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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成为时任中共吉林省委书记强晓初的主要智囊。一九八四年任中共吉林省委常委兼秘书长。一九八五年高狄被任命为中共吉林省委书记，王忠禹同时被提升为中共吉林省委副书记，主管宣传文教工作。八七年在中共十三大上获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一九八八年高狄（「六四」事件後，被任命为（人民日报）杜长）的职务，被原河南省委书记何竹康替代，王忠禹随即兼任吉林省副省长，辅助同时兼任吉林省省长的何竹康。次年一月王忠禹代理吉林省省长，三月正式解除。
据中共报刊报导，九一年江泽民、朱熔基访问吉林时，王忠禹曾经陪同视察，洽商处理问题，他的才干和眼光受到朱熔基赏识。这可能是他上调北京的主要原因。其实在这之前，中央也曾考虑把他上调，但其後并没有落实。显然，朱熔基是提拔王忠禹的伯乐。
朱熔基之所以提拔王忠禹到自己手下，除了因为他长期在大型企业工作，有丰富的企业管理经验外，中共国务院有人还分析另一个原因：因为在王忠禹到任之前，朱熔基的生产办所任命的副主任，全部都是从副部级岗位上平调进去的。朱熔基曾因此向中组部建议，鉴於生产办的地位应该同国家计委一样，比国务院各部高半格，所以生产办副主任的前两位应该是正部级待遇。
建议提出後，中组部迟迟没有答覆，於是朱熔基干脆平调一个原来就是正部的干部进生产办，以证明该机构在国务院中的地位。
尽管生产办的阵营越来越强大，但它毕竟不是国家经委，而只是国务院的一个办事机构，仅能管企业的生产，而当时许多企业正逐步集团化，经营已跨行业，跨地区，跨国界。在这种变化之下，原来的机构体制显然很不适应，生产办在企业管理上，缺乏法理上足够的权威。
大经委小计委
这个时候，在中共建政之初即充当首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的薄一波，出了一个「大经委，小计委」的主意，该设想中共中央曾以白头文件下达，而且获得邓小平的支持。
有人甚至认为这是邓小平策划的政治游戏中又一场精彩片段。通过设立国家经贸办，再次向陈云控制的「鸟笼经济派」要权。将属於国家计委和其他部委，对国家大型企业的控制权，移交给朱熔基挂帅的经贸办。
这样一来，使得国务院的国家计委仅仅负责国家经济的宏观调控、管理法规制 定等工作，中国大陆经济和外贸的实权就完全落在了朱熔基手中。经贸办於九二年 六月十一日正式成立後，新华杜只发了一百多字的小消息，但这一机构的职能是前所末有的。
《中国青年报》随即刊登出所谓「独家新闻」，称经贸办是横跨生产和流通两大领域的宏观调控机构，是一种新型的宏观调控体系的雒型，以适应「宏观管住，微观放活」的改革要求。经贸办未来将扩充职能，最後扩编成立为国务院下，主管经济贸易事务的最高层级单位……经济贸易委员会，地位将超过现在的国务院排名第一的超部级单位……国家计委。
而经贸办的官员更扬言说：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形势下，经贸办是国务院唯一的经济贸易管理机构，国家计委的职能将缩小到以市场信息为主，相当於一个国家级的经济贸易谘询机构。
当时，中共的政府机构改革已排上日程表，其趋势是部、委不再拥有直属企业，或转为行业总公司，人员、机构大幅度精简。而在机构精简的势头中，唯独经贸办要在原生产办的基本编制上扩编，显然是要把一些部、委的部分职能，移到经贸办来。
观察家们认为，在中国经济中，市场经济的比重已超过计划经济，「以产定销」正向「以销定产」的方向转变。在此形势下，成立经贸办的主要目的，绝非仅仅是让它填补经济机制转换过程中所产生的真空，也非单纯地对生产和流通两大领域的宏观调控，和日常工作协调一手抓起来。
经贸办无疑是生产办职能的延续，它下设十个局建制，分为生产调度局、生产计划局、企业管理局、技术改造局、科技局、资源节约和利用局、质量局等，人员编制二百五十人。
第十章 从改革的马前卒到权力的核心层（下）
所有企业的大老板
国务院经贸办副主任包括李岚清、王忠禹、张彦宁、赵维臣、李祥林、杨昌基、徐鹏航、陈清泰、石万鹏等九人，大部份为生产办原来的负责人。新任者包括李岚清、徐鹏航、陈清泰、石万鹏。
徐鹏航生於一九四零年，湖北黄梅人。一九六四年毕业於湖北省农业机械巷科学校。历任大冶县钢铁厂副厂长、党总支书记，大冶县副县长，中共黄石市委副书记，黄石市市长。一九八五年任湖北省副省长。一九九二年十月任国务院技术监督局局长。
陈清泰历任中共第二汽车制造厂厂长、二汽集团董事长。
