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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基本理论、《联共（布）党史》以及中央文件、毛泽东著作、讲话；连以下干部和战士每周两次政治课，以兵团政治部编的《政治课本》为教材，结合形势、任务学习毛泽东著作、讲话和党中央的有关指示。团、营配有专职的理论教员，连配有专职的文化教员进行辅导、讲课。并利用自编的墙报、板报以及自演的文艺节目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
留守兵团曾于1941年4月，以“烽火剧团”为基础，开办了部队艺术学校，校长莫文骅，副校长王震之。开设课程有戏剧、美术、音乐。周扬同志很支持，帮助学校调来了许多专业教员，如：冼星海、吕骥等音乐家。该校为部队培养了大批文化骨干和宣传专业人才。在他们的辅导下，我团宣传队排练出《小放牛》、《兄妹开荒》、《送郎上前线》等小歌剧到连队演出，效果很好，既达到了教育目的，又活跃了部队生活。
思想教育工作的制度确定了，还要根据形势和任务以及部队中存在的实际思想问题，进行针对性教育。留守兵团建立初期，部队教育的重点是统一战线问题。在我们接受国民党改编后，摘下红五星换上“青天白日”帽徽，不少同志想不通，群众议论也很大，有个别人还为此开了小差。加上1937年底，王明从共产国际回来，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主张，造成思想混乱。我们遵照兵团的《统一战线教程》课本对部队进行了教育。针对王明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右倾投降主义言论，组织学习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及毛泽东关于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思想的论述。
我们把思想教育作为部队的一项经常性工作，对党员干部要求更加严格。我团人员主要来自陕北，其次还有部分知识分子和部分长征到陕北的同志。为增进团结共同战斗，我们提出本地干部向长征干部、知识分子学习，要互帮互学，共同提高。我们曾用张国焘作为反面教员，进行加强党的团结的教育。张于1938年4月5日借参加陕甘宁边区政府祭黄帝陵的活动，逃离边区，经西安到武汉，发表脱离共产党的书面声明，投入国民党怀抱。我们要求党员干部以此为鉴，自觉遵守党的纪律，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维护军队的团结统一。
坚持团结，首先要从领导班子做起，重要的一条是坚持正确的干部政策，做到“任人为贤”，反对“任人唯亲”。我团坚决贯彻执行了兵团第一次党代会确定的选拔使用干部的标准，是以“能否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密切联系群众，有独立工作能力，不谋私利”的条件，来选拔配备干部。对干部坚持既放手使用又给予学习提高的机会。对犯错误的干部坚持批评自我批评的原则，耐心说服教育；教育从严、处理从宽，使其有改正错误的机会。
在战争年代，一般而言前线干部提升快，因此，部分干部不安心后方工作，要求上前线。如三营教导员郭六胜调冀中马本斋骑兵支队任政委，就曾引起同级干部的思想波动。我们为此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一方面教育大家服从革命需要，克服个人主义；同时号召大家充分利用根据地相对稳定的环境，加强学习政治、军事、文化，掌握更多的本领以适应未来革命的需要。
我们还十分注重加强连队党支部建设，兵团举办了连支委、支书参加的党的知识教育训练班，团举办了党的小组长培训班。同时选拔一批优秀党员干部到中央党校学习。这对增强党员的党性、提高部队的政治素质起到了重要作用。
密切军民、军政关系也是部队要经常抓的问题。我们教育部队凡是做错了事一定要向群众赔礼道歉，说明情况，做自我批评。在春播、夏收、秋收等农忙季节，组织部队积极进行助民劳动。还帮助地方群众防病治病。逢年过节，通过请进来、走出去与群众联欢等形式密切了军民、军政关系，增强了团结，稳定了军心、民心。
通过坚持不懈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尤其通过延安整风运动，使干部、战士的马列主义理沦水平和阶级觉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为部队正规化建设打下了牢固的思想基础。
