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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短的时间内去转变，如像过去某些同志所谓民主革命在重要省份开始胜利之日，就是革命开始转变之时，是不对的。这是因为他们看不见中国是一个何等样的政治经济情况的国家，他们不知道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完成民主革命，较之俄国要困难得多，需要更多的时间和努力。
国际援助
最后，需要讲一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相互关系。
自从帝国主义这个怪物出世之后，世界的事情就联成一气了，要想割开也不可能了。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但是这不是说我们可以不需要国际援助；不，国际援助对于现代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必要的。古人说：“春秋无义战。”（34）于今帝国主义则更加无义战，只有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阶级有义战。全世界一切由人民起来反对压迫者的战争，都是义战。俄国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是义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各国人民的革命是义战。中国的反鸦片战争（35），太平天国战争（36），义和团战争（37），辛亥革命战争（38），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北伐战争，一九二七年至现在的土地革命战争，今天的抗日和讨伐卖国贼的战争，都是义战。在目前的全中国抗日高潮和全世界反法西斯高潮中，义战将遍于全中国，全世界。凡义战都是互相援助的，凡非义战都是应该使之转变成为义战的，这就是列宁主义的路线（39）。我们的抗日战争需要国际人民的援助，首先是苏联人民的援助，他们也一定会援助我们，因为我们和他们是休戚相关的。过去一个时期内，中国革命力量和国际革命力量被蒋介石隔断了，就这点上说，我们是孤立的。现在这种形势已经改变了，变得对我们有利了。今后这种形势还会继续向有利的方面改变。我们不会再是孤立的了。这是中国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必要的条件。
注 释
〔1〕 袁世凯（一八五九——一九一六），河南项城人，北洋军阀的头子。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推翻清朝以后，他依靠反革命的武力和帝国主义的支持，又利用当时领导革命的资产阶级的妥协性，篡夺了总统的职位，组织了代表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第一个北洋军阀政府。一九一五年他要做皇帝，因为想取得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就承认了日本的旨在独占全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同年十二月，在云南发生了反对袁世凯称帝的起义，随即在许多省得到响应。一九一六年三月，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同年六月死于北京。
〔2〕 二十一条是日本帝国主义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机在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向袁世凯政府提出的旨在独占中国的秘密条款。这些条款共有五号，分为二十一条。主要内容是：一、由日本接管德国在山东所掠夺的权利，并加以扩大；二、承认日本在南满洲和内蒙古东部享有各种特权；三、将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四、中国沿海港湾岛屿概不让予或租予第三国；五、由日本控制中国的政治、财政、警察、军事大权，允许日本在湖北、江西、浙江、广东各省之间修筑重要铁路，并承认日本在福建享有投资修筑铁路、开采矿山、整顿海口等优先权。五月七日，日本提出最后通牒。五月九日，袁世凯政府对日本的这些要求，除声明第五号要求的一部分“容日后协商”外，一概加以承认。后来，因为全中国人民的一致反对，以及各帝国主义国家在华利益存在矛盾，日本的这些要求没有全部实现。
〔3〕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由美国政府发起，美、英、法、意、日、葡、比、荷和中国九国代表在华盛顿开会。这是一个美国与日本争夺远东霸权的会议。次年二月六日，根据美国提出的在华“各国商务、实业机会均等”和“中国门户开放”的侵略原则，缔结了九国公约。九国公约的作用，是以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控制中国来代替日本独占中国的局面。由于美国的经济实力超过其他国家，这个公约实际上为美帝国主义用“机会均等”的名义压倒对手，进而独占中国准备了条件。
〔4〕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驻在中国东北境内的所谓“关东军”进攻沈阳，中国人民习惯上称日本这次侵略行动为九一八事变。事变发生后，驻沈阳及东北各地的中国军队执行蒋介石的不准抵抗的命令，使日军得以迅速地占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
〔5〕 东北四省指当时中国东北部的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热河省于一九五五年撤销，原辖区分别划归河北、辽宁两省和内蒙古自治区）。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先占领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一九三三年又侵占热河省。
〔6〕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日本帝国主义嗾使国民党河北省政府滦榆、蓟密两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在通县成立傀儡政权，名为“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一个月后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使当时河北省东部二十二个县脱离了中国政府的管辖。这就是冀东事变。
〔7〕 外交谈判指当时国民党政府与日本政府所进行的关于所谓“广田三原则”的谈判。“广田三原则”是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一九三五年十月对中国驻日大使提出的所谓“对华三原则”，其内容是：一、中国取缔一切抗日运动，放弃依赖英美的政策；二、中国承认伪“满洲国”，树立中日“满”经济合作；三、中日共同防共。十一月至十二月间，中日双方就“广田三原则”多次进行谈判。一九三六年一月，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发表声明，说“国民政府既非全部承认三原则，亦非全然不承认”。