石万鹏历任国家经委交通局副局长，国家计委生产调度司司长。一九九一年十月任国务院生产办副秘书长。
经贸办开张之後，朱熔基即开始利用企业集团的组建，将企业从中央部委和地方主管部门中分离出去，成为一个真正独立的实体。大批的企业组成企业集团後，力量扩大，可以撇开官方的渠道，有自主权地按市场规律去安排自己的生意，而朱熔基则成为了国家所有大型企业的大老板。
从九二年六月，李岚清出任经贸办笫一副主任时，即正式成为朱熔基的副手。李是一个典型的技术官僚，不爱出风头，改革派得势时，他的才干可以得到发挥，而保守派得势时，他亦知道如何保护自己，或屈服於压力，或逃避，不至於与保守派产生争执。
但李岚清亦有他自己独到的见解，这种性格和工作作风正好辅佐朱熔基：另一个有利於他们合作的因素是，他们都获得中共元老薄一波的赏识。
李岚清作为中共开放早期引进外资和科技的主要负责人，也是中共外贸体制改革的主导者，这些「政绩」虽一度遭到非议，但最终获得最高层的肯定。更利於李岚清的是，召开「十四大」的九二年，正是中共外贸获得猛进的一年，总额超过一千五百亿美元。
李岚清一九三二年出生於江苏镇江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的影响，使他自幼好学，并能接受正规教育。四十年代末，李岚清即就读於上海复旦大学企业管理系，而且是学生运动的积极参与者，担任了该校学生会副主席。
一九五二年大学毕业，李岚清被分配到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计划科，几年後被派到苏联利哈乔夫汽车厂和高尔基汽车厂实习。
五七年李岚清回国之後，再到长春第一次车制造厂计划科当科长。他的才华很快引起了厂长饶斌的注意。饶任过中共松江省委副书记，中共建政後即任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厂长。
李岚清成为副手
五九年，饶斌调到北京任一机部副部长。由於李岚清擅长写作，又有留学经验，亦随饶斌调到北京，任娆斌的秘书。
这对於李岚清的仕途是关键的一步。当时一机部部长为赵尔陆。赵是中共早期重要军事领导人，任过第四野战军第二参谋长，五五年获上将军衔。中共建政後，赵主要担任国防工业系统领导人。
赵尔陆对李岚清极为欣赏，曾亲自将李介绍给国家经委主任薄一波。六零年，赵尔陆调任国家经委副主任，第二年饶斌也调任同职，李岚清成了国家经委主任室的秘书。
「文革」开始後，薄一波、赵尔陆均遭到冲击。薄一波被打成「叛徒、三反分子、刘少奇爪牙」，赵尔陆更被迫害至死。
李岚清亦受到波及，国家经委企业管理局科长职务被免除。六九年到七二年，李岚清被下放到国家经委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了三年。不过，那段备受压抑的精力，成了日後从政的本钱。假如他在文革中对赵尔陆、薄一波踏上一脚，他就难有今日的辉煌。
薄一波正是八零年代以来中共人事的主要安排者。从某种程度上讲，李岚清受益於薄一波这位「老首长」。
一九七二年，李岚清得以复出，被调到华中支援三线建设。当时他的老首长饶斌任湖北第二汽车制造厂党委书记、厂长，李岚清因而得以出任计划处副处长、发动机厂党委第一书记，後任第三汽车制造厂建厂指挥部副指挥、重型汽车厂筹备处负责人。
长期在大型企业工作的实践，使他对中国的企业管理有第一手经验，知道中国企业的弊端所在，这为他後来的主持外贸体制改革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一九七九年七月三十日，中共五届人大常委会决定成立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组织、协调和管理全国对外经济贸易工作，对外经济贸易部成为其所属单位之一。当时薄一波已经获得平反，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经济，饶斌则调任一机部部长。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李岚清也被调任国家进出口委政府贷款办公室负责人，李岚清虽是第一次涉足中共外贸系统，但他在这方面的才干很快显露出来，他利用政府贷款扶植优质出口商品的生产，迅速建立起遍布全国的外贸出口基地。
一九八三年四月，李岚清调任天津市副市长，主管对外经贸、开发区、旅游、港口管理等工作，辅助当时的天津市长李瑞环。天津人对他的评价是：颇具开拓精神，且建树甚多。
李岚消在天津的政绩主要有三件事，一是主持创建了全国第一家外商投资服务中心；第二是积极参与要求中央下放天津港口的权力；第三是参与了天津经济开发区的筹建工作。
