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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常委。同时，潘汉年也是该组织中的党组书记。在此期间，潘汉年还先后两次陪同鲁迅到青年学生中去进行宣传演讲，扩大“同盟”在青年中的影响。
1929年，郑伯奇、陶晶苏、冯乃超等人在上海筹建“艺术剧社”。潘汉年得知后，对这项工作极为重视，从多方面给以关心和帮助，他还特地派夏衍参加艺术剧社的筹建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划，到1929年10月下旬，艺术剧社正式成立。艺术剧社成立后，排练公演了几出进步戏剧节目，扩大了在上海戏剧舞台上的影响。艺术剧社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和恐慌。1930年4月29日，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派出大批警察，查封了艺术剧社，并逮捕了一些社员。5月24日，又查封了与艺术剧社有关系的中华艺术大学。针对国民党反动高压手段，潘汉年立即主持召开了由夏衍、冯雪峰、郑伯奇、田汉和余怀等人参加的会议，商讨发展进步话剧运动的办法，决定进一步扩大革命戏剧团体的组织。到1930年8月，“中国左翼剧团联盟”正式成立，后经潘汉年与中央文委讨论决定，将“中国左翼剧团联盟”改名为“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剧联”的成立，更有力地推动了进步戏剧运动的发展。
在领导“左联”、“剧联”工作的同时，潘汉年还领导了“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的筹建工作。1930年3、4月间，潘汉年等十余位文化界的党员在邓初民家里召开了“社联”的第一次筹备会议。经过一个多月的筹备工作，于5月20日召开了“社联”成立大会。会议讨论通过了“社联”的纲领，指出：“社联”的主要任务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中国及国际政治经济，促进中国革命”，“研究并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使它普及于一般”；“有系统地领导中国的新兴社会科学运动的发展”，等等。
在“社联”的推动下，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广大进步青年学生中广泛深入传播，吸引了一大批青年学生团结在“社联”周围。为了更好地把革命青年组织起来，在“社联”党团的帮助下，1930年下半年，“社会科学研究会”正式成立。潘汉年、刘锡五、彭康和王学文等出席了成立大会。此后，潘汉年对“社研”的工作也时常予以关心指导。
潘汉年作为中央文委书记，还关心指导了其他左翼文化团体的筹建工作。随着文化界各个系统的左翼文化团体纷纷建立，为了加强对这些革命团体的统一领导，党中央决定组织一个“左翼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在潘汉年的主持下，经过一段时间筹备，“文总”于1930年8月26日正式成立，潘汉年担任“文总”的党团书记，并主编“文总”的机关刊物《文化斗争》。
至此，中国共产党在文化战线建立了从中央文委到“文总”及其各个方面的垂直的组织系统，大大加强了党对文化战线的领导，有力地推动了30年代左翼文化运动的广泛深入发展。
三
潘汉年是最早与鲁迅结识并建立联系的共产党人之一。1927年10月19日，鲁迅从广州到上海定居，当天下午，中国济难会负责人王弼和潘汉年等人便前往鲁迅寓所拜访，当晚，王弼宴请鲁迅，潘汉年和郁达夫夫妇、蒋光慈、楼适夷、许杰等人出席作陪。席间，鲁迅和这些革命青年谈笑风生，甚为欢洽。1927年12月13日下午，潘汉年和鲍文蔚、石萍、李小峰又去拜访鲁迅并共进晚餐。此后，潘汉年便成了鲁迅先生家的常客。有一段时间，在鲁迅先生的日记里，经常出现潘汉年的名字。
20年代末，党中央为了加强上海进步文化团体的团结，发展进步文化运动，要求文化界的党组织做好进步文化人士的工作，消除进步文化团体之间的隔阂，争取鲁迅出掌左翼文化运动的旗帜。为此，中央领导同志专门委派潘汉年去征求鲁迅先生的意见。为了完成党中央交给的任务，潘汉年多次登门拜访，与鲁迅促膝长谈，并就创造社、太阳社成员过去同鲁迅关于“文学革命问题”的争论问题，主动作了自我批评，得到鲁迅先生的谅解。同时，潘汉年召集党员文化工作者开会，传达贯彻党中央的指示精神，要求党员作家和党外进步作家，立即停止同鲁迅的论战。他还多次陪同文化界的党员作家去拜访鲁迅，诚恳地作自我批评。经过周密细致的工作，终于完成了请出鲁迅担任“左联”盟主的任务，这对于发展左翼文化运动，粉碎国民党文化“围剿”具有重大意义。
在筹建“左联”的过程中，潘汉年非常注意倾听鲁迅先生的意见。他曾经派冯雪峰去拜访鲁迅，就“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名称问题，征询鲁迅的意见，考虑到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潘汉年对冯雪峰说，“左翼”二字用不用，取决于鲁迅，鲁迅如不同意用这两个字，那就不用。
