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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都是与汉年同志辛勤努力的工作分不开的。据我所知，他那时把大量来自敌人方面的情报，来自国民党当局的动态，来自各界人士的反映、情绪和问题，都及时报告延安党中央，并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和具体决定，用公开的、秘密的、文字的、口头的方式广泛展开宣传，逐步推动工作的开展。当时，日本特务、国民党特务在上海非常嚣张和阴险毒辣，而汉年同志却毫不畏惧，充分利用各种条件，灵活地、不倦地进行工作，推动统一战线的壮大和发展。他有一套对付敌人的高明的办法，既使敌人无法迫害他，又使敌人无法破坏革命组织。
由于党的方针、政策的正确，由于汉年同志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以及上海地下党广大党员，广大工人、青年、妇女和各界人士为民族解放而努力奋斗，上下配合，团结一致，冲破黑暗，迎来了胜利的曙光。
全国即将解放，党中央发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号召，汉年同志又为这次会议的召开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当时，国民党特务云集香港，港英当局警戒森严，极力阻挠、破坏我们党所决定召开的这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妄图破坏在港的大批著名民主人士赴会。就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汉年同志负责安排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马寅初、马叙伦、郭沫若、沈雁冰等秘密离开香港，转到了东北、华北解放区。他努力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保证了全体人员的安全到达。
从汉年同志进行的统战工作中，我觉得应该着童学习：
1、他坚定地贯彻党在各个时期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和目的要求，从实际情况出发，出色地作出工作成绩。
2、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他根据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具体对象，采取灵活多样而又行之有效的形式和方法，开展工作，出色地完成党的任务。
3、他在敌强我弱、力量悬殊的条件下，在险恶困难的环境中，在喘不过气来的白色恐怖的笼罩下，不顾个人安危，为民族的生死存亡而英勇地奋战。他敌、我、友分明，凡是与他接触、交往过的进步人士，不仅对他信任、推心置腹，而且尊敬他。
4、他严守党的纪律，虚心接受批评。在待人接物上，对党外人士，对党员干部都是关心备至；在工作上，既有严格的要求，又有具体的指导。
三
汉年同志对抗战时期的中共江苏省委的工作也很有贡献。
全面抗战爆发前后，汉年同志在负责上层统战及二＆工作的同时，根据中央指示，还参与了上海党组织的恢复重建工作。1936年10月中共中央驻上海办事处成立后，他与冯雪峰一起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上海地下党各系统遗留下来的党组织进行了整理，并与一些被捕出狱及失去组织关系的同志取得联系，经过审查，对这些同志作出初步结论，根据不同的情况，分别对这批同志进行了安排：一部分介绍去延安以及武汉、重庆从事公开工作；一部分分配去搞情报工作；一部分有条件留在上海搞地下工作的，便转到中共（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在三人小组的领导之下工作。
1937年6月刘晓奉命到上海负责上海党的恢复重建工作后，三人小组下的关系全部交给了刘晓，并明确今后由潘汉年搞公开工作，刘晓负责秘密工作。为此，潘汉年、刘晓、冯雪峰和我还专门开会研究了工作交接问题。这以后，上海党与潘汉年的联系由刘晓直接负责。潘、刘两人联系的方法主要是通过内部政治交通。当时刘晓方面主要派张毅去接送情报，潘汉年方面也有交通。有时，潘汉年和刘晓也利用各种场合碰头。
1937年、11月中共江苏省委建立后，为防止被破坏，没有设置电台，省委与中央的联系主要依靠政治交通，有时遇到急件就通过潘汉年的电台转发。同样，中央给上海的指示有时也是通过潘汉年转过来的。抗战时期潘汉年与刘晓联系后，刘晓传达给我们的各种情况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容：1、中央给上海的指示；2、上海与上海周围的敌情；3、通过特科搞到的敌、我、友情况。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央指示。
