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基、尼采、易卜生、基尔克果之后产生了新的精神。 在这种新的精神中，没有过去战胜旧的基督教形式的人甚至古代的人身上的那种从属于客观结构的宁静。 直到老年，这种东西一直使我惊讶，因此，我很难成为牧人。 在某些时间里，我都在和我对立和敌对的环境里自我克制、工作。 我自觉地积累着抗议。 最后，我终于爆发了。 人们开始感觉我是十分不容异见的人。 我开始在思想争论中表现为暴躁的、易动怒的。 我不能忍受右派侨民
…… 285
流亡的年代１７２
的社会观点的霸道。 人们中产生了这样的印象：我发生了激进的“左倾”。但这仅仅意味着，我始终存在的、深刻的能力与价值在反对侨民的环境和西方资产阶级性中表现出来了。关于俄国基督教青年运动应当专门来谈。 这对我的经验来说是沉重的。
G G G基督教青年运动，对俄国来说，这是新的现象。 过去我不知道它。 我把这一现象作为可能影响的领域去关心。 我从一开始就积极地参加了这一运动。 还是在柏林时我就作为精神领导者参加运动，多年来我努力影响这个运动，十分积极地参与运动的代表会议，是运动委员会的成员，是它的名誉成员。 我努力给俄国的基督教青年以智力上的关心，唤醒他们对俄国宗教思想史的关心，培养对自由的爱好，转向对基督教社会后果的注意。 我的努力几乎是毫无效果的。 我与它的联系主要是经过秘书Ｔ。 皮亚诺夫，和我的联系主要是考虑到并客气地对待我的声望，特别是在国外，在支持俄国运动的西方基督徒中的声望。 但是他们是把我当作另一个世界的、异己的精神—灵魂结构的人来看待的。 最主要的是，他们不把我看作真正的东正教徒，不是看作传统的人，而认为我是现代派、自由主义者、异教徒。 在运动的代表会议上（这个会议一开始是比较可喜的和比较好的）
，我受着折磨，一直想快点离开，一直在抑制自己。 我是一个很少能抑制自己的人。对我来说，这种精神上异已的环境，是对哲学思想、自由、精神创造、社会主义等所有我高度评价并为之服务的东
…… 286
２７２自我认识
西的敌视，但它却是现实的。 在这种环境中我的声音成了沙漠中愤怒的呼喊。 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们也只是尊敬地和困惑地听我说，但是并不准备接受我的思想的指导。 这个运动的最高层次中有我认为是最优秀的人，他们对待我很好，很多人接受了最初从西伯利亚的主教以及总主教安东尼、大主教菲奥凡那里得来的精神上的思想体系。 但是，总主教安东尼和大主教菲奥凡是我所厌恶的人物，我和他们进行过精神上的冲突。 我在运动的代表大会上对这个侏儒式的主教进行了尖锐的斗争，这惹恼了很多人。 运动的最高层次按实质说是更加宗教性的，虽然对我来说这种文学上、宗教上的形式是格格不入的。 最后，更年轻的阶层变得更糟，在运动中成了政治因素占优势的部分。 法西斯性质的派别在这个运动中占了上风。 后来我停止出席运动的代表会议，不访问这些派别和运动的集会，最后完全断绝了和他们的关系。 在运动的新一代中我的名字成了令人讨厌的，“别尔嘉耶夫信徒”
成了令人痛恨的现代派、异教徒，热爱自由的—左派的代名词。运动的小圈子开始制定东正教国家的思想体系，而思想体系是我所讨厌的。这些年，在俄国青年中，更加转向政治，形成了新的流派，区别于老的侨民中的派别，得到了“后革命派”的称号。首先是欧亚混血儿，我和欧亚混血儿有私人的来往，他们对我比较好，他们寻求我对他们攻击老的侨民的支持。 我部分地同情后革命派。 后革命派青年，与老的侨民相对立，承认革命，企图承认的不是革命前而是革命后的状况。 他们接受社会转变并想在新的社会基础上建设新的俄罗斯。 这是我的
…… 287
流亡的年代３７２
思想，准确地说，我对这种态度给予了某些影响。 欧亚混血儿有时甚至把我看作他们的老师，我认为这并不准确。 当我被称作法国青年的新派别“Ｅｓｐｒｉｔ”
（“圣灵”）和“Ｏｒｄｒｅ
Ｎｏｕｖｅａｕ“
（“创新协会”）的代表的老师，倒是比较准确，因为他们站在人格论的立场上。 我与欧亚混血儿之间有很大的区别，他们不喜爱自由，他们是敌视西方文化的东方派。 他们接受东正教首先是把它作为“生活方式的忏悔”
，并在东正教中看到了民族的和国家的起源。 欧亚混血儿——国家主义者。 这些于我都是异己的和敌对的。 最后，部分欧亚混血儿转向了共产主义。“”
