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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车经深圳赴香港，她离开上海，离开通俗刊物，离开小报，也离开她的“传奇”故事。
张爱玲在“上海十年”（一九四三~一九五二）的时光里，其实她和其他作家的交往，并不活络，这跟她的孤僻个性有关。她和这些作家的关系，大都由于投稿而建立的，也可说是编辑与作者的关系。虽然后来和柯灵、苏青等人，有进一步的交往，但较之有些作家的人际网络，张爱玲显得十分单薄。因之在这时期张爱玲的文章中，除了《我与苏青》一文外，还找不出其他怀友的篇章。惟在最近出版的《小团圆》中，我们看到了一些陈迹残影，虽然《小团圆》不是自传，而是小说，但其中真实的成分还是很大。加上与她有过交往的作家的一些陈述，笔者试图梳理张爱玲在这段期间与其他作家间的互动，甚至想进一步了解她和一些作家后来凶终隙末的原因。但由于资料的搜集，无法完整；触及的层面，无法全面。至于张爱玲与胡兰成的交往关系，谈论者已经很多，故不在此论文之列。
张爱玲与周瘦鹃
张爱玲的初识周瘦鹃，由于周瘦鹃的识珠，造就了现代文学的一颗巨星的冉冉升起。这会面的过程，周瘦鹃写了《写在〈紫罗兰〉前头》所谓“编者的话”，连同张爱玲的《沉香屑——第一炉香》一同刊在一九四三年五月的《紫罗兰》复刊第二期上，其中写的当为实情。张爱玲的《小团圆》中，有写到“汤孤鹜”这个人，明眼人会猜得到他是周瘦鹃。《小团圆》是在两人会面的三四十年后写的，并非实录，而有着张爱玲的爱憎成分在里面。
藏书家谢其章在文章中说：“《小团圆》真实的成分远远多于虚构，某些细节对不上，想来也是张爱玲的误记（或存心误记），毕竟隔了三十多年，她在美国一个人写回忆，谁也帮不上她。”谢其章《可怜一部〈小团圆〉，断尽几多荡子肠》，收入《书房之一角》，谢其章著，二一年四月，台湾秀威出版。谢其章就指出像周瘦鹃这些事是既对得上人也对得上事还对得上细节的。他说：“张爱玲但凡对某人没好感，这个人的容貌便先遭殃，挖苦是免不了的，即使周瘦鹃前辈亦未能幸免。《小团圆》写到周瘦鹃不足五百字，其中还夹有这样的话：‘汤孤鹜大概还像他当年，瘦长，穿长袍，清瘦的脸，不过头秃了，戴着个薄黑壳子假发。’当着秃子不说光，这起码的人情，张爱玲亦不领，还不必说周瘦鹃是最早称赞她的编辑。……‘他又并不激赏她的文字’，这也许就是张只给了《紫罗兰》杂志一部稿子的缘故，张爱玲是敏感的。”
张爱玲是敏感的，没错。但她后来在《小团圆》中说周瘦鹃“又并不激赏她的文字”，则有失公道的。这其中是另有隐情的，据王羽在她的《张爱玲传》中认为，周瘦鹃在续登《沉香屑：第二炉香》时，初登文坛又才情喷涌的张爱玲，曾要求周瘦鹃在一期把该小说刊完，而周瘦鹃却舍不得一次刊毕，以致双方产生芥蒂，年轻气盛的张爱玲从此不再为《紫罗兰》撰稿了，而找到了柯灵接编的《万象》杂志了。周瘦鹃在一九四三年八月十日出版的《紫罗兰》第五期《写在〈紫罗兰〉前头》中说：“张爱玲女士的《沉香屑》第一炉香已烧完了，得到了读者很多的好评。本期又烧上了第二炉香，写香港一位英国籍的大学教授，因娶了一个不解性教育的年青妻子而演出的一段悲哀故事，叙述与描写的技巧，仍保持她的独特的风格。张女士因为要出单行本，本来要求我一期登完的；可是篇幅实在太长了，不能如命，抱歉得很！但这第二炉香烧完之后，可没有第三炉香了；我真有些舍不得一次烧完它，何妨留一半儿下来，让那沉香屑慢慢的化为灰烬，让大家慢慢的多领略些幽香呢。”是可得到证明的。周瘦鹃是太喜欢张爱玲的文字的，两炉香共分五期刊登，作为主编的他是有些商业考量的，但与当时“成名要早”的张爱玲想每篇一次刊完，是立场不一的。或许因为这缘故，张爱玲对最早提携他的文坛前辈周瘦鹃是不领情，而有些揶揄的。
