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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实味案（四）
然而，不幸的是，由于复杂的历史背景和种种主客观原因，最终还是于1946年作出了王实味是“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认定王实味到延安来的目的，是要进行有组织的“托派活动”。1947年3月，国民党军胡宗南部进攻延安，中共中央社会部的一批干部组成一个大队，撤离延安去了晋西北的兴县，王实味也随队同行。
4月16日，王实味被送押到晋绥公安总局第四科（主管审讯和看守工作）。据该科的同志 反映，王实味在从延安到晋绥的路上，“常说刺激人的怪话”，“故意找麻烦”，对他自己的“罪行”没有认识，自称是“为党牺牲的好同志”。
晋绥公安总局的有关人员认为，王实味是中央社会部交下来的重要案犯，在行军途中又“进行挑拨离间等破坏活动”，因此“对其看押特为严密（专管，严锁（门），不准见人，不准出门）”，比在延安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
6月中旬，兴县遭到敌机轰炸，晋绥公安总局提出了处决王实味的请求。
7月1日，国民党的飞机又一次轰炸了兴县，晋绥公安总局审讯科被炸，为了应急，看守所要立即搬家。当晚，王实味被就地处决！命令是谁下的？
康生于1947年2月到达晋绥，在临县郝家坡村搞了一整套很“左”的土改。晋绥公安总局关于处决王实味的请求，得到了当时在晋绥的康生的“口头批准”。
毛泽东知道王实味被处决，已是1948年的事了，他雷霆大发，说：“你们赔我一个王实味来！”
这年8月31日，李克农就王实味问题向中共中央写了一份检讨，主动承担了王实味案的责任，并请求中央处分。
9月1日，毛泽东批示：“有所声明即够，不必议处。”并请中央书记处及有关同志阅。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邓小平、彭真、饶漱石、聂荣臻、贺龙等都在报告上画了圈。
李克农的报告中，只字未提康生。而康生呢，却也一句不吭，更没说过要担负责任的话。
1981年，85岁高龄的李维汉怀着对历史负责的精神，向中共中央组织部提出：要求对王实味案进行复查。
根据李维汉的建议，中共中央组织部经过调查，于1982年2月，作出了《关于潘芳、宗铮、陈传纲（即成全）、王汝琪（即王里）四同志所谓“五人反党集团”问题的平反决定》，指出：毛主席1950年7月在陈传纲同志的信上曾明确批示：五人反党集团问题并无具体证据，似应予以平反。但未能具体落实。“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几个人受到冲击和迫害。现决定对潘芳、宗铮、陈传纲、王汝琪四位同志参加所谓“五人反党集团”的问题，予以正式平反，推倒强加他们的一切不实之词，撤销对潘芳、宗铮两同志的处分，恢复名誉。
所谓“五人反党集团”的彻底否定，为王实味案平反提供了契机。1986年新版《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最后一页注释中，赫然写上了这样一句话：
王实味（1906—1947），河南潢川人。翻译家，还写过一些文学评论和杂文。曾在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室任特别研究员。关于他是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一事，据查，不能成立。
1991年2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在经过长期取证后，终于作出了《关于对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指出：经复查，王实味同志1930年在沪期间与原北大同学王凡西、陈清晨（均系托派分子）的来往中，接受和同情他们的某些托派观点，帮助翻译过托派的文章。在现有王实味的交代材料中，王对参加托派组织一事反反复复。在复查中没有查出王实味同志参加托派组织的材料。因此，1946年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予以纠正，王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处决给予平反昭雪。
