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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璧县的许志远、雷杰三是一批地方势力。父亲说：“表面上殷勤，但我知道他们很难合作。”共产党是穷人的党，他把目光投向民间。许志远的副官倒是很热情，给父亲介绍了当地的开明士绅苌宗商和姚隆源、陈北余一伙。他们是许的后勤物资供应商，是靠许吃饭的，就像现在许多愿意和军队、政府做生意的商人一样，官商一体嘛！这帮人是个特殊的群体，平日里好习文弄墨，舞枪使棒，上联官府，下结豪强，标榜豪爽仗义，抱打不平，在地方上形成势力，很有些人气。他们办有一个龙源糟坊，题名“抗日大饭店”，南来北往之客，凡和抗日沾边的，一律免费食宿，临别还赠钱粮。有的书上描写苌宗商是胸飘长髯，衣着黑衫，骑头毛驴。父亲说起他：“是个大地主，民团团长，儿女都是共产党，小儿子苌征参加了八路军，不久前牺牲了，他对抗战有贡献，解放后安排他任地方的水利委员会委员。”他们一听我父亲的来由，就大哥小弟地乱呼起来，再一神侃，立马折服，大有相见恨晚之势。父亲说：“皖东北许多重大事项的议定，我都是在龙源槽坊筹划的。”说到这里，我想，假如不是在淮北，而是在漠北古道上，还不成了“龙门客栈”？刀客剑客，藏龙卧虎，浪迹江湖，看来古往今来皆有之。
他们得知我父亲要继续深入皖东北腹地，遍访当地的地头蛇们和豪强势力，便提醒说，去青阳一路，要走老周圩子，有个周汉波，是个抗日的士绅，仗义疏财。我插话，八成像《水浒》里的柴大官人吧？他们还告诫说，万不可走张楼，张楼有个张海生，生性凶残，暗中与日伪勾结，是个黑店，不少抗日人士都成了他的刀下之鬼。父亲说：“听了这话，我倒吸一口凉气。”
“是不是像《水浒》里的祝家庄？”我打趣说。“不要打断我！”老爷子讲到兴头上，是不允许别人插话的。
从泗县往东40里就是皖东北专区的首府青阳了，今天这里叫泗洪。原来洪泽湖是安徽、江苏各占了一半，20世纪50年代统划给了江苏，青阳也随着给了江苏，名字也就改了。从泗县到泗洪的泗泗公路有一半在安徽，一半在江苏。这条路我走过，很特别，江苏境内相对繁华整洁些，一进安徽，整个一个脏乱差。泗县的人请客要专程跑到泗洪去，真惨。但父亲讲起这里，还是习惯叫青阳。据当年陪他同行的刘玉柱回忆：“根据苌宗商的指点，我们过老周圩子，住在周汉波家。紧接着就巧遇了到宿灵两县视察工作的杨纯和她的随行人员邓青（女）。”（注：《刘玉柱纪念文集》）
刘玉柱回忆中提到的这个女人杨纯，可是个大名鼎鼎的人物，她当过周恩来总理的秘书，在我党众多的妇女干部中，她没有甘心当“夫人”，而是一路从政，官做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长的位置。据说，她当年可帅了，剪着短发，挎着手枪，当过游击队长，她是中共山东分局派过来的，职务是中共皖东北特委书记，公开身份是国民党皖东北行政公署的民运科长。我父亲当年什么样？画家芦芒随郭沫若组织的抗日宣传队曾来过这里，解放后俩人重逢，他凭着记忆给父亲画了幅油画。画布上的人戴了顶破旧的斗笠，低低的，阴影遮住了大半个脸，透过斗笠的网眼，射出的目光是冷冷的，摄人魂魄。像个游侠？下脚注了几个小字：八路军、新四军代表张爱萍在皖东北。现在的一些女同胞看了说：“哇噻，好酷啊！”
