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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转向基督教。 宗教的悲剧。 精神的交往
在欧洲历史上的可怕的和痛苦的日子里，我开始写这一章，只要说这是１９４０年６月就够了，整个世界崩溃了，产生了还不可知的世界。 人们和人民的生活被抛到外面。 这种向外的抛弃首先决定了生活的可怕的艰难和不自由。 现在，这样的问题重又特别尖锐地提到了我的面前：这个堕落的世界，恶永远成为胜利者的世界，把人们引导到无尽的苦难之中去的世界，是第一性的吗？这个现实是真正的吗？这个问题导向折磨我全部生活的宗教主题。 我不认为自己属于传统意义的宗教类型，而是宗教的主题在我的全部生活中占了优势。我的全部生活，从孩童时代起，一直被“该死的问题”所折磨，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这种问题对“俄罗斯的男孩”来说是如此具有代表性，直到上了年纪的时候，我一直还是一个那样的“俄罗斯男孩”。在我的马克思主义的青年时代，一个真正德国型的文化马克思主义者指责我说：实质上，你是宗教的人，在你这里有生活意义的辩护的需要，有在永恒中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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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来说，特别强有力的感受是，这个强制我们接受的世界不是唯一的现实，还存在另外一个世界——形而上学的现实，我们被神秘的东西所围绕。ＭｙｓｔｅｒｉｕｍＴｒｅｍｅｎｄｕｍ（神秘的惊异）
（Ｒ。Ｏｔｏ语）是我所固有的体验。对于很多的人来说，我们的世界是唯一的现实，而对我来说，它是派生的。 它远离上帝，上帝在中心，一切都像外省一样远离上帝。 如果没有上帝和最高的世界，生活就是平庸的和卑微渺小的。 在那个世界里，深度的变化消失了，真正的悲剧没有了，这可能吸引很多人。 古希腊悲剧的雄伟与庄严决定于在命运面前所提供给人们的神秘，决定于上帝与人的交往。 无论何时我也不可能走内在地根除生活的道路。 我永远力图超越全部内在生活现实，趋向超验的东西。 但是对超验的东西的体验是内在的精神经验，超验的东西并不是权威。 内在的东西和超验的东西的关系是相对的和非寻常的，我完全是从自己的精神道路加以体验的。宗教生活永远是个体的，而个体的宗教生活正在于自己的深化。 还是从孩童时起，已经开始决定了我的宗教型式是精神——内在的和自由的。 内在的精神坦露是第一性的，在精神中出现了基督——神人。 历史呈现的现象仅仅是精神的神秘象征，历史的表象永远局限于人的意识和社会环境的状态。所有外在的、外显的东西仅仅是我的精神、我的精神道路和我的精神斗争的象征。 全部世界的宏大，它对我的压力，仅仅是精神过程的象征，仅仅是外倾化、精神的自我感觉和精神的妊娠。 无论何时我也不能接受外在的、从历史及传统中来的启示。 我能接受宗教史、宗教传统，仅仅是把它作为深刻完善的符号，仅仅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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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一生中都没有改变。 无论何时我都不能完全进入时间与空间的某一瞬间和某一地点。 我自己的中心和全体的中心在另一种图景中交织在一起，在时间与空间中的所有东西，在我看来是另一种生活的象征、符号，是趋向超验的东西的象征、符号。 不过，在这种情况下，我并没有丧失被称为“现实”的那种感觉和意识，关于这些我能够清晰地讲出来。 我装作处在这个现实的外在的世界、历史、社会之中，尽管自身处于另一种地位，另一种时间和另一种结构之中。 我常常把自己的本质规定为多结构的和多层次的，我已经讲过这个。我可以讲述战争、政治、日常生活，似乎我和很多人一样相信所有这些都是原初的，真正的现实。 但实际上我所明彻地讲出的那些都是我所离开的。 任何的坦克与毁灭性的轰炸都不能使我相信这是世界中深度的、原初的和最后的现实。 对我来说，这些只是另外的东西的象征。 我是清醒的，而不是梦幻的，我与现实有联系。 但是我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
，也不是“实证主义者”。实际上，在传统的信教的人们中，我经常发现很强烈的“实证主义”分子。 这种想法归结于我的生活的宗教问题。 写这一章，我比写这本书的所有其他的章都困难。 这一章是最重要的。 必须有很大的诚实和直爽，这种诚实之所以困难，完全不是因为不想成为诚实的人，而是因为在这种环境中实际上很难作到诚实。我相信，我所写的这些很多人是不喜欢的，而且还有反对的。 如果认为对于我来说宗教和哲学是等同的话（如同黑格尔一样）
