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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良的人做“对抗性”采访，不会跃跃欲试地好斗，但当他决定看护真相的时候，是绝不撤步的对峙。
我俩去一个地级市采访。一位民营企业家被双规，因为他“不听话”，在“市长和市场之间选择市场”。企业家腿中间夹张白纸，对墙站着，纸掉了就被打。他被判了三年，“挪用资金罪”，每天在监舍里原地跑五千步来督促自己“不能垮，要活着”。采访的时候，天贺不像平常盯着镜头看，而是圆圆地窝在那里，埋着头听。
去采访市领导，说出差了，过两天就回来，过了两天还有两天，知道我们等不了那么久。
这种事情急不得，也无处发作。
大胡子让我去把楼里每一层的门都假模假式敲了一遍，他坐在楼下台阶上，见着人就挨个儿问：“请问您见着书记了么？我们找他，有这么个事儿，我给您说说……”
这两句相当有用，二十分钟后，秘书来了：“领导请你们去办公室。”这位企业家被判了三年，主要证据是一个复印的手写材料。复印的证据是不能被采信的，但法官就这么判了，我走进法官办公室，镜头在我身后，我问：“这个案子，您明明知道这份意向书不是原件，为什么还要采用它？”
法官愣了一下，呜噜呜噜说了几句：“不是原件……有些没有原件。也不是我们非要这个证据不可。”
我没听懂，问：“不是原件为什么要采用它？”
“我认为它是原件。怎么不是原件呢？”
我把纸放在桌上：“您认为它是原件？我们看到的明明是手写的一个复印件。”
他嗓门高起来：“我没有看到。你在哪里看到手写的？”
我指指二审的判决：“中院都说了，这不是原件。”
他把手挥得我脸上都是风：“不是原件，你相信就行了。”
我问：“那您为什么采用一个不是原件的……”
“我没有采用，我哪有采用了？”
我指指判决上的字：“法官，这儿，这儿，第六点。”
他急了：“我还有一二三四五七八。你为什么只查我第六点？”
“您别激动。”
他脸都扭曲了：“我没激动啊。”
我让声音柔和一些：“您还是采用了它？”
他喊了出来：“我至今还认为他是有罪的。”他转身往外走，一边挥舞着手：“你不要成为别人的工具。”
我紧跟在他身后，镜头在我身后：“法庭辩论的时候，辩护律师说司法不要成为工具，您怎么看？”
他跳得真高。
采访完，张天贺叼个大烟斗，定了会儿神，说：“这温柔的小刀儿，左一刀右一刀，一会儿就剩下骨头了。”又叹气：“一个姑娘家这么厉害，谁敢娶？”
过了一阵子，就没人说我厉害了，因为组里来了新人。
第一次见面，嚯，这姑娘，剪短发，一条背带牛仔裤。眼清如水，一点笑意没有。
我俩下班回家，发现走的是一条路，租的房子紧挨着。过马路的时候，她对我说：“以前你在湖南卫视的时候我挺喜欢的。”
我刚想扭捏一下，她接着说：“你在‘东方时空’主持的那是什么烂节目呀？”
“嗯……”
她转过头毫不留情地看着我：“那个时候，我很讨厌你。”
姑娘叫老郝。后来对我比较容忍了，大概觉得我笨，我好不容易领点钱，姚大姐千叮万嘱，逼着我当面装在信封里包好，又怕我掉，拿订书机订上，又怕包没有拉链，让我用手按着，临走我还是把黄澄澄的信封丢在办公桌上了。第二天，老郝把钱带给我，押着我在路上存进银行。柜台小姐问，活期还是定期？
就那么几千块钱，我装模作样地想了一会儿，说，定期。
老郝仰天大笑，笑得都跑出去了。
她知道我搞不太清楚定期活期有多大区别，医疗、保险……她都得惦记着，我和老范从此有人管，蹭在老郝的小房子里，厨房小得进不去人，老郝一条热裤，两条长腿，围个围裙，做泰国菜给我们吃，拿只小银剪剪小红尖椒圈，脚底下放着一盆鲜虾：“今天好不容易买着鱼露。”我和老范倒在藤摇椅上，喝着蜂蜜水，手边水晶碗里是金丝枣，硬纸叠的垃圾盒让我俩放核。
“老郝。”
“嗯？”她在厨房应。
“我要娶你。”
“滚。”
采访的时候她总冷眼看我，刚开机她就叫“停”。
“你那个——”她指指我手腕上戴的很细一支的银镯子，我穿着白衬衣，想着没人会看见。“你不戴，没人不高兴，”她说，“你戴了就可能有人不喜欢。”