据有些书上描写：杨纯带着随员邓青正巧和张爱萍打了个照面。见是两个女子，扮相举止不凡，透着一股英气，在这个穷乡僻壤的鬼地方，也会有如此气度之女子？但人家毕竟是个女流，哪里好死死盯着的，张爱萍遂将头一低，擦肩而过。不想，那女子却回过头来，喝道：站住！张愕然；是路西过来的？不等回答，又抢道：哈，你是张爱萍！……杨纯真是快人快语。
这个说法很有戏剧性，我后来看到父亲1959年对安徽党史办同志的谈话记录：“他（苌宗商）告诉我很多情况，大庄区的区长石（名字打印不清），是抗战的，好人。还有一个女同志叫陈光薇（杨纯），八路军派来的。于是我找到了她。”语言直白，平铺直叙，现实生活总归不如小说描写得那样浪漫。
原来就在党政军委员会争论彭雪枫支队向西还是向东发展时，国民党皖东北专员兼保安司令盛子瑾，接受了他的秘书，我地下党领导人江上青的建议，派吕振球持盛函到彭雪枫部，寻求与我合作抗日。父亲奔赴路东，彭遂将这个关系介绍给他，并附上了给盛子瑾的亲笔信。
通过杨纯这条线，父亲认识了江上青，江立即安排父亲和盛子瑾会面。在皖东北，盛是国民党的最高长官，父亲是共产党方面的最高长官，皖东北国共两党最高层的接触由此开始。
盛子瑾，黄埔军校六期生，精明自负，常以三国周公瑾自诩，故名子瑾，人称“粉面金刚”。早在六安县任县长时，就与中共领导的抗日游击队配合，把日军从六安城赶跑了，由此名声大噪。盛子瑾的夫人杨文蔚是军统戴笠的人，承命监视桂系。盛子瑾这次调皖东北敌后任职，是桂系的一个阴谋，假借日本人之手除掉这个隐患。盛子瑾何尝不明白，他到皖东北后，上受省政府打压，下遭许志远等地方势力顶抗。迫于形势，他当然需要借助共产党的力量站稳脚跟，迅速坐大。
父亲这方面又何曾不是这样呢？孤身只影，除了八路军代表这块牌子，他还有什么？
他有杨纯和江上青，在他们身上体现出党的力量在敌后的渗透。杨纯对我父亲说，我来安排你给盛子瑾的军政干部训练班讲课；江上青说，我来邀请盛子瑾到场。父亲表示自己新来乍到的不了解情况，杨纯说，那我给你出题目、给你准备材料总行吧。父亲还记得，她出的题目是，“处于敌后的皖东北地区能不能建立抗日根据地？又怎样建立根据地？”杨纯还找了本盛子瑾写的《我的目前主张》，说，你参考一下，或许会起些作用，并嘱咐讲课时一定要提及。
父亲当年做的《巩固团结，坚持皖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报告还保存着，收集在他的军事文选中。报告分析了皖东北对敌斗争形势，重点阐述了“建立和巩固皖东北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问题。”旗帜鲜明地提出共产党的主张：一、制定皖东北地区全民抗战的纲领性文件《共同决定》；二、共产党拥护在专署领导下执行《共同决定》；三、净化抗日力量，土匪及各派力量中的腐化、动摇、欺压人民者一律在打击之列；四、为促进抗日力量的发展，各组织、团体、党派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发展不受干扰。
这个报告正式向盛子瑾传达了共产党方面的立场。它的实质是：只要盛专员抗战，共产党就坚决支持拥戴；以净化抗日队伍的名义，配合盛一起打击皖东北地区的反动地方势力；同时，为自己今后的发展预留了空间。
这是一份充满了政治智慧的文件，用现在的话说，＇w。w。w。。wr。s。h。u。。。co。m。＇是“互利双赢”。
