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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的和平，不能增强国内的团结。抗战需要人民的动员，没有民主自由，便无从进行动员。没有巩固的和平与团结，没有人民的动员，抗战的前途便会蹈袭阿比西尼亚的覆辙。”
〔2〕 指一九三七年五月二日至十四日在延安举行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在会议开始的时候，毛泽东作了题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见本书第一卷）。本文谈到的这次会议提出的原则问题，见毛泽东的这个报告。
〔3〕 即中共中央政治局洛川会议在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通过的《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内容如下：“（一）卢沟桥的挑战和平津的占领，不过是日寇大举进攻中国本部的开始。日寇已经开始了全国的战时动员。他们的所谓‘不求扩大’的宣传，不过是掩护其进攻的烟幕弹。（二）南京政府在日寇进攻和人心愤激的压迫下，已经开始下定了抗战的决心。整个的国防部署和各地的实际抗战，也已经开始。中日大战不可避免。七月七日卢沟桥的抗战，已经成了中国全国性抗战的起点。（三）中国的政治形势从此开始了一个新阶段，这就是实行抗战的阶段。抗战的准备阶段已经过去了。这一阶段的最中心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过去阶段中，由于国民党的不愿意和民众的动员不够，因而没有完成争取民主的任务，这必须在今后争取抗战胜利的过程中去完成。（四）在这一新阶段内，我们同国民党及其他抗日派别的区别和争论，已经不是应否抗战的问题，而是如何争取抗战胜利的问题。（五）今天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在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只有这种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使抗战得到最后的胜利。本党今天所提出的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即是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具体的道路。（六）今天的抗战，中间包含着极大的危险性。这主要的是由于国民党还不愿意发动全国人民参加抗战。相反的，他们把抗战看成只是政府的事，处处惧怕和限制人民的参战运动，阻碍政府、军队同民众结合起来，不给人民以抗日救国的民主权利，不去彻底改革政治机构，使政府成为全民族的国防政府。这种抗战可能取得局部的胜利，然而决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相反的，这种抗战存在着严重失败的可能。（七）由于当前的抗战还存在着严重的弱点，所以在今后的抗战过程中，可能发生许多挫败、退却，内部的分化、叛变，暂时和局部的妥协等不利的情况。因此，应该看到这一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但我们相信，已经发动的抗战，必将因为我党和全国人民的努力，冲破一切障碍物而继续地前进和发展。我们应该克服一切困难，为实现本党所提出的争取抗战胜利的十大纲领而坚决奋斗。坚决反对与此纲领相违背的一切错误方针，同时反对悲观失望的民族失败主义。（八）共产党员及其所领导的民众和武装力量，应该最积极地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应该使自己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应该用极大力量发展抗日的群众运动。不放松一刻工夫一个机会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只要真能组织千百万群众进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无疑义的。”
〔4〕 见本卷《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
〔5〕 在抗日战争初期，中国人民曾经希望国民党进行改革。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在广大人民的压力下，也作了许多准备改革的诺言，但随后又一个一个地背弃了自己的诺言。因此，当时全国人民所希望的国民党改革的可能性没有实现，正如后来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所说明的：“当时全国人民，我们共产党人，其他民主党派，都对国民党政府寄予极大的希望，就是说，希望它乘此民族艰危、人心振奋的时机，厉行民主改革，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付诸实施。可是，这个希望是落空了。”
〔6〕 见本书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注〔4〕。
〔7〕 庐山训练班，又名庐山暑期训练团，是一九三七年七八月间蒋介石在江西省庐山举办的。受训的有国民党党、政、军、警、教育等部门的高中级人员。
