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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蒋介石并未真正“下野”，他稳稳地坐在溪口，仍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控制着国民党的党、政、军、特各部门。
和谈要进行，而蒋介石却不愿真谈，他对共产党恨之入骨，他和李宗仁桂系集团也积怨甚深。李宗仁上台后摆出一副“惟和是务”的架势，如果和谈一旦真的成功，那么李宗仁就有可能坐拥半壁江山，美国转而大量援李，自己就可能完全丧失复起的机会。这是蒋介石无论如何也不愿看到的。中共虽然掌握了战场上的主动权，形势无疑是有利的，但和蒋介石这样一个阴险狡诈的人打交道，却历来不轻松。
为蒋介石“把脉”
李克农并非中共代表团的成员，但他却在幕后，指挥他的情报网络，为蒋介石“把脉”，向中共代表提供各种信息。
黄启汉———这位国民党政府的立法委员、国民党驻北平联络处联络员，此时受李克农的领导。黄启汉与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关系颇为密切，李济深反蒋、反独裁、拥护中共的思想，对他影响很大。逐渐地，他同中共接上了头。
1949年1月，在中共强大的军事攻势面前，焦虑不安的李宗仁找到了黄启汉。他知道，黄启汉同中共的关系一向不错，请黄趁北平被中共占领的时机，前往北平求见中共领导，表达他李某人的“和平诚意”，以望中共能早日停止军事进攻。黄启汉被李宗仁委任为驻北平联络员。
为便于联络，李宗仁叫机要科给黄启汉编了一本专供黄一人使用的电报密码，并把他自己所居住的南京傅厚岗官邸的电台呼号也抄给了黄启汉。李宗仁指示他去北平后，向中共方面提出，允许其在北平设立一个电台，作为和李宗仁通讯之用。
黄启汉到北平后，曾向刚刚起义的原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提出设立和李宗仁通讯的电台一事。傅作义表示，电报可以交给他，由他转发绥远，再由绥远转拍南京。
黄启汉恐有不便，没有接受这一方案。他想到了共产党。北平军管会交际处长王拓前来和他联系，王拓是共产党方面派来专门和他接头的。黄启汉将自己从南京带来的电台呼号、密码，统统交给了王拓，由王拓转交给李克农。为不让李宗仁起疑心，黄启汉还托人向李宗仁撒了个谎，说已得到傅作义的支持，在北平设立了电台，以后的收发电报都径直交这个电台办理。李克农指定专人收发、翻译黄启汉和李宗仁之间的往来电报。通过这部电台，中共代表团得以了解李宗仁和国民党集团内部有关谈判的最新动向。
当然，电台也有差点走漏风声的时候。
4月1日，以张治中为首的国民党和谈代表团到达北平后，中共代表团在六国饭店设宴招待。宴后，黄启汉去拜访张治中。张治中忽然问：“德公（即李宗仁）说你在这里设了一个电台，所有同南京来往电报，都是经过这部电台收发的，是吗？”黄启汉事先毫无准备，只好应付道：“是的，我们是有一个电台，代表团要和南京通电，就交给这部电台好了。”“电台设在什么地方？”张治中又问。
“就在东单附近，离此不远。”因张治中是国民党要员，黄启汉不便透出实情，只好含糊作答，心里不免一阵紧张。所幸张治中没有继续追问，此事也就被敷衍了过去。
黄、李之间往来的电报悉入李克农掌中的同时，在国民党的和谈代表中，有一位李克农的手下大将———国民党和谈代表团顾问金山。金山是著名的电影演员，无人不知，他怎么会成了国民党和谈代表团的顾问呢？
其实原因并不复杂：一是国民党江河日下，人才奇缺，而金山知名度高，为人又精明干练，活动能量颇大；二则也是更重要的，是金山的大哥、二哥都是国民党的上层人物，他的姐夫潘公弼，还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一名大员。在国民党官员眼中，金山无论如何是可靠的。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金山早已在李克农领导下秘密工作多年。北平和谈期间，金山参与了国民党和谈代表团一切重要讨论。每当一轮谈判结束，国民党代表或是研究下一轮的谈判方案、或是向李宗仁请示报告、或是传达李宗仁的最新指示时，金山总是不显山，不露水，一边“认真研究”，一边暗暗牢记在心。
夜幕降临，金山悄然走出驻地，穿街过巷，来到指定的联络地点———一个小小的四合院里，向等候在这儿的李克农汇报国民党谈判代表团情况。第二天，一份有关国民党和谈代表团详细情况的材料，就送到了周恩来手中。
