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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意义问题、自由问题、人的使命问题、永恒问题、苦难问题、恶的问题。 就此而言,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英雄对我是亲切的。通过他们我接受了基督教。经历自己内在的转变的结果使我感受到精神上很大的坚强性。我的全部生活都改变了。我经历着很大的精神高涨。我所以体验到很大的精神坚定性,体验到生命的牢固的精神基础,不是因为我找到了一定的真理和意义,一定的信仰,而是因为我决定把自己的全部生命奉献给探索真理和意义,服务于正义。 这说明,在一定的意义上,这样寻找真理就是发现真理;这样地转向生命的意义就是将意义渗透其中,帕斯卡尔理解这些。 我深信,生命有最高的意义,但是这种信念中没有任何教条主义的东西。我坚信精神的力量,一直如此,改变的可能只是这种精神力量的象征。 转变或转向与我的道德上的改善,净化甚至禁欲生活是同时发生的。 我意识到精神脱离灵魂外壳的独立性,那些为了自己理想和信仰而忍受迫害和摧残的人的典范成了我最亲近的人。 我现在想重新生活,为了重新寻求真理和意义。 存在着永恒的真理和常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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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 我已经提到,我有古怪的毛病,我完全没有直线式发展的感受,真理在我面前永远是新的、第一次诞生和出现的。甚至旧的已经了解的书,当重读时它对我也是新的和按新的方式加以领会的。 只有原初的创造高涨能引起我的热忱。 我对那种所谓的“发展”极为冷淡,因为它已经站在必然性的旗帜下,而不是在自由的旗帜下。 我的思维是直觉的和格言式的,其中没有思维的推论发展。 我不能用道理去发展和证明什么,这对我来说是不需要的。我很高地评价和喜爱康德,认为他是最伟大的哲学家。 但是覆盖于康德思想的表层的学院式——经院哲学式的外壳我一直认为是多余的和有害的,它使康德的天才思想模糊不清。 从根源来说,斯宾诺莎的哲学认识和所有真正的哲学家的认识一样,也是直觉。 思维的推论发展,对于认识者自身来说是不存在的,它只对于其他人才存在。 他用这种方式使其他人投入自己的认识,说服他们。 但是,实际上根本不能这样来说服其他人。 思维的推论发展有社会学的性质,这是认识在社会日常生活中的局限性。我一直认为,使别人投入自己的思想,说服别人,只能依靠自己直觉的表达方式的敏锐性和显明性。在这里应当说明,我的思想完全不是断断续续的,不是片段的,不是指向部分和细节的。 相反,它是非常以自我为中心的、完整的、指向意义的整体理解的。它内在地自我紧密相联。格言是微观宇宙,它反映了包容一切的宏观宇宙。 任何时候我都不是对许多课题和问题感兴趣,我感兴趣的只是一个课题和一个问题。 作为一个作家,作为一个按格言方式写作的作家,我的很大不足就是没把这种方式坚持到底,而把这种方式与非格言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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搀合起来了。 应当说,我很少关心我的创作成果,很少关心它的完善。 我关心的是自我表述和向世界呼喊:我发现了作为真理的内在的逻各斯。 在我年轻时思想发生转变的时期和我生活的现在时期之间,我没有看到思想按确定的阶段而有计划地发展,也没有看到由于这种发展而使思想得到的充实。我较多地看到的是由直觉决定的一系列光辉,一系列危机,一系列根据新方式把旧的直觉看成新的领会的状况。实际上,我并不否定对我展示的过去的东西,并不抛弃它,而是或者在时间上从我的意识视野中推迟它,或者用我的新眼光去看它。因此,包括着过去的完整的东西,我现在能够作为永远真实的东西加以体验。在发生了大的转变以后,我开始以极大的热情(几乎可以说是狂喜)阅读哲学书籍。 我很早就读了很多书,但很少把精力集中于哲学。 我一生读得非常多,但是我的思想不是以书本为源,而是由生命的直觉提供营养。 在积极读书的情况下,我的思想紧张起来,思想在我这里诞生了,有时它完全和所读的内容不相像,有时则与之相反。 只是自己的内部体会给我以理解所读书籍的可能性。 在这种情况下,书中所阐述的东西不过是我的精神道路的象征。 外在的东西,“非我”的东西,无论如何也与“我”不相适应,无论什么也不可能认识和了解得很清楚。 理解和认识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人是小宇宙,其中呈现着宇宙,我的“”
(“我”)的命运_同时也就是宇宙的命运。 当我审视自己并企图思考自己的类型时,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比起homo
