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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想以学院派的理性主义哲学范畴来表述存在主义哲学问题。 他把理性范畴置于存在主义体验之上，但他并不使用它们，而是创造了一整套令人无法忍受的术语。术语实际上是标新立异的思想。当然，海德格尔具有无可怀疑的哲学才能，并且异常努力和全神贯注于思想。雅斯贝斯是被尼采和基尔克果的存在主义体验所震撼的人，但是，按照他所创造的内省哲学和科学哲学的分类标准，他应属于科学哲学类型。他是个精确的思想家，更是一个心理学家。不过，他比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还多些，离我也近些。 我称存在主义哲学家是这样的人：在他们那里，思想意味着个人命运和世界命运的同一。 正如我已经说过的，这首先是客体化的克服。 存在不可能是认识的客体，它是认识的主体，或者更深地说，它处于主体和客体的分化之外。 我从来对主体、客体的认识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主体的命运（宇宙在其中若隐若
①梅恩。 德。 比朗（Ｍａｉｎｅ
ｄｅ
Ｂｉｒａｎ，１７６—１８２４）
，法国哲学家，政治活动家，反对感觉论，论证过内省心理学，发展了基督教形而上学的思想。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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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１自我认识
显）
，是作为微观宇宙的主体存在的意义。 基尔克果对我的哲学思想从来没有特殊的影响，我很晚才读他的书，而且无论海德格尔还是雅斯贝斯，谁也没有像他那样的写作风格，这种风格深深地激怒了我。我的思想来源是另一种的，我任何时候也不是“纯粹”
的哲学家，从来不想使哲学脱离生活。 相反，我一直认为，哲学认识是生命的功能，是精神体验和精神道路的象征。生活的所有矛盾都在哲学上打上烙印，而且也不需要哲学弄平它们，哲学是斗争。 如果哲学认识存在于人之中，那就不能把哲学认识和人的精神体验的总和分开，和人的宗教信仰分开，和神秘的直观分开。 进行哲学思考和认识的是具体的人，而不是认识论上的主体，抽象的包罗万象的精神。 无论柏拉图、笛卡尔、斯宾诺莎，还是康德、黑格尔都是具体的人，他们将自己的人的内容、存在的内容贯注于自己的哲学之中，虽然他们不想意识到这点。 当一个哲学家作为人同时还是虔诚的基督徒时，那么，他在自己的哲学中忘掉这点是完全不可能的。 神秘主义者在自己的哲学中仍将是神秘主义者。 战斗的无神论者在自己的哲学中依然如故。 实际上哲学永远是宗教的，不管从肯定意义上还是从否定意义上都是如此。在一定意义上说，从笛卡尔开始的新时代的哲学，比起中世纪的经院哲学来，有更多的基督教因素。 在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中，基督教还没渗透到思想中，也还没使哲学蜕变，这还完全是古希腊的前基督教哲学。 中世纪的社会生活是前基督教的。 而在新时代的哲学中，基督教渗透于思想之中，这表现为中心地位从宇宙到人的转移，朴素的客观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克服，主体创造作用之承认，与教条主义的自然主义的断裂。康德是很具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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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认识的世界。 哲学的来源７０１
教因素的哲学家，比托马斯。 阿奎那的基督教因素更多些。基督教哲学是主体哲学，而非客体哲学；“我”
，而不是世界；哲学表述的是主体—人在客体—必然性的权力压迫之下的赎罪性的认识。我不止一次地自问：称我为哲学中的浪漫主义者是否正确。不能称我为古典主义者，这完全清楚。我不喜欢古典主义，但是对浪漫主义如何呢？
没有什么比浪漫主义更难规定的了，甚至主语都不能定义。 两次大战之间所进行的激烈的令人不快的对浪漫主义的反动中，把一切不喜欢的和遭到指责的东西都叫做浪漫主义。 最后，凡是浪漫主义的敌人所痛恨的、有意义的、天才的、独创的世界文学作品和新世纪特别是１９世纪的思想，都被指责为浪漫主义。 特别是谢依尔在其关于浪漫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很多著作中，挖空心思地把一切的一切都指责为浪漫主义。 这一切都来源于卢梭，并具有卢梭主义特有的诅咒。当我和这股反对浪漫主义的反动潮流、深广的反动现象相遇时，我自觉是一个浪漫主义者，并且准备为浪漫主义而战斗，因为我在浪漫主义中看到了人和人性的体现。这正是２０世纪初俄罗斯文化复兴可以称之为俄罗斯浪漫主义的原因，它无疑地带有浪漫主义的特色。但是，在对待我与之接触的那些流派的浪漫主义的态度上，我常常自觉是个反浪漫主义者，但也不是古典主义者，而是幻想和高尚的假话的反对者。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问题本身，尽管在法国的意识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我认为是过分夸大的和提法不准确的。 任何一个伟大的作家也不可能定义“古典主义者”
