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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么宣言，这是我友人的文稿。”我这样回答。然而他们终于不信，用手一撕，稿纸便破了几页，字迹也跟着碎裂。我一时气得捏着拳，很想捶他们的鼻尖，可是转眼望着他们屁股上的恶狠狠的洋炮，却只教我呆着做个无抵抗主义的麻木东西了。事情牵延到二三十分钟，方始默准了我们开步走。
这样的事情，一连碰了几次，到这最末一次，他们竟然要拉我上大馆（即警厅一样）去审问了。他们说我袋里带着一枝小刀子（这是我时常剖书剖纸用的），并且有一本日记簿，中间写着几个友人的姓名及通信地址，怕我是秘密党会的领袖，结果只得跟着他们跑了。五六里路程来到大馆，只有一个着西装的我们的高等同胞，站在我面前对问了一回，这才把我放出去。我这时哭也不成，笑也不成，回到寓里，躺上床去，对着帐顶凝神，刺骨的，痛苦一阵，便忍着心，给你写下这封信，并愿将这信展布，以告国人。
李白只叹：“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然而现在这样平平坦坦的香港的大马道，也是如此地难行，亦可谓奇矣！我今后而不离香港，便决定不行那难行的大路了，你觉得好么？
陈仙泉。一月十二日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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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八日《语丝》周刊第四卷第七期“通信”栏，在“行路难”一文之后。〔２〕指董先振，浙江绍兴人，董秋芳之弟。
一九二七年，董秋芳因受国民党浙江省政府通缉而出走，董先振在杭州一家旅馆里被误认为董秋芳而遭逮捕。
备考：丙和甲（季廉）
学生会刊行的韦烈士三一八死难之一的《韦杰三纪念集》到了，我打开一看，见有梁任公拿“陆放翁送芮司业诗借题韦烈士纪念集”几行字。旁边还有“甲寅暮春启超”六个小字。我很奇怪，今年（民国十五年）不是丙寅年吗？还恐不是。翻阅日历，的确不是甲寅，而是丙寅。我自己推算，韦烈士死时，二十三岁（见《纪念集》陈云豹《韦烈士行述》）。甲寅在烈士死前十二年。
现在若无公历一九二六年同民国十五年来证明烈士是死在丙寅年，我们一定要说烈士是死在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那一年了。这样一算，烈士死时，应是十一岁。
我们还可以说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的那年，同时在段执政手下作教育总长，或司法总长。——这个考证，也只好请研究系首领，研究院教授来作吧。大人先生，学者博士们呵，天干地支是国粹之一，要保存不妨保存，可是有那闹笑话，不如不保存吧。文明的二十世纪，有公历一九二几或民国十几来纪年，用不着那些古董玩意了。民国十五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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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语丝》周刊第四卷第三期。
〔２〕指梁启超（１８７３—１９２９），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清末维新运动领导人之一。辛亥革命后，他是研究系的首领，当时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教授。
〔３〕指韦杰三（１９０３—１９２６），广西蒙山人，清华大学学生，“三一八”惨案死难烈士之一。
备考：驳《新青年》五卷五号《随感录》第三十七条
鲁迅君何许人，我所未知，大概亦是一个青年。但是这位先生脑海中似乎有点不清楚，竟然把拳匪同技击术混在一起。不知鲁君可曾见过拳匪？若系见过义和团，断断不至弄到这等糊涂。义和团是凭他两三句鬼话，如盛德坛《灵学杂志》一样，那些大人先生方能受他蛊惑；而且他只是无规则之禽兽舞。若言技击，则身，手，眼，步，法五者不可缺一，正所谓规行矩步。鲁先生是局外人，难怪难怪。我敢正告鲁先生曰：否！不然！义和团乃是与盛德坛《灵学杂志》同类，与技击家无涉。