经贸委地位扬升
天津的工作经历，为李岚清积累了政治资本。更重要的是，在李瑞环与陈伟达（时任天津市委书记）的斗争中，李岚清比较支持李瑞环，李瑞环八九年成为中共权力核心层政治局常委的成员，对李岚清的晋升自然有益。
八五年结冻「外放」生涯，回到了经贸部，任经贸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据知情者透露，李岚清当时返回经贸部，系赵紫阳亲自点的将，要李主持外贸体制改革工作。八七年十一月在中共十三大上，李岚清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当时的部长郑拓彬是一个「外贸元老」，五三年开始即在外贸部工作。郑的文化水平较低，并不适应外贸的发展，经贸部的日常工作多由李岚清主导。
李岚清在副部长任内大刀阔斧，除主持创建保税区外，还对外贸进行了大幅度改革。九零年十二月李岚清替代郑拓彬，正式出任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
九一年元旦起，中共对外贸易实行取消出口补贴、「自负盈亏」的新体制，这是李岚清上任放的第一把火。其後继续推出一系列大的改革措施，呼吁尽早颁布实施「对外贸易法」、「反倾销法」，进一步实行浮动汇率制度，使中共外贸出口体制，逐步符合国际贸易规范。李岚清也因此塑造了自己「实干」、「改革」的个人形象。
一九九二年十月，随著朱熔基正式进入党的核心决策层，李岚清成为政治局委员，并等待在次年召开的八届人大上出任国务院副总理，经贸办的领导力量被再次加强。
一九九三年三月在中共十四大上，王忠禹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杨昌基获任中纪委委员。自此，人们已经明白朱熔基已经开始扮演第一副总理的角色，主管国务院大部分工作，而李岚清则接替朱熔基刚刚进入国务院时的角色。
在九三年三月的中共八届人大上，经贸办正式升格为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由王忠禹出任主任。
九三年五月七日，经济贸易委员会正式挂牌办公。王忠禹在中外记者会上说，国务院常务副总理朱熔基和副总理李岚清共同主管经贸委。经贸委作为国务院综合经济管理部门，其主要职能是促进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搞好宏观调控，协调服务。
九一年六月，朱熔基除兼任国务院生产办主任外，另一个重要的兼职是国务院「清理三角债」领导小组组长。所谓「三角债」是指甲欠乙的债，乙欠丙的债，丙又欠甲的债。
但作为中国商业现象的三角债，其本质并非只是商业现象，而是经济体制中所存弊端的外在表现，因而要处理起来格外困难。
「三角债」死结难解
八八年李鹏亲自抓过「三角债」的问题，他强调制度化、统一化，要把大型工矿企业、重点项目、主要产品都集中到中央计划内，搞「全国一盘棋」，结果是一筹莫展。
在八九年春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李鹏不得不坦承：「三角债、产品质量、生产效益，这是多年来积累下来的问题，短时间内很难解决」。後来常务副总理姚依林又接管清理「三角债」的非但问题末获解决，「三角债」现象反而更加恶化。
到一九九零年七月，大陆各企业之间拖欠的「三角债」，已累计到百三千多亿元，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全国八百多家大型国营企业拖欠的。姚依林提出「必须严格执行中央计划，该统的就统，不能分散。」不过姚的意见末获政治局采纳，於是姚依林托病休假。
李鹏让朱熔基具体负责清理「三角债」，一般认为是保守派人士给朱熔基出的难题。但正是这个难题，给朱熔基提供了发挥才干的机会。
面对「三角债」这种积重难返的债务连锁现象，犹如面对一种病情严重的综合症，能否治愈取决於大夫的医道。
朱熔基首先组织一批专家、企业行政主管人员，召开清理「三角债」专题会议，给「三角债」综合症找出了症结所在：其一，基本建设、技术改造项目投资缺口严重，相当部分是依靠拖欠来弥补投资缺口的；二、大中型国营企业亏损严重，由於亏损使企业支付能力大大削弱，形成大量的拖欠货款；三、全国县以上的工业企业的生产成品比正常库存量多出八百亿元左右，乡镇企业甚至更为严重。由於产品实现不了最终消费，商品不能转为货币，企业无钱购买燃料和原材料，为了支撑生产，只有依靠拖欠来过日子。与此同时，各地商品交易秩序混乱，结算纪律松弛，信用观念淡薄，也是形成「三角债」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搭脉找出病症根源之後，朱熔基认为，「三角债」的形成，是诸多因素长期作用的结果，也是中国经济运行中许多深层次的矛盾集中表现。只有抓住这个主要矛盾取得突破，以清理「三角债」为突破口，整顿生产秩序和金融纪律，才能使大中型企业逐步搞活。
