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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汉年长期在上海工作，做过党的传科工作、情报工作和统战工作，对于上海的流氓集团有深刻的了解。上海解放以后，党为了恢复生产，同投机倒把活动作了坚决的斗争，在他的参加领导下，取缔了证券交易所和银元贩子，其中不少人是流氓集团分子；在维护社会治安、打击盗匪活动及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中，镇压了一批流氓集团的骨干分子；在禁毒，取缔赌场，以及工厂肃清工特，整顿市政基层组织中，挖出了一批流氓霸头。解放前夕，青帮头子杜月笙及其手下避往香港。据说潘汉年在港期间曾同他们有过接触，告诫他们转告在上海的徒子徒孙，要老老实实服从人民政府政策法令；劝告杜等可以回上海改恶从善，将功赎罪。
在上海没有出走的青帮头子黄金荣，成为群众议论的对象。当时党内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让这个作恶几十年的大流氓头子安安稳稳地住在上海，他的徒子徒孙们觉得有个老头子作靠山，会继续胡作非为，必须对他作出处理；另一种看法相反，认为不要动他，潘汉年就是这样主张的。他认为：黄金荣不走，说明他受到共产党的政策影响，对党至少不抱敌意。再说，蒋介石几百万军队也消灭了，难道他斗得过共产党吗？我们要掌握他的情况，并要他有所表示。后来，黄金荣在报上登了悔过书，表示自己已经年迈（时已80多岁），不问外事，所有徒子徒孙，都要安分守己，服从政府；否则，谁在社会上干了不利于国家的事，由谁自己负责。黄金荣于1953年在上海去世。
在改造旧上海的斗争中，民政局除了收容游民、惯窃，实行劳动改造外，还配合市公安局进行取缔妓院、消灭娼妓的斗争。1951年，在市公安局材料中，上海还有400多名妓院妓女。公安局采取统一行动，把“大世界”附近和福州路一带的妓院予以查封，收容工作由民政局和妇联负责。对改造妓女的方针，潘汉年作了具体指示，他认为妓院老板、老鸨是剥削者，以吸妓女的血汗为生，必须坚决关押、判刑和强制劳动改造。对于妓女，首先应当肯定她们是劳动人民，是农村和城市贫民在饥寒交迫中被骗、被抢、被贩卖来的，是旧社会的受难者。但是，她们进入旧社会的黑暗圈子之后，受到环境的影响，沾染了不少不良习气。因而既要用对劳动人民态度来对待她们，又要用劳动来改造她们。
民政局专门成立了一个妇女教养所，在封闭妓院那晚把她们接来。不出潘汉年所料，有些人感到是党和政府的关怀，把她们救出了火坑。但也有不少人进来后大哭大闹，有的还设法逃跑。她们要抽烟，要喝酒，有的还有毒瘾；她们把晚上当白天，把白天当晚上，互相吵架厮打，甚至我们女干部在劝架中也被她们打伤。我们用潘汉年的指示教育干部，做耐心的工作。给这些妇女讲党的政策，讲革命故事，安定她们的情绪，帮助她们改变生活习惯，医治性病，并组织她们学文化和参加生产劳动。
潘汉年很关心这项收容工作。几天后，我们去市政府向他汇报，他说：“你们一定要耐心地做教育工作，工作人员要取得她们的信赖。我们不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做过舞女的教育工作，从中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吗？她们是被侮辱、被迫害的，一旦觉悟，就会懂得人民政府为了挽救她们的好意。”又鼓励我们说：“你们做了这样艰苦的工作，社会会感谢你们，历史会感谢你们。我相信你们会取得成功。”
事实正是这样。她们学文化、学生产技术，两年后，走上了工作岗位，不少人建立了家庭。当时，娼妓在上海不复存在了。通过多方面的改造，党和人民政府的威信，在人民群众中大大提高。潘汉年在这方面花了不少心血。
三
1955年初，有一次在延安西路33号市委礼堂开会，宋日昌副市长告诉我：潘汉年向市委推荐，调我去市政协当副秘书长。当时，党中央决定将上海市委第二书记刘晓调任我国驻苏联大使，原市协商委员会副秘书长梅达君到大使馆做参赞。协商委员会机关没有党员负责人，潘汉年那时是市委第三书记，主管政协工作。1954年，党中央将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发交各省、市讨论，上海组织几千人讨论，提修改意见，主要由协商委员会负责。我曾参加了组织工作，对协商委员会和各方面人士比较熟悉。”我想调我去，可能与这方面有关。