义和团是鬼道主义，技击家乃人道主义。（以上驳第一段）
现在教育家主持用中国拳术者，我记得有一位蔡孑民先生，在上海爱国女校演说，他说：“外国的柔软体操可废，而拳术必不可废。”这位老先生，大抵不是满清王公了。当时我亦不以为然。后来我年近中旬，因身体早受攻伐，故此三十以后，便至手足半废。有一位医学博士替我医了两三年，他说，“药石之力已穷，除非去学柔软体操。”当时我只可去求人教授。不料学了两年，脚才好些，手又出毛病了；手好些，脚又出毛病了。卒之有一位系鲁迅先生最憎恶之拳术家，他说我是偏练之故；如用拳术，手足一齐动作，力与气同用，自然无手愈足否，足愈手否之毛病。
我为了身体苦痛，只可试试看。不料试了三个月，居然好了；如今我日日做鲁先生之所谓拳匪，居然饮得，食得，行得，走得；拳匪之赐，真真不少也。我想一个半废之人，尚且可以医得好，可见从那位真真正正外国医学博士，竟输于拳匪，奇怪奇怪，（这句非说西医不佳，因我之学体操而学拳，皆得西医之一言也；只谓拳术有回生起死之功而已。）这就是拳术的效验。至于“武松脱铐”等文字之不雅驯，是因满清律例，拳师有禁，故此〃｜绅先生怕触禁网，遂令识字无多之莽夫专有此术；因使至尊无上之技击术黯然无色；更令东瀛“武士道”窃吾绪余，以“大和魂”自许耳。且吾见美国新出版有一本书，系中国北拳对打者。可惜我少年失学，不识蟹行字只能看其图而已。但是此书，系我今年亲见；如鲁先生要想知道美国拳匪，我准可将此书之西文，求人写出，请他看看。（驳原文二，三段）
原文谓“外国不会打拳”，更是荒谬。这等满清王公大臣，可谓真正刚毅之不如。这一句不必多驳，只可将Ｂｏｘｉｎｇ（此数西文，是友人教我的。）这几字，说与王公大臣知，便完了。枪炮固然要用；若打仗打到冲锋，这就恐非鲁先生所知，必须参用拳匪的法术了。我记得陆军中学尚有枪剑术，其中所用的法子，所绘的图形，依旧逃不出技击术的范围。鲁先生，这又是真真正正外国拳匪了。据我脑海中记忆力，尚记得十年前上海的报馆先生，犹天天骂技击术为拳匪之教练者；今则人人皆知技击术与义和团立于绝对反对的地位了。鲁先生如足未出京城一步，不妨请大胆出门，见识见识。我讲了半天，似乎顽石也点头了。鲁先生得毋骂我饶舌乎。
但是我扳不上大人先生，不会说客气话，只有据事直说；公事公言，非开罪也。满清老例，有“留中不发”之一法；谅贵报素有率直自命，断不效法满清也。
粤人陈铁生。八年一月二十日。
“内功”非枪炮打不进之谓，毋强作内行语。
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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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九年二月十五日北京《新青年》第六卷第二号“通信”栏，在陈铁生文后。
拳匪，一九○○年（庚子）我国北方爆发了义和团反对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他们采取落后迷信的组织方式和斗争方法，设立拳会，练习拳棒，因而被称为“拳民”，当时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者则诬称他们为“拳匪”。
〔２〕陈先生即陈铁生，名绍枚，字铁生，广东新会人，新闻记者。早年参加过南社。当时任上海精武体育会编辑，编有《技击丛刊》等。
〔３〕《克林德碑》陈独秀作，发表于《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文中认为克林德碑虽被拆迁，但并不能消除“保存国粹三教合一”等封建思想的影响，并举出马良《新武术》的出版作为这种思想影响的例子之一。克林德，德国驻华公使，在义和团运动中被杀于北京西总布胡同口。一九○二年，清朝政府被迫按不平等的辛丑条约规定，在该地建立“克林德碑”。一九一八年，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贩，此碑被拆迁到中央公园（现中山公园），改称“公理战胜”牌坊。
