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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岛部队的伙食很差，住的条件又很简陋。我跟朋友聊起这段的时候，有人问：“有空调吗？”真是做梦。那时候没有手机，在岛上我几乎没有办法跟外界联系，打电话都要到公社去打，更别说空调了。条件真的太艰苦、太艰苦了。
我记得三餐都没什么肉，菜则是自己种的。饭是管饱，但能吃的菜真的很少。那时候班长告诉我说：“你一定要看菜吃饭，如果今天的菜不是很好，你就多吃点饭。”我那时候还不太懂。有一次好不容易炊事班炖了些小咸鱼，没有多少，我一个人就夹起一条来吃。班长就发话了，“就这么一点点鱼，你一个人夹走一条，那别人吃什么？”把我说得当场羞愧难当。之前集训的时候，我已经感觉八一队的伙食真差，没想到到了连队，他们的条件更差。
这里不得不说说军训中的一项重要课程——站岗。你想想那时候我才多大啊，刚刚14岁吧。夜里四周黑咕隆咚的，那个岛一到晚上，天冷风又大，我就会害怕。没有班长陪的话，肯定不敢出去站岗。而班长呢，又老喜欢跟我讲那些他们遇到过的邪门的事情，用什么鬼啊之类的来吓唬我，我就更加害怕了。而且往往就在这时，岛上的风会刮得很大，发出一种很奇怪的声音，让人毛骨悚然。
班长他们那时年纪很轻，风华正茂，虽然部队的生活苦得你难以想象。那时候官兵要离岛，一定要乘登陆艇才能出来，可登陆艇并不是每天都有。这些平凡的人默默无闻地在岛上一待就是10年。也许他们并没有做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情，但要把站岗、操练这些看似平常的事情每天重复做，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也是一件伟大的事。他们这样无条件地付出，才真叫了不起。
我们这些队员的到来给南日岛带来了一阵喧嚣。跟班长他们这样相处了三个星期，他们教会了我很多。三个星期后，海岛重又归于平静，有的只是浪涛拍岸和海风呼啸的声音。离岛前的最后几天，我突然发觉，大家之间都已经有了感情，竟会舍不得。
第七章 被国青队开除，醍醐灌顶
那次军训回去后不久，我就代表八一队入选了亚洲青年锦标赛＇1＇的中国队参赛阵容。比赛在缅甸原来的首都仰光举行。我记得那次比赛谢杏芳也参加了，那时她的主项是女双，在女单比赛中则是输给了张亚雯。
男单32进16的那场球，我败在了印尼一个比我大一点的球员手里。当时他的球确实比我打得好一点。输球后，我一下来就被所有教练批评。他们说我在场上没有意志品质，打不过就放弃，所以回来以后，我就被国家青年队除名了，也就是开除。
那时候，中国青年羽毛球队在福州集中训练，我是同年龄那一批男单中唯一一个能去参加1998年亚洲青年锦标赛的。当时跟我一起训练的还有鲍春来、邱波辉，他们都去不了，就我去了。结果我打成这样，所以回来后就被开除了。
我记得，赛后我来到看台上，被所有的教练挨个批评，狠狠地批。当时的教练有陈兴东和王耀平，王耀平也就是王琳（2010年世锦赛女单冠军）的老爹。这些骂过我的人，我都记得很清楚。还有那时候的领队任春晖老师，他们每个人挨个把我批评完，我站在那里就感觉天都要塌下来了。我当时就想，完了，我的羽毛球事业完了，眼前一片漆黑。
回来的行程，是先从仰光飞到北京，然后转机回福州。那时候还没有手机。在从北京转机回福州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可以休息，我就拿IC卡和八一队的何国权教练，还有高路江主任打电话。
在电话里我也很心虚，我就讲：“这次打得不好啊。”教练跟我说：“你要有心理准备，你可能会被调整回八一队。”当时我听到这话，人都是木的。
这件事对当时15岁的我打击真的很大，而且后来发生的事情让我特别尴尬。
我回到福州以后，已经很自觉地把东西整理好，准备随时走人。国青队和八一队的基地在一起，只要我拎个箱子，从这个楼走到那个楼，就从国青队回到八一队了。
电话里我们教练说，反正你就等通知吧。结果回来后的第二天，国青队通知下午开会，我就去了。我记得太清楚了，我刚坐下来，其中一个教练就跟我讲：“你不用坐这儿了，你已经不是国青队的队员了。”我就站起来，在所有人的注视下走出了会议室大门。是所有人哪，所有的男男女女都在那里，我就那么被赶出去了。而这位教练就是小鲍（鲍春来）在湖南队的教练张绍臣，当时他在国青队执教。
