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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说得就更傲了，那就是曹操与刘备青梅煮酒论英雄啊，曹操说“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就是说天下英雄就咱们两个，高拱的意思也就是能超越诸葛亮，在鞠躬尽瘁之外，还能成就丰功伟绩的，在当今之世，也就我高拱和你张居正了。
于是两人击掌为誓，他日登阁入相，定当戮力同心，振兴大明王朝。所以《明史》上说他俩是“相期以相业”（《明史卷二一三张居正传》），也就是以宰相的事业互相勉励。
裂缝
可是就像曹操与刘备，青梅煮酒论英雄之后，没多久，两个人就分道扬镳了。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但相似并不等于简单的重复。
虽然高拱与张居正后来在政坛上没能共同成就一个中兴的大明王朝，但两个人并没像曹操和刘备一样虚情假意、貌合神离，至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两个人的关系还是像他们在香山上盟誓的那样齐心协力共进退的。
当然，他们俩之间的朋友关系，虽然的确是朋友，但和张居正跟严嵩不一样，和张居正跟徐阶也不一样。
张居正跟严嵩之间，是有着巨大的分歧的，他们的朋友关系，只基于一点联系，那就是严嵩对年青的张居正的敬重与欣赏。
张居正跟徐阶的朋友关系，是有着亦师亦友的前提的，再加上徐阶又是居正政治理想上指路的明灯，所以他们之间是铁板一块，没有什么可以动摇。
张居正跟高拱之间，可以说是意气相投、志趣相投，关系自然要比跟严嵩好，但又不是铁板一块。就在香山秋游之后不久，一道巨大的裂缝开始慢慢出现了。
那么，这道裂缝到底是什么呢？
这道裂缝其实就是——徐阶。
徐阶在扳倒严嵩之后，立即快速提拔了一些人，这其中就有高拱和张居正。
严格来说，高拱并不算徐阶这边儿的人，但作为嘉靖末年的执政大臣，徐阶已经明显看出隆庆不久即将接嘉靖的班，所以他早在几年前就把张居正也安排进了裕王府做隆庆的侍读讲师。在隆庆的各位老师里，高拱无疑是第一块牌子，因为在隆庆最无助的日子，高拱就像父亲一样给了他最大的依赖。徐阶很清楚隆庆对高拱的感情，所以早早地就把高拱引入了内阁。
按道理，高拱应该感谢徐阶，但高拱却打心眼里感谢不起来。
为什么呢？
因为徐阶虽然重用了高拱，但却更为重用张居正。
高拱进入内阁，虽然是徐阶提议的不假，但高拱认为凭自己的资历与水平，就算徐阶不提议，他也会入阁的，徐阶不过是做了个顺水人情。
但张居正的入阁就不一样了。
嘉靖四十五年，也就是嘉靖朝的最后一年，张居正虽然是国立大学的副校长，但论官阶不过是五品翰林院侍读学士，到第二年，也就是隆庆元年正月里，徐阶就把他越级提为三品礼部右侍郎。
又过了不到一个月，到二月初，在徐阶的力主之下，张居正居然以才干了不到一个月的礼部右侍郎的身份突然就进入了内阁，成为副宰相了。
这不只是连升三级了，这在整个明代都是很少见的。徐阶也说这是引用了“特进”之例，也就是特别情况特别对待。
但别人就会问了，凭什么只有你徐阶的学生和亲信张居正才能享受这种特别对待呢？
当然，我们说作为张居正的朋友，高拱并不妒忌张居正，毕竟他自己也入阁了，而且凭他跟张居正的关系，他当然愿意张居正进入内阁跟自己“抱团取暖”。为张居正写过传记的朱东润先生说，隆庆初年的时候，徐阶、高拱、张居正这三位治世之能臣齐聚内阁，对于隆庆朝来说，这本来应该是个难得的发展机遇。
可惜，有本事的人聚在一起，也未必是件好事儿。
徐阶的一个小小的决定引发了高拱态度的变化，又引发了他与徐阶关系的恶化，再加上这个决定又与张居正有关，所以也引发了高拱与张居正之间的矛盾。那道友情中的裂缝开始形成了，而且就像多米诺骨牌中倒下的第一张牌，必将引发一系列的反应。
那么，徐阶的这个小小的决定到底是什么？笃信交朋友要居正道的张居正是否又能将他与高拱之间的情谊维护下去呢？
请看下集：《妙计初安天下》
第八讲 妙计初安天下
窝里斗
