一辈子》如何如何，当然我也是通过这场节目和周华健交上了朋友。
2006年，我们度过了一个沸沸扬扬的春节。春节之后，这种热浪有增无减，但是我们已经隐隐约约感觉有些不对劲了。首先是我自己觉得很疲惫，因为每来一位记者都是这么问，问你这十年的发展如何如何。刚开始说的时候我还是比较有兴趣地介绍一下，但是说多了，我自己都觉得没意思了。因为大家都知道了干吗还非得再要我讲一遍呢，而且说多了之后大家都烦了，腻了。我也不愿意象苦命的祥林嫂似的一遍遍去讲，后来就索性有意识地开始回避媒体。再到后来我就干脆正面对大家说，让我休息一段时间，这也就是当时网上所谓的“闭关”——我先闭关吧，我没有时间老谈这些，很多弄了一半的作品没空接着创作、排练。每次在剧场一演完，好几十位记者都在后台等着了。当然这些个媒体的朋友也都不容易，也是为了宣传报道我们，可是我实在是不太喜欢说这些话了——后来干脆就谢绝了，不再接受媒体采访了。
在这个不接受采访的过程中，也出现了有人告我，一些负面新闻也出来了，有的一直持续到今天，有些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也就烟消云散了。这也很正常，就跟我在云南拍戏时赵本山老师跟我谈的那样，你这要记住了，你红之后，人们的心态不好，凭什么你能红，而他不能？于是都说些个废话，这是一种病态的心理，你要让他们有一个接受的过程，这里面有一个自己恢复自己调整的阶段。回过头来想想，这也是很有道理的。所以我们现在对这些也不是很在意，心态依然很平和，任你媒体猛如虎。
三次进京
一九九五年我又来到了北京，这是我三次进京。第一次进北京是在一九八八年，当时我是在全国总工会文工会说唱团，大概十六七岁的样子，根本什么都不懂，就跟着混。当时脑子里想我什么时候能当上相声大腕，这是那时的真实想法，很功利。
后来因为学潮动乱，我从全总文工团出来，又回了天津。回想当时的我谈不上什么艺术水平，比不会好一点，如此而己，台上很一般。今年春节后，我有一次在一个酒店吃饭，酒店的一位名誉老总是当年全总文工团的团长，老团长退休之后到这里来兼一个职，无意中遇上了，先是碰到我太太，他说：我一定要问一问你先生郭德纲是不是当年在全总文工团的那个郭德纲。我夫人就乐了，可能是吧。老团长顿时满脸愧疚，说：我一定要找一个机会跟郭先生一起吃顿饭，我是我们团的罪人，我怎么能把这么一个人才放走。没过多久，我们就安排在一起坐着吃了顿饭。老团长再三敬酒，我就说你不用这样，当初的我的确一分钱不值，我离开也是很正常的事情。这是我第一次进京。
一九九四年又到北京去过一次，这次进京恐怕只呆了十几天，因为漫无目的，只是想着到北京去，去干吗、去找谁都没想好，呆了几天后到处瞎撞，也没有什么头绪。印象很深的是有一天在民族宫大戏院看演出，之后从戏院出来，晚上十一点多顺着长安街由西往东地走，一直走到了前门大石院。当时我还穿着双很新的鞋，不适合步行，脚后跟都磨破了，一步都走不了，干脆把鞋跟都踩下去，踩蹋了接着走。终于走到一个小旅馆，在那住下来，一晚上十八块钱。那旅馆的屋很破，屋后面还有树，就跟贫嘴张大民家的树似的。里面住着的几个人都是小商贩，有很臭的一股脚臭味。我就在那住了一夜，心想，我到北京来干吗了，我不是为了过这种生活的，于是第二天早上我就买了张票回天津了。第二次进北京，也以失败告终。
第三次就到了一九九五年的时候，我前思后想，既然干的是这行，喜欢上这行，我就希望去北京这个城市。如果不去的话，我在天津，过普通人的生活，娶妻生子，找个单位上班，我也能做得到。但可能老了之后会后悔，也许有八十岁的那一天，对着孙子，指着电视里面人说：你看这人当时跟爷爷差不多，我要是能进北京我可比他都强。孙子可能会说我，你早干吗去了。为了不使自己以后后悔，我决定铤而走险，再去一次北京，这次再去，抱着破釜沉舟力争成功的心态，走之前我也想了，我能干什么？我能说相声，我会说书，我会说长篇单口相声，会唱戏，京剧评剧河北梆子我都会唱，而且我还不只是清唱，而是化好妆穿上服装正式唱大戏，我能唱几十出。我想了又想，最起码饿不死我吧。于是我又来到北京。
在一九九五年左右到的北京，来了将近一年多比较困惑，没什么正事可干，什么苦都吃过，当时出门在外，也是报喜不报忧，永远不跟家里说不好之类的，怕父母惦记，只说好，各种苦处只有自己心里明白。
一九九六年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路过一个小茶馆，在北京南城，看到一些小孩在说相声，都是些十四五岁不超过十七八岁的小孩，其中有一位就是后来给我捧哏的王玥波。我也不自觉地加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