张爱玲与秦瘦鸥
张爱玲发表于一九四三年十一月的《古今》半月刊的《洋人看京戏及其他》一文极称赞秦瘦鸥的《秋海棠》，她说：“《秋海棠》一剧风靡了全上海，不能不归功于故事里京戏气氛的浓。……《秋海棠》里最动人的一句话是京戏的唱词，而京戏又是引用的鼓儿词：‘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烂熟的口头禅，可是经落魄的秋海棠这么一回味，凭空添上了无限的苍凉感慨。中国人向来喜欢引经据典。美丽的，精辟的断句，两千年前的老笑话，混在日常谈吐里自由使用着。这些看不见的纤维，组成了我们活生生的过去。传统的本身增强了力量，因为它不停地被引用到新的人，新的事物与局面上。”其实在更早的《二十世纪》第四卷第六期（一九四三年六月）张爱玲就以英文写了Still Alive，谈到《秋海棠》话剧的演出，张爱玲说：“还从来没有一出戏像《秋海棠》那样激动了死水一潭的上海滩，这是一出带有感伤情调的情节剧，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以来一直在卡尔登大戏院上演。大多数观众一而再，再而三地观看这出剧，以致能背诵台词，知道演员要说些什么。一个艺名为秋海棠的京剧旦角明星的悲惨陨灭，使那些意志坚强的人也为之一掬同情之泪。这个剧的演出成功招来了一大批模仿者。一时上海同时上演描写京剧明星私生活和幕后风流艳事的戏剧不下六个之多……”
秦瘦鸥的《秋海棠》小说，自一九四一年一月六日至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三日，在周瘦鹃主编的《申报·春秋》上连载，引起相当轰动。一九四二年七月，金城图书公司马上发行单行本。同年十二月，《｜wＲsＨu。ＣoＭ》由秦瘦鸥与顾仲彝改编为话剧剧本，由费穆、黄佐临等导演，石挥、乔奇、沈敏、英子、张伐、穆宏、白文等合演的话剧，在上海连演四个半月一百五十余场，竟打破话剧界从来未有的卖座纪录。石挥就是因演《秋海棠》成功而红出来的，并在一九四三年夺得“话剧皇帝”的桂冠。而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张善琨的华影公司出品，由马徐维邦编导，李丽华、吕玉堃合演的电影《秋海棠》，也相继推出，卖座又打破了纪录。
虽然秦瘦鸥也在《风雨谈》、《天地》等杂志写文章，与柳雨生、苏青等人也很熟稔，但目前没有资料显示，他和张爱玲有实际的交往。但是张爱玲蛮喜欢《秋海棠》，确是事实。据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二日《大上海报》柳浪的《张爱玲与潘柳黛》文中说：“《古今》、《天地》等七家杂志编辑，将与名演员在元宵节义演《秋海棠》于‘兰心’。女作家张爱玲、潘柳黛亦参加演出，张饰罗湘绮，未知能否胜任；潘饰一老娼子，则颇为适当。”除此而外，学者水晶更指出张爱玲的小说《十八春》（后改名为《半生缘》），相当程度受到《秋海棠》的影响。（《秋海棠》中父女相依为命的艰苦生活，为时十八载，与《十八春》的数字更是巧合。）