religiosus(虔敬的人)来,我更大程度上是homomysticus(神秘的人)。
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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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第一次转向与此相关。 原初的神秘主义的世界感是我所特有的,与此相比较,在原有意义上的有组织的宗教成分则是第二性的。爱克哈特、J。伯麦、安格鲁斯。 西列祖斯①,比其他教父对我更为亲近。 我相信包罗万象的神秘主义的存在,相信包罗万象的精神的存在,我开始读的几乎都是神秘主义(在其固有的意义上)的书,在这些书中我找到了很多令我高兴的东西。 不过,诺斯替教的神秘主义和普罗菲季类型的神秘主义比得到官方教会核准的和正统思想承认的神秘主义(其实,其中禁欲主义比神秘主义还多)更令我感到亲切。 我将要讲到那些在我的理性道路上具有特殊意义的哲学家。 现在我带着感激的心情指出某些作者和著作。 首先,是卫。 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我很早(还在转向以前)
就读了他们的书,我的祖国情感是与《战争与和平》相联系的,可能这是我唯一的一次祖国情感。 在哲学家中我比较早地读了叔本华的书,并加以深入的领会,在其中找到了适合于我的本性中悲观主义成分的某些内容。 叔本华使我深信,现象世界,围绕着我的经验世界,不是真正的和终极的世界。 后来我脱离了叔本华,但叔本华的某些思想仍留在我这里。 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对我一直是比较相近的。 这时我读了奥尔登堡关于佛教的经典性著作,它使我产生了很强的印象。 同时我还读了马克斯。 缪勒、C。 格鲁别茨关于古希腊的形而上学的著作。 现在还能回忆起朗读卡莱尔的著作《历史上的英雄和英雄事迹》时感受的那种激动。 我一直很敬仰伟人,但
①皆为中世纪的神秘主义者。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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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在征服者和国家活动家中选择他们。 我尊重天才,即使当他成了思想上的敌人的时候仍是如此,比如,对马克思。我购买并且津津有味地阅读了当时巴甫林科夫编辑的《名人生活》丛书(当然丛书是风格不一致而且质量彼此悬殊的)。在著名的不寻常的人们生活中洋溢着的热情,他们对自己命运的悲剧的体验,使我得到很大的慰藉。 我自语道,谁意识到自己的使命,那么,无论“事情怎样进行也不害怕,也不会中止。”这时我有很多苦恼,我热情地阅读名人生活传记,他们命运的悲惨激起我的同情,同时也增强了“伟大是可能的”信念。 但是,我从不喜欢那些被称为伟大的历史活动家、国家政权活动家、征服者的人,我从来看不出他们中有什么伟大,并且否定在那些卑劣的领域(如国家)出现天才的可能性,只有社会改革家还能令我觉得可爱。 我从不相信政权带有神的成分。 我一生都保留着被称为宗派——二元论的因素和形而上学的无政府主义成分。 在世界文学中我最喜欢什么?我喜欢预言家和约夫()
①的书,特别喜欢希腊悲剧,‘ N L喜欢塞万提斯、莎士比亚、歌德、拜伦、霍夫曼、狄更斯、巴尔扎克、B。雨果(为了他的人性)
,还比较喜欢易卜生,喜欢波德莱尔的诗。 同样喜欢读瓦尔特—斯科特和大仲马的历史小说。 在俄国文学中,除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以外,莱蒙托夫对我比较亲切。 对普希金不太喜欢,但对他的诗评价较高。 我很喜欢丘特切夫。 任何时候我也不能忍受修
①约夫(,?—1607)
,1589年起为第一任全俄牧首。1605年失去牧首‘ N L宝座并被放逐。 有书信和有关16世纪末俄国历史的著作。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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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学,不能对齐佩伦有好感。我接受了俄罗斯文学的教育,转变的结果是不仅有认识真理和意义的强列愿望,而且产生了按照真理和意义改变世界的强烈愿望。 虽然我很早就感到自己有哲学家的天赋,但我一直没有走学院派道路,成为令人尊敬的教授,写作哲学学术论文和著作,远离生活斗争的愿望。我首先走上了哲学的道路,而这条道路把我引向了革命。我最感兴趣的是说明我的哲学世界观类型和我的心灵与精神结构的关系。 正是由于这种不断的联系,我的哲学才始终是存在主义的。 在30年代后半期我开始形成自己的哲学世界观,当时,俄罗斯正发生高涨的精神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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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哲学认识的世界。 哲学的来源
