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对帝制，但又同情被废的小皇帝。当天下午，他便致书民国政府，提出抗议，信中说：
先生知道我是一个爱说公道话的人，今天我要向先生们组织的政府提出几句抗议的话。今日下午外间纷纷传说冯军包围清宫，逐去清帝；我初不信，后来打听，才知道是真事。我是不赞成清室保存帝号的，但清室的优待乃是一种国际的信义，条约的关系。⑦条约可以修正，可以废止，但堂堂的民国，欺人之弱，乘人之丧，以强暴行之，这真是民国史上的一件最不名誉的事。⑧
胡适的这封抗议信，当时曾摘登京中各报。溥仪及王公大臣们看了自然高兴。接着，胡适又亲自去溥仪暂居的北府慰问，又当着溥仪一班人，把国民军责备了一通；他又关心溥仪的前程，鼓励溥仪出洋留学。⑨真可算是末代皇帝的知遇和辩护士了。而稍具良知与民主精神的人，都对胡适的言行不满，纷纷函电批评反驳胡适；连周作人也不同意胡适的见解。李书华、李宗侗二人在报上看到胡适的言论后，甚至“觉得非常骇异”。他们认为，这种议论若出于“清室臣仆变为民国官吏”的一般人，或其他“与清室有关系”的一般人之口，当然不足为怪；胡适是一个标榜新文化，提倡新思想的新人物，竟然发表这种论调，就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了。因此，他们也写信批评胡适，很率直的驳斥他对民国政府的指责，指出：
寻常所谓“欺人之弱，……以强暴行之”的意义，当然系指强者对于弱者应有之权利，而强行夺取之谓，……则对于溥仪先生的帝号，当然不能承认是他应有的权利。所以修改优待条件的举动，当然与强者对弱者强夺完全不同。至于“乘人之丧”的理由，尤其不能成立。清室取消帝号的问题，是民国国体的问题，焉能与一妃之丧拉在一齐？
总之，吾辈如果赞成中华民国这块招牌，即须承认“清室帝号取消”为正当的、必须的一件事，无所谓“丧”、“弱”的问题。⑩
二位李先生据理而论，胡适却听不进去。他们并不了解胡适的为人，他固守着“人道主义”一隅之见，便不顾舆论和实情，竟还责备别人对他的批评是谩骂、诬蔑，“字里行间充满着苛刻不容忍的空气”。胡适实在颇为固执的呀。后来，“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制造傀儡政权伪满洲国。胡适觉得形势严重，才认识到他反对把溥仪驱逐出宫的错误，沉痛地表示忏悔。
① 转引自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北京群众出版社1964年3月1版，第45～46页。
② “清室优待条件”，除上述“关于清帝逊位后优待之条件”外，另有“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和“关于清皇族待遇之条件”。
③ 《胡适的日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1月版，下册，第359页。
④ 《胡适的日记》，下册，第364～365页。
⑤ 同注①，第141页。
⑥ 《宣统与胡适》载《努力》周报第12期，1922年7月20日出版。
⑦ 胡适这话极为荒唐。民国对于清室的优待条件，系改朝换代后，新政权对于旧政权人员，国家对于一部分国民的关系；与国际条约的性质，根本不能相提并论。当时，周鲠生先生曾以法学专家的身份，撰文驳斥胡适一类人的这种荒唐言论，见《现代评论》第1卷第1期。
⑧ 胡适1924年11月5日致王正廷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268页。
⑨ 参看溥仪《我的前半生》第173、179～180页。台湾学者吴相湘撰《胡适“但开风气不为师”》一文（载台北传记文学出版《民国百人传》第1册），有1924年5月胡适又进紫禁城见溥仪的事，似无实据；胡适同年11月12日致周作人信（《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有“我两年前见过溥仪君”的话，可证无二进紫禁城的事。而这次胡适进北府见溥仪，则系实事。溥仪视北府为“小紫禁城”，故仍存“二进宫”题目。
⑩ 周作人及李书华、李宗侗批评胡适，及胡适辩护的往来书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270～272、275～277页。