〔8〕 一九三五年，全国人民的反日爱国运动开始新的高涨。北平学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首先在十二月九日举行大规模的爱国示威游行，提出“反对华北防共自治运动”、“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游行的学生遭到了国民党政府的镇压。第二天，北平各校学生宣布总罢课。十六日，学生和市民一万余人，再度举行示威游行。全国人民纷纷响应，开始了中国人民抗日运动的新高潮。这就是著名的一二九运动。全国各阶级的关系由此很明显地表现出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得到一切爱国人们的公开拥护。
〔9〕 毛泽东做这个报告的时候，蒋介石继续实行对日妥协、对内屠杀和镇压的反动政策，如出卖华北主权，镇压人民的抗日运动，围攻要求抗日的红军等等。因此，中国共产党必须尽量揭穿蒋介石这个卖国贼的真面目；也因此，党在这时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还没有包括蒋介石在内。但是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中，已经说到了日本和英美帝国主义的矛盾可能引起中国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的分化，党应当利用这种矛盾，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来反对当前的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加紧，英美同日本的矛盾更加表面化，中国共产党认为和英美帝国主义利益密切联系的蒋介石集团可能改变对日本的态度，因而采取逼迫蒋介石转向抗日的政策。一九三六年五月，红军由山西回师陕北，即直接向南京国民党政府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同年八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又致国民党中央一封信，要求组织两党共同抗日的统一战线，并派遣代表进行谈判。但蒋介石仍然拒绝共产党的主张。直到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蒋介石在西安被国民党内主张联共抗日的军人所扣留的时候，他才被迫接受共产党关于停止内战准备抗日的要求。
〔10〕 蔡廷锴曾任国民党第十九路军总指挥兼第十九军军长，与蒋光鼐（前任总指挥）同为该路军的负责人。十九路军原来在江西与红军作战，九一八事变后调往上海。那时上海和全国人民抗日的高潮，给了十九路军以很大影响。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夜，日本海军陆战队向上海攻击，十九路军和上海人民一起进行了抗战。但是这个战争后来因为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而失败。随后，十九路军又被蒋介石调到福建去同红军作战。这时十九路军的领导人逐渐觉悟到同红军作战是没有出路的。一九三三年十月，他们同与十九路军有历史关系的陈铭枢一起，代表十九路军同红军签订了抗日反蒋初步协定。十一月，他们又拥戴李济深为领袖，公开宣布与蒋介石破裂，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不久，十九路军和福建人民政府在蒋介石的兵力压迫下失败，此后蔡廷锴等人继续采取与共产党合作的立场。
〔11〕 唐生智（一八八九——一九七○），湖南东安人。早年曾参加辛亥革命和反袁护国战争。一九二三年在湘军中任师长兼湘南督办。一九二六年春利用并参加湖南人民反对军阀吴佩孚、赵恒惕的运动，任湖南省代省长。表示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愿意参加北伐。同年六月被广州国民政府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兼北伐军前敌总指挥和湖南省政府主席。北伐战争中，一度采取同共产党合作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允许开展工农运动。一九二七年三月当选为武汉国民政府委员，四月任第一集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不久，改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曾积极主张东征讨蒋，对两湖右派势力发动的反动事件亦表示反对。七月十五日，汪精卫发动反革命政变，他也背弃了“拥护三大政策”的诺言。晚年支持和参加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等职。
〔12〕 冯玉祥（一八八二——一九四八），安徽巢县人。曾任北洋陆军第十一师师长，陕西、河南的督军及陆军检阅使等职。以后曾赴苏联考察。一九二六年九月，当北伐的国民革命军攻抵武汉时，冯玉祥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率领他的军队在绥远省（现属内蒙古自治区）宣布脱离北洋军阀的系统而参加革命。一九二七年五月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率部由陕西出发，和北伐军会同进攻河南省。随后，他一度附和蒋介石、汪精卫反对共产党的活动，但同蒋介石集团间始终存在着利害冲突。九一八事变后，他赞成抗日，在一九三三年五月间，与共产党合作，在张家口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由于蒋介石势力和日本侵略军的双重压迫，这次抗日起义于十月间失败。冯玉祥在晚年继续采取与共产党合作的立场。
〔13〕 察哈尔，原来是一个省，一九五二年撤销，原辖地区划归河北、山西两省。
〔14〕 一九三一年春，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被蒋介石派到江西进攻红军。同年十二月，该路军一万余人在赵博生、董振堂等领导下，响应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号召，于江西宁都起义加入红军，成立红军第五军团。
〔15〕 马占山（一八八五——一九五○），吉林怀德人，国民党东北军的军官。九一八事变后任黑龙江省政府代理主席，同年十一月日本侵略军由辽宁向黑龙江推进时，他曾率领部队进行抵抗。
〔16〕 胡汉民（一八七九——一九三六），广东番禺人，国民党元老之一。曾协助孙中山筹备改组国民党。孙中山逝世后，他反对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政策。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与蒋介石合作反共。后因与蒋争夺权利，一九三一年二月被蒋监禁。九一八事变后被释放，由南京到广州，依托两广派军阀势力与蒋介石南京政府形成长期对立的局面。一九三四年，他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上签名，表示了赞成抗日的态度。
〔17〕 抗日救国六大纲领即《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是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三四年四月提出，由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宋庆龄等一千七百余人署名公布的。纲领包括下列各项条款：（一）全体海陆空军总动员对日作战；（二）全体人民总动员；（三）全体人民总武装；（四）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在华财产及卖国贼财产以解决抗日经费；（五）成立工农兵学商代表选举出来的全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六）联合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敌人作友军，与一切守善意中立的国家建立友谊关系。