蒙冤半个世纪，王实味案终于有了个公正的说法。王实味被恢复了“同志”的称呼，这已是他被错误处决后的第44年了。王实味案的发生，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康生既是始作俑者，又是主要的决策者，而李克农，也承担了一定的责任。环境艰险，不容李克农多加冷静思考。岁月苍桑，却折射出一位真正的共产党人勇于面对错误的崇高风范！
一根不怀好意的“橄榄枝”
1945年8月10日，日本政府向同盟国发出乞降照会。消息传到中国，万众欢腾，历经八年之久的中国抗日战争即将取得最终胜利。饱经忧患的中国人民企望和平，中国却又重新面临着两条道路的抉择。中国共产党根据全国人民的普遍愿望和要求，主张结束国民党一党独裁统治，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而蒋介石却急匆匆地抓紧时间部署兵力，抢占战略要地，企图一举消灭包括共产党在内的所有异己力量。
在日本发出乞降照会的第二天，蒋介石便一连下了两个命令：一个是给他的嫡系部队，要求他们“加紧作战，积极推进，勿稍松懈”；一个是给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勒令他们“应就原地驻防待命”。两道命令赤裸裸地暴露出蒋介石要独占抗战胜利果实的险恶用心。
对此，中共及解放区军民当然不会忍气吞声。8月13日，毛泽东为新华社起草了题为《蒋介石在挑动内战》的评论，严厉指出：
这样的敌我倒置，真是由蒋介石自己招供，活画出他一贯勾结敌伪、消除异己的全部心理了。可是中国解放区的人民抗日军队，绝不会中此毒计……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言人的评论和蒋介石的“命令”，从头到尾都是在挑拨内战，其目的是在当着国内外集中注意力于日本无条件投降之际，找一个借口，好在抗战结束时，马上转入内战。
接着，毛泽东又以朱德总司令的名义，两次致电蒋介石，坚决反对他的错误命令，并表明中共的严正立场和态度。
抗战的烽火刚刚熄灭，内战的阴云又笼罩在中国的上空。然而，恰在此时，蒋介石却向毛泽东连发三电，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向中共递上了一根不怀好意的“橄榄枝”。
原来，蒋介石为避免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和国内外舆论的谴责，企图把发动内战的责任推卸到共产党身上；更何况他的军队还远在西南、西北后方，有的嫡系部队还远在缅甸、印度，要把全部军队调运到内战前线，尚需时日。于是，蒋介石这才在加紧准备内战的同时，向世人摆出了一副“和平协商”的姿态。
1945年8月14日，蒋介石致电毛泽东：万急，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字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蒋中正八月十四日
电文不长，而字里行间颇有恳切之意。对毛泽东是否会应邀，蒋介石其实心中无底，他一面静听毛泽东的公开答复，一面命令国民党政府驻延安的联络参谋设法了解毛泽东的反应。
这批联络参谋是第二次国共合作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于1938年起向八路军总部和各师派驻的代表。按规定，他们的任务应该是加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与八路军的联系，了解八路军在前方作战的情况，了解八路军各部在战争中的实际损耗，并使之得到及时补充等。然而，这批联络参谋实际上将主要精力用于收集中共党内和敌后根据地的各种情报，秘报重庆。有的甚至公开在延安从事破坏活动。两天后，毛泽东复电蒋介石：重庆蒋委员长勋鉴：
未寒电悉。朱德总司令本日下午有一电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表示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
毛泽东未铣八月十六日
朱德给蒋介石的电报，批驳了蒋介石向八路军提出的“应就原地驻防待命”、不许向未放下武器的日军进攻和受降的错误命令，同时提出了中共关于制止内战的六项主张。
在公开复电的同时，毛泽东接见了国民党政府在延安的两位联络参谋，明确表示，他目前不准备离开延安，希望转告重庆方面。8月20日，蒋介石又给毛泽东发出邀请电。此时，他已得到在延安的联络参谋的报告，知道毛泽东无意赴重庆，因此一反常态，反而邀请得更加热情起来：延安毛泽东先生勋鉴：