我摘下，之后不在工作时候戴首饰。
老郝眼底无尘，她来之后，选题就更硬更难。我们去江西找个失踪的贩卖假古董的犯罪嫌疑人，深冬半夜，车熄火了，两人冻得抖抖索索，在后头推车，身上都是泥点子。满天星斗亮得吓人。找到嫌疑人家，一进家门，正对着桌板上放一个黑白镜框，是个遗像。
家属一摊手：“死了。”
这人是当地公安局长的弟弟，我们去了公安局。
局长戴一个大墨镜，见面寒暄，拿出上百万字文学作品集送我们，聊了半天文学，才开口说案子，说嫌疑人被山东警方带走了，再没见过，说可能在监狱里病死了。
我狐疑：“听说这人是您弟弟？”
他大大方方地说：“是啊，我大义灭亲，亲自把他交给山东警方的。”
我们打电话问山东警方，这死人到底怎么回事。人家根本不理我们。也是，隔着几千里，打电话哪儿成啊。
五个人回到宾馆，愁眉苦脸，像吃了个硬币。
老郝说：“我去。”每次，她决心已定时，都是嘴往下一抿，一点表情没有，眼里寒意闪闪。
她看了下表，没收拾行李，从随身小黑包里拿出个杯子，接了一杯热水，拧紧盖，插进侧包，下楼打车，三小时后到了车站，一跳上去火车就开动了。到车上打电话跟我商量去了找谁，怎么办。一个多小时后，电话没电了，突然断掉，不知道车到了哪儿。
我放下“嘟嘟”空响的电话。那天是圣诞节，手机关了声音，一闪一灭都是过节的短信，北京上海，都是远在天边的事儿，我对墙坐着，小县城里满城漆黑，无声无息。
满是霉味的房间里，深绿色地毯已经脏得看不出花纹，水龙头隔一会儿就“咔啦啦”响一阵子，流一会儿铜黄色的水。我在纸上写这件事的各种可能，如果真是局长私放了他弟弟，他会怎么做？……这样做需要什么程序，谁能帮助他？这些程序会不会留下痕迹？……我乱写乩画，证据不够，脑子里像老汽车一遍遍拿钥匙轰，就是差那么一点儿打不着火，又兴奋又痛苦。
不成，这么想没用。
我必须变成他。
我趴在桌上继续在白纸上写：如果是我，我会怎么做？我会需要谁来帮助我？……我的弱点会是什么？脑子里像有灯打了一下闪，我打电话问公安局的同志，闲聊几句后问：“你们局长平时戴眼镜么？”
他犹豫了一下：“不戴”
挂了电话，我继续写：“见记者的面要戴墨镜遮自己的眼睛……是个写诗的文学青年……他的弱点可能是什么？”
我写：“意志。”
陈虻有一次跟我讲，日本横纲级的相扑选手，上台的时候。两人不交手，就拿眼睛互相瞪，据说胜败在那时候就决定了。两刃不相交，就靠意志。整整一天，我们没有出宾馆的门，敲门也不开，当天的日记里我写：“交战之前，明知他腰里有银子，但被衣衫盖着，不知道该怎么出剑，但经验告诉我，那就别动。风动，树梢动，月光动，你别动，就会看到端倪。”
第二天傍晚，公安局的同志打电话来：“他向组织坦白了。”
再见局长的时候，他的眼镜已经摘了，眼球上一抹一抹的红丝，他说我想抽根烟。给了他一根。他抽完，承认了，他弟弟和另一个嫌疑人是他从山东警方手里以江西有案底为由接回，之后私放，让家属对外宣称死亡。
我问到跟他同去山东接的还有哪位警察，他久久地沉默。一个人是不能办这个手续的，我再问：“有没有人跟你去山东？”
“没有。”
膝盖上的手机响了，是老郝发来的短信：山东警方提供了介绍信号码。我把这个号码写下来，递给对面的人：“这是你开的介绍信号码，信上有两个人的名字。”
他叹口气：“他年轻，我不想他卷进这件事。”
我说：“那你当时为什么让他卷进来呢？”
他再长叹一声。
采访完，老郝正立在山东潇潇大雪里，攥着手机默等我的消息。跌跌撞撞的土路尽头，看到一段赤金灼灼的晚霞，李季下车去拍它，我给老郝发了一个短信：“赢了。”
这样的节目做多了，有阵子我有点矫枉过正，用力过猛。我妈说：“跟你爸一样，有股子牛黄丸劲儿。”
在深圳采访诈骗案时，公安局的同志可能被媒体采访得烦了，不让我们进门。
穷途末路，录音师小宏想起来他有个同学在深圳市局上班，一联系还在。对方念旧，帮忙找来他的上级，端着一个玻璃瓶当茶杯，悠悠喝一口，把茶叶再吐回杯子里：“跟你们走一趟吧。”
安排了经侦大队一位警官接受采访，黑瘦，两眼精光四射，说话没一个废字。
我问：“为什么这类案件当事人报警后警方不受理？”