，那就是错误的想法。 悲剧——冲突的因素在我的生活中有过大的意义。 我信奉精神的宗教，我是自由的基督徒，不和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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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绝关系，同时，也不想成为教派分子。
G我没有传统的东正教的童年，我没有被某种天真的正统思想搞得疲惫不堪。在舍列尔①意义上的“天真的”正统思想只存在于那些从童年起就继承了血缘传统的人们中，所有其他的正统思想应该被称作“多愁善感”的。
在我们的家里没有传统的东正教的氛围。
我的父亲是伏尔泰主义者—启蒙主义者。在他生活的后半期，他感受到托尔斯泰的宗教思想。他在自然神论的意义上相信上帝；他景仰耶稣基督，但把基督教只归结为爱与亲近。 他爱读圣经，并在页边上作完全是伏尔泰主义、理性主义精神的评语，他否定地对待教会的教条，在其中看到了对基督学说的曲解。 在晚饭后他喜欢抨击圣经，批评教会，并且嘲笑传统的观点。这引起了我母亲的反对，她说：“亚历山大，你要再这样，我就走了。”我已经说过，我的祖母是个修女，我父亲小时候生活在教会修道士的氛围中，并且大部分年代里被强迫吃素。这引起了他否定性的反应，他在俄罗斯贵族的一种传统即伏尔泰主义—启蒙主义的传统中成长起来。 我的妈妈是半个法国人，按受的教育和气质来说，她与其说是俄国人，不如说是法国人。虽然按其出生来说，是东正教徒，但是她的传统宗教观念则来自信奉天主教的母亲，当时，母亲很不喜欢那种东正
①舍列尔（１８３８—１９０）
，笔名米哈伊洛o W S j V C P k M U N P V K C P K E P N L E h p S W S M夫，俄国作家。 他的长篇小说在１９世纪６０—８０年代风行一时，一度引起轰动，但美学价值不大。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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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和天主教之间有界限的说法，她生气地说，任何界限也没有。她没有一点传统的东正教的东西。在童年时代，我对于东正教会的工作没有什么高兴的和迷人的印象，这种情况在我的全部生活中一直保留着。 我的双亲和基辅总督友好，我在童年也就入了总督的教会，在那里，没有精神——东正教的氛围、而是女皇的、国家的东正教氛围。 对于佩戴着教会按工作职务所发的条子和星章的总督，我所保留的是讨厌的回忆。 在彼切尔斯克，修道院里有着东正教会的环境，但是当外祖母死后离开彼切尔斯克时，我们的家庭便恢复了常态，我们这样的家庭是很少有的。 我真的不喜欢修道士，当我在彼切尔斯克时，体验到忧郁和苦闷，将我和彼切尔斯克联系起来的是类似坟墓的东西。 同样，我何时也不喜欢教会——斯拉夫语言。 从美感上说我甚至比较喜欢教会的拉丁语，很喜欢天主教的工作。 我一生中，每当走进哥特式教堂去作天主教弥撒时，便充满了某种十分遥远的起源于另一种神的化身的奇异感觉。 我经常在这里感受到某种神秘的东西。 但是，在我的宗教性的最初形式中，神圣的——弥撒的成分表现得比较弱。我的宗教体验具有另一种特点。 正如我已经讲过的，在武备中学时有一次神学课考试（关于祈祷）
，我得了１分（２０分制）。
神甫万万没有想到，我将是许多关于宗教哲学著作的作者。神学考试得１分，这在武备学校的历史上是空前的丑事。对我来说，它却表现了我的特点：任何时候我也不能被动地学习某种东西，不能学习祈祷，无论怎样我也不能把祈祷和我早年对生活和永恒意义的追求联系起来。 我和东正教会的关系一直是痛苦的，一直没有严整性。 我永远保留着对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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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意义的自由探讨。 宗教的主题早就开始折磨我，我可能是比许多人更早地思索世界上一切东西的暂时性问题，思索永恒性问题。 但是我回忆不起来在童年时能够使我信赖的正统宗教观念。 实际上，我任何时候也没有产生被称作“向父的信仰的回归”那种东西。 极而言之，我一直嫌弃所有类型的宗教性。 只是在我的生活的莫斯科时期的开端，我才第一次感到古代教会和东正教祈祷的美丽，并且体验到与许多人在孩童时代的体验相类似的东西，只不过是在另一种意识状态之下。 我一直感到我与布尔加科夫之间在对待继承东正教传统问题上的巨大差别。布尔加科夫来自东正教传统的家庭，他的先人是神甫，我则来自俄国贵族家庭，这个家庭渗透着启蒙的——伏尔泰主义的、自由思维的思想。 这种情况创造了甚至是在相同的宗教思想下的信仰上帝的不同精神型式。在我这里，那个可以有条件地称作自然语言的基础，也是表现得比较差的。我过于强烈地感受到世界的恶和堕落，过于强烈地感受到个人的冲突和世界的整体性。 