●文化学习
经过多年的战争考验，部队的政治思想素质较高，但文化水平较低，部队中干部不识字的占50％，战士中文盲较普遍。1938年7月，第二次兵团首长会上，毛泽东提出“努力开展学习运动，把部队变成战斗的学校”的号召。兵团在经费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还拨出专款每人10余元，购买学习用品。当时，在国民党严密封锁下边区日用百货紧缺，根本搞不到课本。我们就选用报纸上的有关文章当教材，自编识字看图手册，组织文化水平较高的干部、战士任教。没有笔、墨、纸，就因陋就简，用羊毛自制毛笔，烧石膏、锅灰做成黑白粉笔，用染料做墨水。在纸张缺乏情况下，用树枝当笔沙地当纸演算术和练生字，或用树皮做笔记本。部队的学习风气非常浓厚，不管在什么地方大家都在用不同的方法学习。有的战士把生字写在手心上、床头上，营房的墙上、地上、树上到处可见生字。执行战斗任务的连队，分秒必争把生字贴在被包上边走边学，人们风趣的称之为“被包学校”。我团还在5月5日“学习节”进行文化知识竞赛，为优胜者颁奖，戴大红花。
由于广大指战员把学习文化当成战斗任务来完成，互帮互学，不断克服困难，文化知识提高很快。到1942年底，部队基本上摘掉了文盲帽子。绝大多数营、连干部能读书、看报，能从事军事、文化教学，并学会制订工作计划。50％的战士能看报，25％的能写日记。文化水平的提高为部队的政治教育、军事训练等正规化建设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制度、规定
1938年7月第二次兵团首长会议时，颁布了《建立正规军队制度的各种草案》，其中包括：《报告制度的草则》、《建立汇报制度大纲》、《司令部工作报告大纲》、《平时起居时间规定》、《值班制度规定》和《关于干部提升及调动规定》等等。
“汇报制度”中规定汇报时间为：班以下每天游戏时间后至熄灯前；连内，班、排长汇报为每日游戏至点名时间；营内，连长汇报亦于每日点名前后至熄灯前进行；营长向团长汇报，无特殊原因，口头汇报3天一次，书面汇报则每天一次。
“作息时间”规定为：每日保证有8小时的休息时间；严格建立早、晚点名制；保证军事、政治、文化教育以及游戏娱乐时间；每星期六中午12时至晚点名前为党日。
“值班制度”规定：班值班员每天正副各一名，由战士担任；排值班员由本排的正副班长轮流担任；连值班员由连的正付排长轮流担任；营值班员由本营的正付连长轮流担任；团值班员由各营长轮流担任；连以下值班每天晚点名后交接班，营3天交班，团值班一周一换。
“干部提升任命”规定：排以下干部提升由团自行任命；连级干部提升由团首长及政治机关审查后任命，并报留守处司令部检查备案；营级干部须经留守处先行批准，而后任命。
1939年5月，留守兵团召开营长、大队长以上军事会议，提出要进一步搞好正规化建设。在上述草案试行基础上，颁布了《内务条令》、《纪律条令》以及《参谋工作条例》等。《内务条令》包括：概则，在职军人的互相关系，在职军人的职责，礼节及野战勤务等10章176条。《纪律条令》分为：纪律要则，以及奖惩等5章。条令和条例等制度的建立，使部队的工作做到了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正规化军事训练的初级阶段
留守兵团正规化建设又一重要内容，就是开展以“四大技术”与“近战战术”为中心的军事训练。肖劲光指示：按照正规化的要求进行军事训练时，一方面要注重一般基础训练，有相对的系统性；同时还必须从实际出发，既要打好部队技术、战术的基础，发扬现有武器的威力，发扬我军优良传统；又要学习现代新兵器的战斗法；还要建立部队正规制度，加强干部的管理、训练与组织指挥能力。在训练组织领导上，要层层负责，军政领导一起抓。
留守兵团的军事训练是在紧张的河防、剿匪、反摩擦和生产劳动的间隙进行的。按照训练要求，从制式教练、射击、投弹、班排动作等基本战术起，循序渐进。经过半年的战斗、训练，部队的军事技术提高很快，特别是开展“特等射手”活动后，步枪卧姿射击从1937年的100米胸环靶，命中率只有47％，提高到38年的200米胸环靶命中率达94％，每班至少有3名特等射手。手榴弹投掷平均由27米提高到37米，个别连队平均达到42米。