张爱玲与柯灵、平襟亚
张爱玲与柯灵及平襟亚的交往，起源于张爱玲投稿于《万象》杂志。《万象》创刊于一九四一年七月，由陈蝶衣担任主编。当时主编与发行人（中央书店的老板平襟亚）合作之初，曾有过君子协定，主编得分享经济利益。当杂志的销售越佳，双方的矛盾也就尖锐起来。最后，陈蝶衣拂袖而去，急得平襟亚到处托人推荐编辑高手，唐大郎说：“何不请柯灵出山，准行！”于是平襟亚就找到了柯灵。柯灵是一九四三年五月开始接编《万象》的。据柯灵说同年七月的一天，“张爱玲穿着丝质碎花旗袍，色泽淡雅，也就是当时上海小姐普通的装束；肋下夹着一个报纸包，说有一篇稿子要给我看看，那就是随后发表在《万象》上的小说《心经》，还附有她手绘的插图。”（《遥寄张爱玲》）但据平襟亚的回忆：“记得一年前吧，那时我还不认识这位柯灵老年女作家，有一天下午，她独自捧了一束原稿到‘万象书屋’来看我，意思间要我把她的作品推荐给编者柯灵先生，当然我没有使她失望。第一篇好像是《心经》，在我们《万象》上登了出来。往后又好像登过她几篇。”学者萧进认为张爱玲是先认识平襟亚，平襟亚对张爱玲亦有好感，就直接负责张爱玲的稿约和稿费事件，两人接触频繁，这也是后来两人因稿费问题而闹翻，但没有影响到她与柯灵之间的友谊的原因。柯灵在一九八四年写的《遥寄张爱玲》也肯定地说：“但有一点确切无误，我和张爱玲接触不多，但彼此一直怀有友好的感情，不存在任何芥蒂。”从《遥寄张爱玲》观之，后来张爱玲和柯灵还多所交往。一九四四年六月，柯灵被日本沪南宪兵队逮捕，张爱玲与胡兰成去柯灵家存问并留言，张爱玲并请胡兰成找日军要求释放柯灵。同年秋，张爱玲将《倾城之恋》改编为舞台剧本，柯灵提供了不少意见，又为之居间奔走，将她引荐给大中剧团的主持人周剑云（战前是明星影片公司的三巨头之一）。《倾城之恋》在新光大戏院公演后，大获成功，张爱玲为了答谢柯灵，送了他一段宝蓝色的绸袍料。柯灵拿来做了皮袍面子，穿在身上很显眼，导演桑弧看见了，用上海话取笑说：“赤刮剌新的末。”但在经过数十年后的《小团圆》中，柯灵以“荀桦”的面目出现，不只让读者“震了一震”，简直不敢相信。谢其章说：“柯灵略去不谈罢，虽然他的名篇《遥寄张爱玲》情辞并茂，感动了万千张爱玲迷，可是《小团圆》里这七个字‘汉奸妻，人人可戏’，一下子使得这位文坛长者的仁厚面罩戴不住了，《小团圆》此处真该以‘小说家言’视之，不然，本来悲观的世界就更加悲观了。张爱玲说‘荀桦有点山羊脸’，我正好看到一张柯晚年的照片，觉得张爱玲看人准，落笔就准。”谢其章《可怜一部〈小团圆〉，断尽几多荡子肠》，收入《书房之一角》，谢其章著，二一年四月，台湾秀威出版。而学者高全之也说：“柯灵是否曾在电车上非礼张爱玲，难予求证，也没有必要考察，重点在作者借此说明‘汉奸妻，人人可戏’的蛮横恶劣，并且提出‘忘恩负义’的批断。除非有人能够提供柯灵曾经激怒张爱玲的其他事证，我们目前只能猜测祖师奶奶曾经过目柯灵那篇强不知以为知的《遥寄张爱玲》。”