（“肯定派”）是比较自由C K L S M D k S P D T的，没有制定的教条，但是只有很小的扩展。 后来发展起来的是“”
（“青年罗斯”）。我不能接受它的道德上的r W C k N M N V正统主义。 最终，我与后革命派没有统一的思想，它的代表们也感到了这一点。 我仍然是孤独的，一直如此。 我被认为是左派，甚至是共产主义者。 实际上我与所有的流派、集团都是歧异的，“世界”对我就是异己的。 我仍然是个体的思想家，永远返回自身，返回自己的个体思想，我思考时间，思考自己的时代，思考时代的问题和它的恶，但我是不合时宜的思想家。 我与自己的时代产生了完全的断裂。 当我的时代憎恶自由时，我呼唤自由，当时代崇拜国家时，我不喜爱国家并且有宗教——无政府主义倾向；当时代集体主义化并否定个人的才能与价值时，我成了极端的人格主义者；当时代被战争狂热激动时，我讨厌战争和军事；当时代对哲学漠不关心时，我喜爱哲学思想；当时代打倒贵族文化时，我却珍惜贵族气派的文化；最后，当时代只承认传统的的基督教的
…… 288
４７２自我认识
生活方式时，我却信奉存在主义的基督教。 我感到自己面对的是未来的世纪。 我常常感到惊奇：我的思想在西方有如此大的成就，并获得高度的评价。 这和西方文化的复杂性是有联系的。 但是，在我与西方的基督教世界接触和交往中我依然感到孤独。 西方的基督教徒、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同样充满了宗教的反动情绪，虽然它与俄国东正教有区别，是在更高的文化形式中：他们促进了以前的东西的恢复，促进了寻找坚定的正统与传统的要求。 我清晰地看到，俄国的宗教探索与现代俄国的新一代是格格不入的，是与西方基督教格格不入的，并很少被理解。 西方的基督教世界是很难理解俄国宗教哲学问题的。我们对于人道主义经验的思索是不同的。比起天主教徒、托马斯主义者和巴尔吉安茨的新教徒来，我提出的人的问题完全是另一种方式的。 我要指出，与主动性相联系的异已性的感觉有时却给我以特殊的享受。 顺便还应当说，在青年人中所有的民族性都受到我的思想的欢迎。 我访问新基督教潮流的青年人，并和他们通信。 他们正准备着新的基督教世界。 和他们中的一些人谈话使我非常高兴。
G对我来说，最有意思的和最有教育意义的是和西欧的接触与交往。 首先，是和西方基督教的会晤。 有一年，在巴黎举行了一系列的国际性宗教会议。这些会议的发起人是我。在几年里，以俄国人为主，在Ｂｏｕｌｅｖａｒｄ
Ｍｏｎｔｐａｒｎａｓｅ（ＭｏｎｔHｐａｒｎａｓｓ林荫大道）
的俄国人住宅里举行了东正教和法国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的会见。 有意思的是，法国的天主教徒和新
…… 289
流亡的年代５７２
教徒是第一次会见，并在俄国人的住地面对面地就宗教问题进行交谈。 天主教——现代派和天主教——托马斯主义者也同样是第一次会面。 他们与俄国东正教没有任何联系，没有任何斗争，也没有任何沉重的历史回忆。 这一年，这些会议的与会者都有很高的热情和兴致，对于群众来说，会议甚至过于多了，有使会议成为时髦的危险。对于任何一方来说，坦露出来的很少有共识，都是歧异的，但是对所有各方来说，这里是无宗教的和敌视基督教的世界沙漠中的基督绿洲。 在这些会议上就基督问题、宗教思想和神学特征的不同形式之同时存在问题达到基本的一致。 天主教世界的著名代表积极参加了会议，例如，后来成为获得多米尼加勋章的将军的日列，天主教现代主义激进派的代表拉别托尼尔，特别积极的是雅克。 马利丹。 还有杰出的新教徒——新教牧师别戈内尔，他是法兰西新教教会的首领，列舍尔教授——正统的加尔文派教徒（唯一的正统加尔文教徒，按其外貌及思想，人们会产生这样的印象：这是从１６世纪以来得以保全下来的人）
，维利夫列德。 莫诺——新教中宗教与社会激进派别的代表。 我是这些会议的发起人，通常都很积极地参加会议。 但我内在地感到某种尴尬。 所有的人都从自己的信仰、自己的教会谈到联合的感受。 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都关注东正教的宗教形式的说明，关注在东正教基础上揭示的宗教思想的特征。 我很清楚，在俄国东正教基础上所达到的一致，比起不仅在天主教而且在新教基础上达到的一致要少。 就真正意义上说，能代表东正教会发言的只有布尔加科夫，他是作为神学家而不是作为哲学家来讲话的，但他并不能代表东正教会内大多数
