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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认为我不爱父母,那就错了,相反,我很爱他们,认为他们是好人。 但是,对于他们,我宁可像父亲对待孩子一样地关心他们,为他们生病担忧,被他们会死的念头折磨得很痛苦。 为人之子的感觉我一直很弱,对我来说,任何事物都不能说是“母亲的胸怀”
,无论是我自己的母亲,还是大地——母亲。 我的母亲很美丽,人们甚至把她看作美人。 在50岁时她依然是个美丽的妇人。 但我一直未能发现自己有任何的俄狄浦斯情结(弗洛依德依靠它创造了万能的神话)。
双亲一直对我倾注了特殊的全部的钟爱。 我却认为,钟爱的对象应当是遥远的、超验的,和我不相像的,“美丽的王后”
崇拜正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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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我是20世纪初俄罗斯的浪漫主义者。按出身来说,我属于贵族世界,这在我心灵意识上打下烙印,大概不是偶然的。 我的双亲不只是属于贵族社会,而且属于“文明”社会。 在家中我们主要用法语交谈。 双亲在贵族中有很多联系,特别是在我的生活的前半期,这些联系部分是由于家族的关系,部分是由于父亲在近卫重骑兵团服务。 小时候我就知道,父母是对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有很大影响的皇室总侍从长柯楚别依公爵的朋友。 与亚历山大三世同样很接近的宫庭卫戍司令切列文将军则是我父亲的近卫重骑兵团时的同事。 从父系来说,我出身于军人家庭。 所有我的先辈都是将军和获得乔治十字勋章的军人。 他们最初都在近卫重骑兵团服役。 我的祖父M。 H。 别尔嘉耶夫是顿河军的长官。曾祖父H。 M。 别尔嘉耶夫上将是诺沃罗西亚(新俄罗斯)
①的总督。 他与保罗一世的通信刊登在《古代俄罗斯》上。我的父亲是近卫重骑兵团的军官,但他很早就退伍了。 在第聂伯河岸边的奥布霍夫自己的庄园定居。 一个时期成了贵族的领袖。土耳其战争期间重新到军队中服役,然后作了25年西南地区土地银行的主任。 他没有任何追求功名的兴趣,甚至辞去由于担任25年多的优秀的名誉法官而应得的官衔。我从童年起就因先辈的功业而被列为帕依()
②。由于我的B C D E双亲生活在基辅,我便进入了基辅的士官武备学校。 但为我保留了在高兴的时候转到帕依中等武备学校的权力。 我的母
①指旧俄黑海和亚速海沿岸地区。 ——译注②旧俄贵族子弟军官学校学生。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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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自我认识
亲是库达舍娃公爵小姐,她是半个法国人,她的母亲——我的外婆是舒阿吉莉伯爵夫人。 实际上,与俄国人相比,我母亲更像一个法国人,她受的是法国教育,在很年轻的时候生活在巴黎,她用法文写信,写得非常好,但一直不肯学习比较熟练地用俄文写信,按出身来说她是东正教徒,但她自己感到更是一个天主教徒,并且一直按法国天主教的祈祷文作祷告。 我开玩笑地对她说,她永远不能对上帝改称“你”。有意思的是,我有一个作女修道士的祖母,她生于巴赫美契叶夫,还在我祖父活着时就秘密地剃度了。 她和基辅的彼切勒斯基修道院很接近,著名的长老帕尔菲尼是听取她忏悔的神甫和朋友,他完全决定了她的生活。童年时的印象我还记得。当祖母逝世我去参加葬礼时,我才6岁,当我看到她穿着女修道士的服装躺在棺材里并按女修道士的仪式下葬时,很是吃惊。 修道士走来并且说:她是我们的。 我母亲的祖母库达谢娃公爵夫人,在丈夫去世后成了真正的修女。 在苏维埃时期我的家里还挂着她的油画肖像,穿着女修道士的法衣,一副十分严肃的面孔。 别尔嘉耶娃祖母居住在基辅老城被叫作彼切斯科的一所带花园的房子里,彼切斯科的环境很特别,这是军队和僧侣的混合物。 那里有彼切斯科大修道院、尼古拉修道院和很多的教堂。 在街道上经常遇到修道士。 那里还有阿斯科利道夫墓地,它位于第聂伯河边的山上,我的祖母和其他先人就葬在那里。 同时,彼切斯科是军事要塞,那里有很多的军人,这是古老的军人—修道士俄国,很难使它现代化。 基辅不仅是俄国而且也是欧洲最美丽的城市之一。 它全部建在第聂伯河边的山上,这里有异常辽阔的景色,有绝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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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皇帝公园,有索菲亚大教堂,它是俄国最好的教堂之一。