徐阶在扳倒严嵩之后，把高拱与张居正都快速提拔进了内阁，尤其是张居正，在徐阶的关照下，几个月内连升了n级，以42岁的年龄，一下子成了内阁中最年轻的副宰相。
隆庆元年的内阁，这时可谓是人才济济，号称三大治世之能臣的徐阶、高拱、张居正齐聚内阁之中。
当然除了这三个能力非常强的人之外，还有老成持重的李春芳和老实巴交的郭朴和陈以勤，这三位都是老实人，基本上也就是个陪衬。
徐、高、张三人就不一样了。
徐阶久历政坛，和严嵩明争暗斗十几年，政治经验那不是什么丰富不丰富，而是随便一划拉，那就是一箩筐啊。
高拱的行政能力那更是非常的杰出，《明史高拱传》里说他是“练习政体，负经济才，所建白皆可行。”也就是说，他的行政能力非常强，强到什么地步？超强。《明史》里说，有个什么事到高拱手上，绝对不会积压下来的，有工作立马做掉了，行政工作效率非常高，没有工作留到第二天的。可见这个人的能力有多强。
张居正那就更不用说了，他要是稍微差劲儿一点儿，那也就不会有后来的万历新政了。
所以这三位简直就是个完美的组合，再加上年龄上也刚好是老中青三代，这个领导班子的梯队建设也堪称是最理想的。所以有很多人都认为，其实隆庆朝刚开始的时候，面临着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
可惜，就像柏杨先生在讲中国的人劣根性的时候所说，他说中国人单个看都是一条龙，可在一起就成虫了。
为什么呢？
喜欢窝里斗。
事实上，就成功的因素而言，比能力因素还重要的是性格因素。高拱这人什么都好，就是心眼儿太小，再加上脾气急，又沉不住气，这下隆庆朝开场的好局，就给搅黄了。
按理说，高拱把张居正引为知己，两个人在香山盟誓，互相“期以相业”（《明史卷二一三张居正传》），那感情还是不同寻常的。所以，对于张居正的快速发迹，高拱应该不会有什么大的想法。但高拱这种人太过情绪化，他对张居正没意见，并不代表他对徐阶没意见。徐阶扳倒严嵩之后，等到嘉靖帝一死，隆庆帝一登基，立即借隆庆的名义草诏告谕天下，为那些在严嵩手下以及在嘉靖朝蒙冤受屈的官员平反昭雪，这就叫拨乱反正，那是一件极其得人心、顺民意的事儿，所以参与这项工作，不仅是一种荣誉，也暗示了你在中央权力层的核心地位。当时这事儿徐阶也做得稍微欠考虑了一些，他只让张居正参与了这项工作，而且是让张居正参与了领导工作。这一点，我们以前分析过，张居正在后来给徐阶的亲笔信里曾明确提到过，他说：
“丙寅之事，老师手扶日月，照临寰宇，沈几密谋，相与图议于帷幄者，不肖一人而已。”（《张太岳集书牍十四答上师相徐存斋》）
这句“相与图议于帷幄”就是说张居正是和徐阶共同商议、策划这事儿，并不只是一个助手；而“不肖一人而已”就是说内阁中只有张居正跟着徐阶干这件功德无量的事儿。
这下高拱就不乐意了，他倒不是妒忌张居正，他是恨徐阶。心的话这事儿你徐阶怎么能不让我参与呢？怎么说我比张居正的资历也老多了，我又是隆庆帝资格最老的老师，你们借隆庆帝的名义起草诏书，收买人心，怎么能不经过我呢？所以高拱后来在徐阶下台后重新执政的时候，就“尽反阶所为”（《明史卷二一三高拱传》），也就是把当初徐阶、张居正进行的平反昭雪的工作全部推反掉，概不承认，可见这个人的气量真的不是太大。
就在平反昭雪工作开展的时候，还有一件小事，让高拱认定了徐阶就是自己的对头。
有一个言官叫胡应嘉的，他闲着没事儿，弹劾了高拱一下。。电子书下载
这个言官现象，我们现代人可能没什么感受，在古代那可是官场上一大文化现象。我们中国人喜欢说“文死谏，武死战”，那就是说文官要死于抗颜直谏，武将要战死沙场，那才是死得其所，算是有荣耀的事儿。这个“文死谏”的“谏”，就是说话，就是议论，不管你喜不喜欢听，我爱批评谁就批评谁。这又被历来看作是文人气节的一种表现，所以宋明以来，汉族知识分子就好斗嘴、就好党争，说起来都是打这个“文死谏”的根子来的。
在孔孟之道影响下，历代王朝还都对这一点要加以鼓励，所以明代的言官就形成了一个专门的系统，叫六科给事中。他们可以“风闻言事”，就是没根据、没调查研究也可随便议论朝政、弹劾大臣，对于这一点，张居正也非常厌恶，所以他后来执政的时候，就不准这些言官说话，老是空议论，就干不成什么大事儿了。