1955年3月下旬，市委召开常委会讨论成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上海市委员会的委员、常委的名单，通知我去参加会议。想不到这次会议竟是我和汉年同志最后一次见面。约十多天后，潘汉年在北京被逮捕。市委在4月召开的局级以上干部会议上，宣布他为“反革命分子”。
这个大冤案，不仅迫害了潘汉年和董慧，还牵连了许多同潘有工作关系的同志，他们都遭逮捕，有的坐了20多年的牢，有的受到长期审查。我也是其中的一个。党中央为潘汉年平反昭雪，恢复了他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优秀的党的领导干部形象。党不仅为潘汉年伸张了正义，也为许多无辜受牵连的同志恢复了名誉，使许多干部感到党的伟大和温暖。
潘汉年具有高度的马列主义水平，能够正确掌握党的政策，对人民群众具有深厚感情，全心全意为改造旧上海、建设新上海辛劳地工作，人民永远怀念他、崇敬他，他的光辉形象永远留在人民的记忆之中。
6。2 潘汉年是上海工人的贴心人
陆象贤
“二六”轰炸前后
上海解放初期，由于美蒋封锁，面临着严重的形势。1949年9月7日，刘晓在华东青年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华东的斗争是尖锐、紧张、曲折、复杂的，华东的斗争位于全国反帝斗争的最前线，上海的斗争最尖锐。同一天，潘汉年在上海教育界反对敌人经济封锁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对于上海遭受经济困难的原因作了具体分析：一。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反动派封锁海口，使过去畸形发展的上海经济与依赖于帝国主义原料的若干生产事业发生困难；二、目前我们尚处于军事状态，我军在华中、西北、华南正全面开展攻势，因此，使全国商品运输受到阻滞，物资不能顺利交流；三、8年抗战、3年解放战争主要依靠广大解放区农村的支援。农民负担很重，购买力相当萎缩。基于这三个原因，尤其是第一个原因，使目前上海经济情况受到很大影响。潘汉年告诉大家：这是解放后暂时的困难，前进中的困难，不但可以克服，而且激励了我们必须自力更生，打下今后改造上海、发展经济的基础。
正当上海广大职工和工商界人士在党的领导下共同努力，积极沟通与各新解放区的关系，节约器材，节衣缩食，度过最困难阶段的时候，1950年2月6日，国民党的美制飞机17架（其中B24型12架，P51型和P28型5架）分4批在午间12时25分至13时53分轮番轰炸上海电力公司、法电、沪南及闸北水电公司等处，造成人员、财产、设备的巨大损失。当时，陈毅、刘晓、刘长胜等人和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刘宁一正在参加上海工人首届代表大会，刘长胜当即宣布休会。陈毅指示各单位的领导干部立即赶回去组织紧急抢修，恢复生产。陈毅赶回市政府。当时，潘汉年在江宁路南京西路口上海酒家参加一个约会，他得到市长办公室秘书的电话，听到杨浦发电厂被炸，锅炉被炸坏的消息，不顾警报尚未解除，立即向主人告辞，赶回市政府，同陈毅一起召集各局汇集情况，同时部署公安局维持社会治安；卫生局立即通知各公立医院准备汽油灯，全夜值班，抢救伤员；公用局调度电力，尽量使路灯、自来水、下水道和公安局等处的供电迅速恢复；民政局通知各区对被轰炸地区，迅速妥善进行安置工作，严防宵小之徒乘机捣乱；市军管会紧急通知各机关及全体人员动员起来布置防空，组建消防小组。
2月7日，陈毅和潘汉年、刘长胜等市委、市政府负责同志，冒着刺骨寒风前往被炸得最厉害的杨树浦发电厂视察并慰问电厂工人。潘汉年遵照陈毅同志的嘱咐，连日来，到嵩山区、卢家湾区、吴淞镇的被炸地区视察并慰问居民，到医院慰问伤员。“二六”轰炸后，上海市场物价出现很大波动，市民纷纷排队购买大米和煤球。尽管市人民政府从外地调运大量物资到上海来加强供应，平抑物价，但市场上的抢购现象仍很突出，特别是大米供应。在私营粮食代销店门前往往出现排队长龙。工商局向潘汉年建议不能光靠私商代销大米，需要开设一批国营零售粮店，把大米直接按规定牌价出售到市民手里。市人民政府批准了这一建议。在潘汉年与有关部门的具体安排下，短短两天之内，就在市内各区，特别是工人聚居的地方，开设了50多家国营零售粮店，敞开供应大米，使市民都能按牌价就近买到大米。粮店门前排队现象随即消失，市场和人心也都安定下来。
妥善处理劳资纠纷