彼切斯科邻着利布基,也在基辅的最高处。 这是城市的贵族和官吏居住地,由一座座带花园的别墅组成。 我的双亲一直住在那里,他们有自己的房子,当我还在童年的时候,这座房子出卖了。 我们的花园紧挨着梅林格医生的花园,他的花园居于基辅的中心地带。 我一生都特别喜爱花园,不过,我总是感觉自己是在森林中诞生的,所以最喜爱森林。 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都和利布基联系在一起,比起彼切斯科来,这是另一个世界,贵族和官吏的世界,被现代文明弄走了样的、喜好快活的世界,而这在彼切斯科是不能容许的。 沿着科列沙契科的另一面,在两山之间的带商店的主要街道上,住着资产阶级。 最下边靠近第聂伯河的地方是彼多勒,那里主要住着犹太人,但是,基辅精神科学院也设在那里。 我们的家庭虽然原籍是莫斯科,但它属于南—西地区的贵族阶层,受到西方的很多影响(这种影响在基辅一直很强)。
特别是我母亲的家庭是西方的生活方式,具有波兰的和法国的色彩。 在基辅,人们始终感受到与西欧的交往。 我从童年起就经常到国外去,7岁时我第一次出国到卡尔斯巴德,当时我母亲在那里治病。 在国外,维也纳使我产生最好的印象,我非常喜欢维也纳。在我的先辈中,最卓越和最有意思的人物是我的祖父M。H。 别尔嘉耶夫。我从童年起就听到关于他的许多故事。父亲喜欢说,祖父战胜了拿破仑。1914年,在库利矛斯克战役中,拿破仑的军队打败了俄国和德国的军队,我祖父所在的那部分俄国军队中,从将军起,所有的指挥员都阵亡了,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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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自我认识
时我祖父是近卫重骑兵团的年轻中尉,但他属于总指挥部,他指挥部队转入猛烈的进攻,打击了法国军队。 法国人以为敌人得到了增援,拿破仑的军队动摇了,最后输掉了库利矛斯克战役。我祖父得到了乔治十字勋章和普鲁士铁十字勋章。另一个故事,祖父指挥一个团。 他对待士兵特别好,对于尼古拉一世战争时期来说,他是特别人道的人。 按父亲所述,他一直厌恶农奴制政权,引以为耻,后来他晋升为将军,又开赴前线时,他的团的士兵献给他一个心形的纪念章,并且题词说:“上帝保佑你,为了你对我们的善行。”这个纪念章一直挂在父亲的书房里,他颇以此自豪。第三个故事,祖父——顿河军的头目。 尼古拉一世继位后想消灭自由哥萨克,这是大一统的趋向。 在新切尔卡斯克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 尼古拉一世找到作为边区首长的我的祖父,让他执行其消灭自由哥萨克的书面命令。 我的祖父说,消灭自由哥萨克对于边区是有害的,他请求辞职并退役。 所有的人都惊呆了,沙皇皱起眉头,人们都等待着严厉的惩罚。 但这时,尼古拉一世的情绪起了变化,他吻了我的祖父,并且取消了自己的指令。已经年老的和患病的祖父表现出对君主的厌恶,尽管按其信仰来说他是个东正教徒。如果说我的家庭具有某些遗传的特性,那是恰当的。 我属于特别暴躁、易发怒的人种。 我的父亲是很善良的人,但是异常暴躁,这使他在生活中产生许多冲突与不和。 我的兄长也是特别善良的人,但往往被强烈的暴怒所控制。 我从遗传得到了暴躁、易怒的气质。 这是俄国老爷的特点。 头脑发热便打碎椅子,就此而言我是个男孩子。 另一特点也与此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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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就是某种程度的任性,刚愎自用。 父亲的全部善良品质我都很清楚,但我在他的特点中特别记住的只是任性。 这些俄国老爷的缺点在我身上也存在。 有时我发现,甚至在我的思维过程中,在我的认识中也有某种类似任性的东西。 如果在自己的灵魂深处和个性的最高成就中没有什么遗传的东西,那么在精神属性、精神—肉体属性中则存在着很多遗传的东西。 当我在沃洛格达流放时,曾经用手杖痛打普拉夫列尼叶省的官吏,因为他在街上迫害我认识的一位小姐,打完以后,我告诉他:“明天你将被解除职务!”显然,先人的血在我的头脑中发热,我体验到了愤怒所引起的真正的狂热。回忆起自己的过去,我想,所以能够常常出现异常的暴躁和发怒而不受处罚,是因为我的特权地位。 我们还生活在宗法制度的习俗之中。 我的父亲尽管在生活的后半时期已经具有相当强的自由主义观点,然而他也不是与血缘关系起决定作用的宗法社会不同的另一种生活的代表。当我被逮捕和搜查时,宪兵们踮着脚走步,小声说话,生怕惊扰了父亲。 宪兵和警察知道,父亲对省长称呼“你”