〔18〕 指广东的陈济棠和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等。
〔19〕 国民党反动派把革命人民和革命军队叫做“匪”，把他们自己进攻革命军队屠杀革命人民的行为叫做“剿匪”。
〔20〕 任弼时（一九○四——一九五○），湖南湘阴人。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三年五月，任湘赣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一九三四年七月，任中央代表、红军第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同年十月，红军第六军团和第二军团会合，任第二军团政治委员，随后创建了湘鄂川黔边区，任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一九三六年七月，第二、六军团组成第二方面军，任政治委员。抗日战争初期任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他在中国共产党第五、六、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均被选为中央委员，一九二七年中共中央召开的八七会议上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九三一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九四○年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一九四五年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一九五○年十月二十七日逝世于北京。
〔21〕 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原驻湘赣边区根据地，一九三四年八月奉中共中央的命令在第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任弼时等率领下，誓师突围转移。同年十月，在贵州东部与贺龙率领的红军第三军（后改称第二军团）会合，十一月成立了湘鄂川黔边区临时省委和军区，后开辟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
〔22〕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三、五、八、九军团（即中央红军，一九三五年六月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时，恢复第一方面军的番号），中央和军委机关、直属部队编成的两个纵队，从江西瑞金等地出发，开始战略性的大转移。红军经过福建、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贵州、四川、云南、西康（现在分属四川省和西藏自治区）、甘肃、陕西等十一个省，走过终年积雪的高山，越过人迹罕至的沼泽草地，历尽艰苦，击溃敌人的多次围追堵截，长征两万余里，终于在一九三五年十月胜利地到达陕西北部的革命根据地。
〔23〕 川陕边区的红军即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一九三五年三月，第四方面军发起强渡嘉陵江战役后，离开川陕边区根据地，五月开始向四川、西康（现在分属四川省和西藏自治区）两省的边境转移。同年六月，在四川西部的懋功（今小金）地区与红军第一方面军会合。八月，一、四方面军在毛儿盖、卓克基地区组织右、左两路军北上。九月，曾经长期领导第四方面军的张国焘违抗中共中央的北上命令，擅自率领左路军全部和右路军的一部南下，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一九三六年六七月间，由湘鄂川黔边区突围，经湖南、贵州、云南到达西康的红军第二、第六军团，在甘孜等地与第四方面军会合。会合以后，第二、第六军团正式组成红军第二方面军。这时，张国焘被迫率第四方面军与第二方面军一起北上转移。同年十月，第四方面军和第二方面军先后到达甘肃会宁、将台堡（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隆德县）地区，与第一方面军胜利会师。
〔24〕 张国焘（一八九七——一九七九），江西萍乡人。一九二一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曾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一九三一年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等职。一九三五年六月红军第一、第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今小金）地区会师后任红军总政治委员。他反对中央关于红军北上的决定，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另立中央。一九三六年六月被迫取消第二中央，随后与红军第二、第四方面军一起北上，十二月到达陕北。一九三七年九月起，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主席。一九三八年四月，他乘祭黄帝陵之机逃离陕甘宁边区，经西安到武汉，投入国民党特务集团，成为中国革命的叛徒，随即被开除出党。一九七九年死于加拿大。
〔25〕 中央红军指主要在江西福建区域发展起来而由中共中央直接领导的红军，即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
〔26〕 一九三五年七月，国民党军开始对陕甘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陕甘红军第二十六军先在东线击溃了敌人两个旅，将该线敌军主力赶到黄河以东。同年九月，原在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军第二十五军，经陕南陇东到达陕北，与陕甘红军会合，成立红军第十五军团。十月，红十五军团在陕西甘泉县的劳山战役中消灭敌军一一○师大部，击毙其师长，不久又将敌军一○七师的四个营消灭于陕西富县榆林桥。于是敌人重新组织兵力，以董英斌（东北军五十七军军长）带五个师分两路进攻，东边一个师沿陕西洛川、富县大道北上，西边四个师由甘肃的庆阳、合水沿葫芦河向陕西富县方面前进。同年十月，红一方面军主力（此时称红军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十一月，陕甘支队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红十五军团列入红一方面军建制。接着红一方面军歼灭敌军一○九师于富县西面的直罗镇，又于追击中歼灭敌军一○六师一个团于张家湾地区。这样就彻底粉碎了敌人对陕甘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
〔27〕 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五年间，中央红军主力转移时，曾经留下了一部分红军和游击队。这些部队，在八个省份内十五个地区坚持了三年之久的游击战争。这些地区是：赣粤边地区、闽赣边地区、闽西地区、闽粤边地区、皖浙赣边地区、浙南地区、闽北地区、闽东地区、闽中地区、湘鄂赣边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