胡适1924年11月28日致李书华、李宗侗信（稿），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278页。
参看罗尔纲的《关于胡适的点滴》，见《胡适研究丛录》，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2月版，第12～13页。（三版注）
第七部分：在歧路上 1919…1926在孙、陈、段之间（1）
五四运动后不久，胡适曾经介绍和赞扬过《孙文学说》，称赞中山先生的《实业计划》是一个“远大的计划”；中山先生也很关心和赞许胡适。仅仅过了三四年，胡适对中山先生的态度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922年6月16日，广东军阀陈炯明发动武装叛乱，用大炮轰击总统府，欲制孙中山于死命。中山先生仓皇脱险，午夜登楚豫舰，翌日转登永丰舰避难，后被迫逃往上海。这是孙中山一生所遭受的最惨重的一次失败。他曾心情沉重地这样诉说：
文率同志为民国而奋斗，垂30年，中间出生入死，失败之数，不可缕指，顾失败之惨酷，未有甚于此役者。①
他完全没有想到，自己培植十余年的部属陈炯明，竟会这般“阴毒凶狠”，要置他于死地，叛党祸国，纵兵殃民。孙先生从不重责于人，而对陈炯明，他却难以抑制愤怒。真是“罪恶贯盈，难稽显戮”啊！
然而，九天之后，胡适在《努力》周报上发表短评，竟赞扬陈炯明的叛变是“革命”，他说：
本周最大的政治变化是广东的革命与浙江的独立。孙文与陈炯明的冲突是一种主张上的冲突。陈氏主张广东自治，造成一个模范的新广东；孙氏主张用广东作根据，做到统一的中华民国。这两个主张都是可以成立的。但孙氏使他的主张，迷了他的眼光，不惜倒行逆施以求达他的目的，……远处失了全国的人心，近处失了广东的人心，孙氏还要依靠海军，用炮击广州城的话来威吓广州的人民，遂不能免这一次的失败。②
在胡适笔下，孙中山是“倒行逆施”，失了民心；被大炮轰击，仓皇逃命的孙中山，倒成了要炮击广州城的凶犯！而陈炯明呢，却是“革命”，是要造一个“模范的新广东”的功臣！立足点不同，视角不同，对事情的评价可以达到这样截然相反的境地。人们到底相信胡适，还是相信当事人孙中山呢？历史自有公断！
陈炯明的叛变行径，很快受到其他报刊的谴责。《民国日报》的著名副刊《觉悟》，接连发表了S．S的《不赞成努力周刊记者的谈话》，恶石的《荒谬绝伦的胡适》，力子的《叛逆与革命》，子通的《胡适的伦理》等文章，批评胡适的言论。③
胡适却又拉来道德伦理做旗帜，指责国民党人士和孙中山，说：
近来最可注意的是旧道德的死尸的复活。……陈炯明一派这一次推翻孙文在广东的势力，这本是一种革命；然而有许多孙派的人，极力攻击陈炯明，说他“悖主”，说他“叛逆”，说他“犯上”。我们试问，在一个共和的国家里，什么叫做悖主？什么叫做犯上？至于叛逆，究竟怎样的行为是革命？怎样的行为是叛逆？蔡锷推倒袁世凯，是不是叛逆？吴佩孚推倒段祺瑞，是不是叛逆？吴佩孚赶走徐世昌，是不是叛逆？若依孙派的人的伦理见解，不但陈炯明不应该推翻孙文，吴佩孚也不应该推翻段祺瑞与徐世昌了，……我们并不是替陈炯明辩护；陈派的军人这一次赶走孙文的行为，也许有可以攻击的地方；但我们反对那些人抬出“悖主”、“犯上”、“叛逆”等等旧道德的死尸来做攻击陈炯明的武器。④
这就不仅把陈炯明的叛变行径吹嘘成了“一种革命”，而且把他背叛孙中山，同蔡锷推倒袁世凯相提并论，把缔造中华民国的中山先生，同窃国大盗袁世凯摆在同等的位置上了。因此，国民党主办的《民国日报》便载文指斥胡适，说他是“丧心病狂”。可是胡适却还瞪着眼睛否认，说他“并不是替陈炯明辩护”哩！
胡适的朋友，共产党人李大钊，看了《努力》上的文字，也很不满，曾写信规劝胡适，说：“《努力》对中山的态度，似宜赞助之”。⑤但胡适对此也置若罔闻。后来，《努力》周报上还刊登了涤襟的《述孙陈之争》，林生的《再述孙陈之争》，及胡适的几则短评。调子也稍有变化，有时各打五十大板，说是“一个实力派与另一个实力派决裂，故认作一种革命的行动”。似乎孙陈都成了“实力派”，似乎双方也都是“革命行动”。胡适又说，“此次广州之变，曲直不全归于一方，而是非应俟之公论”。实则还是偏袒陈炯明。后因8月15日，孙中山在上海发表声明，其中有“对陈炯明所率叛军，当扫灭之，毋使祸粤者祸国”的话，胡适便又指责孙中山：
对于孙氏，我们还有一个忠告：他对于陈炯明的复仇念头，未免太小器了。孙氏是爱国爱广东的人，不应该为了旧怨而再图广东的糜烂。⑥
直至一年之后，胡适仍在说：“因为孙氏要报仇，竟至糜烂了广东，至于今日”，把陈炯明叛乱战争所造成的广东“糜烂”，竟全归罪于孙中山。⑦