平襟亚在《记某女作家的一千元灰钿》文中回忆说：“她写信给我的本旨，似乎要我替她出版一册单行本短篇小说集。我无可无不可的答应了她。”一九四三年八月《杂志》的“文化报导”栏，有这样的预告：“张爱玲之《香港传奇》短篇小说集，将由中央书店出版。”柯灵在《遥寄张爱玲》中也回忆说：“不久我接到她的来信，据说平襟亚愿意给她出一本小说集，承她信赖，向我征询意见。”柯灵给张爱玲寄了一份中央书店的书目，中央书店当时是靠“一折八扣”起家的，言下之意，是要她婉谢垂青。而平襟亚在同年九月十五日的《海报》上，以“秋翁”之名，发表《张爱玲之创作》谈到：“……继以《心经》一稿投《万象》，同时投函及予，曾数次约谈，且以未刊稿三篇及已刊小说七篇，要求予代出单行本，复以纸贵如金箔，未成议。予将《倾城之恋》及另一篇长稿，退还爱玲，留下《琉璃瓦》一篇，备《万象》登载。”《万象》在一九四三年八月、九月刊出《心经》（一）、（二），十一月刊出《琉璃瓦》；一九四四年一月起则刊登连载小说《连环套》，至六月连载六期就“腰斩”了。同年八月十五日张爱玲的小说集《传奇》改由《杂志》月刊社出版，大受欢迎，出版四天就再版，一时之间洛阳纸贵。八月十八、十九日平襟亚在《海报》上发表《记某女作家的一千元灰钿》，认为张爱玲写《连环套》时，多拿《万象》一千元而不予供稿。学者萧进认为稿费事件发生在五月份，而平襟亚直到八月份才提出，显系因见到张爱玲的小说集大卖，一笔到手的生意泡了汤，因此迁怒于张爱玲，于是只有借助一千元灰钿事件来做文章，不仅在小报上大骂张爱玲“生意眼”、“市侩”，还把张爱玲给他的私人信件公之于众，讥讽张爱玲所谓的“贵族身份”，实在有失风范！
张爱玲与汪宏声、钱公侠
张爱玲的高中国文老师汪宏声写了一篇《记张爱玲》，为我们留下了张爱玲求学的重要史料。但有关汪宏声的生平资料，却都无人言及。张爱玲说：“中学时代的先生我最喜欢的一位是汪宏声先生，教授法新颖，人又是非常好的。所以从香港回上海来，我见到老同学就问起汪先生的近况，正巧他不在上海，没有机会见到，很惆怅。”
据史料家秦贤次的资料说，汪宏声是浙江吴兴人，一九一年生，一九三年于上海光华大学第五届教育系毕业。一九三六年九月，任上海圣玛丽亚女校国文部主任，成为张爱玲高三毕业班的国文老师。汪宏声也是翻译家，曾译有美国小说家奥尔珂德的长篇小说三部曲《好妻子》（一九三六年五月）、《小妇人》（同上）、《小男儿》（一九三七年一月），收入钱公侠主编的世界文学名著丛书中；另以沈佩秋笔名译有王尔德的《莎乐美》（一九三七年一月）、易卜生的《娜拉》（一九三七年四月）、果戈里的《巡按》（一九三七年五月），收入钱公侠、谢炳文（后改名谢然之，一九四九年到台湾后，浸至成为台湾新闻界大老）主编的世界戏剧名著丛书中。
钱公侠（一九七~一九七七），浙江嘉兴人。一九二八年十月，当钱公侠还在上海光华大学二年级时，已在上海春潮书局出版他的第一部作品《怅惘及其他》，收短篇小说七篇。钱公侠系当时光华大学风头最健的学生之一。一九二九年四月九日，曾与沈祖牟以“光华文学会”名义拜访鲁迅，邀请鲁迅及郁达夫来光华演讲。一九二九年六月七日，又与储安平等组织“光华剧团”，显示出他在文艺上的多方面兴趣。抗战时期，钱公侠在上海沦陷区亦是一活跃的作家、编辑家。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在上海与周越然、柳雨生（光华附中出身）、周黎庵、陶亢德、潘序祖（光华附中教师）、冯和仪（苏青）、杨光政（原名晋豪）、杨桦（之华）等人发起筹建“中国文化人协会”。其后任《语林》月刊（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一九四五年七月一日）主编，《中华日报》主笔等。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钱公侠创办《语林》月刊时，他希望借张爱玲的名声为自己的杂志大壮声威，于是他找到他光华的学长汪宏声写了一篇《记张爱玲》。