…… 290
６７２自我认识
人的意见。 他的诡辩学派式的神学理论并不为教会团体所赞同。 最为困难的是我的地位，我任何时候都不能谈论某种集体、某种党派或派别，特别是不能谈论教会。 我能表述的只是我的思想，只是我的世界观，我的宗教哲学，这些都明显地带有个人的特点。 西方的基督教徒（特别在我们最初会晤时）把我的思想看作典型的东正教思想，甚至把它当作教会的声音。 这种误解对我是很大的束缚，我努力排除它。 在俄国东正教团体和西方基督教团体的会晤与交往中产生了真正的误解，我绝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但我却在这中间起了很大的作用。 我是第一个在西方得到了很大声誉的俄国基督教哲学家，这声誉超过了索洛维约夫。我的书被译成多种文字，而且只有我的书被翻译。 很多人读了这些书，他们开始按照这些书来判断俄国的东正教。 令我惊奇的是，在英国我也特别地出名。 英国的某些团体和英国天主教的团体，当它们支持俄国东正教时，实际上常常是支持我。需要改变这种局面。人们开始按１９世纪和２０世纪的俄国宗教思想（这种思想是具有特色的俄国现代主义，它并不赞许保守的教会团体）来评论俄国东正教的形式。 在侨民中保守的右的团体所关心的是维持与英国和美国的新教徒的交往，并不努力弄清误解。我的思想在西方的传播总的说抑制了来自保守的教会团体对我的敌对表现。 一般地说，氛围是沉重的，在这种氛围中很少有诚实与正直，神学研究所的态度特别是模棱两可的。 后来我和神学研究所的教授们的关系完全断绝了。 我的天主教徒朋友们后来明白了，不可能把我看作东正教教会思想的体现者，而应把我看作个人主义的基督教哲学家。 在这里还需指
…… 291
流亡的年代７７２
出，在我们召开关于基督教思想与西方思想的国际教会会议期间，更加保守的流派开始占了上风，到处可以发觉对权威与传统的爱好。 但是以天主教和新教为基础的最保守的派别和以东正教为基础的保守派别是有区别的。 所有的西方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都尊重思想与文化，他们没有固有的蒙昧主义，而俄国东正教徒却固有这种特点。 在俄国人看来，最保守的英国人也是自由主义者和左派，他们全都热爱和尊重自由。但是，在西方基督教流派的面前，我完全感到自己是很“左”
的，是“现代主义者”
，我在西方基督教意识之前就提出新的问题，信奉自由与创造的宗教，而不是信奉权威与传统的宗教。 在国际基督教代表大会上我很尖锐地感到这点。 会上，新教徒占有优势，但这些新教徒有很多比作为东正教代表的我还要保守、传统、崇拜权威。 以至最后，我自己感到孤单，并且成了不被了解的和被误解的。 关于这些代表大会的性质，我不能认为对我来说是很深刻的。 在我的活动中有公开传授的和秘传的两个部分。 秘传的内容我仅在某些书和稳秘的谈话中表述。 只有外在地使用“现代主义者”和“左派”才是合适的，我故意使用它们，因为我不喜欢它们。 我秘传的东西是世界末日论的和神秘主义的基督教。 我根据自己的特点所公开传授的东西引起了最大的冲突。 基督教和新教的思想充满了对人道主义的反动、对新时代的反动。 这种反动在巴尔吉安派中表现得特别强，同时它也存在于托马斯主义中，尽管是以更复杂的形式存在。 我开始称我的学说为宗教的人道主义，令我最惊奇的是，西方的基督教和俄国的神人思想完全背道而驰。 比起正统的天主教和新教思想来，俄罗斯思想
…… 292
８７２自我认识
更接近于德国的神智学。 就基督教的社会反应来说，天主教和新教的思想是左倾的，是接近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基督教社会主义的，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远离社会的基督教。 我的基督教社会学、我的基督教要实现社会正义的要求，在西方得到了最大的支持。 为此，正如人们所爱说的，他们宽恕了我的诺斯替教的思想，我的哲学倾向，我的不大正统的关于人的自由和创造的思想。 在英国，我关于基督教解决社会问题的思想得到了特别高的评价。 三年后，我们的国际教会的集会开始消失了，但是产生了其他的更加深化的交往方式。在这以后，正如我所感到的，我们的国际教会会议与天主教和新教联系的紧密性削弱了，我发起了另一种形式的会议——在我家里举行的会议。 这只是赖于雅克。 马利丹（Ｊａｃｑｕｅｓ