〔8〕 当时章乃器主张“少号召，多建议”。事实上在国民党压迫人民的情况之下，单是向国民党建议是没有用处的，必须直接号召民众起来向国民党作斗争。否则，就不可能坚持抗日，也不可能抵抗国民党的反动。所以，章乃器这个主张是错误的。后来，他已逐步地认识了这个错误。
〔9〕 即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党参加政府问题的决定草案》，内容如下：“（一）今天抗战的形势，急需要有一个全民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府，才能有利于领导抗日民族革命战争，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共产党准备参加这样的政府，即直接公开担负政府的行政责任，并在其中起积极作用。然而今天还没有这样的政府。今天有的，还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二）只有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转变为全民的统一战线的政府的时候，即在今天的国民党政府（甲）接受本党所提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基本内容，依据此内容，发布施政纲领时；（乙）在实际行动上已经开始表示实现这一纲领的诚意和努力，并在这方面获得相当成绩时；（丙）容许共产党组织的合法存在，保证共产党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和教育群众的自由时，中共才能去参加。（三）在党中央没有决定参加中央政府以前，共产党员一般地不得参加地方政府，并不得参加中央的及地方的一切附属于政府行政机关的各种行政会议及委员会。因为这种参加，徒然模糊共产党人的面目，延长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对于推动统一的民主政府的建立，是有害无利的。（四）但在特殊地区的地方政府如战区的地方政府中，由于旧的统治者已不能照旧统治，基本上愿意实行共产党的主张，共产党已经取得了公开活动的自由，并且由于当前的紧急形势，使共产党的参加在人民和政府看来，均已成为必要，共产党可以去参加。在日寇占领区域，共产党更应公开成为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组织者。（五）共产党在没有公开参政以前，参加全国国民大会之类的商讨民主宪法和救国方针的代议机关，在原则上是许可的。因此，共产党应力争自己的党员当选到大会中去，利用国民大会的讲台，宣传共产党的主张，用以达到动员人民和组织人民在共产党周围，推动统一的民主政府的建立。（六）共产党中央及地方党部和国民党中央及地方党部，在一定的共同纲领并在完全平等的原则之下，可以组织统一战线的组织，如各种联合委员会（例如国民革命同盟会、群众运动委员会、战地动员委员会等）；共产党应该经过和国民党的这种共同行动，以达到国共两党的合作。（七）在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红色政权机关改为特区政府之后，它们的代表可以拿自己已经取得的合法地位，参加到一切有利于抗日救国的军事的和群众的机关中去。（八）在原有红军中及一切游击队中，共产党绝对独立领导之保持，是完全必要的；共产党员不许可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任何原则上的动摇。”
〔10〕 这里所说的“议会主义”倾向，指当时共产党内有些同志主张把抗日根据地内人民代表会议的政权制度改变为资产阶级国家中的议会制度的一种意见。
〔11〕 一九三七年八月，在西安的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发出通告，无理取缔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以及其他进步团体。当时，中国共产党陕西党组织中的一些同志，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压力下作了无原则的让步，于同年九月间自动解散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要该会的一些干部参加国民党包办的陕西省各界抗敌后援会设计委员会。西安的群众救亡运动因此受到严重影响。中共中央随即纠正了这种无原则的迁就倾向。陕西省党组织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指示，广泛地发动群众，同国民党的反动政策展开坚决的斗争，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西安各界群众的救亡团体，又以新的组织形式普遍建立起来。
〔12〕 这里所说的陇东，指甘肃省东部的庆阳、合水、镇原等地。一九三七年春，中共陇东特委曾经不顾国民党反动派的无理限制，领导当地人民群众，建立各种抗日救亡组织，进行抗日斗争和各项民主改革。七七事变以后，中共陇东特委的一些同志，对国民党反动派实行无原则的让步，自动解散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一些进步团体，使当地的群众运动和群众组织遭受到很大损失。不久，中共中央纠正了这种错误。陇东特委贯彻执行了中央的指示，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活动进行了必要的斗争，在陇东所属各县相继恢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界群众组织，重新发动了抗日民主运动。