和“浪漫主义者”
这两个术语。 完全不能说莎士比亚和歌德、。 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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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基究竟是古典主义者还是浪漫主义者。 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范畴特别不适用于俄罗斯文学。这些术语不仅是双义的，而且是多义的。现在我关心的是这些术语与哲学的关系。由于以下特点我准备承认自己是浪漫主义者：主体地位居于客体之上；反对有限的决定论并且转向无限，不相信在“有限”
中能实现完善；以直觉反对推论，反唯理智论，并把认识理解为整体的精神行为，理解为在人的生命中创造的狂喜，敌视规范和合法性；个性、个体和一般的权力相对立。 不过法国关于浪漫主义的通常定义我是不满意的，我不是来源于卢梭，我不相信人的本性的自然之善，不认为自然是具有神性的，也不把生命的力量奉若神明，情感生活的狂热与我格格不入，不承认美与艺术的绝对首要地位。
通常，浪漫主义被看作是自然、人的本性、人的欲望、感情对理性、道德、法律、文明的永恒的和一般的义务原则的抗议。 我提出的问题则完全是另一种的，我从来不讲“自然”
的抗议，本能对理性和社会规范、法则的抗议，而是讲精神的抗议。 我承认精神的首要地位，它居于自然之上，居于社会和文明之上。 自然——不是改造了的自然——是必然性，它服从因果联系（康德的定义）。
精神则是自由，我一生都致力于反对自然和社会的、必然性的权力。我不很喜欢德国的浪漫主义、Ｆ。施莱格尔①、诺瓦利斯②甚
①施莱格尔（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Ｖｏｎ
Ｓｃｈｌｅｇｅｌ，１７２—１８２９）
，德国文学批评家、哲学家、语言学家、作家。 耶拿浪漫派的主要理论家。 德国梵文研究的创始人之一。 ——译注②诺瓦利斯（Ｎｏｖａｌｉｓ，１７２—１８０１）
，德国诗人、哲学家。耶拿浪漫派代表。提出直觉辩证法、大自然普遍符号论、万物两极性并相互转化（“魔力唯心主义”）等观点。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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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认识的世界。 哲学的来源９０１
至谢林和施莱尔马赫，他们的“有机的”东西之理想化与我格格不入，我认为那是反动的。自然的概念完全是有条件的，它是作为反对令人难受的唯理论和文明规范的象征来使用的，是作为揭示创造的个人权力来使用的。 然而，我决定宁可使用精神象征的概念，而不使用自然的概念。应当声明，我是把自然放置于恶梦般的社会与文明的法则之上的。 我的浪漫主义是自由的浪漫主义。 我准备把浪漫主义结合到为将个体性从合法性压迫下解放出来的否定性斗争之中。 不过，我从一开始就理解解放的肯定的目的。 浪漫主义者不了解真正的个性原则和自由原则。 在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对面还存在着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这个问题使我一生感到苦恼。 准确地说应当承认，我的固有本性宁可说是古典主义的，不如说是浪漫主义的，如果保持这些术语的话。 但是，这要求较大的个体性，要求浪漫主义概念受到某些限制。 其中最主要的是，在我的生活和认识道路上，我和大多数浪漫主义者是有区别的。 我以全部生命探索真理和意义，对我来说，“什么”
比“怎样”更重要。 但是，我认为真理和意义并不是理性法则和规范。浪漫主义类型的人极力体验心醉神迷的激情状态，而不管这种状态是否和获得真理和意义有关，这是感情生活的狂热。 对我来说，只有那种以“什么”为明确目的，以真理和意义为明确目的的狂热的感情，才是有价值的。 情感的迷狂本身甚至令我厌恶，最大的狄奥尼索斯教的行家依万诺夫把酒神精神规定为神魂颠倒，对于酒神精神来说，重要的是“如何”和无区别的“什么”。这于我一直是格格不入的。很多浪漫主义者所固有的泛神论倾向对我也是歧异的。 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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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１自我认识
时候我都不想溶于原初环境之中，不想溶于宇宙环境或者社会集体的环境之中。我有过于强烈的个性感和自由感。由此，伦理因素的意义一直是和个性、自由联系在一起的。 因此我一直和我的时代的“浪漫主义者”存在分歧和冲突（对此我还要讲）。这样，我的孤独也就是很难克服的。 对我来说，“自然”
