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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还许得到几个金镑或卢布的赏赉呢。……我只知道不断的劳动下去，便可以赚到
钱来维持生计，至于如何可以做走狗，如何可以到资本家的帐房去领金镑，如何可
以到××党去领卢布，这一套本领，我可怎么能知道呢？……”
这正是“资本家的走狗”的活写真。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
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它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
不知道谁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见所有阔人都驯良的原因，也就是属于所有的资本
家的证据。即使无人豢养，饿的精瘦，变成野狗了，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
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不过这时它就愈不明白谁是主子了。
梁先生既然自叙他怎样辛苦，好像“无产阶级”（即梁先生先前之所谓“劣败
者”），又不知道“主子是谁”，那是属于后一类的了，为确当计，还得添几个字，
称为“丧家的”“资本家的走狗”。
然而这名目还有些缺点。梁先生究竟是有智识的教授，所以和平常的不同。他
终于不讲“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了，在《答鲁迅先生》⑤那一篇里，很巧妙地
插进电杆上写“武装保护苏联”，敲碎报馆玻璃那些句子去，在上文所引的一段里
又写出“到××党去领卢布”字样来，那故意暗藏的两个×，是令人立刻可以悟出
的“共产”这两字，指示着凡主张“文学有阶级性”，得罪了梁先生的人，都是在
做“拥护苏联”，或“去领卢布”的勾当，和段祺瑞的卫兵枪杀学生⑥，《晨报》
⑦却道学生为了几个卢布送命，自由大同盟⑧上有我的名字，《革命日报》⑨的通
信上便说为“金光灿烂的卢布所买收”，都是同一手段。在梁先生，也许以为给主
子嗅出匪类（“学匪”⑩），也就是一种“批评”，然而这职业，比起“刽子手”
来，也就更加下贱了。
我还记得，“国共合作”时代，通信和演说，称赞苏联，是极时髦的，现在可
不同了，报章所载，则电杆上写字和“××党”，捕房正在捉得非常起劲，那么，
为将自己的论敌指为“拥护苏联”或“××党”，自然也就髦得合时，或者还许会
得到主子的“一点恩惠”了。但倘说梁先生意在要得“恩惠”或“金镑”，是冤枉
的，决没有这回事，不过想借此助一臂之力，以济其“文艺批评”之穷罢了。所以
从“文艺批评”方面看来，就还得在“走狗”之上，加上一个形容字：“乏”。
一九三○，四，十九。
※ ※ ※
①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年五月一日《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五期。
②指《拓荒者》第二期（一九三○年二月）刊载的冯乃超《文艺理论讲座（第
二回）·阶级社会的艺术》，它批驳了梁实秋的《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吧？》一文中
的某些观点，其中说：“无产阶级既然从其斗争经验中已经意识到自己阶级的存在，
更进一步意识其历史的使命。然而，梁实秋却来说教——所谓‘正当的生活斗争手
段’。‘一个无产者假如他是有出息的，只消辛辛苦苦诚诚实实的工作一生（！），
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当的资产。’那末，这样一来，资本家更能够安稳的加紧其榨
取的手段，天下便太平。对于这样的说教人，我们要送‘资本家的走狗’这样的称
号的。”
③梁实秋所说的“我不生气”以及本篇所引用的他的话，都见于一九二九年十
一月《新月》第二卷第九期（按实际出版日期当在一九三○年二月以后）《“资本
家的走狗”》一文。
④这里所说的定义，指冯乃超在《阶级社会的艺术》一文中所引恩格斯关于无