Ｍａｒｉｔａｉｎ）
才得以实现。我与雅克。 马利丹是１９２５年我在巴黎时认识的。是通过孀居的列奥娜。 布伦认识的。我对布伦十分感兴趣，早就写了论述她的文章，这些文章在俄国第一次引起了对她的注意。 布伦由于我在信中向她描绘了莉季娅，引起了她对莉季娅的兴趣，很快便来到巴黎和我们相见。 孀居的布伦是出生于丹麦的新教徒，后又成了狂热的天主教徒，狂热地忠实于自己丈夫的思想，在女人中是很有才能的。 格一雅。 布伦是马利丹的朋友，布伦则是马利丹的美丽的神甫，出身是新教，又改宗天主教。 我读了马利丹的一些东西，我认为他是法国的托马斯主义的主要代表。 人们说，他在天主教青年中有很大的影响。 格一雅。 布伦建议一起去马利丹那里。 有意思的是，马利丹是广义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唯物主义者。 成为天主教徒后，他开始捍卫十分正统的
…… 293
流亡的年代９７２
天主教，获得了现代主义的敌人和猛烈的批判者的名声。 我有反对托马斯主义，反对天主教正统派，反对迫害现代派的成见，但是，马利丹却使我十分喜爱，当谈到天主教和托马斯主义的敌人时，与他的有时十分生硬的写作方式相反，也会出现很宽容的情况。但在他写到笛卡尔、路德和卢梭时，是很不公正的。我喜欢他，这对纯理性的我来说是不常见的。我想，他也同样喜欢我。 我们的关系是很奇怪的，因为他竟然宽恕我的和他敌对的、完全不正统的思想，而他却不会宽恕其他人。对此可以这样作部分解释：我是另一个世界的人，不是天主教徒也不是法国人。在哲学上我一直和马利丹争论，我们有不同的哲学根源和不同的哲学世界观形式。 他完全被亚里士多德和托马斯。 阿奎那所渗透。 德国哲学对他是完全格格不入的。 我一直很奇怪，作为哲学家，他对德国语言的了解是那么差。但康德和德国哲学却是我作哲学思考的根据。马利丹是经院哲学家，而我这个哲学家却是存在主义的。 在这种情况下达成谅解是困难的。 不过，我们的所有交往还是富有成果的。 马利丹是神秘主义者，在精神的课题上与他交谈是很有意思的，他是一个很敏感和很易受时代的新学说感染的人。 但奇怪的是，这仿佛完全没能触动他的哲学。 他对于联系很紧的艺术领域、对神秘主义、对文化哲学和社会问题是敏感和易受感染的。马利丹第一次将托马斯主义引入文化，在我们交往的长时期里，马利丹有很大的变化，但他始终是个托马斯主义者，他使新的问题适应托马斯主义，也使托马斯主义适应新的问题。 他实际上是托马斯主义范围里的现代派。 当我认识马利丹的时候，他是“右派”。但在经历了进步
…… 294
０８２自我认识
之后，他成了“左派”
，甚至成了法国天主教中的“左派”领袖。 右的敌视他的天主教徒不止一次地写道，他受到我的有害的影响。 这在哲学上是不正确的，但在社会与政治问题上是部分正确的。 马利丹是出色的法国人，在他身上我没发现任何的民族主义特征。 他作了很大的努力，以越出封闭的拉丁文化的限制，使它对其他世界呈现出来。 他比热爱法国更热爱俄罗斯，马利丹有着与俄国知识分子类似的特点。 马利丹的房子与通常的法国房子不相似。在他的房子里有很多人，经常进行报告和讨论，最初马利丹那里举行的某些集会使我觉得很沉重，托马斯主义者的报告使我气闷，呼吸不到足够的空气。 但马利丹本人还是挺好，他完全不是演说家，不是好争论的人，他是作家，而且是很好的作家。 在讨论中他并不是机智的；他不带头进行反驳，他的反驳只是在后来才进行。 为了参加讨论，他必须作笔记，并且按条子来读。 这与我有很大的区别。 我的思维流动得很快，我能很快地弄清楚问题，并且带头进行反驳，甚至当发言者刚来得及结束时我已经开始进行反驳了。 这与我的思想不是结论式的有关，此外，我有主动的和战斗的气质。 马利丹有时有一种美学上动人的孤立无援和口齿不清，他完全不像一个作家。 他的托马斯主义的排他性和躁狂性较少。 还是在我们的国际教会会议上他就和拉别托尼尔搞得很不愉快很冷漠（拉别托尼尔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