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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半年，我可没少遭人暗算。”我列举了一系列事实。薛坐不住了，马上改变话题：“我们不谈这些。李先生贵庚？”
“不满二十”。
“想必日子过得不错了？”
“俗话说，‘家有二斗粮，不当小儿王’。迫不得已，去念的省立第四师范，而且全靠教员和友人的资助。”
“寒门出贵子嘛！娶亲没有？我做媒人如何？”
不等我答腔，他就喊：“冬梅，上油糕、饴恪！”随声进来一个十七、八岁的农村姑娘，扭怩作态，我打心眼儿里觉得不舒服。薛低眉斜眼地说：“这是我侄女，还未定亲，你看如何？”
“婚姻大事，我做不了主，以后再说吧。”
回校后，我立即召集薛毓瑞、薛振昌研究这个情况，贺秉章因家住在较远的南沟岔，未能参加。大家认为，这是施的“美人计”，但为了稳住对方，进一步掌握了解他们的情况，巩固小学校这个阵地，一致同意了我提出的“将计就计”的意见。第二天，我给了薛俊英一个模棱两可的答复。此后，学校的工作少了不少干扰。
在两年的时间里，党的力量也在不断壮大。党员由原来的五六个发展到30多个，吸收了不少觉悟高的雇农、贫农加入党的组织，如马生海等。史法直（原名郝新民）、强世清领导的游击队常利用小学校开展活动。我们和石窑湾折可达民团中的地下党员贺吉祥、栾新春等也取得了联系，及时向他们传达上级指示，及时通报敌人的行动。我们终于使第二十三小学成为党的可靠基地。
●我在南沟岔庙会被捕
1933年6月2日，中共安定县委派赵福祥前来传达县委指示，要求我们在农历5月13日（即6月5日）南沟岔庙会上，在角峪岔到南沟岔之间30华里的地段上，张贴标语、散发传单，欢迎红军强世清、史法直所领导的游击队。北二区党委会经过再三考虑，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刚刚建立的秘密据点，是游击队人员和枪枝弹药的补充站，一旦暴露，损失不堪设想。但赵福祥没有分析区委的意见，严厉指责我们，命令我们要坚决执行上级的决定，区委只好接受了这个任务。离庙会还剩3天，我们既无油印机等设备，又不知具体的宣传内容，赵说：你们克服困难，设备自己解决，宣传内容我也不清楚，你们看着办就是了。
我和薛毓瑞整整花了两个通宵，拟好稿并用左手抄写了200多份传单和标语。6月3日晚，我召集4个小组的组长会议，布置如何散发传单、标语。决定由薛振昌领导3个小组负责冯家渠到角峪岔地段，要在4日晚三更前把150多份标语和传单张贴散发完；由贺秉章负责1个小组，从薛家渠到南沟岔，重点是在南沟岔的庙会附近张贴、散发其余的标语和传单；我和薛毓瑞是抄写者，以防万一，先不出面。会上还交待了具体方法，嘱咐大家要注意隐蔽。
到了4日晚上，我和薛毓瑞感到心神不定，没有把握。因为我们的党团员以及互济会员都是贫、雇农，从未干过这种工作，缺乏经验。于是我们一起去贺秉章家里，检查准备得如何，因张贴标语必须在晚上进行，为防止黑暗中将标语贴颠倒，一定要事先排放好。在检查大家贴标语的动作时，感到他们勇敢有余，经验不足，容易出现漏洞，这会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我和薛毓瑞毅然决定，庙会广场的标语由我俩张贴。