这个胡应嘉是吏科给事中，专门可以就官员的作风、生活什么的发议论。有一次高拱在大内值班的时候，因为也没什么大事儿，就溜回家去搬家了。
当然，也有一种说法是说高拱因为一直没生儿子，溜回家是“植树造林”去了。
不管是为了什么，这事本来也不算什么大事儿，可是胡应嘉知道了，就郑重地上了一本弹劾高拱，说他不配当内阁大臣。
这一下高拱鼻子都气歪了，但他确实值班时间溜回去了，所以他还不好说什么。隆庆当然不会因为这种事处罚他的老师，所以也就没什么下文。
但高拱心里头这口气蹩的难受啊，他就琢磨这个胡应嘉跟他往日无怨、近日无仇的，怎么会冲着他发难呢？
人就怕瞎琢磨，很多事本来很简单，自己关着门、捂着被子一琢磨，就变复杂了。这高拱在家琢磨了半天，突然琢磨出味道来了——这个胡应嘉跟徐阶可是同乡，会不会是徐阶指使的呢？
这种念头一出现，就压制不住了，高拱越想越觉的是这么回事儿。
没过多久，这个胡应嘉刚好也犯了错误，内阁要拟定处理意见，因为也不是什么大错误，所以徐阶就主张从轻处罚。但高拱不干，好不容易逮着个报复的机会，一定要主张从重处罚。结果徐阶作为首辅就很为难，其实他跟胡应嘉倒还真没有什么关系，但考虑到作为言官的给事中有很大的势力，所以他权衡了一下，还是较轻地处罚了。
这下高拱一看，好啊，胡应嘉果然是你徐阶的人，看来上次的事也是你徐阶背后主使的了。再加上徐阶拨乱反正，居然起用张居正都不用他，这下高拱的心头火腾地就烧起来了。他马上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徐阶。
你徐阶不是手下有言官吗？我高拱手下虽然不多，但还有一两个。你让人弹劾我，我也让人弹劾你！
于是高拱就指使手下一个叫齐康的言官来弹劾徐阶。
这一下可捅了马蜂窝了。齐康被其他言官们痛骂不算，言官们又把矛头一齐指向了高拱，说他挟私怨报复胡应嘉，又莫须有地指使齐康攻击徐阶。这一下犯了众怒了，虽然有隆庆护着，高拱也不好意思在京城待了，于是提出辞职，回老家了。
可高拱虽然走了，言官们之间你骂我、我骂你的争吵还没断。到了第二年，徐阶也受不了了，还是有高拱一派的言官在攻击他啊，所以他想想自己年纪也大了，跟严嵩斗了十几年也算是看破红尘了，况且自己培养的接班人张居正也完全能挑大梁了，所以他激流勇退，提出辞职，彻底回家养老了。
徐阶辞职归隐是真，高拱辞职只不过是一时的隐忍罢了。
等到徐阶退了，高拱利用和内廷宦官的关系，以及他和隆庆的关系，没过多久，就回到京城，官复了原职。这时候老实巴交的李春芳是内阁首辅，他很清楚高拱与隆庆的关系，也很清楚高拱的野心与为人，所以不久之后也主动辞职了，把内阁首辅的位置交给了高拱。
契机
很多人认为，这下高拱回来了，就像那句气势汹汹的“我胡汉山杀回来了”一样，这下张居正作为徐阶的得意弟子和接班人，他和高拱肯定就不对路子了，怪不得都说他们俩斗得厉害，估计就是打这会儿开始的。
其实根本就不是这样。
首先，高拱的复出虽然靠的是太监，但张居正也是出了力的。《明史张居正传》就说高拱的复出是“居正与所善掌司礼者李芳谋如用拱”。就是说是张居正和大太监李芳一起策划了高拱的复出。两个人要是不对路子，张居正干嘛多此一举呢？
其次，从高拱回来后的表现来看，张居正和高拱在很多事上都是通力合作的。这从隆庆朝意义最为重要的一件大事上就可以看的出来。
之所以说这是隆庆朝意义最大的大事，是因为它关系到大明王朝的安危。
我们前面讲过，张居正进入官场后，促使他在徐阶和严嵩之间做出政治立场选择的一件大事就是嘉靖二十九年，也就是公元1550年蒙古族后裔俺答的入侵。那一次，俺答突入古北口，一直打到北京城下，大明王朝差点儿就完蛋了。正是基于爱国与卖国的底线，张居正与严嵩集团划清了界限。
在经过这一次惊心动魄的亡国危机之后，张居正深刻认识到只有兵强才能国富。他心中的“国富论”就是要富必先变法，要变法必须要有个稳定的外部环境。所以他在他的两篇表现其改革思想的文章《论时政疏》和《陈六事疏》里都反复提到要“饬武备”以“护国本”。所以他进入内阁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主要工作就是分管兵部。