那天我特别难过，心里太难受了。但也不是生气，因为我没有资格生气，确实是我自己比赛没打好。
也许是天性使然，自小我的骨子里就有一股不服输的劲。九岁那年，刚进入福建少年队的我，便获得了龙岩地区羽毛球比赛乙组的冠军。年少得志，就难免轻狂，恃宠而骄，脾气也大得很。不光是在比赛和训练中脾气倔、不服输，就连生活中也是这样。我记得1998年有一次我代表八一队到成都去打比赛，赛后的饭桌上，八一队队友、四川籍的吴勇对我开玩笑说：“你打羽毛球能拿第一，但你吃辣椒行吗？”我一听这话，不服输的狂劲又上来了，说：“不就是吃辣椒吗，照样不会输给你！”结果吃辣椒太多引发了急性阑尾炎，不得不做手术。这时我人还远在四川，我让教练不要把这个消息告诉我爸妈，免得他们担心。最后还是吴勇的妈妈赶了300多公里路，从家里来到医院照顾我。
就在这时，福建省第十一届省运会在泉州开幕了，我得赶回去代表龙岩市参赛。那次回到家乡上杭县医院拆完线后，我就马上赶回龙岩集训，最后在泉州拿到了羽毛球男单、男团两个冠军，我们总教练都哭了。
不服输、好胜心强、求胜心切的这种性格，就像一把双刃剑，既成就了后来的我，也让我在职业生涯中多次遭遇危机，兵败雅典就是最好的例证。
而事实证明，被国青队开除的这次变故对我来讲反而是件好事。回到八一队后，我就真正意识到其实我真的什么都不是。你条件不错，那些人就夸你，但你没有成绩，就代表你什么都没有。我开始检讨自己的训练。
被开除后的那段时间，我开始回想自己的过去。以前的我，要是某天练得很好，就特别来劲；要是练得不好，就一塌糊涂，摔球拍什么的都来了。我还曾经因为摔球拍被停训20天，那时的教练就没见过这么不服管教的队员。
自那以后，无论是训练还是比赛，我都认真了许多，开始懂得什么叫真正的敬业。比赛不是你今天感觉不好，就可以随随便便输掉的。
在这期间，八一队也派我出去打了一些比如四国邀请赛、中英对抗赛这样的小比赛。我在转变，教练也在慢慢发现我和原来不一样了。三个月后，有一天教练对我说：“你可以回国青队了。”再回来后，我就特别珍惜这次机会。
注释
＇1＇：由亚洲羽毛球联合会组织的羽毛球单项锦标赛事，19岁以下的青年选手参加。1997…2011年已举办14届，这里林丹参加的是第二届比赛。他后来在2000年的第四届亚青赛中夺得男单冠军。
第八章 国家队地下室里的“插班生”
2000年，我们1983年这一年龄段的球员开始接受国家队的选拔。然而，第一批选拔名单里并没有我。
现在想来，这太好理解了。因为我从小给国家队教练留下的印象就不是特别好——很调皮、很自我、不好管、不太听话。所以，很多教练根本就不喜欢我。对于这样的局面，我并没有心理准备，还感到挺伤心的。直到这时候，我才真的开始担心了。错过了这次进国家队的时机，等到下一次再选拔，就得跟更小的一拨队员竞争了。说白了，就是“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八一队的高路江主任也很着急，那时他就说，无论如何都要搭个“末班车”，一定要把我送上去。
在这之后，又来了一份备份通知，说我又可以去国家队了。其实，这份通知的名单上只有我一个人的名字。所以，我是那一批国家队的“插班生”。
2000年5月，我一路北上，心想着一定要为自己、为高主任争一口气。两个月后，亚洲青年锦标赛在日本开打，我拿下了男团、男单两项冠军。这两项冠军像一颗定心丸，让我自己也让高主任稍稍松了口气。万一那次又没打好的话，别人肯定会觉得，我这个“插班生”是靠关系进的国家队。还好，我用冠军击退了流言蜚语。
就这样，我在国家队里也渐渐稳定下来。刚到北京后，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我们的宿舍是在公寓的地下室里。这个地下室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当时国家队一队住宿舍楼，二队住地下室。国家队内定期举行升降级比赛，二队成绩好的升一队，一队差的退回二队，成绩的好坏直接与待遇挂钩。
和我同一天到国家队报到的邱波辉依然和我住同一间宿舍。地下室阴暗、潮湿，四个人一个房间，卫生间则是公用的，出门还得走上一段路。这都没什么。最难的，是刚到国家队的那种压抑。