“生活”
“本能”
“集体环境”都不是上帝，真理才是上帝，真理高耸于一切之上，但是，真理可以是呈人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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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转向革命和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唯心主义
我觉得不可能坚持这本书的原有计划，也不能完全按年代来写。当我脱离了贵族——特权阶级的世界以后，首先陷入孤独状态，我觉得，无论和谁都没有共同点，遇不到在精神上和我相近的人。 在精神道路的开端，我没有遇到给我以影响的人，我主要和不嫌弃我并给予理解的女人变往，女人是我的主要崇拜者。 我不使用“追随着”一词，因为我没有信徒。我已说过，无论何时我都没有对同志的喜爱，也没有同志，但是当我走出孤独状态并走入社会的、革命的世界时，我的生活中有了新的因素。 我的本性中是何种根据战胜了我，使我走上了这条道路呢？是我的革命性。 这种革命性在现今惨无人道的世界里在增强。 我的这种革命性是复杂的现象。 我的革命性大概有和俄国大多数革命知识分子不同的另一种性质，它首先是精神的革命性，是精神的起义，也就是自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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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自我认识
反对奴役，反对世界的荒谬的意思。 我实质上是微不足道的政治革命者，在我们的政治革命中我是很不积极的，我甚至用精神上的革命起义来反对这种政治革命，有时，我觉得这些政治革命是精神上的反动，我在这种革命中发现了对自由的厌恶，对个人价值的否定。 我一直有着两重性，我既有革命性又保有贵族的天性。 奇怪的是，这种两重性从没引起与我的性征相反的相应分裂。我从小就不能接受世界的秩序，不能服从世间任何东西，我总是由这样的特点中看到自己革命性的根源。由此已经可以看出这种革命性宁可说是个人的，也不是社会的，这是个人的起义，而不是人民群众的起义。 在我的禀性中永远具有造反和抗议的因素，这种因素反对革命中的奴隶制。 在共产主义革命的紧张时刻，有一次，一个对苏维埃政权持机会主义的适应态度的以前的革命家对我说：“按本性来说，您是革命者，而我完全不是革命者。”很明显，他指的是我的不调和性，不适应性。 不依赖性和不适应性对我来说是很自然的，我没把它当作什么特殊的优点。 当人们对我说我的某些文章和某些观点是勇敢创新的时候，我甚至感到奇怪。 对于所谓的“社会舆论”我终身都是绝对蔑视的，不论它是怎样的，我从来没有重视过它。 对我来说，甚至不存在对待“社会舆论”的态度问题。 很难用政治来说明这种“社会舆论”方式的特点，革命的政治有自己专横的“社会舆论”
，由于这种“社会舆论”
，奴才们便依附于职业革命家。实际上，我厌恶那种把人的存在抛于它自身之外使之客体化的最可恶形式的政治，它永远是建立在恶的基础上的。不过，这种对政治的厌恶并没有使我逃避这个世界，而是渴望翻转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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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向革命和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和唯心主义３１
个世界，改造这个世界。 在一定的阶段，政治是控制人们的虚构物，是吸吮人们鲜血的寄生疣物。 纯粹的政治革命使我嫌弃，不仅由于它的实践斗争手段、否定自由等等，更是由于它不是精神革命，精神被它完全否定掉或者成了废物。 这个世界的所有政治上层建筑都是适合于平凡的普通的、没有任何创造性的人群的。 国家、客观化的道德，革命与反革命都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 同时，还存在着真理，存在着全部解放的神圣之光。 我认为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当缺少能够改革和改造社会的创造性精神力量（或者这种力量很弱）的情况下，革命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全部国家和全部革命，全部政权组织都落入世界公爵的权力控制之下了。
G很早我就有这种意识：世界、社会、文明都奠基于谎言和恶之上。 我读了许多历史书，这些读物对我来说是折磨人的，虽然我承认历史的意义并且把历史哲学看作自己的专长，但是，我认为历史是充满了罪行和谎言的，对神圣的历史事件的体验于我是格格不入的。 一个时期我曾努力去承认某种神圣的传统，但这对我来说总是不成功，而且引起了厌恶。我在精神上一直是现在仍然是在启蒙、批判和革命的世纪之后出生的人。 我克服了“启蒙”的理性主义，但这种克服是黑格尔所说的Ａｕｆｈｅｂｕｎｇ（扬弃）