战术方面，团要演习河川攻防战。连以下着重演练进攻中的指挥、地形利用、队形选择、运动与射击的联系等。还研究学习新武器的防卫战术。根据未来战争的要求，加强了轻重机枪及步兵炮、通讯、侦察、特工等科目的训练。战术上加强了对敌特种兵的攻防训练，并对干部战士提出了具体要求：战士在复杂的情况下，能灵活运用班长的动作；班长能做排长的动作；排长能做连长的动作。通过训练和理论学习，连排干部的指挥能力提高很快。对营团以上干部要求以学习研究游击战术，兵团战术和持久战，提高组织指挥能力为主。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是全体干部的必读教材，并作为教育、训练部队的重要内容。此外，兵团还自编了《夜间训练》、《防毒防空》、《轻重机枪使用》、《参谋工作提纲》等专业教材。我们还将前方作战经验，如《晋察冀抗日经验》、《冀中平原游击战经验》等，发给连排以上干部，以便带动战士训练。
在训练方式方法上采取的原则是：一、少而精。不论课上、野外操场，各科目都抓重点进行教学；二、少讲多做。一切战术动作，尽量避免纸上谈兵，要结合实际地形及情况边讲边做；三、理论联系实际，尽量采用图表、沙盘讲解。
●正规化军事训练的高级阶段
随着军事训练与学习的深入，兵团首长提出军事训练要适应中国革命战争特点。1940年开始了以“近战”教育为主的第二阶段。
近战教育的主张是肖劲光司令员根据我军当时的装备情况，并通过总结抗日战争两年多的经验而提出的。即必须采取“游击战和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战术，以我之长击敌之短。要求部队神速隐蔽，乘敌不备或立足不稳，以猛烈的火力突袭敌人；以连续的冲锋、肉搏，以及短距离的包围迂回，反复击败敌人的反冲锋；连续突破敌人的纵深；最后以火力追击，迅速歼灭敌人。正规战的进攻战斗的一般程序是：运动接敌、展开、冲锋、纵深战斗和追击几个阶段。“近战”就是强调冲锋纵深阶段，这是战斗最紧张、最复杂、最顽强的阶段，是最能发挥我军特长的阶段。肖劲光据此写了《近战战术》，作为部队开展近战训练的教材，毛泽东指示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出版成小册子发给部队。
近战教育训练很快在部队展开。技术方面强调发扬我步兵的近战威力，着重训练“射击、刺杀、投弹、近迫”作业“四大”技术；战术方面，首重演练射击与运动的联系，训练如何突破前沿连续纵深战斗，击败敌人的反冲锋，以及追击和战斗动作上的迂回包围。研究近战战术，就是研究尽快地接近敌人，熟练“四大”技术，从而发挥我军现有武器的威力，坚决、果断、勇猛、迅速地消灭敌人。
为了使训练具有真实、实际的效果，指战员能够处理实战的多变情况，进一步的训练是“实兵对抗演习”。即把一个演习先分成几个局部的课目加以演练，待局部动作熟练后，再综合起来。如袭击村落、堡寨，就要先分为行军、侦察、通讯联络、进入战斗，展开白刃格斗，以及袭击后其他动作来分别演练。各级军、政、后机关干部在演练中要各司其职，通过学习不断改进本职工作，以加强领导机关的建设。
再一种训练方法，就是在部队的防区中划出一块演习地区，预先假设一个方案，再将其分成几个课目来演练，最后综合起来进行完整的实习。实践证明这是最好的战备训练，有的放矢，理论联系实际，使干部能提高指挥能力，战士能熟练掌握手中武器，有利于加强战斗中的互相协调。
为进一步推动军事训练，留守兵团司令部搜集了100多个战例，编成册子供干部学习。毛泽东还在百忙中抽出时间亲临演习现场观看，极大的鼓舞了部队的训练热情，全面地推动了部队建设。留守兵团军事训练中的许多经验成了我军建军史上的宝贵财富。
●大生产运动
陕甘宁边区地处西北黄土高原，土地贫瘠，境内基本无工业，农业也很落后，人民生活贫困。“七七”事变后大批外地青年及革命志士，为了参加伟大的抗日斗争，纷纷奔赴延安。机关、学校的人数不断增加，经费开支亦随之上升，边区人民的负担达到了极点。国民党当局不但不给予经济援助，反而停发薪饷，对边区实行经济封锁，造成整个边区经费和物资供应上的严重困难。
当时战士每月有1元津贴，干部每月2元，朱总司令每月也只有5元钱。每天指战员只有5分菜金，1斤半粮食。每个连每日也只有4、5元钱的菜金。按当时市价，每元钱只能买蔬菜30至40斤，或清油2斤，或柴禾100斤。若买了菜就买不起油、盐，根本谈不上吃肉了。有时因粮食接济不上会饿肚子。战士的衣服都是补了又补。有的下雪天还打着赤脚。每连的办公费只有几元钱，要用来买灯油、笔和纸，这还不能按时发给。部队中也发生个别情绪消沉、工作不安心，甚至动摇逃跑的现象。针对这些问题，我们一方面加强了党对部队的领导和政治思想工作，一方面根据毛泽东批示，部队决定开展农副业生产。
1938年8月8日留守兵团批示：为改善后方部队的物资生活，决定开展深入的大生产运动。具体要求是：
l、立即创办各种合作社，以盈余红利改善生活。
2、大量种植各种蔬菜，10月1日后做到自给自足，并储藏过冬。
3、开展磨坊、喂猪、养羊、做豆腐、生豆芽等副业生产。