警官说，因为合同纠纷和合同诈骗的区别，法学家都说不清楚。我追问：“不清楚？说不清楚你们怎么判断案件性质？”
他说：“这个公司之前没有逃逸，就只能算经济纠纷。”
我说：“你们不受理之后，他不就跑了么？”
……一来一回，话赶话，忘了这采访是靠人情勉强答应的，好歹表情语气上和缓一点儿，我倒好，横眉竖目，问完起身就走，都不知道打打圆场，找补找补。
出来到车上，自己还神清气爽的，小宏坐我右手边，扭头一看，他大拇指鲜血淋淋，我说：“哟，这是怎么啦？”老范笑：“你刚才采访太狠了，人家同学站边上，上级绷着脸端着玻璃瓶一声不吭，小宏哥哥没法对人家交代，也不能打断你采访。你还一直问，一直问，他就把拇指放在门上夹，夹了一下又一下……”
惭愧。
《红楼梦》里写贾宝玉讨厌“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这句话，觉得市侩。我原来也是，一腔少年狂狷之气，讲什么人情世故？采访时万物由我驱使，自命正直里有一种冷酷：这根流血的手指要不是来自亲人一样的同事，我恐怕也不会在意，他对我一句责备没有，也正因为这个，我隐隐有个感觉，为了一个目的——哪怕是一个正义的目的，就像车轮一样狠狠辗过人的心，也是另一种戾气。
节目播后，收到一箱荔枝，由深圳寄来，我发短信谢那位黑瘦警官。
他回：“我一直尊敬‘新闻调查’，其实很多人心里都明白，只是不太说话。不要客气，一点心意，你们受之无愧。”
二〇〇六年，一家杂志采访我，封面照片看得我吓一跳——怎么变这样了我？穿一件男式咖啡色衬衫，卷着袖子，叉着胳膊，面无表情看着镜头。好家伙，铁血女便衣。底下标题是“新闻戏剧的主角”。崔永元劝过我一次：“你不适合调查，跟在别人后面追，那是疯丫头野小子干的事，你去做个读书节目吧。”他怕我有点逼自己。
我深知他的好意，但文静了这么多年，一直泡在自己那点小世界里头，怕热怕冷怕苦怕出门怕应酬，除了眼前，别无所见。有次看漫画，查理·布朗得了抑郁症，露西问：“你是怕猫么？”
“不是。”
“是怕狗么？”
“不是。”
“那你为什么？”
“圣诞节要来了，可我就是高兴不起来。”
“我知道了，”这姑娘说，“你需要参与进这个世界。”
是这意思。过去当主持人的时候，我爸天天看，从来没夸过，到了“新闻调查”，做完山西贿选那期后，电话里他说：“嗯，这节目反映了现实。”
长天大地，多摔打吧。大夏天四十度，站在比人高的野玉米地里采访，小腿上全是刺痒，我以为是虫子，后来发现是汗从身上不停地往下流，逼着你没法磨叽和抒情，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踩实了飞快往前走，采访完满脸通红走到阴凉里头，光脚踩在槐树底下青砖地上冰镇着，从旁边深井里压一桶水上来，胳膊浸进去捞一把出来洗脸，一激灵的清凉。
那几年就是这种盛夏才有的干燥明亮，之前青春期湿答答的劲儿一扫而空。
我一个猛子扎人这世界，一个接一个出差，连气都不换，直到有一天，蹲在西北玉米地边的土墙上，等着天光暗一点录串场，饿了，一个毛头小男孩拿个大馍从我脚下经过，“小孩儿，给我们吃点儿。”
他扫我一眼，一步不停边啃边跑。
过了一阵子，墨绿的玉米地里，远远两个点儿，黑的是他，还有个红的，跑近了是他姐，拿了一塑料袋胖大的馍，还有一小袋猪头肉，和三四根娃娃胳膊粗的黄瓜。
我接住大馍一掰，热气一扑，长提一口气，一口下去，手都颤了。那一下，像是水里一抬头，换气一刹那看见自己，蹲在田地中间半垛窄土墙上，为爬墙脱了鞋，光脚上都是土。傍晚风暴快来满天黑，只有长云的底部痛痛快快一抹鲜红。
第五章 我们终将浑然难分，像水溶于水中
六月的广东，下着神经质的雨，一下起来就像牛绳一样粗，野茫茫一片白。草树吸饱了水，长疯了，墨一样的浓绿肥叶子，地上蒸出裹脚的湿热，全是蛮暴之气。
我们在找阿文。
她是一个吸毒的女人，被捕后送去强制戒毒。戒毒所把她卖了，卖去卖淫。她逃出后向记者举报，记者向警察举报，之后戒毒所换成精神病院继续开，领导都没换。