李宗仁他们哪里知道，此时正由李克农执导、上演了一出共产党人代表国民党与共产党谈判的历史趣剧。
在北平和谈中，李克农坐镇幕后，搜集情报，其目的只有一个：尽快促使全国和平的早日实现。然而，在国民党的词典里，“和平”永远都是一块掩人耳目的“遮羞布”。
1949年4月20日，是谈判的最后签字日期，南京政府宣称：“中共所提之要求，政府已无考虑余地”，拒绝在“最后修正案”上签字。至此，南京政府的和平骗局宣告破产。
1949年4月21日凌晨，中国人民解放军兵分三路，强渡长江，于22日胜利突破国民党军近千里的江防阵地。4月23日，南京解放。虎踞龙盘的金陵古城，重又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两航的困境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这一年，毛泽东的心情特别舒畅：国民党败局已定，新的人民共和国百废待兴，一张白纸正任他去描绘最新最美的图画。他很兴奋，说：蒋委员长一直叫我“土匪”，前一个时期才不这么叫了。他还称什么“剿匪”，现在也不这么叫了。我这个“土匪”的名字，丢的时 间并不算长。
而和他苦斗了22年的老对手———蒋介石，这时却被毛泽东冠上了“蒋匪”的美名。蒋介石兴味索然，无奈之极。当毛泽东宣告新的共和国成立的时候，他正在台北———广州———重庆之间疲于奔命，力图挽救败局。
然而，国民党军队还是如潮水般地溃退、再溃退。
蒋介石徘徊于日月潭边，苦闷于阿里山麓，满腔“英雄的末路悲怀”。他的忠于党国的黄埔嫡系哪里去了？他的誓死效忠领袖的门生子弟又在何方？1949年11月9日，一张香港《工商时报》被摆放在蒋介石的桌上，蒋介石扫了一眼，忽然，头版头条一行醒目的大字直刺他的双眼：
本港中央中航公司传有惊人变动两公司负责人今晨乘机飞沪今日飞往各线班机全部停航蒋介石一时头晕目眩，惊愕不已。
而在北京朝阳门内一个古朴典雅的四合院里，李克农却开心地大笑起来，这是我党的又一次成功策反。
所谓“两航”，就是国民党中央航空公司和中国航空公司，这是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国仅有的两家航空公司，是国民党官僚资本的运输企业。在蒋介石时代，中国的天空，只属于它们。
中国航空公司成立于1929年4月15日，为国民党政府交通部同美国商人合资经营的民用航空公司。中航下设董事会，由二名美籍董事与三名华籍董事组成。起初规模并不大。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撤往重庆，为与外界加强联系，除打通滇缅公路外，开辟国际航线是唯一办法。中航乘机得到了发展。抗战胜利后，中航总部迁回上海。
1947年5月，河南人刘敬宜被国民政府任命为中航总经理兼董事长。
刘敬宜，1897年生，父亲早逝，自幼由母亲抚养。刘敬宜饱尝艰辛，立志苦学。因成绩优异，被保送去美国留学，考入密西根大学攻读航空工程学。1922年，刘敬宜谢绝美国底特律大陆动力公司邀请，毅然归国。他只有一个心愿：开创中国人自己的航空事业，以航空救国。1945年8月14日，为表彰他在抗日战争中为中美关系及培训飞行员所作的贡献，国民政府授予刘敬宜云麾勋章，美国政府授予他一枚杜鲁门勋章。
在刘敬宜的精心管理下，到1949年止，中航已拥有大小飞机56架，工作人员2000多人，其中在香港工作的有近千人，物资基础和技术力量都居东南亚之首。
中央航空公司成立时间稍晚，它的前身是由国民党政府交通部和德国汉莎航空公司于1930年2月合股经营的中德航空公司。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美国太平洋海军基地的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中国正式对日宣战，并于翌年对德宣战并断交。中德航空公司随之倒闭。1943年，国民党交通部接管了该公司，更名为“中央航空公司”，国民党空军将领陈卓林被委派为总经理，交通部官员查镇湖任副总经理。
出身于华侨巨贾的陈卓林，广东台山人，早年毕业于美国寇蒂斯航空学校，1923年回国。1924年孙中山在广东大沙头创立广东军事飞机学校时，曾聘陈为飞行教官。陈卓林在国民党军界中几度沉浮，此时被委以重任。和刘敬宜一样，陈卓林志在蓝天，报效祖国之心深藏于胸。他接手央航后，励精图治，到解放战争末期，中央航空公司已拥有飞机34架，员工1700多人。蒋介石挑起内战后，两航被他奉为至宝。