4、9月底以前做到全部学会打草鞋，每人除穿外，能存1双以上。尽量发动做布鞋，各班分工合作，11月后，作到自给自足，同样要存1双以上。
5、在节省的伙食费中，抽出一部分购买羊毛、驼毛，分给战士织造，保证10月底每人有双毛线袜与手套（如能做成背心、衣服更好）。
6、提倡战士学会缝补衣服、上袜底。
7、对司务人员加强节约教育，防止浪费。
部队指战员积极响应，热情高涨，展开了生产运动大竞赛。仅半年时间，部队物资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蔬菜能自给了，每周也能吃上l、2次肉。部分单位还解决了毛衣、毛袜、手套、鞋子等换季服装问题。一些军需品如挂包、子弹袋、裹腿等也得到解决。我们警备五团还给每人发了一块军用毛毯。
从1939年开始，国民党加紧对陕甘宁边区实行经济封锁。为克服困难，减轻人民负担，坚持长期抗日战争，2月2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生产动员大会。中共中央财经部部长李富春在会上作了《加紧生产，坚持抗战》的报告。毛泽东、张闻天等出席大会并讲话。毛泽东说：现在日本侵略军、国民党顽固派妄图困死、饿死我们，怎么办？在我们面前摆着三条路：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还是自己动手吧！这就是我们的回答。紧接着党中央和毛泽东向边区军民提出：“自力更生”的方针，发出“自动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
留守兵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除种蔬菜外，还要种粮，各部队要解决储存1个半月的口粮任务。如此我团需生产约13万斤粮食。干部、战士积极响应，努力生产，许多人披星戴月上山烧火开荒。战士黑树才每天开荒3亩半，大家称他为“气死牛”，得到留守兵团嘉奖，并树为标兵。团里还举办了“五卅生产大竞赛”，“纪念刘志丹生产周”等活动。全团开荒1200亩，收获12万斤细粮。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同时还自己解决了1289人用的毛毯、被服、鞋袜等。
为了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在边区地方政府领导下，我团派出沙得胜到瓦窑堡设立公司；袁德良在马头关、凉水崖设立公司；刘定华在临镇设立公司。主要输出食盐、甘草、牛羊；输入棉花、布匹、药品、电池和一些自己不能制造的日用品。运输只能靠毛驴和骡子，故此种贸易又被称之为“驴骡经济”。封锁线上碉堡密集，岗哨林立，干这项工作是风险大和非常紧张劳累。沿途人烟稀少，道路崎岖，还会遇上虎豹豺狼。有时遇上道路塌方或泥石流，运输就更困难了。有的同志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但大家仍不畏艰险，前仆后继，为边区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我团经过不断努力，做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既改善了部队生活又减轻了人民负担，还产生了袁德良（后为广州军区后勤部长），刘定华、徐生发、胡守安（后为空军二航校校务部长）等一批模范劳动者。为使边区成为抗战的经济基地，大家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率留训团赴晋察冀征兵
1941年胡宗南调集大批兵力，由南线进攻边区，增加了封锁边区西北方向的兵力。而留守兵团兵员不足。留守兵团所属部队既要承担剿匪，抗击日寇，反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磨擦；又要从事生产自救，任务十分繁重；加之缺医少药而造成减员，更使兵员难以补充。当时每连实际只有5、60人。为了反封锁，经中央军委批准，留守兵团计划到晋西北、晋察冀、晋东南征6000新兵补充部队。
上级决定由我任留守兵团临时训练团（简称留训团）团长兼政委，率领留守兵团政治部民运部部长李芳元、四团政治处主任李庆和，分三路到所指定的边区征兵。各路配备一个连和百余名班、排、连干部。
3月8日我率留训团从延安出发，经延川、清涧、绥德、吴堡、佳县，在罗峪口渡过黄河到达一二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