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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这些信最后会送到哪里，但我相信，无论送到哪里都改变不了父亲的命运。就在3月24日的大会上，林彪说：“……比如像王尚荣、雷英夫、张爱萍等等，他们有自己的账，当时反对他们，批判他们是做得对的，这是党领导的，党批准的，中央批准的。”
林彪终于把事情的缘由说清楚了。没有更高层的默许，仅凭着同级党委的能量，是没有可能扳倒像我父亲这样数量级人物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总会看到上报材料时一定是要通过叶群这条线了。至于林为什么要这样做？父亲和他本人几乎没有什么宿怨和瓜葛，我想，答案很简单：你不是他圈内的人。你不仅不赞同，起码是不积极，和他一起反对他的政敌；反而还对抗，起码是蔑视他的亲信，那些替他掌控军队各个领域的看管码头的小兄弟们。因此，你不是基本力量，也不是依靠力量，而是异己！所以，即使小兄弟拿掉了，你，张爱萍的案，也休想翻！
可怜的是，父亲当时是不可能听到林彪这个讲话的。当然，也不可能像后来那样深刻地洞察和领悟“文革”中党内这些复杂的政治背景，虽然他身居高位。
就像深埋在矿井下的人，黑暗中隐隐透过一阵清新的风，希望之火重新燃起。他以为自己看到了一线生机。
其实什么都没有发生，那只是幻觉。命运为什么要捉弄他？这种毫无希望的幻觉比绝望来得更加残酷。
“三二四”事件后，专案组成员有了调整。新来的专案人员不再审讯父亲了。
“文革”中，我哥哥也坐过牢房，他说，审讯是痛苦，一种被侮辱被损害的痛苦。不审讯也是痛苦，是被丢弃、被遗忘、被判决的痛苦；在时光的煎熬中，你就慢慢地等死吧！
这种中世纪遗留下来折磨政敌的方式，想起来叫人毛骨悚然。毛泽东说过，党内斗争，我们一个不杀。这或许是一种进步。囚于斗室，无人对话，无人问津，精神和肉体在无声无息的黑暗和死寂中被慢慢地吞噬，生命之火渐渐地燃尽。
生和死，其实只是时空的转换。无怪林彪即使摔死，也要出逃，因为他知道，那时，他将生不如死。
父亲在偷偷递出的信上写道：
“他们说，调查我提供的证人有几个都不是党员，都不承认与我发生过党的关系……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也弄不清了。”
“我从未梦到我的历史上还会有这样蹊跷离奇的情节。”
“他们说……是院长把我拉入特务组织……我反复回忆，在医院及以后，从未和日本人交谈过。”
“我甘愿承受没有正式入党而冒充党员混入党内的罪过……但我无法承认参加了特务组织或其他反革命组织。”
当一个人没有了水和食物，他体内的电解质平衡就被打破，生命在消失前会产生幻觉。精神的幻觉要更加可怕，随之而来的就是自我否定、自我迷失、自残和自闭。
“近一年来再没有审问过，要改变是很难了，这是天命！”
“时代坎坷，生明济灭，悔没有早死。”
“早知今日，何不当年战死沙场！”
“今古奇闻称绝，强加之罪，坐任鬓如雪。”
父亲不断地写下这些让人肝肠撕裂的诗句。他，万念俱灰。
一个声音救了他。他说：
“一天夜里，突然听到牢房外传来哭喊的声音，声嘶力竭，毛主席啊，你饶了我吧，我没有反你啊，我给你老人家下跪了……”
哭声、喊声、深夜、牢房，是谁？还有谁和自己关在一起？父亲说：“我听得出来，是陈外欧的声音！他怎么了？难道他疯了？”
陈外欧，湖南人，和父亲同年出生，1929年参加革命，国家测绘总局首任局长，中央军委测绘局局长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测绘学院院长。1955年授少将军衔。
“我一下子清醒了！我不能这样下去，无论如何不能！我不能疯，我必须活下去！像正常的人那样活下去。”
“自己现在这种状态是危险的。精神被整垮了，疯了，人就彻底完了，与死无异，而且更加屈辱。”
“我必须从痛苦中走出来，为了自己，也为了你们。”
我在他夹带的字条上看到，那是一张写在报纸边角上的纸条，上面写着：
“咬紧牙关，战胜屈辱，自力更生，顽强磨炼，奋发图强，方成好汉。”
“站着死不跪着生！”
下笔的用力，把纸片上戳得满是窟窿。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告诉我们，当参照系改变后，时间和空间就改变了，质量和数量也改变了，人的一切习惯了的感知和经验也全都变了。“文革”就是这样一个人类社会天体中的黑洞，它会吞噬掉一切有价值的东西，物质的、精神的。