南沟岔的庙会十分热闹，方圆几十里的人扶老携幼赶来参加。商人们也拥来赚钱。赌棍、流氓、兵痞、土匪，更不放过这有利可图、大发横财的机会。
我和薛毓瑞分了工，他利用曾担任过区长的有利条件，在区政府门口监视民团的行动。我到庙会戏台东侧张贴标语。南沟岔庙会的戏台坐南向北，西、南、北三面是河川，东边靠山。戏台筑在高地上，四方赶会的人都云集在此。唯有东墙是贴标语的好地方。最初，一切都很顺利。不料薛毓瑞忍不住去厕所时，两个团丁突然闯来，他们一见墙上的标语就大喊大叫，还拼命往下撕，看见我正站在那儿，就问：“李先生，你在这儿干什么？”我先是一愣，随即镇定下来：“解手啊！”不等我说完，他俩却急忙跑到区公所，想来是向上级报告去了。也幸亏他俩都去了。
我乘机立即脱掉黑色外衣，里边是经常穿的白衣服，将没来得及贴的传单迅速散发到稠密的人群中，不慌不忙地走到戏台的正面，钻人观众中，看起“孙悟空大闹天官”的皮影戏来。
不一会儿，安定县民团团总折可达、敌区长雷治富带七八十个荷枪实弹的团丁包围了戏场，封锁了所有的进出口通道，威胁群众不许乱动，要抓共产党。为避免暴露其他同志及伤害无辜百姓，我主动站出来，十几个团丁蜂涌上来，把我押进了区公所的办公室。
没有被抓到“把柄”的共产党员
雷治富、折可达丢下烟枪，立即开始审讯：“李先生，我们早就察觉你是共产党，今天可抓到证据了。”
“那就请拿出来！”
“把那几张标语传单拿来！”
“那上面署的是‘共产党’，又不是我‘李宗贵’，怎能肯定是我干的？”他们不容分说就令人搜身。一无所获。于是恼羞成怒：“那两个团丁亲眼看见你在戏台东墙上贴标语，还想抵赖？”
“既然他们什么都看见了，那我穿的衣服是什么颜色？”急于请功的两个团丁迫不及待地抢着说：“我俩瞧得清清楚楚，你在贴好标语的戏台东墙边站着，穿着黑衣服！”
“但你们是在戏台正面把我带到这儿来的，我穿的可是白色衣服。”雷治富、折可达即刻派人到戏场里想找到我穿的黑衣服，它却早被同志们安全处理了。。电子书下载
敌人只得严刑逼供。他们用细麻绳把我双腕反绑起来，背后压上几十斤重的大石头，吊到半空。细麻绳深深地勒进皮肉，肩膀脱臼，两眼直冒火星。敌人几次用冷水把我从昏迷中浇醒，“你要再不招就用火棍、火链、火铣对付你！”
“我是公开被聘用的教书先生，你们身为执法的区长和团总，居然敢肆意对堂堂教员施以酷刑！”忽然一阵喧哗声传来，原来贺秉章、薛振昌等发动了上百名群众包围了区公所，并派出代表交涉释放我。慑于群众威力，敌人停止了严刑拷打，但把我仍然拘留在区公所。
翌晨，正要把我押解到安定县政府审理时，密探黄盆子报告，强世清、史法直的游击队准备劫走李先生；他们埋伏在安定县石窑湾、红石峁一带山路上。敌人立即改道由南沟岔经玉家湾、瓦窑堡到安定县，提前派出团丁通知玉家湾的民团协助，并命令瓦窑堡驻军张建南派士兵沿途协同押送。游击队劫我的计划落了空。当晚我被押到安定县死囚牢里，敌人连夜进行了审讯。
反动县长不由分说，用麻绳将我两臂捆紧，推我跪在锐利的碎石上，脚腕下垫上两块砖，两腿肚子上压着一根两米长、碗口粗的杠子，左右各站着两个刽子手，不断用脚踩这根大木杠子，酷刑从晚上9时一直到次日清晨。多次昏迷过去的我，醒来时已是遍体鳞伤，动弹不得。但我仍坚持自己是无辜的。敌人用刑失败后，给我戴上一副七斤半重的脚镣和手铐，投入死囚牢里。映入眼帘的是些蓬头垢面、衣不掩体的难友。他们了解情况后，对于我这么年轻也被提审，还受到如此酷刑愤怒不平。他们小心地照顾我，把我抬到仅有的麦秸铺上，喂水喂饭，按摩护理。难友们心连心，使我得到安慰和鼓舞。