军运、投粮、掩护撤退，成了两航的主要任务，大部分飞机被征用，往返于硝烟弥漫的战场，成为蒋介石军事部署中赖以生存的交通命脉。空军本就有“天之骄子”之称，而两航此刻更有“骄中之骄”的美誉。然而，刘敬宜和陈卓林心中却忐忑不安：局势动荡不安，严重危胁着两航的生存。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战场上的节节胜利，从根本上动摇了国民党政权的统治。特别是三大战役后，蒋介石手中的地盘日益缩小，两航业务急剧萎缩。
更令他们担忧的是，蒋介石并不甘心让两航80多架飞机和几千亿元的资产，拱手交给共产党。他连番下令，要求中航速迁台湾，央航则迁往尚未被中共解放的昆明。这一招，引起了全体员工的强烈不满。
前途莫测，两航陷入从未有过的困境。
两航的讨论
有“东方明珠”之称的香港，同时引起刘敬宜和陈卓林的注意。这个英国占领下的殖民地，是两航外避中共攻势、内求自身发展的绝好空间。
中共进攻上海前夕，中航迅即将机航基地和业务重心迁到香港，还从美国预订了大量器材，计划在香港启德机场建立新的基地。而央航先是南撤广州，随后也将大部分飞机集中香港，也希望能在香港寻觅到常驻之地。
两航众多的飞机静静地停放在启德机场，英国人慌了。
会不会招致中共的不满？或者会同英国人自己的民航搞竞争？英国人不能不担心。
英国航空大臣来到了香港，一下飞机就大发脾气：“这些飞机是怎么回事？这里到底是中国的机场还是英国的机场？”
香港当局一道命令下来：因驻港英国空军需要，需征用中航在启德机场的发动机厂和仓库，同时征用央航在启德机场的基地。两航内部，波澜迭起。生意萧条，人心浮动。
为人耿直的刘敬宜困惑了，内战的烽火已令他对国民党失望至极，而眼前的情景更令他不安；陈卓林连喊头痛，数千员工的薪水要发，飞机的正常维修需要维持，这笔巨大的开支又从何而来？台湾他不愿去，为此和蒋介石闹翻了；而香港又不能留，他又存身何处？
两航的员工也因惑了：他们都是身怀一技之长的基层工作人员，对国民党的腐败深表不满，希望能在一个安定的环境中，献身于自己所热爱的航空事业，报效祖国和民族。蒋介石频频施压迁台，港英当局拒绝不速之客。何去何从？生存，还是毁灭？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抉择！
中共中央周恩来、李克农对两航的处境了然于胸，他们要来为两航的飞机“领航”。
1949年8月的一天，李克农被周恩来请来。一封中共中央华东局发给中央军委的电报递到了李克农的手中：
关于国民党“中国民航”和“中央民航”在上海的资产处理问题，华东局再次发生争执。陈毅、粟裕等同志认为：“两航”总经理撤往香港时，曾嘱咐过上海留守处，让其把“两航”留下的资金、金条等登记造册，送交新政府，这说明他们对新政府既是试探又是信赖。我们建议，对这些官僚买办资本，不采取没收方式。另，据了解，“两航”中绝大部分是资产阶级的技术人员，且多居大陆，有回归之心。而蒋介石撤台立足未稳，急于解昆明之围，还顾不到“两航”，这些都有利于我们做“两航”回归工作。但有的同志认为，“两航”属于官僚买办资本，政策规定不可随意更改，如不对他们采取没收之政策，何以服人。保留“两航”资产是右倾之举，万不可造次。以上两种意见，望军委早日果决，不可再拖了。
“克农同志，你的意见呢？”周恩来问。
“我同意陈毅、粟裕的意见。”李克农说，“据我们掌握的情报，蒋介石正在拉拢‘两航’去台湾，并开始了台湾与香港的通航。‘两航’呢，过去与我们地下工作者有过联系，但对共产党的政策还不甚了解，不完全信任。刘敬宜和陈卓林尚犹豫不定。现在，他们二人正处在十字路口上，我们只要走错一步棋，就可能把他们推向敌人。我建议，对‘两航’应采取特殊政策———保留他们的原职、原薪，原机构不动。这是一项敏感的政策措施，可以立即影响香港‘两航’人员，用事实给刘、陈二人吃定心丸。”周恩来微微点了点头，显然早已成竹在胸，他对李克农说道：“克农同志，我已向主席推荐了你，决定由你来协调各部门，共同完成这项使命。新中国就要诞生了，我们需要自己的民航事业；新中国，没有民航是不行的。”
“两航”起义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李克农决定安排查夷平去香港。查夷平是李克农的老部下，他还物色了一位27岁的青年人吕明随同前往。