会议之後第三天，朱熔基便先後赴「三角债」纠结最深的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的重工业区。通过试点，提出了注入资金、压货挂钩、结构调整、扼住源头、连环清欠等一整套治标而又治本的解决措施，疏通资金循环渠道，解开债务链。
他的明确而严厉的措施很快取得成效。只用了二十六天，仅东北三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就清理拖欠款一百二十五亿元。
利用舆论监督效率
朱熔基带著一片赞誉声回到北京，次日又召开全国清理「三角债」电话会议，部署新的一轮「消欠」战役。
朱熔基用长途电话、传真、电报向全国各地政府下达了一道口气强硬的「军令」：「各地务必在一九九一年九月二十日二十一时以前，将你省（区、市）固定资产投资拖欠注入资金情况（银行贷款、自筹资金和清理项目数），报至国务院清欠办公室，如果做不到，请省长、自治区政府主席、市长直接向朱熔基副总理汇报，说明原因。」
各地政府首脑收到北京发来的「军令状」，知道这一次要动真格的了，倍感压力，均作出了快速反应，因为谁也不愿意被以办事严肃认真闻名的朱熔基，在报纸上公开点名。诸侯们通过自已的渠道获悉，朱熔基已要求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央电台，详细披露各地清欠的进展情况。
据说朱熔基有关清理「三角债」的讲话，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播出时，邓小平叫家里人一起来看，十分赞赏。
九月二十六日，国务院清理「三角债」领导小组办公室，公布了全国省、自治区、直辖市清理「三角债」的情况，至九月二十六日的统计，各地拖欠资金二百八十亿元人民币，已注入信贷资金一百四十七亿人民币，自筹资金三十亿人民币。
十月底，他又下令全国冶金、有色金属、电力、化工、建材企业拖欠中国统配煤矿总公司所属企业的贷款，一律在十一月十日前注入资金清理完毕，不得以任何理由延误清欠。
到九二年五月十五日，中国大陆总计共清理固定资产项目四千二百八十三个，收到了注入一元资金清理三元五角欠款的效果。李鹏、姚依林讲了几年毫无改进的「三角债」问题，终於有了解决的办法。
朱熔基自上海调升北京之後，雷厉风行，连续处理了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几大难题，诸如清理「三角债」，打击伪劣产品，提高产品质量，破「三铁」（即铁饭碗、铁椅子、铁工资），强调经济效益等方面，都有显著的成就。使其不仅获得邓小平的赞赏，民间也是一片叫好声。
一九九一年八月中，邓小平在北戴河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们赞扬了朱熔基，他说：「朱熔基在地方工作有突出表现，到中央工作後，思路广，敢挑担，敢碰硬，可以胜任。」
在国际舞台上，朱熔基以务实、开明的形象越来越受到重视，评论他是「中国行政管理能力最强的官员」。连海外那些批评、反对中共政权的人，也承认朱熔基是中共高层领导人中的异数。然而，在中共内部一种试图排斥朱熔基的暗潮，却在同时兴起。
明批暗斗
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姚依林，以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和财政部的名义，炮制了一份调查报告，声称在第七个五年计划（一九八六年至九零年）期间，上海、天津两市问题最多，经济效益滑坡最显著，工业产值、利润、税收的增长率以及产品的成本，消耗、质量变动等生产指数，上海名列全国倒数第七，天津倒数第十一。
谁都知道，这份报告旨在打击「七五」期间主政上海、天津的朱熔基与李瑞环。在随後的筹备中共「十四大」过程中，有关人事的安排，成为中共内部各种势力争夺的焦点，而朱熔基又是焦点中的焦点。
反对朱熔基的人最明显的动作是，制造一些不利流言，毁坏朱熔基的形象。而且这些流言，不断从中组部、中宣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