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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胜都游遍了。恰好这时得到广西当局白崇禧、黄旭初的“专电欢迎”，⑤胡适便乘飞机离开广州，到广西游览讲学去了。
胡适走的那天，有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古直及教员李沧萍、钟应梅等三教授，联名致电广东省党、政、军、警、宪各首脑，要求将胡适截回，“立正典刑，如孔子之诛少正卯可也”；他们又致电广西省党、政、军、学首脑，要求将胡适“截留，径付执宪，庶几乱臣贼子，稍知警悚矣”。如此杀气腾腾，竟是文人的手笔。但事情也极富有戏剧性，电文中列名的李沧萍教授，事前并未与闻，事后曾发表谈话否认列名的事。可见是别人冒名拉，以壮复古派的阵势。不料弄巧成拙，倒被胡适奚落了一番，并记在《南游杂忆》里，成了复古派的一桩笑柄。⑥
第十一部分：新文化余晖南游的风波（2）
1月11日下午，胡适飞抵广西。他在广西受到的接待，与广州的冷遇，恰成鲜明对照。不仅广西大学的校长马君武先生，原是胡适在中国公学的老师，校中还有许多教职员是中公的老同学，罗文干、罗隆基等是谈“好政府”和“新月”的好朋友，他们都自然热诚欢迎；就是白崇禧，也礼贤下士，多次力劝胡适改船期，在广西多玩几天。胡适便痛痛快快在广西游览了十四天，坐飞机飞来飞去，游遍了梧州、南宁、武鸣、柳州、桂林、阳朔等处的名山胜水；沿途又大“卖膏药”，讲演十余次。他对广西的印象极好，自己的心情也极好，故大赞广西山水，也大夸广西的政绩民情，说：
广西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全省没有迷信的，恋古的反动空气。广州城里所见的读经，尊孔，祀关岳，修寺，造塔，等等中世空气，在广西境内全没有了。当西南政务会议的祀孔通令送到南宁时，白健生先生（按，即白崇禧）笑着对他的同僚说：“我们的孔庙早已移作别用了，我们要祀孔，还得造个新孔庙。”⑦在夸赞广西时，胡适没有忘记报广州那一箭之仇，批评陈济棠治下迷信、恋古的反动空气。他也没有忘记表彰广西军阀“剿共”的业绩。最后，他也没有忘记向李宗仁白崇禧进言：“凡不能实心助成国家的统一的，总不免有为敌人所快意的嫌疑”，希望他们适应国难的局面，维护国家的统一。
1月26日，胡适赶到香港，乘船北上，结束了他的第一次南游。在船上，他翻开朋友送的一册《粤讴》，读得颇有兴味，便用学来的广州话，仿《粤讴》写了《黄花岗》一诗：
黄花岗上自由神，手揸火把照乜人？
咪话火把唔够亮，睇吓倒大将军。⑧
胡适信仰自由，以为“自由神”可以吓倒大将军。他这回南游的一点风波，在顽固跋扈的武人面前，确也显出自由派新文化人的一点个性和力量。然而，胡适所赞颂的“自由神”来自美国，而他所生活的是武人统治的中国，自由神即使手揸火把，又怎可奈何呢！
①《南游杂忆》“（一）香港”。《南游杂忆》共五节：（一）香港；（二）广州；
（三）广西；（四）广西的印象；（五）尾声。分别载《独立评论》141、142、145、146号；1935年10月，由国民出版社出版单行本。本节引述文字，均据《独立评论》。
②胡适在香港华侨教育会的演讲记录的全文，当时曾登载香港各华文报纸，各地报纸也有转载。1964年2月24日《香港时报》所刊林伯铭作《胡适与香港》一文中，曾抄录胡适这次演讲记录的全文。
③《南游杂忆》“（二）广州”。
④同上。
⑤1935年1月8日，白崇禧、黄旭初致胡适电，云：“急，广州转胡适之博士鉴：久慕鸿名，未亲雅范，关山迢递，仰为劳。顷闻文旆远游，已抵羊石，粤桂相距非遥，尚希不吝赐教，惠然来游，俾得畅聆伟论，指示周行。专电欢迎，伫候赐复。白崇禧、黄旭初叩。庚印。”今载《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1版，第267～268页。
⑥中山大学古直、李沧萍、钟应梅三人联名致广东、广西二省当局的两个“真电”（1月11日），后来古直钟应梅二人为李沧萍否认列名而发表的启事，原载1月16日《中山大学日报》。胡适作《南游杂忆》时，把这三篇“很有趣的文字”，都全文抄载在“（二）广州”一节里。
⑦《南游杂忆》“（四）广西的印象”。
⑧黄花岗，在广州东郊白云山麓。1911年4月27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攻打两广总督衙门。起义失败后，收集到此役死难烈士72人的遗体，合葬于黄花岗。1918年由华侨捐款建成墓园，即称为黄花岗72烈士墓。当时曾仿纽约自由女神像，在墓后树一自由女神。
第十一部分：新文化余晖“全盘西化”与“充分世界化”（1）
1935年初，萨孟武、何炳松等十位教授发表了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①很引起国内文化人士的注意，由此而展开了关于中西文化的讨论。