产阶级的定义：“无产者——普罗列塔利亚（Proletarier）是什么呢？它是‘除开
出卖其劳动以外，完全没有方法维持其生计的，又因此又不倚赖任何种类资本的利
润之社会阶级。……总之，普罗列塔利亚——普罗列塔利亚底阶级就是十九世纪的
（现在也是的）劳动阶级（Proletariat）’。（恩格斯）”这段话现译为：“第二
个问题：什么是无产阶级？答：无产阶级是专靠出卖自己的劳动而不是靠某一种资
本的利润来获得生活资料的社会阶级。……一句话，无产阶级或无产者阶级就是十
九世纪的劳动阶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二一○页，一九七二年五
月人民出版社出版）
⑤《答鲁迅先生》也见于《新月》第二卷第九期。梁实秋在文中说：“讲我自
己罢，革命我是不敢乱来的，在电灯杆子上写‘武装保护苏联’我是不干的，到报
馆门前敲碎一两块值五六百元的大块玻璃我也是不干的，现时我只能看看书写写文
章。”
⑥指三一八惨案。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北京爱国学生和群众为反对日本等
帝国主义国家侵犯中国主权，到段祺瑞执政府门前请愿，段即命令卫队开枪射击，
死伤二百多人。
⑦《晨报》梁启超、汤化龙等组织的政治团体研究系的机关报。一九一八年十
二月在北京创刊，一九二八年六月停刊。
⑧自由大同盟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的简称。中国共产党支持和领导下的一个革
命群众团体，一九三○年二月成立于上海。宗旨是争取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
自由，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鲁迅是它的发起人之一。
⑨《革命日报》国民党内汪精卫改组派的报纸，一九二九年底在上海创刊。
⑩“学匪”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十日国家主义派刊物《国魂》旬刊第九期上，
载有姜华的《学匪与学阀》一文，咒骂在北京女师大风潮中支持进步学生的鲁迅、
马裕藻等人为“学匪”。当时的现代评论派也对鲁迅等进行过这类攻击。
上海文艺之一瞥①
——八月十二日在社会科学研究会讲
上海过去的文艺，开始的是《申报》②。要讲《申报》，是必须追溯到六十年
以前的，但这些事我不知道。我所能记得的，是三十年以前，那时的《申报》，还
是用中国竹纸的，单面印，而在那里做文章的，则多是从别处跑来的“才子”。
那时的读书人，大概可以分他为两种，就是君子和才子。君子是只读四书五经，
做八股，非常规矩的。而才子却此外还要看小说，例如《红楼梦》，还要做考试上
用不着的古今体诗③之类。这是说，才子是公开的看《红楼梦》的，但君子是否在
背地里也看《红楼梦》，则我无从知道。有了上海的租界，——那时叫作“洋场”，
也叫“夷场”，后来有怕犯讳的，便往往写作“彝场”——有些才子们便跑到上海
来，因为才子是旷达的，那里都去；君子则对于外国人的东西总有点厌恶，而且正
在想求正路的功名，所以决不轻易的乱跑。孔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
才子们看来，就是有点才子气的，所以君子们的行径，在才子就谓之“迂”。
才子原是多愁多病，要闻鸡生气，见月伤心的。一到上海，又遇见了婊子。去
嫖的时候，可以叫十个二十个的年青姑娘聚集在一处，样子很有些像《红楼梦》，
于是他就觉得自己好像贾宝玉；自己是才子，那么婊子当然是佳人，于是才子佳人
的书就产生了。内容多半是，惟才子能怜这些风尘沦落的佳人，惟佳人能识坎轲不
遇的才子，受尽千辛万苦之后，终于成了佳偶，或者是都成了神仙。
他们又帮申报馆印行些明清的小品书出售，自己也立文社，出灯谜，有入选的，
就用这些书做赠品，所以那流通很广远。也有大部书，如《儒林外史》④，《三宝
太监西洋记》⑤，《快心编》⑥等。现在我们在旧书摊上，有时还看见第一页印有
“上海申报馆仿聚珍板印”字样的小本子，那就都是的。
佳人才子的书盛行的好几年，后一辈的才子的心思就渐渐改变了。他们发见了
佳人并非因为“爱才若渴”而做婊子的，佳人只为的是钱。然而佳人要才子的钱，
是不应该的，才子于是想了种种制伏婊子的妙法，不但不上当，还占了她们的便宜，