在为“左联”成立做准备工作时，潘汉年为保证鲁迅的安全作了周密的安排。1930年3月1日下午，即“左联”成立大会召开的前一天，潘汉年和夏衍等特地去中华艺术大学，检查了会场的保卫工作，潘汉年特别关照夏衍，请他事先和冯雪峰、柔石讲明，万一有紧急情况发生，让他们陪着鲁迅先从后门撤退。在会场中他也布置了四个身强力壮的工人纠察队员保护鲁迅。
“左联”成立以后，为了表达革命文化工作者对鲁迅先生的崇敬之情，潘汉年和冯雪峰、柔石等商定，组织一次庆祝鲁迅50寿辰的纪念会。在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的帮助下，纪念会于1930年9月17日在上海一家荷兰餐厅举行。各革命文化团体的代表50余人参加了这次纪念活动。鲁迅先生和许广平欣然出席。纪念会上，各文化团体的代表纷纷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演，衷心祝愿鲁迅先生为进步文化运动多作贡献。鲁迅也作了即席演讲。通过这次活动，使广大进步文化工作者与鲁迅先生的关系更趋亲密。
1931年，因工作需要，潘汉年离开了文化战线，但他还和鲁迅保持着联系。据潘汉年的弟弟潘锡年回忆：1932年夏，他从宜兴到上海，就在四川北路一家咖啡馆看到鲁迅与潘梓年、潘汉年在吃冰激凌，热烈交谈。
1936年4月，潘汉年奉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示，从苏联回国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同时，受代表团的委派，赴沪相机邀请鲁迅赴苏联疗养。回沪后，潘汉年和胡愈之为鲁迅赴苏疗养作了一切必要的准备。然而，鲁迅的健康状况已不容许他作这样的旅行。当时，鲁迅先生病情日渐严重，潘汉年对鲁迅的病情十分关心，1936年10月18日，鲁迅的病情恶化。当晚，他和冯雪峰商量了挽救鲁迅生命的具体办法，决定要求宋庆龄聘请更好的医生为鲁迅作进一步的治疗。不料19日凌晨，鲁迅先生便与世长辞。潘汉年得到冯雪峰的报告后，立即将这一情况向党中央汇报。
鲁迅先生逝世后，潘汉年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和冯雪峰、胡愈之等卓有成效地组织领导了鲁迅的悼念活动，进一步扩大了党在进步文化运动中的影响。
1937年10月19日，上海地下党组织发起召开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大会。会上，潘汉年以八路军驻沪办事处主任的名义发表即席讲演，高度评价鲁迅的硬骨头精神和鲁迅杂文的战斗性。
1938年，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决定出版《鲁迅全集》，潘汉年作为这项工程的发起人和领导者之一，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从各方面特别是在经济上，帮助克服出版中遇到的困难。经过多方努力，只用了半年时间，《鲁迅全集》就得以出版发行。当时，这套书籍发行1000套。此外，还印刷了200套装帧精美的纪念本，每套纪念本都贴有鲁迅私人朱文印章，作为许广平先生赠送给挚友亲朋的礼物，潘汉年获得一套。从此，潘汉年一直把这套《鲁迅全集》珍藏在身边，并伴随他度过了身陷囹圄的27个春秋，直到1977年他逝世后，才被上海档案馆收藏。
四
潘汉年倾注精力，积极组织推动上海的进步文化运动蓬勃发展，成就斐然。这时，更加艰巨的使命落在了他的身上，使他的革命生涯发生了重大的转折。
1931年4月，党中央调潘汉年到中央特科工作，担任特科二科科长，随后又成为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的领导成员之一。在此期间，潘汉年协同陈赓、李克农，在周恩来、陈云的指挥下果断地清除了顾顺章叛变后遗留的隐患，保卫了党中央的安全；参与组织、护送党中央主要领导人员转移到苏区的工作；参与粉碎敌人伪造“伍豪事件”的阴谋；配合宋庆龄，联络国际国内知名人士，积极营救牛兰夫妇，在对敌隐蔽斗争方面作出了许多贡献。
此外，潘汉年凭借智慧和人生经历，成功地建立起一个范围广泛的地下情报工作网，并且和一批著名的社会上层人士建立了情报工作联系，如杨度、王绍鏊、王昆仑、梅龚彬、胡鄂公、董健吾等。潘汉年还和一些来华工作的外国朋友建立了友好关系。早在1929年，他就同美国著名女记者史沫特莱结识。后来，他又通过其他途径同佐尔格、路易·艾黎等人建立了联系。当时，他领导的地下党的一架秘密电台就设在路易·艾黎的家里，使地下党有了一个安全可靠的联络渠道。在共同的革命斗争中，潘汉年和路易·艾黎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艾黎始终深深怀念这位中国战友。他在回忆中特别强调了潘汉年对党的秘密工作所作出的贡献，说“他是一位非常好的同志，个子不高，圆圆的脸，总是笑眯眯的，机智而又老成，待人非常亲切，大家都喜欢他”。他还高度评价潘汉年是“对革命有过功劳的人，当年出生入死，屡建奇功”。
从1931年到1933年，潘汉年在党的隐蔽战线上出色地战斗了两年多时间，经历了无数次曲折风险，度过了几百个险象环生的日日夜夜，为保卫党中央和地下工作同志作出了重要贡献。如果没有坚定的革命信念和不怕牺牲的勇敢精神，这是难以想象的。