孙中山对胡适的袒陈抑孙，自然极为不满。1924年，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实行国共合作。孙中山系统演讲《三民主义》，这年8月1日，广州的《民国日报》刊载其《民权主义》第一讲，编者却在同版刊出短文《少谈主义》，并引有胡适“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文字。孙中山看了十分气愤，在原报上亲批云：
编者与记者之无常识，一至于此！殊属可叹！……且引胡适之之言，岂不知胡即为辩护陈炯明之人耶？胡谓陈之变乱为革命。
批文还“着中央执行委员会将此记者革出，以为改良本报之一事”。⑧可见孙中山对胡适两年前的旧事，犹耿耿于怀。
第七部分：在歧路上 1919…1926在孙、陈、段之间（2）
陈炯明的叛变，使他在政治上道义上都彻底破产，他虽乞救于北洋直系军阀，又有胡适的《努力》支持，还是逃不脱失败的命运。1923年1月，孙中山通电讨陈，滇桂联军向粤境发动进攻，叛军便迅速土崩瓦解；陈炯明逃出广州。2月，孙中山重返广州，重建大元帅府。对这样的大事，胡适的《努力》周报却又只字不提，讳莫如深了。
1924年北京政变时，冯玉祥倾向革命，电请孙中山北上，商讨国是并主持解决时局问题。孙中山于11月离开广州，经上海赴北京，并发表了《北上宣言》，提出召开“国民会议”，以解决中国的统一和建设问题。但这时窃踞了北京政权的段祺瑞，却提出召集“善后会议”的主张，与孙中山主张的国民会议相对抗。
1925年1月1日，段祺瑞发表召集“善后会议”的通电，许世英也于1月4日致电胡适，邀请他参加。胡适其实也知道，所谓“善后会议”明明是军阀官僚政客们的一个分赃会，遭到全国工农学生及各界进步人士的强烈反对，也引起孙中山先生的极大愤慨。孙先生扶病抵达北京后，病势加重，仍坚持斗争，决定国民党不参加“善后会议”，并积极筹备召开国民会议。许多朋友都劝胡适慎重考虑，不要参与。汤尔和致信说：
善后会议……现在到京代表，谁不是牛头马面？会议如果开成，必系一批护兵马弁，左携鸦片烟具，右挟姘头而上会场。以兄之翩翩，如何能与此辈并坐？乃欲于此中发抒政见，所谓万说不到者是也。浮说诋毁固不值一哂，但吾辈举止似应审量。⑨
胡适自己对“善后会议”本来也“有许多怀疑之点”，但是他“踌躇了几天”之后，觉得自己素来主张与此稍接近，又不愿学时髦人谈国民会议，也看不惯一般人的轻薄论调，故还是决定参加，复许世英一函，云：
执政段先生的东电，先生的豪电，都接到了。我是两年来主张开和平会议的一个人，至今还相信，会议式的研究时局解决法总比武装对打好一点；所以我这回对于善后会议虽然有许多怀疑之点，却也愿意试他一试。⑩
胡适要试一试善后会议的消息，在报上披露后，马上引起学术文化界众多人士的不满和批评。董秋芳投书《京报》，指出：
……我们认为丧心病狂的军阀政客们底分赃的行径，先生（按，指胡适）竟也兴高采烈地预备大踏步前往参加了！……万不料如梭的时光，竟会使先生落伍到如此地步！蔽护不伦不类的清室的语调，不出之于乡村遗老之口，而倡之于“自古成功在尝试”的先生！已经“从百尺竿头掉下来”的胡先生呵，如果你再愿意牺牲“新文化运动的权威”的荣衔，去参加这少数人宰割全体民众的善后会议，恐怕一试之后，便不容你再试了。
可是，胡适不听别人劝告，2月1日，居然出席在北京开场的“善后会议”，为段祺瑞政府捧场。会上真是乌烟瘴气，据胡适的学生陈彬和记述：选了复辟党健将做会长；国家财政穷乏如此，会员尚领六百元酬金；等于零的议案，提出来凑热闹；还有一辈犬马遗老党运动恢复清室优待条件。陈氏甚至因此而劝胡适“消极的退出，不必再试了！”胡适迫于清议，不得不宣布退出“善后会议”。
3月12日，孙中山先生也终于怀着对“善后会议”的极大愤慨，在北京逝世了。
① 孙中山《致国民党员书》，载《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上册，第441～448页。
② 见《努力》周报第8期“这一周”短评，后收入《胡适文存二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9年3月6版，卷三，第171～172页。台北远东图书公司1953年重排本删。
③ 分别见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2年6月23日、7月3日、27日、8月3日。
④ 《努力》周报第12期“这一周”短评，1922年7月23日出版；后收入《胡适文存二集》，上海亚东6版，卷三，第188～189页。台北远东版删。