周围的人每天都用假证来折磨你，他们制造了一个连你都不认识的你自己，要你承认，然后，要你喊出打倒自己的口号，要你自己批判自己，摧毁自己，扼杀自己。
面对一项项的指控，面对一份份的假证，面对一夜夜的审讯，面对你最信任的领袖对你完全否定的批示，面对你以死相从的党对你的抛弃，你必须回答：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又将到哪里去？我为了什么而活在这个世界上？当我就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又该怎样给自己下个定义呢……
父亲写道：“混沌大地，迷津忘返。”
他真的差一点迷失了自己。
他说：“我能理解陈外欧，后来我也能理解罗瑞卿了。”
许许多多在敌人面前，在枪林弹雨面前不屈的英雄，当他们被自己所崇拜的人所抛弃，被指责为违背了教义时，他们真的会很惶恐的。因为是信仰抛弃了他们。
要走出绝境，唯一的办法就是重塑自己。要重新审视自己，审视历史，审视自己的信仰和价值观。
我们现在常常看到许多人在做超越体能的尝试，攀援绝壁、横渡海峡、潜入深海、徒涉沙漠……挑战人类生理的极限。这种在狱中战胜痛苦、挑战自我，不也是去突破和超越人类精神所能承受的极限嘛！
父亲说：“我要求自己再也不去想什么假党员、特务一类的东西。那是你们的事，你们有本事就替我去搞清楚吧！”
“面壁这个笼子，我能做什么呢？我想，我该去背诗。”
苍生喋血，山河壮丽，沙场征战，即兴抒怀，这叫马背诗，形成战争和军人特有的文体风格，古来有之。
“早些时候曾想过，老了，干不动了，就把它整理出来，也算是对自己一生的交代。现在不正是个机会，何不把过去写过的东西回忆回忆？一首一首的，晚上睡不着，就用手指在肚皮上画，画着画着就入睡了。像陆游说的‘铁马冰河入梦来’。一共160首，我都是用脑子记住的。因为没有纸，也不能写。”
坐过监的哥哥也说过，人这个东西很奇怪，在孤寂中，记忆会复活的。
是啊，当许多早已忘却的往事从记忆的深潭中浮现出来，鱼虾一般地在水面上蹦，生命在欢呼、在跳跃，人的思想就从禁闭的牢笼里冲出来了。
“你们可以囚禁我的身体，但我的思想，我的意志，你们囚禁不了！”父亲回忆和专案组的对话。
“文革”结束后，我妈妈把父亲在狱中背下的诗一一记录下来，汇成一本诗集出版，题名《纪事篇》（注：原文如此）。她在后记上写道：
“……‘文革’中，爱萍深陷囹圄，一方斗室，四壁漆黑，竟给了他一个特殊的时空。五个寒暑的日日夜夜，凭籍（注：原文如此）着长年养成的习惯，思绪像一只展开双翅的大鹏，沿着历史的长河翱翔，重新俯视当年与战友们踏过的足迹和鏖战的疆场。那些哼过的句子又跳出来，在黑暗的牢房里闪烁，默默回味，独自低吟。这里发表的有些诗词就是当时记在报纸边角上，塞在破烂衣物里带回来的。……爱萍常说，自己是战士，不是诗人。写的诗，只不过是遇事遇物有感而发，即兴抒怀。常写记事篇，只为自家看，没有多大诗味。但这些诗确确实实是他漫长革命生涯中，发自内心的真实情感。”
他早期的诗作，明白如话，朝气中透着稚气。
最早的一首是他在15岁闹学潮时写的：“五卅工人热血洒，传单雪飞人如麻。”
写他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住在亭子间里：“残更陋巷传叫卖，涎水画饼充饥肠。”他说：“我们这些党的地下工作者，省下每个铜板为了革命，饥肠辘辘，哪像电影里灯红酒绿的。”
在中央苏区，他写道：“糙米饭泡南瓜汤，碗底偷藏红辣椒。”他解释说，南方生疥疮的人多，共青团倡议不吃辣椒，开饭时还要检查的。
写长征途中抢渡金沙江：“金沙浪激追兵来，笑贼尽拣烂草鞋。”
他中年时的诗逐渐显露出潇洒和自信。
写指挥我军首次陆海空军联合登陆作战：“雄师易统，戎机难觅，陆海空直捣金汤。”
原子弹，这个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他笔下是：“应时而出惊世闻，爆心来去自从容。”
……
就是这些诗，把他带回到久远的年代，带回到血染的战场，也帮助他找回了自己。
屋子里静静的，静的只听见录音机磁带转动的沙沙声。父亲退休以后，我们时常这样面对面地坐着，听他讲述并讨论人生经历的许多重大事件。我不愿意打断他的思绪，我努力体察他来自心灵深处的声音。
就这样，相对无言，很久，很久。
是我打破了沉默，我说：“先休息吧，今天已经谈的很多了。”
父亲挥了一下手，说：“我在监狱里，反复地去想，眼前发生的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但百思不得其解。”