〔４〕《新武术》即《中华新武术》，当时的济南镇守使马良所著的一本讲授武术的书，分拳脚、摔跤、棍术、剑术四科。上海商务印书馆于一九一七年分别出版过该书的前两部分；封面标明“教育部审定”。《新武术》序为马良本人所撰，原题《〈新武术〉发起总说》，其中说：“世界各国武术体育之运用；未有愈于我中华之武术者。前庚子变时，民气激烈，尚有不受人奴隶之主动力，惜无自卫制人之术，反致自相残害，浸以酿成杀身之祸。”
〔５〕指王讷，他在一九一七年任国会众议院议员时，曾提出“推广中华新武术建议案”，同年三月二十二日经众议院表决通过。〔６〕蔡先生即蔡元培（１８６８—１９４０），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教育家。当时任北京大学校长。
〔７〕东瀛的“武士道”日本幕府时代武士所遵守的道德，主要内容为忠君、节义、廉耻、勇武、坚忍等。明治维新后，日本统治阶级仍宣扬“武士道精神”。
〔８〕Ｂｏｘｉｎｇ英语：拳击。
〔９〕Ｂｏｘｅｒ英语：拳击运动员。欧美人曾用这一名词来称呼中国义和团的成员。
〔１０〕刚毅（１８３７—１９００）满洲镶蓝旗人，清朝末年顽固派大臣之一，官至工部尚书。他曾利用义和团来推行排外政策。
备考：不敢盲从！（魏建功）
——因爱罗先珂先生的剧评而发生的感想鲁迅先生译出爱罗先珂先生的《观北京大学学生演剧和燕京女校学生演剧的记》，一月六日在《晨报副刊》发表。
一位世界文学家对我们演剧者的挚诚的教训，幸得先生给我们介绍了，这是首先要感谢的。
我们读了爱罗先珂先生第一段的文字，总该有沉重的压迫精神的印象，以至于下泪，因而努力。
寂寞到十二万分的国度，像今日的中国，简直可以说“没有戏剧”！
那谈得到“好戏剧”？那更谈得著“男女合演的戏剧”？我们以前的国度黑暗，还要厉害于今日呢！前两年真是一个为艺术尽心的团体可说没有；假使爱罗先珂先生那时到中国，那又够多么寂寞而难受呵！我们真可怜可惨，虽然不准子弟登台的父兄很多，而一向情愿为艺术尽心，来做先锋的并没有畏缩；这才辟开“爱美的〔６〕为艺术的戏剧事业”的新纪元，所谓“艺术戏剧根苗”始茁芽在沙漠的大地上。
所以中国的戏剧现在才渐渐有了，而且旧的戏剧却正在残灯的“复明时代”，和我们搏斗，接着那文明式的新剧也要和我们决斗呢！我们那敢怠慢？
但我们从“没有戏剧”引向“有戏剧”这面来，这点不能不算今日的国度是较昔日的国度光明了些微！从前的学生不演剧，轻视戏剧；而现在极力的提倡，尽心于艺术的戏剧；而演剧，这又不能不算是中国青年学生们对旧日的“优伶”的一个宣战，和他们对艺术忠心的表示！
中国的艺术真可怜啊！我们尽心的人们也嚷了一二年了，空气依然沉寂，好艺术的果子在那儿？这大概“艺术”为何物，一般人的怀疑还没有了解啊！所以，到现在，将戏剧当作艺术，肯为艺术尽心而与男子合演的女子，虽爱罗先珂先生叫断嗓子，总难请得！我们现在只好求“才有戏剧”的国度，再光明些到“有好的艺术”
的国度；那末，“男女合演的，真的，好的中国艺术”才可望产出。
中国艺术，今日之恐慌，不减爱罗先珂先生母国的荒灾的恐慌啊！爱罗先珂先生的为我们中国青年男女学生们的浩叹，我们只有含着泪且记在心头。
爱罗先珂先生也只好原谅我们是才有戏剧的国度中之青年，正开始反抗几千年的无形的黑暗之势力；并且只好姑守着寂寞，“看”我们能不能光明了艺术的国度！较之“黑暗的现在”以“既往的黑暗”，未来还不至于“更黑暗”啊！尽心艺术的同志们！爱罗先珂先生的心，我们不要忘了！
在我们的努力中得爱罗先珂先生的教训，不可谓不幸了，——我们北京大学的学生尤其是的！（这里要声明的，我们演剧的大学生，除去用外国语演的，只是我们一部分北大戏剧实验社社员的大学生。
一切关于演剧的臧否，只能我们受之，不敢教所有的“大学生诸君”当之。）爱罗先珂先生到北京近一年，我们只演剧两次。
第一次北大第二平民学校游艺会，爱罗先珂先生到场唱歌；歌毕，坐在剧场里一忽儿便走了。
他那时刚到北京，或者中国话没有听懂听惯，我们这幼稚的艺术大概就证明失败了。
第二次，便是纪念会的第一日，他坐在我们舞台布景后面“看”了一刻工夫，就由他的伴侣扶回去了。
所以，他说：“大学生演剧，大抵都去‘看’的！”他两次“看”的结果，断定了我们演剧的，“在舞台上，似乎并不想表现出Ｄｒａｍａ〔７〕中的人物来”，而且“反而鞠躬尽瘁的，只是竭力在那里学优伶的模样”！“似乎”？“并不想”？
这些词语是如何的深刻啊！这真是“诛心之论”了！
爱罗先珂先生能“看见”我们“竭力学优伶”，并且能知道我们“并不想表现出剧中人来”。