叙述这各种手段的小说就出现了，社会上也很风行，因为可以做嫖学教科书去读。
这些书里面的主人公，不再是才子＋（加）呆子，而是在婊子那里得了胜利的英雄
豪杰，是才子＋流氓。
在这之前，早已出现了一种画报，名目就叫《点石斋画报》，是吴友如⑦主笔
的，神仙人物，内外新闻，无所不画，但对于外国事情，他很不明白，例如画战舰
罢，是一只商船，而舱面上摆着野战炮；画决斗则两个穿礼服的军人在客厅里拔长
刀相击，至于将花瓶也打落跌碎。然而他画“老鸨虐妓”，“流氓拆梢”之类，却
实在画得很好的，我想，这是因为他看得太多了的缘故；就是在现在，我们在上海
也常常看到和他所画一般的脸孔。这画报的势力，当时是很大的，流行各省，算是
要知道“时务”——这名称在那时就如现在之所谓“新学”——的人们的耳目。前
几年又翻印了，叫作《吴友如墨宝》，而影响到后来也实在利害，小说上的绣像⑧
不必说了，就是在教科书的插画上，也常常看见所画的孩子大抵是歪戴帽，斜视眼，
满脸横肉，一副流氓气。在现在，新的流氓画家又出了叶灵凤⑨先生，叶先生的画
是从英国的毕亚兹莱（Aubrey Beardsley）剥来的，毕亚兹莱是“为艺术的艺术”
派，他的画极受日本的“浮世绘”（Ukiyoe）⑩的影响。浮世绘虽是民间艺术，但
所画的多是妓女和戏子，胖胖的身体，斜视的眼睛——Erotic（色情的）眼睛。不
过毕亚兹莱画的人物却瘦瘦的，那是因为他是颓废派（Decadence）的缘故。颓废派
的人们多是瘦削的，颓丧的，对于壮健的女人他有点惭愧，所以不喜欢。我们的叶
先生的新斜眼画，正和吴友如的老斜眼画合流，那自然应该流行好几年。但他也并
不只画流氓的，有一个时期也画过普罗列塔利亚，不过所画的工人也还是斜视眼，
伸着特别大的拳头。但我以为画普罗列塔利亚应该是写实的，照工人原来的面貌，
并不须画得拳头比脑袋还要大。
现在的中国电影，还在很受着这“才子＋流氓”式的影响，里面的英雄，作为
“好人”的英雄，也都是油头滑脑的，和一些住惯了上海，晓得怎样“拆梢”，
“揩油”，“吊膀子”⑾的滑头少年一样。看了之后，令人觉得现在倘要做英雄，
做好人，也必须是流氓。
才子＋流氓的小说，但也渐渐的衰退了。那原因，我想，一则因为总是这一套
老调子——妓女要钱，嫖客用手段，原不会写不完的；二则因为所用的是苏白，如
什么倪＝我，耐＝你，阿是＝是否之类，除了老上海和江浙的人们之外，谁也看不
懂。
然而才子＋佳人的书，却又出了一本当时震动一时的小说，那就是从英文翻译
过来的《迦茵小传》（H．R．Haggard：JoanHaste）⑿。但只有上半本，据译者说，
原本从旧书摊上得来，非常之好，可惜觅不到下册，无可奈何了。果然，这很打动
了才子佳人们的芳心，流行得很广很广。后来还至于打动了林琴南先生，将全部译
出，仍旧名为《迦茵小传》。而同时受了先译者的大骂⒀，说他不该全译，使迦茵
的价值降低，给读者以不快的。于是才知道先前之所以只有半部，实非原本残缺，
乃是因为记着迦茵生了一个私生子，译者故意不译的。其实这样的一部并不很长的
书，外国也不至于分印成两本。但是，即此一端，也很可以看出当时中国对于婚姻
的见解了。
这时新的才子＋佳人小说便又流行起来，但佳人已是良家女子了，和才子相悦
相恋，分拆不开，柳阴花下，像一对胡蝶，一双鸳鸯一样，但有时因为严亲，或者
因为薄命，也竟至于偶见悲剧的结局，不再都成神仙了，——这实在不能不说是一
个大进步。到了近来是在制造兼可擦脸的牙粉了的天虚我生先生所编的月刊杂志
《眉语》⒁出现的时候，是这鸳鸯胡蝶式文学⒂的极盛时期。后来《眉语》虽遭禁
止，势力却并不消退，直待《新青年》⒃盛行起来，这才受了打击。这时有伊孛生
的剧本的绍介⒄和胡适之先生的《终身大事》⒅的别一形式的出现，虽然并不是故
意的，然而鸳鸯胡蝶派作为命根的那婚姻问题，却也因此而诺拉（Nora）似的跑掉
了。这后来，就有新才子派的创造社⒆的出现。创造社是尊贵天才的，为艺术而艺
术的，专重自我的，崇创作，恶翻译，尤其憎恶重译的，与同时上海的文学研究会
⒇相对立。那出马的第一个广告上，说有人“垄断”着文坛，就是指着文学研究会。
文学研究会却也正相反，是主张为人生的艺术的，是一面创作，一面也看重翻译的，
是注意于绍介被压迫民族文学的，这些都是小国度，没有人懂得他们的文字，因此
也几乎全都是重译的。并且因为曾经声援过《新青年》，新仇夹旧仇，所以文学研
究会这时就受了三方面的攻击。一方面就是创造社，既然是天才的艺术，那么看那
为人生的艺术的文学研究会自然就是多管闲事，不免有些“俗”气，而且还以为无