对我来说，没有比关于宇宙的和谐思想更格格不入的了。我不止一次地想，在我这里罪孽感、个人罪孽感、一般人的本质的罪孽感实际上是否强烈。 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是复杂的。 我想，我对于恶的感受比罪孽的感受更强，我永远不能接受作为罪行（由上帝的愤怒和惩罚所引起的）的恶的概念。 世界的堕落不仅意味着世界的罪孽，它的意义更为广阔。按自己的特点来说，我非常倾向于固有的不完善感和罪恶感，自我正确感对我完全格格不入。 我特别强烈地感受到苦难和不幸。 在世界的生活中存在着深深的不公正，存在着无辜的苦难。 这些使人难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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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认最传统的关于罪孽的学说。 我还将说到，关于天命的学说需要进行彻底的改造，这种学说在其传统的形式中将导致无神论。 将我从无神主义拯救出来的信念是这样的：上帝向世界自我显露，他在自然中显现自身，在圣子、圣灵中显现自身，在人类的精神高峰处显现自身。 然而上帝并不管理这个失落于外在的黑暗之中的世界。 上帝对世界和人的启示是世界末日论的启示，千年王国的启示，而非地上王国的启示。神是真理，而世界则是非真理，但是世界的非真理、非正义并不是对上帝的否定，因为我们的力量、权力甚至正义的范畴并不能应用于上帝。 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比世界的满足、比宣告世界无罪更不能接受的了。按我生命的第一感觉来说，我一直是个唯灵论者。 唯灵论这个词我不在广义上使用，而是将它与某种形而上学理论联系在一起。 唯灵论倾向和人类中心论倾向，和承认人的中心意义联系在一起。 我一直用人类中心论与宇宙中心论相对立。 我一直责难地说，我不喜欢物质，并且逃避生活的物质方面。 这需要解释。 在肉体和物质中间划等号是错误的。人的肉体首先是形式，而不是物质。肉体的形式不是由物质的成分决定的。 可以反常地说，肉体是精神。我爱肉体的形式，但不爱具有重力和必然性的物质。肉体的形式与个性有关，并且继承着永恒性。 物质（“身体与血”）则不继承永恒性。 卡鲁斯①说得很有意思：精神不在脑
①卡鲁斯（Ｋａｒｌ
Ｇｕｓｔａｖ
Ｃａｒｕｓ，１７８９——１８６９）
，德国生物学家、医生、心理学家、自然哲学家。发现昆虫血液循环。无意识心理学创始人之一；发展了表情学说。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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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而在形式中。 按我的基本的生命与世界感觉来说，我无论何时也不可能为专横霸道的宗教传统的强大与沉重而感到沮丧。 我无论如何也不会尊重这种强大。 在它里面我看到堕落的世界的沉重，看到赋予历史以神圣意义的社会学解释。有时，解释历史的马克思主义者，又在我这里复活起来。 更有甚者，我在基督教内部和宗教唯物主义相对立。 因此，我与宗教的魔法因素有冲突。 道德的因素与自由相联系，魔法因素则与必然性及束缚性相联系。 我很不喜欢迷信和基督教中实质上的多神教因素。 实际上，这些因素是世纪初转向基督教的人们提出来的。 魔法很是大众化，很是时髦。 我不否定魔法的现实，但是对它的评价是另一回事。 基督教在历史上是很复杂的综合体。 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历史上的基督教是教会——作为社会学现象的宗教团体——创造的。 宗教团体（共同体）的新构成可能有很多的改变。 在那里意识的结构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社会学的象征意义上对我最具永恒意义的和最杰出的是基督教的世界末日论。
G回想我的精神道路，我不情愿地意识到，在我的生活中没有天主教徒和基督徒所称为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改宗）的事，也没有可以赋予中心地位的事。 我已经说过，我这里没有激烈的号召，也没有从纯粹的黑暗向纯粹的光明的转变。 我的生活的一定时期（我不能确切地规定它的时间）我意识到自己是基督徒，并且走上基督教的道路。 回想一个夏天在乡村的一个瞬间，当时我心情沉重地在花园里走着，已近黄昏，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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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低垂，黑暗更加浓重，但是我的灵魂里却忽然一下子亮了起来。 