反动派的暴戾更加坚定了我斗争到底的信念。想到自己是党的人，任何时候都要有气节，尽管已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仍奋力唱起高亢的秦腔，多日愁眉不展的难友也活跃起来。我对大家说：“对这帮杀人不眨眼，嗜血成性的刽子手，丝毫不能软弱，只要你不怕死，他们就没一点招。活着就要有骨气，死，也要站着死！”没想到关在隔壁的正是薛毓瑞，敌人关押他是为了索回由他负责而欠交的粮款。他听见我唱秦腔，也听见我做宣传，拍着墙壁和我联络，还表扬我：“真行！”我说：“没有这点气魄，算不上英雄好汉，老薛，你放心，我决不会丢脸。万一我出事，学校的事你一定要担起来。请多多保重。”
当难友们知道隔壁是原北二区区长薛毓瑞时，认识他的人说：“他可是大好人，常把摊派给百姓的粮款、税款顶着不交。不仅不收穷人的租粮，还用自己家的存粮接济穷人。这样好的人也被关起来，真是老天瞎了眼。”“哪里有什么老天？法令由他们定，苛捐杂税任他们收，百姓随他们欺。他们靠我们的血肉花天酒地，奢侈挥霍。我们不能怨天怨地，更不能怨父母和自己的命。只有想法自己救自己。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去努力争取，总有一天会成为天下的主人。”难友们纷纷点头称是。
趁看守不注意的时候，我就给难友们讲《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讲帝国主义侵华史；还讲农民起义、红军战斗的故事以及浅显的革命道理。难友们对我更加信赖，对我更加无微不至的照顾，大家的心连得更紧了。
6月10日晚，刽子手再次把我拖进公堂，剥去衣服，让我跪在烧红的铁链上，用香头在我的前胸后背上烧灼，并用点燃的烟头烧我的下身。我紧咬牙关，一声不哼。
回到牢房，大伙儿见我又被折磨的体无完肤，全都热泪盈眶。他们用凉毛巾敷在烧伤的地方，想减轻我的痛苦。我说：“不要伤心，敌人就是剥了我的皮，抽了我的筋，也夺不去我的心！他们从我这儿只能得到蔑视和仇恨。”
“好样的，真是少年英雄！”不久，伤口化脓淌血，气味难闻。大家争先恐后地把自己已破烂不堪的衣衫撕碎，为我擦拭。胜过手足的情谊永远铭刻在我心中。
敌人使出了最后的“杀手锏”：强迫挚爱我的老母亲来“劝降”，妄图软化我的意志。正直、善良、操劳了一生还不得安宁的母亲，见到最疼爱的幼子伤痕累累，血肉模糊，便昏厥过去。当她刚苏醒就深情地说：“我不懂他们说你是革命党的那些话，我只知道你是我的好儿子，你争气，有出息。不管他们怎样陷害你，都千万不能连累好人，不能让别人也象咱们这样惨！”深深感念慈母的养育之恩，我再也无法控制自己，在敌人面前哼也不哼一声的我，此时放声大哭：“娘，儿子很可能无法孝敬您老人家了，您就当把我也送了人。请您千万要保重呀！”难友们听了声泪俱下，就连平时恶狠狠的看守，也禁不住抽泣两声。母亲将我身上已成碎布条的血衣颤巍巍地脱下来，滴滴热泪落在我伤残的肌肤上。从我被捕起，她就日夜流泪，不吃不喝，这次又走了30华里路，亲眼见到她心爱的儿子被折磨得惨不忍睹，操劳一辈子、坚强无比的她，却经不住如此致命的打击，回家后就卧床不起，四五天后，便与世长辞了。