来电诵悉，期待正殷，而行旌迟迟未发，不无歉然。朱总司令电称一节，似于现在受降程序未尽明了。查此次受降办法，系由盟军总部所规定，分行各战区，均予依照办理，中国战区亦然，自未便以朱总司令之一电破坏我对盟军共同之信守。朱总司令对于执行命令，往往未能贯彻，然事关对内妨碍犹小，今于盟军所已规定者亦倡异议，则对我国家与军人之人格将置于何地。朱总司令如为一爱国爱民之将领，只有严守纪律，恪遵军令，完成我抗战建国之使命。抗战八年，全国同胞日在水深火热之中，一旦解放，必须有以安辑而鼓舞之，未可蹉跎延误。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受益拜惠，岂仅个人而已哉！特再驰电奉邀，务退惠诺为感。蒋中正哿八月二十日
显然，蒋介石在此是向毛泽东施加压力，毛泽东不去重庆谈判，他尽可以借机宣传中共没有诚意，发动内战的脏水也就可以泼在中共身上。
破译密电帮助毛泽东
两天后，毛泽东复电蒋介石：重庆蒋委员长勋鉴：
从中央社新闻电中，得读先生复电，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进谒，希予接洽，为恳。
毛泽东未养八月二十二日延安8月23日，蒋介石第三次致电毛泽东：延安毛泽东先生勋 鉴：
未养电诵悉，承派周恩来先生来渝洽商，至为欣慰。惟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周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利赖之。兹已准备飞机迎迓，特再电速驾！蒋中正梗八月二十三日
蒋介石以“时间紧迫”、“问题重要”为由，要求毛泽东与周恩来“偕临”重庆，同时，他在报刊、广播中大作宣传，妄想给中共造成不愿和平的事实。
8月24日，毛泽东复电蒋介石：特急，重庆
蒋介石先生勋鉴：
梗电诵悉。甚感盛意。鄙人极愿与先生会见，共商和平建国大计，俟飞机到，周恩来同志立即赴渝进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复。
毛泽东敬二十四日
毛泽东在此电中，虽然通知蒋介石“准备随即赴渝”，但仍决定让周恩来与蒋介石先行接触，如果蒋氏果真有和平诚意，再赴重庆。对蒋介石不能不防。张学良被软禁南京，李济深、胡汉民被囚禁汤山，这一幕幕蒋介石导演的政治丑剧，人们记忆犹新。此次蒋介石主动邀请毛泽东去重庆参加和谈，莫非也是一出“鸿门宴”？蒋介石究竟意欲何为？中共中央接到蒋介石的邀请电后，紧张地思考着对策。
李克农的情报系统被派上了用场，他们日夜监听蒋介石和其驻延安联络参谋的来往电讯，希望能从中获取信息。然而，国民党的密电无法破译！怎么办？搞到密电码！
李克农下达了命令，情工人员四处活动。果然，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的能人们，不负李克农厚望，将密电码弄到了手。有了密电码，国民党中央与其驻延安联络处的电讯联系就不再是秘密了。李克农日夜监听，不放过每一个字。办公桌上的电文盈尺，李克农详加分析：原来，蒋介石料定，毛泽东自秋收起义后，就没有离开过根据地，这次，他也不敢到重庆来。如果毛泽东不来，破坏和谈的罪名正好扣在共产党的身上；如果毛泽东应邀赴会，也可以乘机拖住毛泽东，争取时间作好进攻共产党的准备。如意算盘不可谓拨得不精明。
情报迅速送到毛泽东处，毛泽东洞察了蒋介石的险恶用心。1945年8月25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七人与从重庆回来的王若飞一起开会研究毛泽东去重庆的问题。经过反复权衡利弊，同意毛泽东去重庆。
次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毛泽东在会上报告了前夜的讨论意见，说：“这样可以取得全部的主动权。自然，去谈判就必须作一定的让步。由于有我们的力量、全国的人心、蒋自己的困难、外国的干预四个条件，这次去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当日便向党内正式发出《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向全党通报：中央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同志赴渝和蒋介石商量团结建国大计。”8月28日，毛泽东要走了，李克农亲往送行。他守候在机舱口，严防无关人员登机。
毛泽东走过来，紧握李克农的手。李克农心里暗暗地为毛泽东的安全担忧。他深情地说：“主席，你要多保重……”便哽住了。毛泽东似有所察，笑着说：“克农啊，男儿有泪不轻弹嘛！这回去重庆，正好和分别了20年的蒋委员长见见面，有啥子不好嘛。”毛泽东安抵重庆，李克农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蒋介石却很尴尬，他的情报网肯定地告诉过他：毛泽东绝不会来重庆。可毛泽东真的就来了！