2月间，《独立评论》刊出吴景超的文章《建设问题与东西文化》。②吴氏把对于东西文化的态度分为折衷派、全盘西化派、复古派。他自称折衷派，着重批评主张“全盘西化”的陈序经；而认为胡适与十教授一样，也是折衷派。不久，陈序经先生也在《独立评论》上发表《关于全盘西化答吴景超先生》，也说胡适是折衷派。但他认为，胡适的整个思想，“虽不能列为全盘西化派而乃折衷派中之一支流”，可是若以为胡氏的主张，是与回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十教授宣言一样，也“未免有点冤枉”。因此，他“希望胡先生来给我们一个解答”。③
其实胡适对这个问题早有主张。1929年，他为英文的《中国基督教年鉴》（ChristianYear…book）写过一篇文章，题为《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TheCulturalConflictinChina）。在那篇文章里，他使用了两个意义不尽相同的词，一个是Wholesalewesternization，可译为“全盘西化”；一个是Wholeheartedmodernization，可译为“全力的现代化”或“充分的现代化”。这两个词意义虽然不尽相同，但胡适的态度却是鲜明的：既反对“抵抗西洋文化”的复古派，也反对“选择折衷”的变相保守论。而现在，吴景超、陈序经两位都说他是折衷派，甚至说他是与十教授同调的折衷论者，他自然有些不服气。于是，便立即回答陈吴两位，表明他对这次东西文化问题讨论的态度。他说：
我是主张全盘西化的。但我同时指出，文化自有一种“惰性”，全盘西化的结果自然会有一种折衷的倾向。……现在的人说“折衷”，说“中国本位”，都是空谈。此时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努力全盘接受这个新世界的新文明。全盘接受了，旧文化的“惰性”自然会使他成为一个折衷调和的中国本位新文化。若我们自命做领袖的人也空谈折衷选择，结果只有抱残守阙而已。古人说：“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风斯下矣。”这是最可玩味的真理。我们不妨拼命走极端，文化的惰性自然会把我们拖向折衷调和上去的。④
胡适虽然声明：“完全赞成陈序经先生的全盘西化论”，反对折衷论；但他的认识，事实上却倾向于一种历史的自然折衷论。
十多天后，胡适发表《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一文，⑤申说的也是这种反对折衷，却承认自然折衷的历史见解。他相当尖锐地批评十教授的宣言，指出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正是清末洋务派维新派那个“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最新式的翻版；“也正是今日一般反动空气的一种最时髦的表现”。十教授笔下尽管宣言“不守旧”，其实，“他们的保守心理都托庇于折衷调和的烟幕弹之下”。胡适不赞成十教授宣言的折衷论，一方面是因为它完全可能给主张祀孔读经的何键陈济棠等顽固势力作烟幕弹；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绝大的保守性（即惰性），无论怎样激烈的变动，“绝不能根本扫灭那固有文化的根本保守性”，那“中国本位”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动摇的。因此，他的结论说：
中国的旧文化的惰性实在大的可怕，我们正可以不必替“中国本位”担忧。我们肯往前看的人们，应该虚心接受这个科学工艺的世界文化和他背后的精神文明，让那个世界文化充分和我们的老文化自由接触，自由切磋琢磨，借它的朝气锐气来打掉一点我们的老文化的惰性和暮气。将来文化大变动的结晶品，当然是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那是毫无可疑的。如果我们的老文化里真有无价之宝，禁得起外来势力的洗涤冲击的，那一部分不可磨灭的文化将来自然会因这一番科学文化的淘洗而格外发挥光大的。
总之，在这个我们还只仅仅接受了这个世界文化的一点皮毛的时候，侈谈“创造”固是大言不惭，而妄谈折衷也是适足为顽固势力添一种时髦的烟幕弹。
他反对妄谈折衷，只是为了反对极端保守的顽固势力。他自己明确主张的仍是历史的自然折衷论，在实质上与折衷论相接近，却与“全盘西化”相矛盾。因此，在这篇文章里，胡适便不再使用“全盘西化”的口号。