〔13〕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南方江西、福建、广东、湖南、湖北、河南、浙江、安徽八省十五个游击区的红军和游击队，在极端困苦的情况下，坚持游击战争。抗日战争爆发前后，他们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同国民党进行谈判，要求停止内战，开赴前线抗日。根据国共两党谈判达成的协议，除琼崖游击区外的大部分红军和游击队，合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新四军军部成立。一九三八年春，新四军挺进华中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先后创立、发展和巩固了苏南、苏中、苏北、淮南、淮北、鄂豫皖、皖中、浙东等敌后抗日根据地。
〔14〕 何鸣（一九一○——一九三九），广东万宁人。一九三七年曾任中共闽粤边特委代理书记、闽粤边红军独立第三团团长等职。同年六月，他作为中共闽粤边特委的谈判代表，同国民党军第一五七师就合作抗日问题达成协议。这一协议的签订，标志着闽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形成。七月，他率领红军游击队进驻国民党军第一五七师指定的防地漳浦城接受改编。由于他丧失警惕，存在严重的右倾思想，致使闽粤边红军游击队近千人被国民党军队包围缴械。
〔15〕 《解放》周刊是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一九三七年四月创刊于延安，在一九四一年《解放日报》创办后不久停刊。
〔16〕 指当时《申报》等报纸所代表的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
〔17〕 复兴社和CC团是国民党内的两个法西斯组织，是蒋介石用以维护统治的反革命工具。复兴社的主要骨干是贺衷寒、戴笠等，CC团的首领是陈果夫、陈立夫。但是，这两个组织中有许多小资产阶级分子是被迫或者被骗加入的。这里所说的复兴社中的一部分人，主要是指当时国民党军队中的一部分中下级军官；所说的CC团中的一部分人，主要也是指当时其中非当权的一部分。
陕甘宁边区政府第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布告
（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五日）
这个布告是毛泽东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和八路军后方留守处起草的，目的是对付蒋介石集团的破坏活动。当时国共合作成立不久，蒋介石集团即阴谋破坏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破坏陕甘宁边区，是这种阴谋的一部分。毛泽东认为为了保护革命的利益，必须采取坚定的立场。这个布告打击了当时共产党内一部分同志在抗日统一战线中对于蒋介石集团的阴谋活动所采取的机会主义立场。
为布告事：自卢沟桥事变以来，我全国爱国同胞，坚决抗战。前线将士，牺牲流血。各党各派，精诚团结。各界人民，协力救亡。这是中华民族的光明大道，抗日胜利的坚强保障。凡属国人，必须循此前进。我陕甘宁边区⑴军民，服从政府领导，努力救亡事业。凡所实施，光明正大。艰苦奋斗，不敢告劳。全国人民，交口称誉。本府本处，亦惟有激励全区民众，继续努力，以求贯彻。不许一人不尽其职，一事不利救亡。乃近查边区境内，竟有不顾大局之徒，利用各种方式，或强迫农民交还已经分得的土地房屋，或强迫欠户交还已经废除的债务⑵，或强迫人民改变已经建立的民主制度，或破坏已经建立的军事、经济、文化和民众团体的组织。甚至充当暗探，联络土匪，煽动部队哗变，实行测绘地图，秘密调查情况，公开进行反对边区政府的宣传。上述种种行为，显系违反团结抗日的基本原则，违反边区人民的公意，企图制造内部纠纷，破坏统一战线，破坏人民利益，破坏边区政府的威信，增加抗日动员的困难。察其原因，不外有少数顽固分子，不顾民族国家利益，恣意妄为。甚有为日寇所利用，假借名义，作为掩护其阴谋活动的工具。数月以来，各县人民纷纷报告，请求制止，日必数起，应接不暇。本府本处，为增强抗日力量、巩固抗日后方、保护人民利益起见，对于上述行为，不得不实行取缔。合亟明白布告如次：
（一）凡在国内和平开始时，属于边区管辖地域内，一切已经分配过的土地房屋和已经废除过的债务，本府本处当保护人民既得利益，不准擅自变更。
（二）凡在国内和平开始时已经建立及在其后按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原则实行改进和发展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组织及其他民众团体，本府本处当保护其活动，促进其发展，制止一切阴谋破坏之行为。
（三）凡属有利抗日救国的事业，本府本处在坚决执行《抗战建国纲领》⑶的原则下，无不乐于推行。对于善意协助的各界人士，一律表示欢迎。但是凡未经本府或本处同意并取得本府或本处的证明文件，而从外面进入边区境内停留活动之人，不论其活动的事务属于何项，一律禁止，以防假冒，而杜奸宄。
（四）当此抗战紧张期间，凡在边区境内从事阴谋破坏，或肆意捣乱，或勾引煽惑，或暗探军情的分子，准许人民告发。证据确实者，准许就地逮捕。一经讯实，一律严惩不贷。