我们想找到她，但没有地址和电话，最后的消息是三个月前，她曾经在赤岗附近出现。我们去那一带，一家发廊一家发廊地问，深一脚浅一脚的泥水路。到今天，我最熟的一句广东话还是“阿文有无系呢度”。
开车的本地司机笑叹：“你要能找着她，我明天就去买六合彩。”
找到了阿文家，姐姐说她偷家里的钱太多，已经两年没见到。迟疑了半天，她才说：“她也打过电话来说被戒毒所卖了，我们不相信，没理她。在广州这样的城市，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
我们只好去阿文卖淫的康乐村找。一个不到五十米的巷子，被几座灰浊的骑楼紧夹着，窄而深，几乎没有光线，满地恶臭的垃圾直淹到小腿。三五个皮条客穿着黄色夹脚塑料拖鞋，赤着精瘦的上身，从我身边挤过去。窄破的洗头店门口，拉着一半的窗帘，女人们穿着带亮片的廉价吊带衫张腿坐着，没有表情地看我一眼，去招呼我身后的男同事。不知道哪里的污水，每走几步，就滴在我的头发里。
每去一次回来，我都得强压把头发剪掉的冲动，不是脏，是一种女人本能的污秽感。但我只不过待几个晚上，阿文必须每天在那里站街。笔录里说，如果她想逃走，可能会被打死。
没人会在意一个吸毒的人的生死。
找不到她，我们只好进戒毒所暗访。好在非典刚过，戴个大口罩也没人奇怪。为了配合录音师呼和的东北腔，我只能以他大妹子的身份出现，说要送亲戚进精神病院，先来看看。我像个拙劣的电视剧演员，表演过火，话多且密，幸好广东人对我一口山两腔的东北话不敏感。
开了锁，打开栅栏门，我看到了阿文住过的仓房，锈成黑色的铁床，枕头脏得看不出颜色。怎么说呢？那个味儿。
再往前走是水房，笔录里说戒毒人员挨打的时候就跪在这里，用脚后跟砸，打完灌一碗水，如果不吐血，继续打。冬天的话，要脱光衣服跪在水龙头下，开细细的水柱，从头顶淋下来。
“你，出去！”三十多岁的男人忽然重重拍了一下呼和的肩膀，我们俩都怔住了。
“没事，”跟我们进来的护士不耐烦地说，“病人。”
七天了。我们必须走了。但没有阿文的采访，就没有核心当事人的证明。可我不知道还能去哪里找她。
一九九八年的时候，我在北京广播学院的图书馆看到过一本旧杂志，封面都掉了，是一个女孩从背后搂着一个男子的照片——那是海南一个十六岁的三陪女，她挣钱养活男朋友，穿圆点裙子，喜欢小猫，发高烧，给妈妈打电话……最后一张，是她躺在只有一张板的床上，月光照着她，她看着我。
看完这些照片，我给编辑部写信，写了一篇评论叫《生命本身并无羞耻》，说我愿意给他们无偿做记者，唯一的期望，是能和拍这些照片的摄影师赵铁林合作，很快我得到机会和他一起去拍孤独症儿童。
那时我二十二岁，老赵拿着相机在培训中心咔咔拍完了，但是我要采访的母亲一直不接受我：“我不想跟别人谈我的生活。”我呆头呆脑不知道怎么办。
老赵说：“我走了，先。”
我眼巴巴望着他。
他说了一句：“你想采访弱者。就要让弱者同情你。”看我不明白，又补了一句：“当初我拍那些小姐，因为我比她们还穷，我连吃饭的钱都没有，她们可怜我，让我拍，拍完了，她们请我吃饭。”说完走了。
不知道该怎么做，我就跟在那妈妈的后面，她去哪儿我去哪儿，隔着十米左右。她看都不看我，进了一个院子，没关门，我愣一下，也进去了。她进了屋子，我站在院子里头，天慢慢黑了，屋子里垂着帘子，我看不到她和孩子在做什么，大概在吃饭。约莫一个小时之后，孩子先吃完，到院子里来了，下台阶的时候一个踉跄，我下意识地扶了他一下，跟他在院子里玩。
过了一会儿，他妈妈出来，牵着条狗，看着我：“我们去散步，你也来吧”
回北京之前。我们决定再去趟阿文姐姐家，留个信给阿文。她姐不想再见我们，没开门。雨骤然下起来，没有伞，我拿张报纸顶着头，往里张望，她姐在屋子里能看到，一直没出来。
第二天的飞机。晚上已经睡了，我接到阿文姐姐的电话：“她今晚到你们酒店来，十一点四十。”
她原来不信这事，认为我们想加害她妹妹，看到大雨里淋得稀湿的人，觉得不太像，又去找当地媒体确认我们的身份，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