这个瞬时的感受我不能说它是很突然的转向，因为在此之前我既不是怀疑论者，也不是唯物主义者，不是无神主义者，不是不可知论者，在这以后我也没有消除内心的矛盾，没有得到内心的充分的平静，也没有中止由于复杂的宗教问题而受的折磨。 为了描述自己的精神道路，在任何时候都应该坚持：从自由到宗教生活使我精疲力竭，同时，还是要达到自由。 但是我体验这个自由不是轻易的，而是困难的。 我的这种把自由看作责任、重担，看作生活悲剧的根源的理解，是特别接近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 正是对自由的脱离产生了浅薄性，并且可能把幸福给予顺从的幼稚者。 甚至，我不是把罪孽感觉为不顺从，而是感觉为自由的消失。 我感觉自由是上帝的，上帝是自由，并且给予自由。 他不是统治者，而是世界从奴隶制下的解放者。 上帝经过自由而起作用，而不是经过必然性或利用必然性起作用。 他不强制承认自身。 在这里隐藏着世界生活的秘密。 这个原初的宗教体验，被世界必然性的积层弄得混浊和歪曲了。说到我自己，已经说过，我宁愿不说激烈的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改宗）
，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不相信存在着可以由之转向的统一的、完整的正统思想。 我不是神学家，我的问题的提出，我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完全不是神学式的。 我是自由的宗教哲学的代表。 但是，我读了许多神学的书，我想了解并确定“东正教”是怎样的。 我想用与东正教精神世界的交流，与东正教思想代表的交流来检验和补充我的学说和思想。 长期探索的结果我被迫意识到，东正教是难以确定的，它的确定的东西比天主教和新教要少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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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这是它的优点，它较少唯理论的成分，这样就使人看到了更大的自由。凭良心说，我不能自认为是正统型式的人，但东正教对我比天主教和新教更亲近些，我也不能割断与东正教会的联系，尽管它的保守观念和片面性我是一直持异议和反对态度的。 当你考察一个自认为是超正统的，甚至唯一真正的东正教神学家时，我这样确定他的东正教意识：“东正教——这就是我”——这个正统的捍卫者和异端的揭发者这么说。 如果我面对这样的人，我就回答他说：“你的形式的标准是可以信赖的，但你的‘东正教是你的’观念是错误的。东正教，这不是你，而是我。”我很早就指出过，实际上我不承认任何正统与权威。 他们自封权威，揭露总主教和主教的异端，他们承认自己有大的自由，而否定其他人的自由。 为了更彻底地转向东正教，我开始特别迷恋于东方国家的教父。但是，我一直对古希腊的教父的评价比西方的和经院哲学的教父高。 圣谢拉菲穆。 萨洛夫斯基成了我最喜爱的圣者，希望在他那里看到他有的东西，也希望看到他没有的东西。 在这些年里常常是寻找狂喜比探索真理更多些。 这显然是对历史批判的完全漠不关心。
G我的宗教关注的中心一直是神正论问题。 在这点上，我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儿子。 无神论的唯一郑重的论据是：全能全善的上帝与世界之恶和苦难的存在很难协调。对我来说，所有的神学学说都将奥秘理性化，而这是不能容许的。 我认为，神正论问题首先是以我的哲学思想为基础的自由问题。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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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出了存在着非创造的自由之不可避免的结论，这实质上也就是承认不能理性化而只能描绘通向自由的精神道路的奥秘的存在。 我在很多著作中发展了自己的自由哲学，这种哲学是与恶的问题和创造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的。 我说过，当我出版《自由的哲学》时，我的自由哲学还只是不完善的草图。后来，因为我的“非创造的自由”思想（这方面的术语，我是逐渐制定出来的）而受到许多的指责。 一般地说我的这个思想是与我所喜爱的伯麦关于Ｕｎｇｒｕｎｄ（深渊）
的思想相关的。不过，在伯麦那里Ｕｎｇｒｕｎｄ也就是（按我的解释）在上帝之中的原初的自由，而我则认为它是在上帝之外的自由。 原初的自由扎根于“无”之中，这完全不应当意味着本体论上的二元论，因为二元论已经是理性化了的。 传统的天意说激起我最激烈的批判，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