全家生活的重担落在了我大嫂身上。她是严格遵奉三从四德、从不抛头露面的弱女子，这狂风暴雨般的袭击也摧垮了她，没过一个月也去世了。大哥的4个孤男幼女又接着死去两子，好端端的10口之家，霎时只剩下60岁的老父、大哥及其一儿一女，还有我那善良的妻子侯瑞云，怎不令人心碎、令人悲愤！
●押我去榆林的六个日日夜夜
我被捕后，党千方百计的营救我。一方面把我所遭受的惨无人道的“待遇”公诸于众；一方面发动全县教育界人士联名上书，愤怒指责官方的暴行，强烈要求释放我。敌人认为我是他们破获安定县地下党组织的关键人物，不能轻易释放；但又怕事态闹大，无法向主子交待。于是采取了“一箭双雕”的做法，即迫使安定县将我的案子呈送陕西省军法会审处。如此既可继续审讯，又可缓和群众义愤。7月30日，敌张建南的一个连把我从安定县城向榆林军法处押解。
31日经瓦窑堡河东村时，父老乡亲为我送行。我的老父、我那时刻担惊受怕的妻子以及大哥和侄儿、侄女等亲友们，眼看着身受重伤的我将拖着沉重的手铐脚镣远行，且前途险恶，个个悲痛欲绝。押送我的人，前面一个排30余人开道，左右两个排手持上好了刺刀的钢枪，挡住两边前来送行的群众。我面带笑容抬起上了镣铐的双手以示敬意，我对老父说：“我是没有罪的！您老人家不要过份伤心。大哥及侄儿和乡亲们会照顾您的。我决不会给您和乡亲们丢脸。您应该为我骄傲才对，千万保重！”我步履蹒跚，然而坚定的向前走去。
1933年8月1日，经过90华里的艰苦跋涉，好不容易到了清涧县城。我被押在看守所的死囚牢。敌人加岗加哨，戒备森严，连我大哥李宗元送水送饭都不许。大哥是老父执意派来照顾我的。伤痛、劳累、饥渴加之跳蚤、臭虫，折磨得我彻夜未眠。
天亮要启程时，我根本上不了路。敌连长暴跳如雷，找狱卒询问，才知看守长不准外人与我这个“要犯”会面，也不许送东西，严防走漏消息，免得在通过九里山和一步墕山路时惹下麻烦。但敌连长怕夜长梦多，急着赶路，他们为此争吵不休。我乘机对他们说：我的伤口溃烂，又不准吃不准喝，还被臭虫、跳蚤叮了一夜，我寸步难行。你们要杀就干脆在清涧县城里杀了我！敌连长见我确实行动艰难，强逼着走下去，有个三长两短，难逃其咎；更没有随便处决我的权利，还必须将我押到榆林。走又走不了，不走又不行，骑虎难下的局面令他火冒三丈，当即向看守长和狱卒们动起武来。衙门内外，棍棒横飞，乱成一团。群众越聚越多，我利用这个机会，向围观者揭露监牢里种种黑暗罪行。被打得头破血流的看守长和狱卒招架不住，只好跪在我面前求饶。
我利用他们的内部矛盾提出：启程可以，但要有条件：第一，每到住宿地，不许另加刑具，要能吃好睡好；第二，经过村镇时，要停留休息；第三，昨日整天汤水未沾，今天要吃饱了才能走；溃烂的伤口要敷药治疗；第四，途中由我哥哥照应，押解部队不能干涉。敌连长巴不得我能走，所提条件满口答应。
一路上，敌连长时不时和我搭讪，表面上也不那么凶狠了，我知道他是想让我老老实实赶路。我乘机给士兵讲一些有教育意义的历史故事：林冲夜奔梁山，太平天国洪秀全的金田起义，李自成当皇帝以及1840年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侵华史和中国人民的斗争史等等。军官们开始还来干涉，慢慢也都凑上来听。士兵们毕竟大部分是出身贫苦的百姓，他们不时送来水和沙果，并尽量减轻我的痛苦。