大家都知道，明代的抗倭明将戚继光，那就是张居正一手提拔上来的。另外，像俞大猷、谭纶、王崇古、方逢时、李成梁这些军事上的重要将领，也基本上因为张居正的关系都得到了重用。这首先说明他在军事上是能够知人善任的。
另外，张居正的军事嗅觉也很敏锐。在基本平定了南方的倭寇之乱之后，他立即调戚继光行等人北上，加固北部边防。他认为历来亡国之乱都是从北部少数民族向南入侵造成的，从来没有说南部少数民数向北方入侵能得天下的。再加上这时候的国都北京城又紧临北方长城一线，所以北部边防安稳才能国防安稳。所以从隆庆朝张居正入阁开始，一直到万历十年他去世，他都倾全力苦心经营北部边防，从而为他的变法赢得了一个稳定的发展环境。
说起来张居正这十几年成功经营北部边防的契机倒是源于一个女人。
这个女人的名字叫“三娘子”。
听了这个名字，可别跟那个有名的戏曲“三娘教子”混在一块儿。
听上去这名字很汉化，其实她是个蒙古人，她的原名叫克兔哈屯，她之所以有“三娘子”这个非常汉化的绰号，是因为她从小就喜欢汉文化，行动举止、甚至服装打扮，都喜欢像汉人一样，这在蒙古人里就很另类了。再加上她又长得美貌异常，是蒙古人中有名的大美女，所以“三娘子”这个名头就越叫越响了。
三娘子可是蒙古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女强人，现在的呼和浩特就是在她的倡议下建起来的，所以在古代呼和浩特又被叫做“三娘子城”。她为什么能有那么大的历史贡献呢？是因为她是蒙古各部落中最厉害的首领俺答的妻子。
这个俺答，就是嘉靖二十九年那次兵围北京城的俺答。
说起“俺答”这个名字其实还反映了汉族知识分子民族沙文主义的倾向。
“俺答”是个音译，在蒙语中是兄弟的意思，结拜兄弟就叫“俺答”，金庸先生在《射雕英雄传》里写郭靖和拖雷结拜为兄弟，就是这个词儿，但金庸先生把它译为安答，这词儿就很中性。
可《明史》和《明史纪事本末》这些史书把这个“安答”写成“俺答”，明显就有些鄙视人家没文化的意思。
不过俺答这个人确实没什么文化，当年兵围北京城，徐阶在逼降书的细节上跟他歪文诌字的，弄得他一头雾水，他性子本来就糙的很，所以莫名其妙地打到了北京城，稀里糊涂地最后又退回了关外。
要说这个俺答性子糙，还不只是在打仗上，在生活上也这样。
这个三娘子本来是他孙子把汉那吉的情人。这俺答也喜欢三娘子，不管他孙子乐意不乐意，一把就抢了过去，把三娘子封作自己的王妃。
这作爷爷的抢了孙子的情人，作孙子的就不干了，但他又打不过他爷爷，于是这个把汉那吉一气之下，就带着几十个人来投降大明。
要知道几十年来，明王朝与这些蒙古后裔一直是处在开战状态的。当时的边关总督王崇古和大同巡抚方逢时碰到这个情况，一下就很紧张。
为什么呢？
按照惯例，明朝是不接受蒙古人的降将的，因为一旦接受，就会引发事端。在此前与蒙古人的交锋中，明朝的军力一向都处于弱势，能不惹事就不惹事的好。
但王崇古和方逢时于隆庆朝被派到宣大一线后，积极练兵备战，这时候军力已经大为改观。两个人商量了一下认为这个事不应该怕麻烦、怕惹事儿，应该先接受把汉那吉的投降再说。于是两个人一边先放把汉那吉入关，一边琢磨着怎么给朝廷打报告，把这事赶快汇报一下。
好不容易写好了汇报，这边送报告的人还没走呢？那边张居正的八百里加急信函就到了。张居正的亲笔信是写给王崇古的，信很短，连着几个问句：
“言虏酋有孙，率十余骑来降，不知的否？俺答之子见存者，独黄台吉一人耳，其孙岂即黄台吉之子耶？彼何故率尔来降？公何不以闻？若果有此，于边事大有关系，望即密示，以信（伸）所闻。”（《张太岳集书牍二 与抚院王鉴川》）
这信翻译成白话，是这样几个连环的疑问：
听说俺答的孙子带了十几个人来投降，有这回事儿吗？
你们作为边关统帅，见到人没有啊？
俺答活着的儿子里只有一个叫黄台吉的，这个人是不是就是黄台吉的儿子？
他为什么来投降，事件的起因你们调查了没有？
这么大的事儿，怎么到现在你们还没向朝廷汇报呢？
我实话跟你们说，这事情非常重大，不可以等闲视之，你们得赶快把情况告诉我。
所以说张居正是个实干家，一封小小的短信，就可以看出张居正的行政风格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