讲课那天，盛率公署的许多人来听，父亲不时地引用盛的主张，盛子瑾果然“龙颜大悦”，赞许说，真是个济世之才，大有相见恨晚之感。这不能不归功于这位幕后的女英雄。
共产党方面作出的承诺是：
拥戴盛专员为领导皖东北抗战的领袖，恪守维护当地政府的利益；
积极配合国民党安徽第六区抗敌指挥部，和李宗仁第五战区第五游击区打击日伪军的作战行动。
双方议定的条件是：
准许八路军、新四军在皖东北公开设立指挥机构；
灵璧、泗县二区由共军负责掩护，执行当地行政。也就是说这两个县由共产党行使行政管理权，但接受专区的领导。一国两制嘛！多说一句，灵、泗二县是许志远等地方势力的地盘，他盛子瑾插不进去，干脆给你共产党算了。
另划泗宿公路以南及洪泽湖边为共军活动区，共同建立洪泽湖根据地。说白了，是给你点势力范围，别到我的核心区来闹腾。
再有，民运工作由我方派出干部；保安司令部政治部由共方一人担任；
责成当地士绅吴敬轩每月向共军提供军饷法币1万元，共军不就地筹粮。这一条极为关键。
最后，由双方组成设计委员会作为协议执行的权力机关；并吸收各界爱国人士和社会名流参与，共谋抗日大事。
谈判成功！皖东北各阶层团结抗战的新局面形成了，起码大面上是这样了。第一步，站住脚了。有名分、有地盘、有资金，和现在办公司的条件差不多。
这一下可就惊动了国民党上层，岂能容你坐大！
1939年7月29日，当地反动地主武装柏逸荪、王铸九伏击了盛子瑾的队伍。中共党员江上青和他同行，不幸遇难，同时牺牲的还有我党干部朱伯庸等8人。烈士的遗体被丢进濉河，而盛子瑾反倒侥幸逃脱，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小湾事件”。用现在的话说，这是一次恐怖袭击。据掌握的材料看，柏、王的背后是许志远，许又是秉承桂系安徽省头目李品仙的旨意。刺杀的直接对象是盛子瑾，江上青是误杀。为什么？皖东北共产党的势力发展得太快、太猛了。盛子瑾这小子为了坐大自己，居然纵容共产党？
江上青，中共皖东北地下党负责人，1927年参加革命。和父亲一样，江上青来皖东北前，也深知环境之险恶，临行时作《自祭》联一副：“拼得瘦骨埋锋镝，常使英雄祭血衣。”以示誓死之决心。不想此联竟成谶语，9个月后他就遇难了，时仅28岁。他的牺牲，是我党在皖东北根据地初创时期的重大损失。大业方兴，折我大将，这个打击对父亲是沉重的。
江上青是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总书记的养父。上世纪80年代初，在国防工业系统工作的江泽民找到我父亲，请他为江上青烈士题写碑铭。父亲回忆说：“记得好像是在什么会上。晚饭后，有人敲门，是江泽民同志。他说请我为江上青同志写个墓碑，我问，他是你什么人吗……”其实，早在1949年上海刚解放时，从事上海地下党工作的江泽民便得知了进驻上海军管会领导同志中有他养父江上青生前的战友张爱萍和刘瑞龙，便兴奋地要通了他俩人的电话。这一晃又是30年过去了，父亲回首往事，不禁大恸。江上青牺牲的那年，江泽民才13岁。江泽民同志后来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牺牲的烈士啊，你可以安息了，中国革命，后继有人。1999年12月31日，江泽民总书记在我父亲90岁生日前夕赠诗写道：“皖东风雨舞长缨，一片丹心日月明。”父亲去世后，江泽民又填词书赠我的母亲，他用诗的语言赞颂老一代革命者们：“百战千征，碧汉英雄路。”
历史如此沉重，后人岂能忘却？