在我生活的众所周知的年代,我终于走入了认识的世界,哲学的世界,至今我还生活在这个世界里。 这是非常丰富的世界,和日常生活不相像的世界,其中消除了时间与空间的界限。 我很早就意识到自己的哲学天赋,而且从未对此有过怀疑,我的哲学家才赋,首先是特殊类型的哲学家的才赋,即哲学家—道德学家的才赋,是从事于理解生命的意义并且经常参与按照这种意义去改造生活的斗争的哲学家才赋。 按自己的哲学家类型来说,我首先是个道德学家、历史学家和神智论者。 我的大部分著作都属于历史哲学和伦理学、属于自由的形而上学,按类型来说,我最接近于巴德尔①,是按类型,
①巴德尔(Bader,1765—1841)
,法国哲学家、医生、采矿专家。 慕尼黑大学哲学和神学教授(1826—1838)。
1809年出版《动态哲学》。他利用卡巴拉、圣马丁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也利用了伯麦的思想,以浪漫主义精神发展了神智学体系,其中贯穿着这样的观点:人的存在和人类历史完全依赖于上帝的存在,因此,知识完全依赖于信仰。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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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按观点。 我的哲学家才赋与命运感联系在一起。 已经说过,当我14岁的时候就读了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和黑格尔的《精神哲学》,在我父亲的图书馆里找到了这些书,父亲的图书馆很好,但是其中多是他所特别喜爱的历史书。 黑格尔的学说和一个可笑的回忆联系在一起。 当时我照料着一个表妹,她有一本用蓝色天鹅绒作封皮的小书,人们在上面给她题诗,我在上面写了一段黑格尔《精神哲学》的引文。这意味着,作为小男孩,我是一个真正的冒失鬼。 在这段时间里我已经体验到智力的很大高涨。 我的成长过程和我的同学们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我同样很早就读了装帧豪华的伏尔泰的哲学著作,伏尔泰对我没有任何哲学意义,但他支持了我的自由思维。 说来非常奇怪,我一直保留着伏尔泰的某些东西。对叔本华我有最大的好感。我能很快地弄清楚理论学说,并且理解它们的意义及相互关系。 我的哲学一直有伦理的性质。 我的义务的热忱永远抑制着存在的热情,尽管我任何时候也不是一个“道德说教者”
(在坏的意义上的)。我的思维一直带有激情的性质并且渗透着意志的努力。我一直认为智力的敏锐是和对立面的知识相联系的,而且意味着恶的幻影。因此,甚至天才的一元论体系在自身中也包含着幼稚的成分。辩证法、对立面的斗争拯救了黑格尔。 充满激情的接受或拒绝在认识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很难表述。 最极端的唯理智论和理性主义可能是充满激情的。直觉始终不仅是理智的,而且是充满感情的。 世界不是思维,像那些把自己的生命贡献于思维的哲学家所想象的那样。世界是激动和炽烈的感情,在世界中存在着激情的辩证法。 激情的冷却只能制造日常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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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的生活。我读了许多逻辑方面的书,但是应该说,逻辑对我没有任何意义,我从逻辑那里没学到任何东西,我的认识道路一直是另一种类型的。我的思想很难按时髦的方式用有关自己的信息、与自己的潜意识的斗争来解释,它更多的是与敌人的斗争。但是,我对形而上学的爱,是我全部存在中最具特色的,用它可以解释我和日常生活的冲突、和强制我的经验现实的根本性的和最原初的冲突。 我的哲学思想的目的是为解放而斗争,我始终坚信哲学认识的解放性质。 在这方面我和我的朋友舍斯托夫是不一致的。 同样,哲学是以无限性的名义反对有限性的斗争。 我觉得与其说我是牧人,不如说我更是一个暴徒(尼采的术语)。我多次企图认识和思考自己的思维和认识的过程,虽然我不属于反省自己的人。 我一直意识到自己思维的软弱方面:对于自己思想的分析能力较差,逻辑推理的能力较差。 我的思维不是从具体中抽象出来的,它也不服从逻辑推理的法则。 我的努力不是为了获得就其意义而言的一般性的东西,而是为了沉醉于具体的事物之中,并在其中发现意义和多样性。 这意味着,我的思想是直觉的和综合的。 