1933年5月14日，国民党军警在上海逮捕了潘梓年和丁玲。潘汉年营救未成，即遵照党组织的决定，离开上海，经汕头去江西瑞金中央苏区。在中央苏区，他先后担任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部长，协助张闻天编辑党刊《真理》。8月，中华苏维埃大学成立，潘汉年被任命为校务委员。1934年1月，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
1933年10月，潘汉年代表中华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与国民党十九路军代表徐名鸿就抗日反蒋问题举行谈判。10月26日，签订了《抗日反蒋的初步协定》。10月底，他又和黄火青等到福建与十九路军领导人就建立军事同盟问题进行谈判。通过谈判，消除了工农红军和十九路军的对峙状态；双方开展了经济贸易；对方还释放了政治犯60余人，并默认进步团体的存在，从而为恢复中共地下党在福建的活动创造了条件。
1934年10月，潘汉年与何长工到江西寻乌地区和国民党广东省主席陈济棠的代表就联合抗日反蒋问题进行谈判。谈判持续了三天三夜，结果达成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互相借道等五项协议。这次谈判的成功，为党中央在第五次反“围剿”战斗中正确选择突围方向，红军长征出发时顺利突破第一、第二道封锁线，减少伤亡和损失，作出了重要贡献。
完成谈判任务后，潘汉年加入了长征队伍。在征途中他被编入中央直属团，担任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兼地方工作部部长。
1935年2月28日，红军第二次攻占遵义。这时，张闻天代表党中央找潘汉年谈话，决定派他和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白区工作部部长的陈云到上海恢复党的秘密工作，设法与共产国际恢复电讯联系，汇报遵义会议情况。并要潘汉年先行一步。潘汉年在中共贵州工委负责人秦天真的协助下，历经艰辛，经香港回到上海，与陈云于同年8月先后乘苏联货船去海参崴，转赴莫斯科。
五
潘汉年到苏联以后，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1935年7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会议向全世界共产党提出了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方针。根据这一方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阐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文件，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反响。
这时，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华北事变，侵占了中国的华北地区，进而准备灭亡全中国。蒋介石开始谋求改善同苏联的关系，并以改善国共关系作为姿态。为此，从1935年秋天起，蒋介石就通过各种途径打通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国民党驻苏联大使馆官员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接触就是其中一条重要途径。1936年年初，中共代表团指定潘汉年为谈判的联系人。
潘汉年接受任务后，同国民政府驻苏大使馆武官邓文仪进行了初步接触，邓文仪还向潘汉年交待了回国后找陈果夫联系的具体办法。临行前，潘汉年又听取了共产国际的苏共代表团负责人曼努伊斯基等人对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意见。
1936年4月，潘汉年和胡愈之离开莫斯科，于5月初到达香港。随后，潘汉年立即派胡愈之到上海去找地下党联系，了解党中央的情况。同时，他又按照邓文仪说的联络方法写信给陈果夫，要他马上派人到香港商量国共谈判的具体事宜。
5月下旬，胡愈之到上海后，通过沈钧儒和茅盾等，找到了党中央先期派到上海工作的冯雪峰。在香港期间，潘汉年和胡愈之着手宣传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开展党的统战工作。他们帮助邹韬奋创办《生活日报》。潘汉年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要求报纸的宣传应由反蒋抗日向逼蒋抗日转变。后来邹韬奋创办的《生活日报》贯彻了这一精神。这是潘汉年和胡愈之从莫斯科回国后，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促进国共合作的最初行动。