右列四条，全边区军民人等一律遵照，不得违背。倘有不法之徒，胆敢阴谋捣乱，本府本处言出法随，勿谓言之不预。切切。此布。
注 释
〔1〕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刘志丹、谢子长等在陕甘边和陕北领导革命游击战争，逐步建立和发展革命根据地。一九三五年夏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以后，陕甘边和陕北两个革命根据地联成一片。同年十月，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主力（此时称红军陕甘支队）到达陕北，使陕北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陕甘边区得到了巩固和发展。一九三六年红军西征甘肃、宁夏，在陕甘宁三省边境地区又开辟了新的根据地。一九三七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以后，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改名为陕甘宁边区，共辖二十三个县。
〔2〕 在陕甘宁边区内，大部分地方原来已经实行了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和废除农民原先所负债务的政策。一九三六年，为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决定停止没收开明绅士的土地。一九三七年，又宣布以减租减息的政策代替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同时宣布坚决保障农民已经从土地改革中所获得的果实。
〔3〕 《抗战建国纲领》是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九日至四月一日在武汉召开的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其内容包括抗日的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政策。这个纲领一方面被迫对人民作了某些形式上和口头上的让步，如规定组织国民参政机关，许诺给予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同时又继续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一九三八年五月）
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内和党外都有许多人轻视游击战争的重大战略作用，而只把自己的希望寄托于正规战争，特别是国民党军队的作战。毛泽东批驳了这种观点，同时写了这篇文章，指出抗日游击战争发展的正确道路。其结果，在抗日时期内，在一九三七年只有四万余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时就发展成为一百多万人的大军，并创建了许多革命根据地，在抗日战争中起了伟大的作用，使蒋介石在抗日时期既不敢投降日本，又不敢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而到一九四六年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时，由八路军新四军编成的人民解放军就有力量对付蒋介石的进攻了。
第一章 为什么提起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抗日战争中，正规战争是主要的，游击战争是辅助的。这一点，我们已经正确地解决了。那末，游击战争就只有战术问题，为什么提起战略问题呢？
如果我们是一个小国，游击战争只是在正规军的战役作战上起些近距离的直接的配合作用，那就当然只有战术问题，没有什么战略问题。又如果中国也像苏联那样的强大，敌人进来，很快就能赶出，或虽时间较久，但是被占地区不广，游击战争也只是一种战役的配合作用，当然也只有战术问题，没有什么战略问题。
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发生的：中国既不是小国，又不像苏联，是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这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被另一个小而强的国家所攻击，但是这个大而弱的国家却处于进步的时代，全部问题就从这里发生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敌人占地甚广的现象发生了，战争的长期性发生了。敌人在我们这个大国中占地甚广，但他们的国家是小国，兵力不足，在占领区留了很多空虚的地方，因此抗日游击战争就主要地不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的战役作战，而是在外线单独作战；并且由于中国的进步，就是说有共产党领导的坚强的军队和广大的人民群众存在，因此抗日游击战争就不是小规模的，而是大规模的；于是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等等一全套的东西都发生了。战争的长期性，随之也是残酷性，规定了游击战争不能不做许多异乎寻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