我在部分和具体中发现广博的东西,我在日常生活中就是这样做的。 对我来说,在哲学认识中实际上不存在分散的问题。 只有一个哲学问题和一个认识领域。在所有分离的、部分的、个别的东西之中我看到整体性的东西,看到宇宙的全部意义。在就某些问题进行的谈话和争论的背后,我努力发现宇宙命运和我个人命运的解决。 很多人都奇怪,我居然对次要问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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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问题的谈话赋予那样的意义。 对此可以这样解释:我在任何事物中都看到整体的意义,或者对整体意义的损害。 有时,人们感觉毫不起眼的谈话,没有任何哲理的影片,或者爱情读物,对我的认识过程却有巨大的意义。 当我坐在电影院里时,我的一部书的完整计划就在头脑中酝酿,我从外界得到的仅只是激励的推动力,而所有的发现都来自内部的无限性。 这与柏拉图的回忆说和莱布尼兹的宇宙和谐说是相近的。 我不顾全部哲学理论、全部认识论是怎么说的,而始终意识到,我的认识不是靠一种智力,不是靠服从于固有法则的理性,而是依靠精神力量的总和,同时还依靠使意义获胜的意志,依靠高度集中的情感。 斯宾诺莎所建议的认识中的冷静,对我来说是人为的臆造,它对于斯宾诺莎本人也是不适用的。哲学是对智慧之爱,而爱则是情感和激情的状态。哲学认识的根源是完整的精神生活,精神的体验。 其余的只能是次要的补充,痛苦、喜悦、悲剧性的冲突是认识的根源。认识的奥秘能否消除,能否消灭呢?我不这样想。 奥秘会永远存在,只不过它会随着认识而深化。 认识消除由于无知而引起的假奥秘。 但存在着奥秘,正是由于认识的深刻才使我们站在它的面前。 奥秘的认识就是真正奥秘的深化。 上帝是奥秘,认识上帝是投入奥秘,由此形成更多的奥秘。 理性的上帝认识是假的上帝认识,因为它取消了奥秘,否认了上帝的奥秘。 但是,认识不仅是喜悦和解放,认识也带来了痛苦的后果,认识是幻想的揭破与失落。 我觉得很多人在我认识他们以前,是更加有意思和更加动人的。 过多地了解生活会使人们忧伤,所以很多人不想看得那么清晰,不想看得那么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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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充满于我的生活中的错误的幻想的崩溃,这可能给我们清除通向真正的奥秘的道路。生活的奥秘性意识只能加强,只有假认识才使这种意识麻痹起来。 当然,我在自己的哲学著作中也使用了推理的思维,但这对我来说仅仅具有次要的和辅助的意义。 我几乎从不运用分析而仅使用鉴定的方法。 我一直想发现思维对象和思维自身的性质、个性,我很少使自己的思想客观化(很晚才开始用语言表述)
,它一直留在主观世界里。 但是,肯定的“客观的”科学的意义(特别是历史的意义,个别地说是宗教历史的意义)之意识在我这里很快地增强了,公正的、收买不了的科学对于宗教意识来说有着净化的意义。我走过了长长的哲学道路,这中间有不同的时期。 外界可能有这样的印象,我的观点改变了。 但是,对我的第一推动力依然如故。 我开始走上哲学道路时所持的很多思想,现在我重新意识到它们,也就是说,在我全部生活的思想经验大大丰富之后,重新意识到它们。 我一直关心的不是研究世界是怎样的,而是世界的命运和我的命运,是事物的末日。按其方向来说,我的哲学不是科学的,而是内省的和世界末日论的。 我获得了很多,了解了自己的全部生活,我一生都在学习,但是最原初的东西依然保留着。 这是个性的奥秘,是变化中的不变性。 我认为在30岁时自己已经有了很大的收获,后来我想,我所知道的,比我关于自己知识的当时状态的想象还要大得多,虽然在30年中我的知识增长很多。我知道什么呢?我开始了解到:我什么也不知道。 当我大学时代与大学生的革命团体交往时,在同志们面前,由于自己的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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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认识和一般的教育而具有很大的优势。 同志们发现了我的这种优势,这是我得以发挥智力上的领导作用的原因之一。我的哲学和精神道路是很有特点的,我从来不是唯物主义者,我不能像大部分俄国知识分子那样地体验自然。 我有另一种根源,这在我和大学生的争论中可以感觉得出来。 我从来也不是实证主义者,我较早地了解康德和叔本华,比了解唯物主义派别的作家要早,比了解恩格斯甚至斯宾塞要早。 如果把无神论了解为反——有神论,理解为对传统的宗教关于上帝的概念的否定的话,那么,在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