能，所以倘被发见一处误译，有时竟至于特做一篇长长的专论（22）。一方面是留学
过美国的绅士派，他们以为文艺是专给老爷太太们看的，所以主角除老爷太太之外，
只配有文人，学士，艺术家，教授，小姐等等，要会说Yes，No，这才是绅士的庄严，
那时吴苾（23）先生就曾经发表过文章，说是真不懂为什么有些人竟喜欢描写下流社
会。第三方面，则就是以前说过的鸳鸯胡蝶派，我不知道他们用的是什么方法，到
底使书店老板将编辑《小说月报》（24）的一个文学研究会会员撤换，还出了《小说
世界》（25），来流布他们的文章。这一种刊物，是到了去年才停刊的。
创造社的这一战，从表面看来，是胜利的。许多作品，既和当时的自命才子们
的心情相合，加以出版者的帮助，势力雄厚起来了。势力一雄厚，就看见大商店如
商务印书馆，也有创造社员的译著的出版，——这是说，郭沫若（26）和张资平两位
先生的稿件。这以来，据我所记得，是创造社也不再审查商务印书馆出版物的误译
之处，来作专论了。这些地方，我想，是也有些才子＋流氓式的。然而，“新上海”
是究竟敌不过“老上海”的，创造社员在凯歌声中，终于觉到了自己就在做自己们
的出版者的商品，种种努力，在老板看来，就等于眼镜铺大玻璃窗里纸人的目夹眼，
不过是“以广招徕”。待到希图独立出版的时候，老板就给吃了一场官司，虽然也
终于独立，说是一切书籍，大加改订，另行印刷，从新开张了，然而旧老板却还是
永远用了旧版子，只是印，卖，而且年年是什么纪念的大廉价。
商品固然是做不下去的，独立也活不下去。创造社的人们的去路，自然是在较
有希望的“革命策源地”的广东。在广东，于是也有“革命文学”这名词的出现，
然而并无什么作品，在上海，则并且还没有这名词。
到了前年，“革命文学”这名目这才旺盛起来了，主张的是从“革命策源地”
回来的几个创造社元老和若干新份子。革命文学之所以旺盛起来，自然是因为由于
社会的背景，一般群众，青年有了这样的要求。当从广东开始北伐的时候，一般积
极的青年都跑到实际工作去了，那时还没有什么显著的革命文学运动，到了政治环
境突然改变，革命遭了挫折，阶级的分化非常显明，国民党以“清党”之名，大戮
共产党及革命群众，而死剩的青年们再入于被迫压的境遇，于是革命文学在上海这
才有了强烈的活动。所以这革命文学的旺盛起来，在表面上和别国不同，并非由于
革命的高扬，而是因为革命的挫折；虽然其中也有些是旧文人解下指挥刀来重理笔
墨的旧业，有些是几个青年被从实际工作排出，只好借此谋生，但因为实在具有社
会的基础，所以在新份子里，是很有极坚实正确的人存在的。但那时的革命文学运
动，据我的意见，是未经好好的计划，很有些错误之处的。例如，第一，他们对于
中国社会，未曾加以细密的分析，便将在苏维埃政权之下才能运用的方法，来机械
的地运用了。再则他们，尤其是成仿吾先生，将革命使一般人理解为非常可怕的事，
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对革
命只抱着恐怖。其实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这种令人“知道点革命的厉
害”，只图自己说得畅快的态度，也还是中了才子＋流氓的毒。
激烈得快的，也平和得快，甚至于也颓废得快。倘在文人，他总有一番辩护自
己的变化的理由，引经据典。譬如说，要人帮忙时候用克鲁巴金的互助论，要和人
争闹的时候就用达尔文的生存竞争说。无论古今，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的
变化并无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作武器的人，都可以称之为流氓。
例如上海的流氓，看见一男一女的乡下人在走路，他就说，“喂，你们这样子，有
伤风化，你们犯了法了！”他用的是中国法。倘看见一个乡下人在路旁小便呢，他
就说，“喂，这是不准的，你犯了法，该捉到捕房去！”这时所用的又是外国法。
但结果是无所谓法不法，只要被他敲去了几个钱就都完事。
在中国，去年的革命文学者和前年很有点不同了。这固然由于境遇的改变，但
有些“革命文学者”的本身里，还藏着容易犯到的病根。“革命”和“文学”，若
断若续，好像两只靠近的船，一只是“革命”，一只是“文学”，而作者的每一只
脚就站在每一只船上面。当环境较好的时候，作者就在革命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