,和总督是朋友,与彼得堡有联系。 当我作为社会民主主义者从事革命活动时,实质上我一直也没有成为彻底越出宗法制度、贵族世界的人。 以后我就自觉地与这个世界断绝了关系。 就是这样,还是和我的同志们之间产生某种不平等,他们一直觉得我是“老爷”。
在我童年时期周围的人们中,特别令我铭记在心的是我的保姆安娜。 依万诺夫娜。 卡塔门科娃。 俄国的保姆是旧俄非常特别的现象。 让人震惊的是,这种现象在农奴制政权的基础上能够发展。 我的保姆是我祖父的农奴,她是两代别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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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自我认识
嘉耶夫——父亲和我——的保姆,父亲非常爱她,也非常尊敬她。 她是古典的俄国保姆典型,有炽烈的东正教信仰,非常善良,对人非常有自尊感,这些使她超出了仆人的地位,并变成了家庭的一员。“保姆”
在俄国完全是越出已形成的社会阶级的特殊社会阶层。 对于很多的俄国贵族来说,保姆是他们与人民之间唯一较近的联系。 我的保姆很老才去世,当时我已经将近14岁了。我的最初的印象都与她联系在一起。记得我和保姆走在以我父亲的世系命名的奥布霍夫公园的林荫道上,相信我当时是3岁或4岁。 在这以前的任何事情也记不得了,在这以后,一般时期里的任何事情也记不得了,但记得这件事。 以下的回忆与我们在基辅的房子有关。 还是婴儿时,父亲已经卖掉了祖传的庄园,并买了在基辅的带花园的房子。 我的父亲一直有破产的倾向,但是变卖庄园又使他的整个生活得不到慰藉,反而陷于忧郁。 他喜爱乡村,而母亲则更喜爱城市,这使他们发生争论。 我一直向往农村,希望父亲购买新的庄园,那怕更简陋一些。 在想象中经常出现令我非常喜欢的庄园,它必然是靠近森林的。这不是巧合,我父亲还保留着在波兰的一块世袭庄园,那是皇上因为祖父的功绩而赏赐的。 这块世袭的庄园紧挨着德国的边界,但我们一直没居住过,而是将它租出去了。 只有一次,还是在我年轻的时候,从德国到过那里。 我们和它没有任何联系。 作为世袭的遗产,这个庄园不能出卖,也不能典当。 由于完全的破产它衰败了。 对于私有财产我一直抱着奇怪的态度,我不仅不认为私有财产是神圣的,反而一直不能从私有财产的罪孽感中解脱出来。 对私有财产的强烈感受仅仅在需求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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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比如书籍、写字的桌子、衣服、金钱,对于生活是必需的,对我来说,它像一个有才干的神,能使我专心致志地进行创作。 因此我便在不实用的方面作了一定的节省。 除去我的童年和青年时代,我在大部生活中都体验着物质的窘迫,有时则处于非常急迫的状态。 在还是男孩的时候,我通常到我的姨母。 H。 古季姆——列夫柯维茨的富丽堂皇的庄园度F夏天。 古季姆——列夫柯维茨的家是基辅上流社会的中心之一,我们和它的联系很密切。 我们的家庭是不快活的,而在古季姆——列夫柯维茨的家里有很多年轻人,令人开心。 我和表姐妹很友好,特别是和娜达莎,后来在巴黎还保持着与她的联系,直至她悲惨地死去。 这是一个圆满的家庭,而在我的家里我一直感到不圆满,对生活不适应、断裂、过重的多愁善感。 它已经越出了保守的、定了型的生活方式,但又没有学会新的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 我父亲的世界观出现了转折,他满怀自由主义观点,与传统断裂,并且经常参与周围社会的冲突。 我们家里的断裂影响了双亲的关系,以及他们与我哥哥家的关系。我的哥哥比我大15岁,他的家庭对我的生活和我的精神的形成有很大的意义,哥哥是一个天赋很高的人(虽然这种天赋与我的天赋不同)
,非常善良,但他神经有毛病,优柔寡断并且很不幸,没能在生活中实现自己的才干。在我们这里形成的是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相类似的环境。
G在童年和青年时代我了解的是封建——贵族的最高气派,这与我母亲的波兰亲属有关。 萨涅卡公爵夫人所生的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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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自我认识