这时的父亲，虽然作为皖东北地区八路军、新四军最高代表，但只是个光杆司令。在这次恐怖行动后，陇海南进支队的政治部主任李浩然担心父亲的安全，硬是派了王东保带了一支40人的队伍，给这位省委书记警卫。王东保后来是从大军区副司令的位置上离休的，他的夫人林浩同志是一位文化修养很高、观念超前、充满朝气和实干的妇女干部。他们的儿子王小雷曾是我的榜样，他“文革”前就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报名参军，成为全军的标兵，后不幸因公牺牲。
动乱中的中国只认枪杆子。父亲说，早在他读中学时，学生中就以对政府的态度分成两派，用“文革”语言来说是造反派和保皇派，不用说，共产党当年肯定是造反派。两派学生由赛球到辩论，最后发展成武斗。在殴斗中，保皇派首领吴以柯拔枪示众，枪响两声，把在场的人全怔住了。这件事对我父亲印象太深了。后来陈毅以党代表名义来达县，召见当地的党、团组织领导人，我父亲就提出来要搞枪。陈毅大惊，说学校又不是战场，你个中学生要枪干什么？3年后他们在中央苏区重逢，陈毅已不记得他了，提起当年要枪的事，陈毅大笑，原来就是你这个家伙！看来，枪比人更惹眼。
要拉队伍，可不是像电影里那样，登高一呼，贫苦百姓纷沓而至。军队是要花钱的，就是军饷，千八百人的队伍每日三餐，军装，被褥，武器，药品……总不能当土匪去抢吧。我的三叔，当时也在淮北一带工作，他给我描述了当时的情景：穷人有的是，要招兵，满大街没饭吃的都会抢着来。但枪一响，准保跑的一个都不剩……
与盛子瑾谈判的最大成效，是有了地盘有了钱。《三国演义》刘关张三结义，起兵哪来的钱？国学大师南怀瑾考证，是大商人张世平给的钱。曹操起兵是“陈留孝廉卫兹，以家财资太祖”。刘邦则是靠的吕后的娘家给钱。我们老爷子起兵是盛子瑾让大地主吴敬轩给的钱。各有各的路子。
在这里，他看中了一个人。
赵汇川，一个身高马大的汉子，国字脸，讲起话来声如洪钟。1933年参加革命的共产党员，因与组织失去了联系，他就自己在家乡拉起了一支队伍，打出宿县抗日游击支队的旗号。为了争取合法地位，后经江上青斡旋，编入盛子瑾的麾下，番号六抗三支队。六抗，是国民党的番号，即国民党安徽省第六专区抗敌指挥部下属的第三支队。父亲是一眼就看上赵汇川了。赵在学生时期曾组织过一个篮球队，取名“赫赫”，四个“赤”字，可见其之激进。后来参加了吉鸿昌的抗日同盟军，平定堡一战负伤六处，可见其之勇猛。
赵行，但他的部队不行。这是一支隶属国民党地方编制，而由共产党为领导骨干的“四不像”部队，起自民间，带有浓厚的游击习气和家族色彩。父亲有文：“着意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向他们灌输红军建军的传统和经验，建立政治工作制度、严格训练管理、密切军民关系等，使之逐渐和八路军、新四军一样。”他征得盛子瑾同意，借口护送他，把赵汇川的部队拉到彭雪枫部队去参观见学，以连为单位开展结对活动，并派了一大批干部充实进去，最终将这支部队改造成一支真正的人民军队。
“傲然携手天下事，与我义气走江湖。”从此，赵汇川带领着初建时最早的这支部队，跟随着我父亲转战江淮战场。父亲说起赵汇川来，总是要加一句：“一员虎将！”全国解放后，他又和父亲一起创建海军，后任北海舰队副司令。他的这段出自草莽的曲折经历，在“文革”中肯定难逃一劫。在革命小将的眼里，共产党、八路军都是样板戏里那样的，怎么会有这么乱七八糟的故事？赵小父亲3岁，因备受折磨，先我父亲去世。父亲说过：“我和赵汇川相识相知57年，是生死之交。”他的夫人马如珍为他出了一本纪念文集，由父亲题写书名《川汇大海》，取其名字“汇川”，意寓风吹浪涌汇入大海。父亲与创业时期这些老同志的友谊，一直延续了他们的一生。赵汇川去世时，父亲为他写了一副挽联：