因为我是“开后门”进来的，很急切地想要表现好，就怕教练不重视我，这是每天面临的最大压力。我的眼前不是世界冠军就是奥运冠军，在食堂吃饭的时候我根本不敢抬头，就盯着自己的饭盒扒拉两下，用最快的速度吃完就走。
而且来到国家队之后，那种大强度的训练，是之前在青年队和八一队从来没体会过的。当时每天练完，就想回到房间，躺在床上看看电视，什么都不想做。那时候我们的能力还没到师兄们的那个程度，可是每天的训练量却和师兄们是一样的，我就感觉很吃力，特别累。
地下室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手机没有信号。刚去北京的时候，我还没有买手机。临行前，八一队教练再三关照：“你到了那儿就好好训练，千万不要喝酒，也不要用手机。你就记住这两条。”所以，差不多前半年，我都没有手机，一直到2000年底的世青赛打完。
那次世青赛，虽然我们拿了男团冠军，我是第一单打，但是单打半决赛我输给了小鲍，小鲍在决赛中又赢了索尼，拿到了世青赛男单冠军，在我们同年龄的选手里，一下子杀出重围，成了我们中间的“高帅富”。
第一部手机是什么时候买的，我已经忘了，但我记得是部索尼手机，那时的号码也一直用到现在，从没换过。那时候买手机可以选择的品牌比较少，而且还不是彩屏，都要3000多块钱。所以，手机算得上我当时比较贵重的一笔财产。
地下室里，手机常常没有信号。要打电话或者发短信，都要站在床上面，把手举得老高，等短信发出去了，再放下来。
不过，这段地下室里的日子不只有压抑，也有让我高兴的事，就是冬天洗衣服不用再两只手泡在冰水里了，而是用上了洗衣机。小时候在八一队，不仅要洗自己的衣服，还要洗大队员的。吃完饭，他们也是把碗往我面前一推。虽然大家都是小毛孩，经历一下这种事也好，但是这种“以大欺小”的人还真不算什么英雄。
等到了国家队以后，大家都是十七八岁的小青年了，也不会谁欺负谁。进国家队12年，我们的生活用品时常会被赞助。牙膏、牙刷、洗发水、沐浴露这些我都自己买过，唯独洗衣粉，我到北京12年就没自己买过一袋洗衣粉，这也真的创下一个纪录了。比方说今天一个宿舍的洗衣粉用完了，那我就先把脏衣服放在旁边，等哪天又有了洗衣粉再洗。结果，总是不出两天，洗衣粉就一定会补上。国家队的洗衣粉好像永远用不完似的。
就这样在国家队待了一年半，转眼第二年的全运会在广东举行，我代表八一队出战。八一队的团体实力不强，反正就一场一场打吧。男单比赛，我放卫星似的进了决赛，对手是湖南的罗毅刚。这时候南京军区的很多领导就都飞到广东来看我比赛了。
那时候，连八一队的高路江主任也没想过我能进决赛，而且第一局还赢了。虽然后来以1比2输了，但我已经很开心了。现在回想起来，这样的结果也很正常。你必须经历过这些事，它们才能变成你自己的财富。至少在2001年的全运会上，我是同年龄组中收获最多的，无论是成绩、赞美，还是自信。
带着全运会男单银牌，我从地下室搬到了楼上。而我的职业生涯，也像坐上了云霄飞车一般，开始往最高点攀爬。
第九章 队友叫我“林一轮”
从2001年开始，我逐渐登上国际赛场的舞台。如果没记错的话，我职业生涯的第一站国际比赛就是马来西亚公开赛。那次我跻身前八，在8进4的时候输给了马来西亚的王友福。
第一次参加国际比赛就能取得这样的成绩，我挺高兴的。因为在我印象中，我们以前的那些师哥，刚出道时也有前两轮就输球的，所以能进前八我很知足。
在下半年的广东全运会之前，我已经打进过丹麦公开赛的决赛，一切看起来都顺风顺水。
但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国际羽联为了加快比赛节奏、缩短比赛时间、提升比赛的观赏性，将每局比分改成7分，试行了一年多。2002年下半年，这一改革遭到不少国家的反对，认为羽毛球失去了原有的魅力，反倒成了体力与力量的大战。结果，7分制就此终结，国际羽坛又回到了15分制的天下。
15分制得以“复辟”后，对我的打击超出了我的想象。一下从7分改到15分，我还没能调整过来，连续三站比赛都是第一轮就输了。从2002年下半年开始，我有长达八8个多月的时间，几乎都是第一轮就被人斩落马下。这时候，我的心态开始失衡，不仅怀疑自己，而且有点害怕比赛。怎么第一轮就输了呢？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我有点想不通。