张爱玲说：“没想到今天在路上遇到钱公侠先生，知道汪先生为《语林》写了一篇文章关于我。我等不及，立刻跟钱先生到印刷所去看清样。”钱公侠与张爱玲应是熟识的，在这之前他们同在《杂志》写稿。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六日《杂志》社在康乐酒家举行“《传奇》集评茶会”，出席的人员中就有钱公侠。
《记张爱玲》一文其中有一段说：“她一贯地懒惰，还是什么都‘我忘啦！’我记得有一次她欠交了一期作文，我催他，她说‘我——’我不等她说下去，便接着说‘——忘啦！’她笑笑，隔不多久，她交来一篇。我一看，却就是《霸王别姬》的上半篇，原来她要把这一篇充两期作文哩！所以最近在报上看到了平襟亚先生与张爱玲的一番‘灰钿’交涉，我若有所悟，想起了《霸王别姬》充两期作文的一桩公案，‘夫子’不禁‘莞尔’了。”汪宏声万万没有想到，他这种玩笑似的联想，正好进一步坐实了张爱玲可能多拿一千元而忘了的负面形象。对“一千元钱灰钿”这件事，张爱玲本不愿多言，为不使自己尊重的国文老师汪宏声甚至大众误解，她写了一篇《不得不说的废话》在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五日出版的《语林》月刊加以申辩：“我替《万象》写《连环套》。当时言明每月预付稿费一千元，陆续写了六个月，我觉得这样一期一期地赶，太逼促了，就没有写下去。此后秋翁先生就在《海报》上发表了《一千元的灰钿》那篇文章，说我多拿了一个月的稿费。柯灵先生的好意，他想着我不是赖这一千元的人，想必我是一时疏忽，所以写了一篇文章在《海报》上为我洗刷，想不到反而坐实了这件事。其实错的地方是在《连环套》还未起头刊载的时候——三十二年十一月底，秋翁先生当面交给我一张两千元的支票，作为下年正月份二月份的稿费。我说：‘讲好了每月一千元，还是每月拿罢，不然寅年吃了卯年粮，使我很担心。’于是他收回那张支票，另开了一张一千元的给我。但是不知为什么帐簿上记下的还是两千元。”
编者钱公侠为公平起见特别在这一期有一说明：“本刊前期所载汪宏声先生之《记张爱玲》一文，其中提到‘一千元灰钿’的话，作者无心，编者失察，致张女士不能不来稿声明，以免读者误会。然此事既与秋翁先生有关，编者乃不能不事前向翁说明，请略书数语，与张文同时发表，以避免片面攻讦之嫌。编者并向翁声明，不能将张文出示，以昭公道，故秋文仅为事实之说明而已。”于是平襟亚又写了《“一千元”的经过》同时登载这期杂志，平襟亚并把《连环套》的稿费清单附于文后，详注张爱玲收取稿费的日期、数额和取款方式，总之，他坚持认为张爱玲欠款一事确凿无误。而汪宏声有《“灰钿”之声明》：“予之‘若有所悟’乃指爱玲因平先生不加稿费，而缩短篇幅，颇与一稿充两期作文事相类，故而‘莞尔’并非即以‘灰钿’确有其事，亦非以学生时代一篇作文充二篇与作家时代之‘灰钿’云云有何因果关系也。”
钱公侠对张爱玲是相当推崇的，在一九四五年七月十六日的《大上海报》《谈女作家》一文中，钱公侠说：“她（张爱玲）至今是一个象牙塔里的闺秀。她对于社会曾采取一种孤立主义，远远的站开着，绝不与人缠夹，因为她没有苏青女士那种泼辣大胆，也没有王渊女士那种浑然无我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