他的思绪从当年痛苦中脱离出来，重又款款而谈：
“是一件偶然的事情，使我一下子全明白了。他们递给我一张九大的公报……”
6 理性的思考
1969年，又是一个寒气料峭的春天，“文化大革命”进入了第4个年头，父亲在狱中已经一年半了。
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称它是一次胜利的大会，一次团结的大会。
中央最高决策层的构成是怎样的呢？
九大选出的中央政治局的名单上，有这样两组人马赫然醒目：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以及林彪、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黄永胜、邱会作。每组6人，共12人。不算毛泽东的24人中，他们占据了政治局委员中一半的席位。
剩下的12人的构成是，毛泽东身边的汪东兴；“文革”中造反组织支持的领导干部纪登奎；三支两军的代表李德生；三个党内元老中，朱德、董必武年事已高，刘伯承双目失明；剩下的人中，有历次党代会都是政治局委员的；有的几乎没有文化，连《参考消息》都要秘书誊写成大字才能看的；再有……
真正有治国治军才干的，历史上做出过杰出贡献的，在党内军内享有威望的，同时身体尚可，能主持日常工作的，只有两个人：周恩来和叶剑英。
这就是党的领导核心；这就是胜利、团结的象征。
父亲说：“我终于恍然大悟了。”
“这是个宗派集团。非常典型的党内宗派集团。林彪、江青的宗派集团。这都是一批什么人呢？和他们相处了这么多年了，党内的同志还不了解吗？论思想，论能力，论贡献，论人品，论威望，有哪一条摆得出来？只会喊空洞、极左的口号，山呼万岁。”
宗派借着政治运动还魂了。
宗派现象，在党的历史上并不奇怪。据父亲回忆，他自己就经历过多次。
第一次是在中央苏区，清理AB团。据《中国共产党大事记》记载：1931年1月7日，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由此开始，“左”倾冒险主义在全党的统治达4年之久。他们提拔了一些“左”倾教条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到中央的领导岗位，过分地打击了犯“立三冒险主义”错误和以瞿秋白为首的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同志。并在苏区内“以最大的决心”反对取消派，进行了反AB团、改组派和社会民主党等的斗争，许多优秀干部和群众遭到迫害甚至杀害。
父亲当时因为抵制他们乱抓乱杀，便被视为异己，并冠以AB团分子准备处决。父亲说：“13团团长，上午还和我打篮球，下午就被抓了，说是AB团。要我在少先队中肃清AB团，都是十五六的娃子，笑话！”“后来我去参加苏区中央局第一次代表大会，顾作霖（注：中央苏区共青团的奠基人。历任共青团中央局书记，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政治局委员，1934年6月病逝）告诉我，说你脑袋差点搬了家。我惊出一身冷汗来。”后来才知道，你张爱萍不是反对吗？不靠我们这条船吗？好，那你也就算是AB团分子！也就划入了打击之列。看来，宗派借路线分歧还魂，在党的历史上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后来，亏得任弼时同志说话。他说，AB团的特征是利用宗族关系发展，张爱萍又不是江西人，他是恩来同志从上海介绍过来的，这样才指派顾作霖负责重新审查，当然，这一切都是背着当事人秘密进行的。真是的，脑袋掉了还不知是怎么掉的。直到全国解放，1949年冬全国政协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父亲特意去看望了在玉泉山养病的任弼时同志。
1984年，纪念任弼时同志80冥寿，想起50年前惊心动魄的一幕，联系自己在“文革”中的磨难，两者是如此相似，他感慨万千，写诗怀念解救自己于危难的这位伟人：
“吾师明察张正义，否定文革要彻底！”
父亲曾给我讲过这样一个故事。长征途中，他们红13团打下天水后，找到个图书馆，这个图书馆现在还在，是天水市图书馆。长征以来，转战于人迹罕见的藏、回地区，几乎与世隔绝，现在突然面对这么多的报刊杂志，他和彭雪枫两个人冲进去，好一顿精神会餐。父亲说，有一篇文章，使他好奇，是彭雪枫指给他看的。文章说，如果以水泊梁山比喻红军的话，毛泽东就是宋江，而彭德怀是林冲，林彪是花荣。什么意思？读过《水浒》的都知道，花荣是跟着宋江上梁山的；而林冲则是自己被逼上梁山的。这就应了林彪是在毛泽东创始的红4军成长起来的，而彭德怀则是在平江起义后率部队上井冈山与朱毛的红4军汇合，是红5军的创始人。两支队伍共同组建了红一方面军，红4军改编为1军团，红5军改编为3军团。文章最后问道，现在林、彭分别执掌的1、3军团，同在毛泽东领导下，三个人之间的关系，是不是有点像林冲、花荣和宋江的关系呢？