上海解放后，在巩固人民政权、恢复经济、维护社会秩序中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处理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劳资关系。上海是我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解放时接管的官僚资本企业只有150多家，而私营工业有1300家左右，私营商业有15万家左右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使得一些私营工商业减产、停工、倒闭，失业人员增加。由于许多私营企业机构臃肿，经营方法不合理，效率低，成本高，利润少，甚至亏本，一些私营工商业缩小经营，甚至停工；少数业主甚至抽出资金，企图逃跑。而少数职工又一时分不清工人阶级的地位在解放前和解放后的变化，提出过高要求，有过火行为，从而出现了大量的劳资纠纷。1949年8月3日，陈毅在上海第一次各界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现在不少企业，资方有困难，工人也有困难。这个困难只有根据党中央的‘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政策，通过劳资协商解决。”上海广大职工群众在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中，发挥了工人阶级主动精神去做好团结、教育资本家的工作，在一些困难严重的私营工厂中，工人们还自愿减薪，甚至轮流回乡，团结资本家维持生产。永安、先施、新新等6大百货公司店员帮助资方改变经营方针，将经营高档商品改为市民需要的日用百货。与此同时，潘汉年对劳资双方做了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阐明党的“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政策和劳资协商的原则。他对工人说：发展生产是中国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的最高利益。我们要鼓励资本家来参加发展生产的事业。工人阶级是国家的主人翁，应当把发展生产、繁荣经济、逐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大责任担负起来。所以，我们现在对资本家提出要求，应当照顾到整个发展生产的利益，不应当只想眼前，而应当注意谋取长远的利益。他还向工人说明：“劳资两利”与国民党政府宣扬的“劳资合作”有根本的区别。国民党宣扬“劳资合作”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剥削制度，模糊工人的阶级意识；而共产党的“劳资两利”政策，是为了使民族资本家一道来参加经济建设，发展生产，稳固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他对民族资本家再三说明，“劳资协商”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工人阶级当家作主下进行的，这同国民党宣扬的“劳资协调”有着根本的区别。国民党的“劳资协调”是在资产阶级的政权下来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的，共产党的“劳资协商”是在工人阶级的政权下照顾民族资本家的目前利益，是为了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的。因此，民族资本家在“劳资协商”中要端正对工人群众的态度。潘汉年以高度的政治修养，诚恳的态度，用深入浅出的语言来阐明党的方针政策，提高了劳资双方的认识，在妥善解决劳资矛盾中起了重要作用。由于潘汉年细致坦诚的工作，使当时上海广大工商界人士对“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政策，有了深切的具体的了解，影响很大，郭棣活决定将解放前永安纱厂在国外订购的一批纺织机械和原料运回上海，发展棉纺生产。当时运回来的有瑞士制造的7000瓦汽轮发电机、1万锭纺纱机器整套设备和6000多包美国棉花等，价值250万美元。有一批民族资本家从海外调回资金重返上海。每当遇到这种情况时，潘汉年总是亲自接待他们，并安排他们工作。他还经常到工商界朋友家里去，以聚餐、晤谈方式，反复宣传政策，进一步消除他们顾虑，倾听意见，并帮助他们解决生产经营上的问题。
兴建曹杨新村