毛泽东的专机抵达重庆机场时，蒋介石正在慌忙召集各院院长会议，紧急讨论国共和谈事宜。国共双方谈判开始时，国民党方面竟拿不出任何谈判方案。
国民党代表邵力子极力辩解说：“国民党没提出具体方案”是“希望听取中共的意见，倘若政府先提具体方案，也许使中共方面认为政府已有一种定见，而有碍会谈的进行。”这种借口，不能不让人感到滑稽和可笑。
这一切，确实使老谋深算的蒋委员长脸上无光！
军事调处执行部在北平成立
经过国共双方多次的谈判和斗争，终于于10月10日签定了《双十协定》。根据协定规定，中共主动让地撤兵。蒋介石本无心讲和，在国共两党谈判期间，中共情报组织已获悉陈诚在国民党高层军事会议上关于“复员即动员”的讲话，意即抗日是复员，反共是动员。这其实是蒋介石发动内战的信号。李克农将这一情报及时上报中共中央，经毛泽东批准后，发出《中情通报》，指出蒋介石正在加紧准备内战的严峻形势，使中共各级领导机关预先准备。这是蒋介石准备发动内战时，中共中央向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发出的最早的警报。
果然，蒋介石一切准备就绪，即以88万之众的大军围攻解放区，妄图挑起大规模的武装冲突。战争阴云重又笼罩在中国的上空。
12月下旬，美国总统杜鲁门派遣“特使”、陆军上将马歇尔来华，调处国共冲突。在他的参与下，国共双方经过商议，于1946年1月5日，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办法的协议》。10日，由张群和周恩来签署了《关于停止国内冲突的命令和声明》，由双方各向所属部队发布停战令，并定于1月13日午夜12时全面停火。
根据双方协议，由张群、周恩来、马歇尔组成三人小组。同时，在北平成立军事调处执行部，负责调处国共双方军事冲突，监督双方执行停战令。军调处执行部由国民党的郑介民、共产党的叶剑英和美国人罗伯逊代表三方组成。
中共代表团旋即开赴北平。叶剑英作为中共及八路军、新四军延安总部的代表，主持中共代表团的工作。李克农受命担任了代表团的秘书长。
戴着黑色圆边眼镜，留着八字胡须的李克农，换上了一身笔挺的草绿色呢军服，胸前佩戴着军调部标志的蓝色三连环肩章和圆形铜牌胸章，颇有军事家的风度和外交家的潇洒。他将以这样的姿态，在国民党和美国代表之间巧妙周旋。
北平，千年的古都，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而此时，她却处在一片混乱与恐怖之中：大街上，美国大兵开着吉普车横冲直撞，神气十足的国民党官兵和警察在街头耀武扬威、气势汹汹；交通路口到处是架着机枪的地堡和沙袋垒成的掩体，随处可见乞讨的老人和小孩；商店冷冷清清，连过往的行人也显得紧张而又压抑。这景象使李克农预感到：国民党是不会轻易放弃他们的独裁统治的，内战迟早要爆发，军调部的工作必定不会轻松。
中共代表团分住两地，一部分住在离天安门广场不远的北平饭店，李克农率电台、机要科和其他有关人员则住在翠明庄。翠明庄是一座三层的典型中国式建筑，飞檐画栋，古色古香。这时门前已由威风凛凛的八路军哨兵守卫着，是一处既秀丽而又略显神秘的地方。
安顿妥当，李克农立即投入工作。军调部要处理的事情既多且繁，方方面面都少不了李克农。有人给他粗算了一下要管的事情：对外，要和叶剑英一起出席三方联席会议，主持交涉、交际、新闻发布活动；对内，统管代表团的党务、政治思想、人事、秘书、财务、机要、电台、行政、接待、通讯、警卫，以至组织追悼会、办喜事等等，几乎是无所不管。
代表团的成员以及武装警卫，大多是由各解放区抽调来的，干部有老有新，有男有女，有文有武。各执行停战小组人员前来北平赴任或汇报工作川流不息，从延安、重庆、南京、华北、华中、东北、中南各解放区来的流动人员，经北平时也由中共代表团负责接待。
各地来往的领导干部，被代表团的同志戏称为“各路神仙”。他们当中有的是悄悄地来又悄悄地离开；有的则要顺便看看北平市容；还有的希望借钱买点自己需要的东西；也有人干脆向代表团行政处提出想做一身合适的衣服。遇到这种情况，李克农总是嘱咐行政处的同志，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地满足这些领导的要求，如果确实有困难，就婉转地加以说明，请求谅解。有些难办的问题，实在解决不了，就亲自向他本人报告，这样就基本解决了矛盾。
中共代表团成员内部，也存在着一些思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