这年6月，胡适发表《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一文，⑥便说“全盘西化”确有语病，干脆放弃“全盘西化”的提法，建议改用“充分世界化”。他说：
我们不能不承认，数量上的严格“全盘西化”是不容易成立的。文化只是人民生活的方式，处处都不能不受人民的经济状况和历史习惯的限制，这就是我从前说过的文化惰性。你尽管相信“西菜较合卫生”，但事实上决不能期望人人都吃西菜，都改用刀叉。况且西洋文化确有不少的历史因袭的成分，我们不但理智上不愿采取，事实上也决不会全盘采取。……这些问题，说“全盘西化”则都成争论的问题，说“充分世界化”则都可以不成问题了。
从此，胡适便公开与折衷论妥协了。在“充分世界化”的口号下，他明确宣布：
“吴景超，潘光旦，张佛泉，梁实秋，沈昌晔……诸先生当然都是我们的同志，而不是论敌了”；甚至也“可以欢迎‘总答复’以后的十教授做我们的同志了”。
第十一部分：新文化余晖“全盘西化”与“充分世界化”（2）
无论是“全盘西化”，或是“充分世界化”，都是与胡适的中西文化观分不开的，是他对中西文化认识的一个具体反映。两个口号并没有实质上的太大的分别。
如何评价胡适的中西文化观，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学术问题，可以写成一本专书。
我们在这里只能指出与本文有关的几个要点：第一，胡适作为资产阶级学者，能以世界文化的眼光，观察比较东西文化，认识西方近代文化的优胜先进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腐朽落后，因而“很不客气的指摘我们东方的文明，很热烈的颂扬西洋的近代文明”，并积极倡导文化革命，主张自由输入西方文化，以打掉我国传统文化的惰性和暮气。这显然具有反宗法专制的革命意义和进取精神。
第二，胡适又是一个历史学家，能以历史的观点，认识文化发展、交流、演变的复杂性和民族性的特点。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评判态度，主张“整理国故”，分清“国粹”与“国渣”。他攻打旧文化的衰颓朽腐，不遗余力；而对老子、孔子的评价，对宋儒清儒治学方法，及白话传统小说等，也不乏肯定和赞扬。对西洋文化有时也能看到它的“历史因袭的成分”。这就使他的认识比较能切合实际，比较科学。
但是，第三，胡适囿于资产阶级的偏见，束缚了他的世界眼光，因而只颂扬西方的资产阶级文化，而拒斥西方科学思想的最新成果——马克思主义学说；也束缚了他的历史眼光，因而否认宗法专制主义、帝国主义同中国人民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认为中国文化的落后只是祖宗造孽太深，中国人自己不争气，不能把罪过“归到洋鬼子身上”，自然也不可能认识反帝反宗法专制的人民革命是解决中国文化问题的根本途径。
第四，胡适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在中西文化问题上主张“拼命走极端”：颂扬西洋文化，便一切都好，过分美化；指摘东方文化，便一切皆坏，“百事不如人”。这是五四时代形式主义向右发展的一个具体表现。
胡适的中西文化观的上述优点与缺点、正确与局限，也基本上决定了“全盘西化”与“充分世界化”这两个口号的长处和短处。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民族虚无主义倾向。胡适极端崇拜以至迷信西方文化。1928年6月，他写《请大家来照照镜子》，看到中国和美国的差距，中西文化的差距，主张国人要觉悟，要责己，要发愤图强，学习西方的长处，反对“夸大狂”的偏向，自然都不错；但胡适在美国的文明面前，显出了极度的民族自卑感，不免言词过于偏激苛酷，他说：“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上不如人，不但机械上不如人，并且社会道德都不如人。”⑦胡适的这种民族自卑观念，曾有多次表述，而最典型的莫过于《介绍我自己的思想》那篇文章，中说：
东方人在过去的时代，也曾制造器物，做出一点利用厚生的文明。但后世的懒惰子孙得过且过，不肯用手用脑去和物质抗争，并且编出“不以人易天”的懒人哲学，于是不久便被物质战胜了。天旱了，只会求雨；河决了，只会拜金龙大王；
风浪大了，只会祷告观音菩萨或天后娘娘。荒年了，只好逃荒去；瘟疫来了，只好闭门等死；病上身了，只好求神许愿。树砍完了，只好烧茅草；山都精光了，只好对着叹气。这样又愚又懒的民族，不能征服物质，便完全被压死在物质环境之下，成了一分像人九分像鬼的不长进民族。⑧
尽管这里抨击的求神、迷信、逃荒、瘟疫、破坏山林等等，都是事实；我们民族文化的落后，民众的愚昧和麻木，也是事实；但是胡适不分析造成这种愚昧落后的复杂社会根源，却笼统轻浮地嘲骂我们整个民族“又愚又懒”，是“一分像人九分像鬼的不长进民族”，这就太出格，会伤害中华子孙的民族自尊心。