八十三载革命路，身经百战，大智大勇，功勋卓著，一身正气奔大海；
五十七年战友情，并肩抗倭，同创海军，患难与共，满腔悲痛送汇川。
父亲走的那天晚上，我久久不能入睡，天快亮时，一下睡过去，梦见赵汇川一身戎装，带着一支部队，牵了两匹战马，上前对父亲敬了个军礼说，大将军请上马！遂后两人纵马飞驰而去……
梦，许多人认为荒唐，但我信。
就是这支赵汇川支队，成为夺占皖东北最早的也是最基本的力量，后来编为9旅27团，解放战争中的华野21军63师189团。另外还有两支队伍：
徐州沦陷后，周围十多个县，一下子涌现出大大小小上百个群众自发的游击队，他们就是陇海南进支队的前身。只要听听他们的名称，就不难想像起家时那种原始的、草莽的特征了：邳县青年义勇队；睢宁救国团；沭阳三县联防自卫队；上马台民众自卫队；铜山抗日游击队，等等，五花八门。山东、安徽、江苏三省交界处的三不管地区，也叫邳睢铜三角区，那里的青洪帮头面人物夏慕荛把他400人的抗日义勇军交了出来。国民党上校军官胡大勋回到家乡铜山组织了200人的队伍，拥有70条枪，两挺重机枪，一门迫击炮，也加入进来，编成机炮连。徐海行署蔡少衡把行署常备队交过来，编为第八大队。开明士绅朱庆轩组织了400人的队伍，编为独立第4营。这样，陇海南进支队，在一年的时间里，即由300人发展为3个团、7个营，共7000人。1939年9月，八路军山东军区成立苏皖纵队，江华任司令，向华中地区渗透，陇海南进支队编入其中，由江华带进了皖东北。这支队伍的一部分留下来，编入了我父亲的队伍，番号9旅26团，也就是解放战争中的21军63师188团的前身。
再一支是铜山县桃山集的抗日游击队，由孙象涵统领。最初只是80个人，从铁路警察那买了几支枪就起家了。后来并入萧县游击支队，八路军苏鲁豫支队南下时被收编过去，整编为游击7大队，由吴法宪带过津浦路，进入皖东北后，改为八路军苏鲁豫支队独立大队。父亲管这个部队的领导人孙象涵叫孙豁子，说他配合的最为得力。独立大队后来扩编为9旅25团，是21军63师187团的前身。
这就是九旅的前身。这样的“乌合之众”能打仗吗？
鱼沟，1940年的春天。
在九旅刚刚3个月大的时候，那时还不叫九旅，还没有来得及给它起名字，就投入了和侵华日军主力部队的一场生死的搏斗，这对久经沙场的我父亲来说，也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他至今回忆起来情绪上还难免有些激昂。
为了扫灭西部的敌人，半个月来连续打了13仗，部队异常疲惫，父亲说，他决定在西北部山区暂做休整。我那年到现地去考察时已是夏天了，沿灵璧至徐州的公路蜿蜒而过，周围的山不高，确切地说是丘陵，军事上称为中等起伏地。植被茂盛，尤其是高粱长起来后，有很好的遮蔽作用，皖东北像这样的地方不是很多，应该说是个隐蔽休整的好地方。鱼沟是个集镇，在它的东南方十来里的地方，事情就发生在这里。
据父亲回忆，日本人还是发现了他们，随即调集大部队开始合围。情况来得突然，必须马上转移，直奔东南的洪泽湖地区。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