四
汉年同志在开展保卫工作、对敌隐蔽斗争中，也有过很多的贡献。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汉年同志大部分时间是领导华中地区以及上海的保卫工作和对敌隐蔽斗争。他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下，与魔鬼打交道。他是置生死于度外，抱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精神，同敌人开展合法与非法相结合、公开与秘密相结合的斗争，特别是能避免长期以来“左”的错误做法，使保卫工作、对敌隐蔽斗争能够长期坚持下来，直到全国的解放。仅这一点，就可以证明汉年同志如何正确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我们特别应学习汉年同志采取“孙行者钻进铁扇公主肚子”的战术，使敌暗我明，敌乱我稳。汉年同志这方面的大量工作，对党在政治上、军事上以及其他方面战胜敌人，都起了一定的作用，其功绩应有充分的评价。国民党的中国、中央两家航空公司在香港的员工带12架飞机起义等，是汉年同志直接筹划成功的，就是一例。
上海解放以后，汉年同志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中共上海市委社会部长、统战部长，上海市委常委、副书记、第三书记，上海市副市长兼市人民政府中共党组书记，主持日常市政工作。他积极协助陈毅同志，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领导上海人民战胜了美蒋封锁，沉重打击了敌特分子和其他敌对分子的破坏捣乱，遵照党的方针、政策，正确地开展了“三反”、“五反”斗争，为恢复和发展生产，改造旧上海，做了大量工作。
汉年同志还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优点。我认为，我们应该学习他对党的无限忠诚，党叫他做啥，他全无二话，立刻接受任务，不顾个人安危，出生入死地完成任务。我们应该学习’上“出污泥而不染”的“慎独”品质。汉年同志在解放前大部分时间是在上海、香港等地充满白色恐怖和“花花世界”的环境中独立工作，但是他在生活方式上除由于工作的需要是“上等人”的打扮外，始终保持着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本质。我们应该学习他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灵活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他在工作中有许多创造性的工作方式和方法，都是值得我们总结和发扬的。我们还应该学习他为人正直，谦虚谨慎，态度和蔼，平易近人，善于团结同志，团结和尊重党外人士，合作共事的优良品格和作风。
汉年同志曾是陈毅同志的助手和战友，我就以陈毅同志的遗诗来悼念他，歌颂他：
大雪压青松，
青松挺且直。
要知松高洁，
待到雪化时。
1。3 党人魂——记潘汉年①
①本文原载1988年第12期、1989年第1期《上海滩》。收入本书时已经作者删改。
陈修良
潘汉年同志的一生，被蒙上神秘的色彩，像一个传奇式的英雄人物。
记得夏衍同志说过，很多年前，就有人为他编造了许多奇奇怪怪的传说，甚至侦探小说、推理小说中可以用得上的情节，都可以加在他的身上。有人还把他说成“放荡不羁”、“神出鬼没”的人物。但我们这些和他一起工作过的老同志可以负责地说，他是一个对党无比忠诚、才华横溢、胆识超群、特别能战斗的优秀共产党员，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但，就是这样一位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却于1955年4月3日突遭秘密逮捕。昨天还是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常务副市长，为刚落成的中苏友好大厦剪彩，转眼忽然成为“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的首犯，变成无产阶级专政的阶下囚，并被冠以“叛徒、内奸、特务、反革命分子”等吓人的罪名。到了1955年7月18日，上海的《解放日报》忽然发表社论，又把潘汉年与胡风捆在一起。这篇社论的惊人之笔是：“在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以后，党曾提出，钻到我们党内的绝不限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人，还有其他反革命分子、阴谋家、阶级异己分子等。已逮捕的反革命分子潘汉年，就是其中的一个。我们要求严惩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潘汉年、胡风……”