上海在解放前是冒险家的乐园，富人的天堂，他们住的是花园洋房、公寓，而劳苦工人住的是棚屋。解放初，聚居100户以上的棚户区全市有320多个，大多集中在杨浦、普陀、闸北等老工业区。他们主要是交通运输、码头、纺织和市政等各业工人，其中苦力工人较多。上海解放初期，市人民政府尽管财政很困难，但是为了逐步改善工人的居住条件，还是决定在改造部分简易住房、棚户的同时，兴建一批工人新村。潘汉年受陈毅委托，督促主管部门组织了对工人居住情况的调查。他自己到华东纺织管理局所属工厂宿舍和梅芳里等工人住所进行调查。他在市人民政府的行政例会上同赵祖康、徐以枋等反复讨论修哪条马路，在哪里建设水电设施，从哪里开始改造旧房，在哪些地区建筑工人新村。经过调查和讨论，决定从沪东小木桥、沪西药水弄等工人棚户区开始改造。1951年开始在市区西北部兴建第一个工人新村——曹杨新村。他对这第一个土人新村修建的规模、标准都在市人民政府行政例会上同各主管部门的负责人反复进行讨论，及时作出决定，然后督促有关部门组织施工。由于潘汉年抓得特别紧，曹杨新村在1952年五一劳动节前夕竣工，1002户工人搬进了新居。潘汉年对应当让哪些工人住进这第一个工人新村，认为这是一个必须解决好的新问题。他在陈毅、刘晓、刘长胜等的同意下，确定分配给从事创造发明和提出过合理化建议，在生产上有显著贡献的劳动模范和先进生产者以及生产上一贯表现积极、工龄较长的老工人。1952年6月下旬，陆阿狗、戴可都、杨富珍等114位劳动模范和一大批先进生产者、老工人，手捧鲜花和市人民政府发给的居住证，穿过插满彩旗的高大牌楼，住进了工人新村。从1953年起，又先后在沪东的控江、凤城、鞍山；沪南的日晖、龙山；沪北的玉田、志丹、宜川；沪西的天山地区等建成9个建筑面积都在10万平方米左右的新村。而曹杨新村为以后兴建的那些工人新村创造了经验。在这一宝贵的经验里，凝聚着潘汉年的辛劳和他对上海工人的一片爱心。
6。3 上海人民的“好当家”
武汉
1995年，是潘汉年诞辰90周年。一提起这个一直使我梦牵魂萦并为之神往的名字，他的音容笑貌犹历历在目。但因事隔40个春秋，且遭遇过无尽的折磨，对于他的雄伟业绩和出色的工作，犹如一缕轻烟已被荡拂得依稀飘渺。现在，只能将记忆中犹存的点点滴滴的追忆，寄托对他的沉痛怀念和无限的哀思。
上海解放后，我分工负责接管伪市府秘书室和文史委员会，并担任军管会秘书，负责处理军管会办公厅政法公文的审批会稿，以及担任来信、来访的接待和处理；也曾以英文秘书身份处理过几件涉外商务。随后，因外事处成立，我就不再参与外事业务，专职从事办公厅的日常政法事务以及陈毅市长交办的有关任务。陈毅办公室的秘书，由朱青担任。我和陈毅保持着直接的工作联系。潘汉年是军管会秘书长、市政府副市长，分工负责统战工作和治安保卫工作。每当我所处理的公文和业务涉及他的分工范围时，都直接到市长室向他汇报和请示。从接触中，我发现他水平很高，才华出众，考虑问题周密，遇事果断，从不含糊拖延。遇到有些问题还需周密考虑时，他要我向原单位领导询问细节，再向他汇报后，由他批示。从此，我接受他的教益，凡要向他汇报审批的事项，都事先与原报单位联系，了解细节和前因后果之后，再向他详细汇报，使他能顺利决策。
1950年初，朱青秘书因病住院开刀，经组织决定和潘汉午认可，由我到市长室接替朱青的工作，负责市长室和市府党组的秘书工作，并兼任潘汉年的秘书。为了照顾潘汉年的工作、生活，更好地履行我的保卫任务，经组织决定和潘汉年同意，我搬进华山路潘汉年住所居住。他家只有夫人董慧，没有儿女。我搬进他家后，他没有把我当外人，我成为潘家的一个成员。每天和他们一起吃早餐，餐后一起乘汽车上班，中午都在单位吃饭，晚上一起回家吃晚饭。饭后一起工作或闲谈。我和他就这样生活在一起前后近两年，直到1951年底，我调到市公安局后，才从他家搬出，从而结束我的市府秘书生涯。两年的秘书工作，使我对潘汉年的生活细节和工作态度比一般人有更深刻的切身体会和了解。
潘汉年名义上虽是副市长，但因陈毅市长军务在身，他的工作头绪繁多，除了要处理上海市政管理和建设工作之外，还担任华东局委员、市委统战部部长、社会部部长，上海市委常委，并主管政法工作。这在当时上海市领导人中是兼职最多、负担最重的一位。但他对市府的工作管理得井井有条，忙而不乱，效率极高。潘汉年之所以每天能以较少时间完成如此巨大繁重任务并取得极大成效，是由于他的优秀素质、超人水平和务实的工作作风。他信任干部，充分发挥各级领导的功能作用，让他们有责有权，各尽所能，各求其效，从不在具体工作上指手画脚，而是放手让局、处长全权操办，从而增强了局、处长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增强他们的工作信心。每当局、处长遇到一些紧急而难于处理的问题，他都能积极果断地帮助解决。他工作抓得很紧，华东局的工作，在华东局办公时解决；市委的工作，在市委办公时解决；统战工作在统战部办公时解决，所有各部门的工作，从未“跨门办公”。而市府的送批公文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