这种揣度和判断，未免太危险，太“看”轻了我们是一点戏剧眼光都没有的了！我相信他是“以耳代目”的看戏；而他竟以“耳”断我们“似乎以为只要在舞台上，见得像优伶，动得像优伶，用了优伶似的声音，来讲优伶似的话，这便是真的艺术的理想”，我却以为似乎并不如他所理想，而至于此！
对我们演剧的人“艺术幼稚”可以说，“表现能力不足”
可以说，“并不想表现”谁也不能这样武断！我们相信既尽心于艺术，脑子里丝毫“优伶”的影子就没有，——现在“优伶”还是我们的仇敌呢！——爱罗先珂先生说我们“学优伶”，未免太不清楚我们黑暗的国度之下的情形，而且把我们“看”得比“优伶”还不如了！“优伶的模样”如何？爱罗先珂先生能以“耳”辨出吗？即使如他所说，他能以“耳”辨出我们“学优伶”吗？他还说我们演扮女人的，既做了“猴子”去学女人，并且还在学“扮女人的旦角”。
“优伶”中的“扮女人的旦角”，爱罗先珂先生能以“耳”辨出吗？我们演剧的人，决不至如爱罗先珂先生所说，几乎全是“学优伶”而且“扮演女人尤其甚”；然而也不敢说全没有艺术能力不足而流入“优伶似的”嫌疑的人。
演剧的人中，无论是谁，并不如是的没有元气，既不能自己出力，反“学优伶”；不过能力的差错或竟使他以为“学优伶”了！爱罗先珂先生说我们“竭力的”，“鞠躬尽瘁的”，“学优伶”，以一位世界文学家批评我们幼稚的艺术实验者，应该不应该用其揣度，而出此态度？我们很佩服他的人和言，但他对我们的这种批评，这种态度，却实在料不到，真是为他抱憾！
那里东方人“肆口谩骂”的习惯竟熏染了亲爱的世界文学家，竟使他出此，如同他说我们“学优伶”一样吗？唉唉！“大学生诸君”未免太冤屈了，为我们几个演剧的而被指为“艺术的蟊贼”，都有“学优伶的嫌疑”！大学生的人格啊！大学生的人格啊！我们大学生尽心艺术的人们！（非但演剧的。）我们那敢自污人格，刻意模仿“优伶”，或在眼里只有“优伶”，而忘了如爱罗先珂先生一流的高尚的可敬的“艺术家”！唉唉！受侮辱的艺术国度！
愈向光明，受侮辱愈甚，越加一层黑暗的中国艺术国度！所以，我们有“学优伶嫌疑”的大学生中的演剧的同志们，我敢与他们一同的声明；我们在纪念会都扮演《黑暗之势力》失败——也许所有的戏剧都失败——的原因在：（一）没有充分的排练，以致幼稚的表现不能描摹剧中人的个性出来，所谓“带生的葡萄，总有些酸”了。
（二）没有适宜的设置。
我们既有心尽力于戏剧，时间的短促使我们没有充分排练，那种孤独的努力，无人帮助的苦衷，何必献丑说出呢？但是我们尽心于艺术。
既无人的帮助，又无物的帮助，爱罗先珂先生也是大学教师，想能知道了。
那末，这种关于设置的责备，我们几个演剧的人那能承认呢？至于“没有留心到剧场的情绪的造成”，爱罗先珂先生恐怕因“耳”里并没有听到啊！我们抱歉，在《黑暗之势力》的开演那天，没有能用音乐去辅助他。
何况那天，爱罗先珂先生坐在后台布景的背后，一忽儿就走了，并没有“看”到前场一万多人的会场情形，而只听到我们后台的优伶呢？可是第二天一个无庸“学优伶声音说话”，也许是“学优伶动作”
的哑剧，便有中国的丝竹，（笙，箫，苏胡，馨铃，）辅助在内，而那“剧场似的空气”倒也造成了一些，可惜爱罗先珂先生反没有到场！就是他到了，怕这东洋的音乐还不免有些嫌劣拙吧？一个钱不受的，没有火炉，又冷又嘈杂的市场，运动场式的剧场舞台幕后的坐位，那比凭票入座，汽炉暖暖的，新建筑的大会堂的剧场？
本来艺术有些“贵族性”的啊，所以主张平民文学的托尔斯太老先生的名著，在运动式的公开的会场上，被我们玷辱了，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我们承认艺术的幼稚，决不承认“学了什么优伶”！
最后，我要敬问爱罗先珂先生和一切的艺术家：在如此的现在中国黑暗艺术国度之下，没有人肯与我们“男子”合演，而我们将何以尽力于有“女子”的戏剧？
假若为戏剧的尽心，我们不得不扮女人了，既扮了女人，艺术上失败，就是“学什么扮女人的旦角”的吗？我们的艺术，自己也只认是“比傀儡尤其是无聊的”；但为什么要让我们傀儡似的来做“猴子”？我们男子学女子是“做猴子”，那末反过来呢？“做猴子”的同志们！我们应该怎样的努力？！
我们人而如“猴”的戏剧者几乎哭泣了！我们大学生的尽心艺术，而不能得种种帮助！甚至于世界文学家对我们的态度，似乎并不想大学生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