更令人费解的是，又传出潘汉年与“高、饶反党联盟”有关系。但潘汉年到底犯了什么罪？谁也不了解，谁也不敢问。从此，这个全上海家喻户晓的名字从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了，谁也不知道他的生与死。1977年，他默默地病死湖南的时候，妻子为他立的墓碑上也还是不能镌刻上潘汉年的名字。1982年8月，党中央宣布给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人们才略知这是一起大冤案，但对他的许多功绩，现在知道的人恐怕不多了，更何况他的革命工作长期处在极其复杂的时代和极端秘密的环境中，他自己又严守纪律、不居功，极为谦虚，也不容许与人道及，因而他那不平凡的一生，当年就很少为党内外所了解。因此，我的心情很不平静，总觉得要写一些什么来安慰这位中华民族的精英。
“走上新路”之前
1906年1月12日，潘汉年出生于江苏宜兴县陆平（陆林）村。曾祖父潘理卿是清嘉庆年间的举人，祖父潘元燮是清咸丰九年的举人，父亲潘宰华，清光绪年间的秀才。虽然世代书香，但因不去做官，只在家里务农、做塾师，所谓“耕读传家”，自然成为破落户。但潘莘华不是老冬烘，思想毫不保守，1911年辛亥革命后曾被选为宜兴县议员。后来年仅19岁的潘汉年在上海入了党，回到家乡传播革命火种，潘汉年的族兄在大革命时在陆平为首成立农民协会，搞宜兴农民暴动，潘宰华都积极支持。当时，仅陆平一村，中共党员、团员就有十几个，而潘家除潘汉年兄弟外，尚有堂兄潘梓年也是大革命时期宜兴暴动的领导人之一。从中可以看出这位陆平老塾师的政治态度。1928年潘莘华病逝，临终遗言是：“汉儿等走上新路，吾心甚慰，务必谨慎从事。”由此可见，潘汉年有一个不同凡响的父亲。
在兄弟中，潘汉年排行第三（因此他后来曾用过“水番三郎”这一笔名），从小聪敏过人，为长辈所钟爱。民国初年，他就读于宜兴官林的凌霞学堂。1919年夏，考入和桥的彭城中学堂，后因病辍学，协助父亲创办陆平高等小学堂。病愈之后，1921年进武进延陵公学学习。此时的他，爱好文学、外语，特别是戏剧，十五六岁的小青年，就自编自演反映民生疾苦的戏剧。他扮演过贫苦人民反抗恶势力的角色，使观众为之动容。后来终因家贫，只得离校去宜兴励进社小学任教，在那里他团结了一批进步教师，反对县教育局局长重用的土豪劣绅把持教育界，批评反动人士的不良行为，被宜兴县政府非法拘捕，关押牢中。后经其父聘请律师出面辩护，方始恢复自由。1924年，他又到和桥镇任养初小学教员，宣传进步思想。为了打下扎实的国学根底，这年秋天他还进无锡唐文治先生创办的国学专修馆学习。这时，大革命的号角已经吹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深入青年学生心中，潘汉年终于不能满足于对中国古文的研究，又拿起笔来创作语体诗文。
革命形势激荡，大变革近在眼前。敏感的潘汉年不能再安心地留在思想闭塞的乡镇当小学教员了，他需要到更广阔的天地间去驰骋。1925年初，他离开故乡，进入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从此开辟了新的人生道路。
创造社的“小伙计”
19岁的潘汉年来到大上海以前，已在上海《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过诗《不敢》、杂文《可怕的路人》、《武人的枪》等作品，他的文名已被上海文化界所注目。1925年初抵沪后，他即被聘为上海中华书局《小朋友》杂志的编辑。在投入文化工作的同时，他又迅速投身于使热血青年沸腾的政治洪流之中。
当时正值国共两党合作开始，大量共产党员加入了国民党，潘汉年也参加了革命的国民党。
“五卅”运动中，潘汉年置身于愤怒的示威行列，写出了热情洋溢的檄文。1925年秋，他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打这以后，他发表于《语丝》的《苦哇鸟的故事》，说明他的思想已体现革命者的自觉。
创造社的郭沫若、成仿吾、朱镜我等人发现了这个后生，邀请他参加创造社出版部工作。1926年4月，由他提议并主编的《A11》周刊出版，发刊词和第一期编后记就出自潘汉年之手。
说起这个《A11》周刊得名的由来，还有一段值得纪念的情节。原来，上海闸北宝山路上有个“三德里”。“五卅”运动以后不久，创造社出版部就设在三德里A11号。在这个机关里有几个小伙计，他们是：周全平、柯仲平、叶灵凤、潘汉年、周毓英等人。这些风华正茂的青年人既当编辑，也管门市部的买卖。校对、捆书、打包、跑邮局、招呼客人，什么都干，“小伙计”由此得名。