李克农把周恩来写给“两航”总经理刘敬宜和陈卓林的亲笔信，交给了查夷平，同时将另一封给中共在香港的负责人张铁生、乔冠华的亲笔信，交给吕明，叮嘱他在港的地下党要不惜一切代价，保证查夷平的安全。
1949年10月11日，“两航”起义的最高决策会议在中南海周恩来的家中举行。与会者除李克农外，还有解放军代总长聂荣臻、华东军区司令员粟裕、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上海军管会空军部长蒋天然等人。
会上，周恩来宣布：报经中央同意，任命李克农全权负责“两航”起义事宜。为确保起义成功，组成由李克农领导的由空军、华北军政委员会有关人员参加的领导小组，具体指挥。华东局、华南局、香港地下党和在港民主人士积极配合，共同打好这场特殊的战役。同时宣布，刘敬宜、陈卓林二人起义成功来北京后，接待谈判事宜由李克农安排。
查夷平和吕明奉命前往香港———这个各派势力激烈争夺的特殊而又神秘的地方。
根据中共中央的决策，他们在同香港地下党取得联系后，在“两航”内部展开了紧张的工作。
周恩来的亲笔信通过吕明交到了刘敬宜、陈卓林的手中。信上写着：刘总经理敬宜：陈总经理卓林：
我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的名义请你们回到祖国来，共同建设我们的新家园。过去“两航”也曾为蒋介石做过一些有害民族的事情，但这不能全怪你们，因为你们要生存。我们共产党的政策历来是既往不咎、爱国不分先后。我们热切希望两位总经理回国。回来吧！人民盼望着你们，家乡盼望着你们……
周恩来的信写得情真意切，勾起了刘、陈二人的思乡之情。两人看完信，双双落泪。经过“两航”内部激烈的斗争，刘敬宜、陈卓林最终作出决断：北飞！
根据形势的变化，中共中央电令查夷平、吕明，协同两位总经理组成起义指挥部，确保起义成功。
1949年11月9日中午12时15分，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长啸，央航刚从美国购置的“空中行宫”610号四引擎客机，缓缓地降落在北京西苑机场。
中航的11架飞机几乎同时安抵天津机场。
在港的“两航”员工4000余人宣布：脱离蒋介石国民党政权，投身新中国的怀抱。
11月12日，周恩来宣布：两航资产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刘敬宜、陈卓林面带微笑走下舷梯，李克农箭步上前，几双大手紧握在一起。新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的民航！
“两航”起义带来了一股旋风般的冲击波———残留在西南各省抵抗的国民党军顿失空中接济，胡宗南部溃不成军；紧随“两航”公司之后，国民党的香港中国银行、招商局轮船公司、国民党资源委员会驻港机构等也纷纷弃暗投明。
毛泽东对李克农的干练才能，十分欣赏，他说：这一时期“我们的情报工作是最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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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李克农先后担任了中共中央军委情报部部长、中央情报委员会书记、外交部常务副部长、中央军委总情报部部长等职。1955年7月，经中央特批，李克农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书记处会议，被中共中央委以重任。
1955年9月，李克农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外交部成立初期，任务相当繁重。周恩来总理虽兼任外交部长，但无暇处理具体事务，副部长有王稼祥、李克农和伍修权等人，王稼祥因为兼任中联部部长，也很少到外交部来上班。外交部的组建工作主要由李克农负责。
由于外交部是一个全新的部门，干部来自四面八方，主要由以下几个方面组成：
原来随周恩来在重庆、南京工作的同志以及解放战争时才成立的中央外事组；
曾在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工作过的同志；从各部队选调上来的同志；从地方部门选调上来的同志；
一些知名的国际条约法律专家、学者；新从大学毕业的西语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