因为我老是第一轮就输球，就有人给我起了个绰号叫“林一轮”。这时候，倒是有不少八一队的队友经常打电话给我，或是发来短信说：“比赛是这样的，你刚出道的时候走得太顺了。原来那些大队员不也是从第一轮过来的吗？这很正常。你就从头再来，努力加油呗。”他们这样开导我，我也不那么消沉了。
而在那段日子，国家队教练帮助我的唯一办法，就是不让我打比赛了。我有大半年的时间没有比赛可打，用现在的话来说叫“被雪藏”。这是他们一贯的做法。
这样的日子过了小半年，我也因此错过了2003年初的全英公开赛。这可是每年初国际羽坛最重量级的比赛＇1＇。我像是跟自己斗气似的，每天就是埋头苦练，而我身边都是一些同样没有比赛机会的比我更小的队员。但埋头训练的效果也不是特别理想。
随后紧接着到来的日本公开赛，我终于迎来了复出的机会。我像是一头被困多时的斗牛，横冲直撞，一口气杀进了男单决赛。而且，在来到冠亚军决赛之前，我的每一场球都打满了三3局，可以说，之所以能进决赛，完全是硬顶下来的。正是在这次日本赛中，我不仅战胜了自己的心魔，而且有种突破瓶颈、茅塞顿开的感觉。
虽然最后决赛输给了师兄夏煊泽，只拿到日本站的第二，但这个亚军对我来说来得太是时候了。我迷茫、徘徊了大半年，突然又重新找到了比赛的感觉，而且坚定了自己训练的方向。
注释
＇1＇：全英羽毛球公开赛是世界上最早和最著名的羽毛球比赛之一，每年年初在英国城市伯明翰举行，从1899年至今已经举办了102届。在1977年国际羽联创办世界锦标赛之前，全英公开赛被当做非官方的世锦赛，在羽毛球运动中代表极高的荣誉。因此，羽毛球运动里一般意义上的“全满贯”，也包括全英公开赛的冠军头衔，是否获得过全英赛的冠军，也成为判断一个羽毛球运动员成就的重要参照之一。林丹在2004、2006、2007、2009、2012年五次夺得男单冠军。
第十章 第一次问鼎全英，Super Dan传遍全球
带着日本站的亚军，我满怀信心地随队伍出发前往福建晋江。我们要在那里为2003年夏天的伯明翰世锦赛进行封闭集训。
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那样，当我们出发的时候，“非典”已经在全球肆虐，全世界陷入了一种难以名状的恐慌。为此，伯明翰世锦赛不得不一再推迟，甚至传出可能会取消。在不安的等待中，我时刻准备着迎接我的第一届世锦赛。
因为“非典”，队伍在管理上比平日的封闭集训更加严格，活动范围就是训练馆、食堂、宿舍，外出必须有假条。但我也不觉得特别枯燥。因为经过了日本站，我开始明白自己需要的是什么，心里就盼着世锦赛赶快到来。
那年夏天，我练得非常刻苦，也自认为效果不错，很想在第一次世锦赛的舞台上，尽情地展现自己。在一拖再拖中，世锦赛终于在伯明翰打响。因为“非典”疫情，中国队三3个月内一项国际比赛都没参加，排名下滑得非常明显。我的世界排名也一下跌到40名开外，失去了世锦赛种子选手的资格。
结果，也许是宿命，我在16进8的比赛中就碰到了日本站时曾战胜过我的队友夏煊泽。那场比赛，我以0比2失利。比赛早早地结束，为我的第一次世锦赛之旅写下了遗憾。
为了这次重要的战役，我准备了那么长时间，拼命地吃了那么多苦，但还是输了，这就是比赛。但是这种难过，我只能放在心里。
在那之后，我在现场目睹了夏煊泽半决赛击败鲍春来，最后又在决赛中成功问鼎。夏煊泽在队中人称“大嘴”，那是他的第一个世锦赛冠军。“嘴哥”也给我和鲍春来这些师弟们好好上了一课。而如今，他成了中国男单的主教练，是我们的“夏导”。
与此同时，小鲍世锦赛前四的成绩也深深地警醒着我。我们俩同岁，又是同一批进国家队的，这种竞争让我无法回避。同是第一次参加世锦赛，他打进了四强，而我连八强都没进。我再次为自己的前途担心起来。
很快，那年10月，全国第五届城市运动会（简称“五城会”）就在小鲍的家乡湖南举行。我和小鲍分别代表厦门队和长沙队出战。四年一次的城运会是国内规模最大的青少年综合性运动会，是对各省市后备力量的一次检阅，被称为“小全运会”。那年和我们一起参加“五城会”的还有刘翔、罗雪娟、易建联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了各自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