他们做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帮助救国会起草了一份在全国有较大政治影响的文件。1936年5月3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潘汉年特地找到在香港的救国会领导成员邹韬奋、陶行知，在胡愈之的帮助下起草了一个《告全国同胞书》。修改后由邹韬奋亲自去上海，以邹韬奋、陶行知、沈钧儒、章乃器4人联合署名，于1936年7月15日发表。8月10日，毛泽东给沈钧儒等4人写信，表示“这些文件引起了我们极大的同情和满意”，并且声明，“我们同意你们的宣言纲领和要求，诚恳的愿意与你们合作，与一切愿意参加这一斗争的政派的组织或个人合作，……来共同进行抗日救国的斗争”。
此外，潘汉年在香港还和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上层人士进行了广泛接触。会见了原十九路军将领李济深、陈铭枢和桂系领导人李宗仁等。他还会见了过去在党的情报系统工作的同志和旧友，如梅龚彬、柯麟、叶挺等，并向他们宣传了共产国际七大的基本精神。
同时，潘汉年会见了从南京赶到香港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张冲，旋即赶赴南京，与陈果失、曾养甫等会面接洽。
8月初，潘汉年通过刘鼎安排，经党内秘密交通线去陕北。8月8日，到达陕北。他立即向党中央汇报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意见和自己回国的任务，以及他在莫斯科、香港和南京同国民党方面协商的情况，为党中央进一步制订逼蒋抗日方针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据。随后，他立即赶赴安塞地区，与叶剑英见面，帮助开展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在此期间，潘汉年又同张学良会晤，并向党中央汇报了会谈情况。
8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对国民党的方针问题。会议决定，把国民党作为统一战线工作的主要对象，并委派潘汉年担任与国民党进行谈判的联络代表。
9月24日，潘汉年携带《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和周恩来致陈果夫、陈立夫的信，与叶剑英一起离开陕北到西安。
在西安，叶剑英、潘汉年向张学良通报了中国共产党同南京谈判的方针，并同张商讨了逼蒋抗日等问题。随后，潘赶到上海。经张冲安排，于11月10日，在上海沧州饭店与国民党代表陈立夫谈判。在谈判过程中，潘汉年严正批驳了陈立夫代表国民党提出的关于实现国共合作的苛刻要求，执行党中央的谈判方针，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利益。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潘汉年根据中共中央提出的方针，与宋庆龄一起促成宋子文、宋美龄去西安谈判，并把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告知陈立夫。“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潘汉年又按照党中央指示，就撤兵释张、实现西安协议、争取红军给养、释放政治犯等问题同陈立夫、宋子文多次洽谈。1937年3月，潘汉年陪同周恩来等去杭州，参与周恩来同蒋介石的谈判。
1937年春，王稼祥由贺诚陪同，从陕北到上海乘船去苏联治伤并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共产党的有关情况。接到党中央的指示后，潘汉年和冯雪峰做了认真的接待准备，尤其是保密、保卫工作，并和他们讨论了如何妥善处理从狱中传出的方志敏《清贫》和《可爱的中国》手稿问题，潘汉年还亲自将这两份手稿一页一页拍摄下来，使这些珍贵的作品一直保存到全国解放并公开出版。
同年7月上旬，周恩来等去江西庐山与国民党蒋介石进行谈判。途经上海时，两次接见潘汉年与刘晓，就上海党的工作作了重要指示。潘汉年、刘晓还陪同周恩来会见了夏衍以及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的党内外人士。
1937年8月下旬，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后改称八路军），原红军驻上海办事处改为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简称“八办”），公开对外开展活动。李克农为驻上海办事处主任，潘汉年继任。
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的主要任务，是开展上层统战工作。潘汉年与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陶行知、马相伯、史良、沙千里等爱国民主人士经常交换意见，及时向他们通报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争取他们的支持和帮助，共同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深入发展，和他们建立起心心相印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