⑤ 李大钊的信见《胡适的日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1月1版，下册，第442页。
⑥ 以上引文均见《努力》周报第16期和18期的“这一周”短评，《胡适文存二集》，上海亚东6版卷三，第208～210、217页。台北远东版删。
⑦ 《一年半的回顾》，载《努力》周报第75期，1923年10月21日出版；后收入《胡适文存二集》，上海亚东6版，卷三，第144页。台北远东版删。
⑧ 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藏（原件），编号（052/107）；转引自蒋永敬《胡适与国民党》一文，见《胡适与现代中国》，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1年初版。（三版注）
⑨ 参看《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北远流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90年12月初版，第五册，1925年1月17日。（三版注）
⑩ 同上书，1925年2月1日。（三版注）
董秋芳《致胡适之先生的一封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300～302页。
参看1925年2月20日陈彬和致胡适信，《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313～314页。
第七部分：在歧路上 1919…1926女师大风潮前后（1）
1924年至1925年间，北京爆发的女师大风潮，是由于学生反对校长杨荫榆而引起的；后来发展到直接反对支持杨荫榆的北洋军阀政府，尤其是那位镇压学生运动的教育总长章士钊。①这就直接间接与胡适有些关系。
章士钊是有名的复古派，与胡适可说是老冤家了。他曾经写过一篇《评新文化运动》的文章，点名批评胡适，特别痛恨胡适所提倡的白话文。其中说：吾友胡适之所著文学条例。谓今人当为今人之言。不当为古人之言。……适之日寝馈于古人之言。故其所为今人之言。文言可也。白话亦可。今为适之之学者。
乃反乎是。以为今人之言。有其独立自存之领域。又以适之为大帝。绩溪为上京。遂乃一味于胡氏文存中求文章义法。于尝试集中求诗歌律令。目无旁骛。笔不暂停。以致酿成今日的底他它吗么吧咧之文变。②
文中骂做白话的人“如饮狂泉”，“智出英伦小儿女之下”，是“以鄙倍妄为之笔，窃高文美艺之名，以就下走圹之狂，隳载道行远之业，……陷青年于大阱，颓国本于无形”。以悻悻的怒骂代替说理，简直失了他自诩“学士大夫”的体面。
那时胡适在杭州烟霞洞养病，曾对别人说，章士钊的文章“不值一驳”。后来，胡适在上海碰到章士钊，又当面对他说起“不值一驳”的话。章士钊心里自然很不服气。
1925年2月的一天，胡适到撷英饭馆去吃饭，碰到已经当了北洋政府司法总长的章士钊。饭后，他们便同去对门的一家照相馆，合照了一张相，并且约定在照片上题诗以作纪念。章士钊写的是一首白话诗：
你姓胡，我姓章；
你讲甚么新文学，我开口还是我的老腔。
你不攻来我不驳，双双并坐，各有各的心肠。
将来三五十年后，这个相片好作文学纪念看。
哈，哈，我写白话歪词送把你，总算是老章投了降。
胡适收了照片，看到题诗，暗自高兴，也便投章士钊所好，题了一首文言诗答他：
“但开风气不为师”，龚生此言吾最喜。
同是曾开风气人，愿长相亲不相鄙。③
他们两位的照片，我们现在虽然没有眼福见到了，看了这题诗，却大致也不难想象出来：一位应是西装革履，满脸革新模样；一位则长袍马褂，复古之态可掬，竟又“长相亲”，“双双并坐”在一条板凳上，颇有些滑稽。但在女师大事件中，他们两位之间倒真的是颇为“相亲”了。
女师大的那位校长杨荫榆女士，曾经留学美国，也住过哥伦比亚大学，大约也听过杜威博士的课，与胡适可算是哥大校友，杜门的师兄妹。但这杨女士脾气有些古怪。她担任校长，竟以婆婆自居，把女学生们看做是她家里的一群童养媳。这婆婆又依附军阀政府，心地相当悍毒，以“寡妇主义”治校，要把学生陶冶得个个心如古井，脸若冰霜，失其活泼之青春。因此，引起广大学生的不满。1924年11月，杨荫榆无理勒令国文系的三名学生退学，又辱骂向她交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