像不像其实并不重要，任何事物都有他的来龙去脉。父亲讲完这个故事后说：“重要的是如何始终坚持党的原则看待和处理这类问题。党不能允许把自己组建和领导的队伍，看成是个人和党闹独立性的资本，任何人都不行！毛泽东说过，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但党的原则是要搞五湖四海，是全党服从中央，而中央则是民主集中制的中央。”
历史上我军各“山头”的形成，大多与根据地有关，由于长期分离割据的状态，形成了相对独立的体系，我们俗称“山头”。其间分化组合，关系非常复杂。红军时期的一、二、四方面军和陕北红军；抗战时期一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115师、二方面军改编为120师、四方面军改编为129师，南方八省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115师后来又分为晋察冀（也就是华北）和山东两股。解放战争中又派生出四个野战军和华北军区，等等。
与我父亲有关系的，在建国后对军队建设影响较大的，主要还是在一方面军，也称中央红军中的1、3军团的矛盾。由林彪和彭德怀分别统领的1、3军团，是中央红军的两个拳头，尤其是在长征中，一前一后地护送着中央纵队到达陕北，付出了重大的牺牲。在中国共产党彻底摆脱共产国际控制，确立起毛泽东在党内的领袖地位的转折时刻，1、3军团战功赫赫。英雄主义是军队的灵魂，敢打敢拼，不服输，争第一，有什么不好？但事事要争个高下，互不服气，把荣誉看成唯一，由英雄主义逐渐生出锦标主义来；为了维护小团体的利益，讲义气、好抱团，宗派情绪也就自然带出来了。
早在1945年少奇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7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做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就专门分析了党内宗派的问题。他说，党内的盲目山头主义倾向，是一种特殊的宗派主义倾向，它没有明显的错误的政治纲领，但有许多不正确的政治观点与组织观点，有严重的排外主义倾向和小团体倾向。他列举说：只记得、只了解自己部分的光荣历史，而不了解或者忽视其他部分的光荣历史；他们在自己内部，有说有笑，生活融洽，照顾周到，甚至无话不谈；而对其他部分的人，则格格不入，冷淡和漠视，没有应有的尊重和照顾；在党的关系上，表现他们有特殊的山头关系，甚至互相联合，盛气凌人的，而其他的人们，就不得不心存戒惧。
刘最后警告说：这种山头主义倾向，极大多数是盲目的。但这种盲目性，如果一旦被有野心的分子利用，就可能在党内造成严重的纠纷。
许多问题可以追溯到庐山。父亲在谈及“文革”初期传达彭罗陆杨和刘邓的问题时说：“在庐山，彭的问题出来后，把林抬出来；七千人大会、‘文革’搞刘邓、彭罗陆杨都是把林用飞机接回来，利用这股势力。同庐山一样，逼得你发言、表态，不是讲求真理，而是投其所好。这哪里还有什么正常的党内生活啊，是窝里斗，翻旧案。我对这种政治极其厌恶。”
正如父亲所说的，在高压下，你该怎么办？沉默、批判、揭发？小批小揭，还是大批大揭？“文革”中叫划线站队。尤其是和被打倒的人有过历史渊源的同志，压力就更大了。吴法宪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因为经不起压力，违心地揭发了黄克诚。吴这里说的实际上是指黄在战争年代“私藏金条”的事情。这发炮弹对黄克诚内心的伤害几乎是致命的。黄写道：“对我揭发中最耸人听闻的是莫须有的黄金问题。”“会上一片哗然。我一向被认为是清廉、克己的人，忽然间似乎成了大贪污犯。”“我尽管已经背上了‘右倾反党’的罪过，但实在耻于‘贪污’的名声。”（注：《黄克诚自述》318～319页）
我的父亲和母亲都说过，在他们印象中，吴法宪这个人过去并不坏。在3师时，他的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