后来，潘汉年又和叶灵凤合伙办了个小小的半月刊《幻洲》，这本46开本的刊物分两部分，上半部叫“象牙之塔”，登文艺作品，叶灵凤负责编辑；下半部叫“十字街头”，潘汉年主编，专刊杂文。潘与叶两人合住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上一家皮鞋店楼上，这里既是宿舍，又是《幻洲》编辑部。霞飞路当时已相当热闹，所以他们住处的窗外车声不绝于耳，因此，潘汉年戏称这个房间叫“听车楼”。于是有些文章就以“听车楼主”的笔名发表。说起笔名，除前面提到过的“水番三郎”外，我们知道的就有“泼皮”、“严灵”、“汗牛”等五六个。那么，他何以不断更换笔名呢？除了斗争的需要外，还因为他的多产。有时，半部《幻洲》的杂文他一个人包了。他擅长讽刺，嬉笑怒骂皆成文章，骂吴稚晖，骂左舜生，攻胡适，骂得痛快，攻得犀利，大家爱看。潘汉年的杂文一扫当时无聊文人的颓废气氛，反对“为文学而文学”的虚无主义思想，在当时的文学青年中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由于以后潘汉年主要从事在特定环境下严酷的政治斗争，文学创作已无暇顾及，除以后在1928年还出过一本名为《离婚》的小说集以外，没有其它单行本问世。应该承认，他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就不大，但他在国民党文化“围剿”时期代表党对左翼文化界的领导却成绩卓著，功不可没，令人遗憾的是，现代文学史著述中往往无视潘汉年的辉煌劳绩。
“小开”主持“文委”
1927年初，当时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南昌政治部主任（政治工作的范围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三军、第六军及江西的地方工作）的郭沫若，曾邀请潘汉年去南昌担任《革命军日报》总编辑，兼政治部宣传科长。《革命军日报》是一份军队报纸，潘汉年接手后，办得严肃而富有生气。随着北伐形势的发展，二个月后，潘汉年奉命率领部分同志回上海。到上海的第二天，“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就发生了。在紧张的气氛中，他奉命匆匆到武汉总政治部报到，被分配在总政宣传部宣传科工作。武汉“分共”①后，他先随郭沫若等到九江张发奎部工作。“八一”南昌起义前夕，他又奉命撤出张部，到上海向党中央报到。
①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正式同共产党决裂。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
经过这大半年革命斗争的洗礼，潘汉年重返沪上时已相当成熟了。1928年夏，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李富春，在南昌时就相当欣赏潘的才华，决定调潘担任上海文化工作党组的书记（这年冬天，这个组织改属党中央宣传部领导。1929年，在中宣部下成立文化工作委员会，潘出任书记）。他的任务是把上海的左翼作家组织起来，反对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与此同时，也要解决左翼文化人内部的教条主义、关门主义倾向。潘汉年不愧是组织工作的干才，当时上海的文化界何等复杂，他自己20刚过，在文化人中最多是小有名气，但就是他，依靠党的威望，使出自己的浑身解数，缜密安排，忘我工作，短短一二年内，“左翼作家联盟”、“社会科学家联盟”乃至“剧联”等组织，相继成立，开展活动。他作为“左翼文化总同盟”的中共党组书记统一领导这些社团，俨然帅才。后来，这些组织还发展到天津、北平、广州、成都等地。在艰难的岁月中，能够组织起这样多的革命文化团体，实在是惊人的创举。
大革命前，他只是个初露头角的小伙计，此时，他已能自如地周旋于上海文化界的名人之间，自信地开展工作了。由于工作需要，他西装革履，风度翩翩，不知哪个人给他取了个“小开”的代号，此后，同志们当面和背后，都称他“小开”。年轻的“小开”，领导人才荟萃的上海左翼文化界，开创了30年代初上海滩进步文化百花齐放的局面。这段历史实在很值得回味。
潘汉年的工作千头万绪，但他还是能腾出手来和叶灵凤合编《现代小说》月刊，他还经由现代书局、联合书店出版、重版了郭沫若的许多著作。其时，也还没有扔掉做文化工作的本行。
1930年2月，潘汉年主持“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的工作，鲁迅也作为这一统一战线组织的发起人参加工作。这一年3月2日，成立了“左翼作家联盟”。必须强调的是，鲁迅对于潘汉年曾不无误解，把他看作是“唇红齿白”的“洋场恶少”。站在创造社的立场，潘也曾感到鲁迅不无偏激。但是他首先打破门户之见。他深入地做了创造社、太阳社朋友们的工作，引导他们尊重鲁迅，与原文学研究会的作家合作，又与鲁迅恳谈，取得鲁迅的充分信任，这才使“左联”的成立成为可能。因此，“左联”在北四川路中华艺术大学的一个教室里成立的时候，潘汉年代表党中央发言，而后鲁迅发表了他那著名的讲话，大家相继致词，气氛极为融洽，这是和潘汉年在会前的大量工作（也包括冯雪峰等同志的工作）分不开的。
文学史家也许会对潘汉年在“左联”成立后刊载在《拓荒者》上的《左翼作家联盟的意义及其任务》对30年代文艺界所曾产生的重大影响感兴趣，因为该文是如此深刻地切中当时文艺界的弊端，如此精辟地论述了“左联”的任务。文学史家一定也会叹服潘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