敌连长并没有因此而放松警惕性，过九里山时，重新整顿队形，派出一个排提前上山警戒。在所有隘路、悬崖等险路上布置了岗哨，既防游击队劫人，又怕我跳崖殉节。过一步墕山路时，更令敌连长提心吊胆，防范严密。
到绥德县城后，我仍被关押在死囚牢里。国民党的监狱是人间地狱，这次虽然有家兄为我送水送饭，还有了个“床位”，但依旧被跳蚤叮、蚊虫咬，伤口溃烂的更加厉害了。
8月3日凌晨，从绥德死囚牢出发，途经十里铺、二十里铺、三十里铺，朝米脂县城走去。盛夏正午的烈日，使伤口浸泡在汗水中，狱中虫咬的血泡，流着脓水，每走一步都感到天旋地转。我不管敌连长是否同意，拖着重镣走到大树下乘凉，并训斥他违犯在清涧县所立条件，提醒士兵看清他的丑恶嘴脸。
大哥抚着我前胸后背的创口，泪如雨下。他买来了西瓜、沙果为我解渴，士兵们因有了喘息的机会，也纷纷给我送水。
晚上，到达米脂县，我又被投入死囚牢里。看守长居然提出要交5块银元才让睡觉，否则就施以酷刑。我一口拒绝这种无理要挟。他立即吆喝来四五个刽子手，把我拉到一尺宽的两道砖墙之间，脖子上套一个铁圈，用铁索紧拴在木桩上，把我脖子撑得只能向后仰，身体动弹不得。霎时蝎子、跳蚤、臭虫、蚊子等毒虫爬满全身。
4日凌晨，当敌人又催促启程时，我脱掉上衣，露出惨不忍睹的身子坚决拒绝上路。押送的士兵一路上对我的为人已表敬佩，见敌连长及监狱看守们如此背信弃义，如此暴虐，不等敌连长表态，就一一闯进县衙大堂，把看守长打得血肉横飞。围观的群众也义愤填膺。县长躲在乡绅家中不敢出面，派了一个所谓有声望的绅士来向我求情，表示严惩看守人员，改善监狱条件，请求我上路。我厉声斥责他们：你米脂县的牢房里，不知关押了多少无辜百姓，不知多少人被你们残酷折磨死。现在对我假仁假义，过后照旧虐待别人。老子今天就不走了，倒要看看你们如何改善！
乡绅吓得要死，只好向我大哥求情。善良的大哥抱着天真的幻想承诺下来。他苦苦哀求我，还是继续上路吧，这次你放过了他们，以后不敢再虐待你了，也许还会有救？我实在无法拒绝已为我操碎了心的兄长。我在半昏迷中赶往鱼河堡。途经镇川堡时，听到陕北特委毕维周、王兆卿、高禄孝、崔明道、高寿、高庆恩、王品肖、王守义等同志于8月3日被杀的噩耗。
在鱼河堡我度过了最悲痛的一夜。这些同志都是有远大理想、有才华、意志坚定的年青共产党人。他们用生命保护了党的组织，显示了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操。他们的牺牲使我感到非常痛惜，同时使我更加坚定了与敌人斗争的决心，我要以他们为榜样，为了崇高的事业，不惜牺牲一切。
●在军法会审处过堂
1933年8月5日黄昏，我被押解到榆林，案子移交给井岳秀负责的国民党军法会审处审理。敌人一来看我年龄小，二来不太相信我会参与军事暴动，故最初土军阀并没有把我放在眼里。加之当时我已奄奄一息，就没有立即开庭，我被关在一个黑暗的单人牢房。
不久有人走近牢门，紧贴送饭的门孔，低声问：“喂！你是哪儿的？”
因不知底细，我只有应付：“瓦窑堡的。”
“咋落到这个境地？”
“遭雷治富和折可达诬陷。”
“老弟，这是我的碗筷，送给你了！”我警惕地朝外看去，只见一个圆脸庞两眼炯炯有神的小个汉子正递上碗筷，并压低嗓门说：“我是保安人，叫曹力如，怀疑我是以民团团总身份作掩护的共产党员。我被作为军事政治嫌疑犯押到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