利亚。 叶夫斯塔菲夫娜。 布拉尼茨卡娅是我母亲的表姐,她的丈夫是我母亲的表叔。 她是我母亲的亲密朋友,我小时候时常住在她家里,那里甚至有特别为我们家准备的房间。 布拉尼茨卡娅是白教会城的所有者,她在基辅省有6万俄亩土地,在华沙、巴黎、尼斯和罗马都有宫殿,她丈夫家的人是沙皇家庭的亲威。 叶卡捷琳娜二世和波将金的女儿嫁给了小俄罗斯的首领布拉尼茨基。 在白教会城的边上有布拉尼茨基的夏宫,它不仅是俄国的也是欧洲最好的花园之一,它是巴洛克风格的。 白教会城和夏宫是真正的封建公国,这里有宫殿,有围绕着宫殿供应它的需要的无可计数的人群,有巨大的良种马的马厩,有许多猎具,所有南—西边区的贵族都可聚集于此。吃一顿午饭要为每人提供15个精致的盘子。秋天我们经常和母亲一起居住在白教会城,我们有两个小马拉的马车,我自己驾着它到森林里去采蘑菇,后面坐着身穿波兰宫廷仆从服装的马车夫。 此外还有驴子,我骑着它在花园里跑。 不过,经常到白教会城去并且不单是为了玩耍,那已经是我成了大学生和社会民主主义者时的事了。 有时我们去那里呆一个月,以便安静地作我的事情,在冬天则住在布拉尼茨基首领的宫殿里。 但是,我始终不喜欢这个世界,还是在童年时就是这个立场,一直感到我与布拉尼茨基一家的作风很不协调,尽管布拉尼茨卡娅有很高的智慧和魅力,而且当我成了马克思主义者并且和卢那察尔斯基发生争执以后她仍然和我很友爱。 我穿戴雅致,一直喜欢衣着讲究,很注重外表,喜欢香烟和香水,这是我的特点。 我喜欢独自在夏宫的公园中散步并且想象着另一个世界。 在革命的紧张时期,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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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尼茨基庄园被摧毁了,房子被烧。布拉尼茨卡娅公爵夫人,一个人道的妇女逃跑了,并且不久就去世了。 我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坐在布拉尼茨卡娅的餐厅里时,并没想到从马克思主义中会产生出这样的结果。 被驱逐出境以后,曾在巴黎遇到布拉尼茨卡娅的女儿——毕切特。 拉兹维尔公爵夫人。当我回忆起封建世界时,就好像那是历史以前的世界,特级公爵夫人洛甫希娜—捷米多娃属于这个世界,洛甫希娜—捷米多娃公爵夫人是我母亲的表姐。 她的丈夫是我父亲在近卫重骑兵团中的同事,是我的教父。 奥列加。 瓦列利诺夫娜。洛甫希娜—捷米多娃是具有很高气质的、气魄宏大的、骄傲而威严的、很美丽的女人。 我的父亲与她不和,所以我没到过她的世袭庄园洛布苏。 在布拉尼茨卡娅和洛甫希娜—捷米多娃之间存在着优胜竞争,而洛普辛娜—杰米多娃则趋向破产,沙皇家庭定期地周济她。 我在柏林遇见了侨居国外的洛甫希娜—捷米多娃姨妈,不久她就去世了。 她对俄国的君主专制政权表示了很大的轻蔑,使我感到她身上有某种非贵族的、平民的特点;“俄国人民联盟”
本来一直带有平民的性质,敌视贵族。 我的姨妈与皇后马利娅。 菲多罗夫娜有很近的关系,而在那时她却敌视君主制度,甚至不让一些重要的活动家出现在家里。
G我在军事学校——基辅武备中学接受教育,但我不住校而住在家里,这是特殊的例外。 为了进入大学,我要进行获取校外考生文凭的考试。 我不喜欢武备中学,不喜欢黩武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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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自我认识
义,这些对我来说都是不可爱的。 当我升入武备中学二年级时,一群立宪民主党的同志遭到了惩罚,我感到非常的不幸和颓废。 我一直不喜欢同龄的男孩子之间的交往,尽力回避这种交往,我和女孩及小姐们有较好的关系。 我觉得男孩间的交往过于粗鲁,交谈既下流又愚蠢,现在我仍然认为,没有什么比男孩之间的交谈更下流的了,这是破坏的根源,而武备中学的学生表现得格外粗鲁、不开通、下流。 同学们有时讥笑我从小就有的舞蹈病性质的神经质动作,我完全不能培养出同学的感情,这对我的全部生活都有影响。 我童年时的唯一同志是海员H。 穆卡洛夫,我父亲帮助他完成了学业。我对他十分眷恋,这种关系保持终身,他成为我们家庭的一员,后来他成为一位很有经验的海员,完成了探险事业。 他曾和我一起流放到沃洛格达。 在军事学校的环境里我是极端的个人主义者,和其他人很疏远。 人们把我看作是贵族阶层人物,侍候公主、贵妇的少年侍卫,未来的近卫军人,因为我看来很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