但是，胡适常使用一些过分苛酷的言辞，似乎全盘否定民族文化，其实多是愤激之词，骨子里是要提倡一种反省责己的态度，反对国人浮躁懵懂的“夸大狂”倾向，并不能因此认定胡适是一个民族虚无主义者。他曾致书吴稚晖，说“先生对东方民族的悲观，我深感同情。五六年前，我也曾发‘中国不亡，世无天理’的感慨。此次绕地球兜了一个小圈子，——不曾观看印度洋、红海一带的不长进民族，——更深信一个民族的兴亡强弱决非偶然徼幸的事；回头看看咱们这个民族，实在只有低头叹气！”这是何等的民族自悲和虚无倾向！然而胡适对民族前途还是抱有希望的，他其实并不完全同意吴稚晖的悲观论调和虚无主义，故又说：
然而我终不忍不作一点“好梦”。我深信有一分努力，终有一分半分效果，也许有五分十分的效果。“白吃辛苦”不算什么；我们自己看得见与看不见收获，也不算什么。⑨
在胡适看来，世界上一些幼稚的民族，根行浅薄，往往当不起环境的逼迫，往往成为环境的牺牲；而像我们这样“向来有伟大历史的民族，只要有急起直追的决心，终还有生存自立的机会”，“这是使我们对于前途最可乐观的”。⑩这样的认识与态度，显然不是民族虚无主义者所能具有的。
①见1935年1月10日出版的上海《文化建设》月刊。列名的“十教授”是：王新命、何炳松、武干、孙寒冰、黄文山、陶希圣、章益、陈高墉、樊仲云、萨孟武。
第十一部分：新文化余晖“全盘西化”与“充分世界化”（3）
②载《独立评论》第139号，1935年2月24日出版。
③见《独立评论》第142号，1935年3月17日出版。
④见《独立评论》第142号《编辑后记》。⑤《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原载1935年3月31日天津《大公报？星期论文》，《独立评论》第145号转载；后收入《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12月出版；本节引文据1937年4月3版，第552～557页。
⑥原载1935年6月30日天津《大公报？星期论文》，后收入《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下面的引文见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4月3版，第561页。
⑦见《胡适文存三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31年6月3版，卷一，第47页。
⑧同上书，卷五，第638～639页。
⑨见《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版，上册，第468～470页。
（三版注）
⑩《读梁漱溟先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见《胡适文存二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9年3月6版，卷二，第84页。（三版注）
参看《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4册，1940年5月25日所附剪报，6月2日，12月17日等的记载。（三版注）
第十一部分：新文化余晖“一二·九”运动（1）
1935年秋冬，日本侵略者策动亲日派汉奸搞所谓“华北自治”的阴谋活动。而国民党政府却也酝酿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并继续钳制抗日言论，取缔抗日运动。以致爱国有罪，大小汉奸弹冠相庆。“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12月9日，北平各大中学校的爱国青年学生在沉默中爆发，举行了轰轰烈烈的示威游行。队伍在天安门集齐，经新华门，绕什刹海，到王府井大街，秩序很严整，沿途高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反对华北自治”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等口号。他们赤手空拳，迎着凛冽的寒风，为中华民族的生存而呼号。沿途遇到的却是“上了刺刀的步枪，大刀，横冲直撞的摩托警车，落地即成冰的自来水激射”。结果，学生有的受伤，有的被捕。第二天，全市学生总罢课，接着全国各地学生也举行爱国示威游行，抗日民主的浪潮迅速扩展到全国各界同胞中。这就是著名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
胡适怎样看待“一二？九”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