，也就是说我不可能停留于“启蒙”
或者装作停留在这个界限上。２０世纪初的某些宗教学说装作处于朴实的、前批判的自发时期，摹仿人民的原始主义。 我的非理性主义或者超理性主义是通过“启蒙”而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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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自我认识
的，但这种“启蒙”不是１８世纪法国学说意义上的，而是康德意义上的，康德形成了“启蒙”的永恒真理，他的自律学说就是与此相联系的。我从一开始就是自主的反权威主义者，任何专横霸道都不能使我就范，在我开始起来对周围的社会造反时，托尔斯泰对我有很大的影响。 但我任何时候也不是托尔斯泰主义者（在这个词的固有意义上）
，我甚至不喜欢托尔斯泰主义者，与他们格格不入。 只是在我身上有托尔斯泰的“疫苗”
，它一直存在于我的全部生活中。 它表现为我对于所有假圣人的和假伟大的历史的鄙视，对于历史上假圣人的蔑视，也表现为我深信全部文明的和社会化的生活及其规则、繁文缛节都不是真正的、真实的生活。 不过，我同时还具有历史感，这却是托尔斯泰所没有的。 亚里士多德在其著名的《政治学》中说：“从本性上说，人是预先被规定于社会中的政治动物，如果谁按自己的性质说不是国家的某一部分，他就是一个鄙夫或者是一个超人。”
亚里士多德认为这样的人是不可能服从任何事物的。 我不认为自己是低于人的价值的存在，也不认为自己是高于人的价值的存在，但是我很接近亚里士多德所讲的那种情况。 其实，这表现了古代的意识和基督教历史时期的意识的巨大差别。 同样，这也是俄罗斯人和西方人的差别。 俄罗斯人不接受西方文明的人们所采纳的那种世界秩序。我很早就感觉到与贵族社会的断裂，我脱离了那个社会。对我来说，那个社会里的一切都是不可爱的和引起很多愤怒的，当我进入大学时，这种情绪达到了这样的程度：我更加喜爱犹太人的社会。 至少，能够保证他们不是贵族，不是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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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向革命和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和唯心主义５１
戚。 当我的犹太同学来找我时，我的母亲就提出习惯性的问题：“Ｅｓｔ－ｃｅ
ｕｎｍｏｎｓｉｅｕｒ
ｏｕ
ｃｅ
ｎｅｓｔ
ｐａｓ
ｕｎ
aｍｏｎｓｉｅｕｒ？“
（“这是位先生呢，还是不是位先生？”）在那以前我曾因母亲永远不使用犹太语言甚至坚决不说“犹太人”而说“”吓唬过她。 与不喜欢贵族相联系，我也不喜欢b c M C S W E K军事，我决定离开武备中学去参加为了得到进入大学所必须的中学文凭的考试。 这是不轻松的，因为我在被动地掌握知识方面很无能。 我的主要的奋激——它比全部理性的理论和自觉的信仰都更为原始，更为有力——便是从少年起便固有的对国家和权力的厌恶。有时我觉得那表现了封建的根底。当我还小的时候，刚刚接触不管什么国家制度，虽然是最无恶意地但已处于厌恶和愤恨的状态，想毁坏这种制度。 按说我不能有任何的ｒｅ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怨恨）
，我属于享有特权的、统治的阶级，我的家庭和所有的总督和省长都有着友好的交往。但是对我来说，所有的统治制度都是宗教裁判所，所有的政权的代表都是残酷折磨人们的人，尽管在家庭关系中，在上流社会的会客室里，我遇到的这些政权代表经常是善良的和客气的人。 我不喜欢上流社会是有别的原因的。 上流社会还与宗法制度的习惯紧紧相联，对我来说，这是某种与国家不同的东西。所有的人在执行政权的职能时多是处于半兽状态。宪兵将军Ｈ。 拜访我的双亲时，遇见我也是很客气的，但是当你在监牢和审讯室里看见他时，他完全是另一种样子。 无论何时，任何社会地位，任何等级的官衔，任何历史的大人物，都不会使我肃然起敬。 大概这种极端形式的特点是很少能碰到的。 我发觉，即使对于革命家，也常常是以其等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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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自我认识
官衔使人敬仰，虽然是在否定的征兆之下。 在革命中获胜的革命者，自己也很容易地得到重要的等级官衔。 即使对于较高级结构的职务中的等级头衔，如院士、学位、广为知名的作家，我也从不敬仰。 概而言之，我与敬畏感、按社会地位区别人、人的固有本质之外的东西是格格不入的。 人们认为我具有令人敬仰的地位，对此我甚至感到不愉快。 我永远忍受不了人类社会的“印记”。约定的法律，封号，对我来说，这些都是充满对立的现实。 将经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