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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当时一个很突出的矛盾是集中在新旧之争上的，也就是新法变革与祖宗成法之间的矛盾与取舍问题。
在中国文化里，“祖宗”这两个字的文化意义那可不一般。
汉字讲究象形会意，承载着巨大的文化信息，这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我个人一直认为，所谓的薪火相传，“火”就是一个民族的文明与文化，而这个“薪”，对于我们汉文化来说，那就是汉字。可以说，没有汉字，就没有华夏文明；没有汉字，作为四大远古文明中唯一尚存的华夏文明就不可能延续至今。
汉字有“六书”之说，就是指汉字造字的六种方法，这其中象形、指事、会意，还有形声，我认为是比较重要的。我们常说一个词叫“望文生义”，生活里大多是把它当贬义词来用的，但从客观的角度看，汉字里至少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字是可以通过“望文”便生出“义”来的。
比如说“祖宗”这两个字。“祖”从“示”字旁，这个“示”最早指代的是祭祀的意思，“且”是牌位的象形，所以“祖”就是祭祀部落神或祖先。“宗”也是这样，宝盖头底下是个“示”，就是“祖”字的偏旁，当然也是祭祀的意思。而这个宝盖头，我们知道是指房子，但在殷商时期，也就是甲骨文时期，这个房子主要功能并不只是给人居住的，它首要的功能是指祭祀祖先或神灵的地方，所以当时有一种主要的祭祀形式就叫“家祭”，陆游不是有句诗嘛——“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所以“家”这个字的下面才是一头猪，“豕”指的是野猪，是当时的主要祭品之一。很多人都不明白“家”里为什么不是男人女人，而是一头猪，道理就在这里。
这样看，“祖宗”两个字代表的就是远古以来的祭祀文化。
要知道，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有一种观点就认为，不论哪一个民族的文明，也不论何种文明形式，大多都是从祭祀文化发展来的。华夏文明尤其是这样，所以对“祖宗”尤其要放在顶礼膜拜的至高地位。所以忘本的人我们就骂他“数典忘祖”，而中国古代最权威的一本字典《说文解字》里也说：“宗，尊祖庙也。”一个“尊”字就可以看出“祖宗”在中国传统文化里至高无上的地位了。
我们扯了这么一大段文字学与文化学的闲篇，是为了要说明祖宗以及祖宗定下来的规矩在古代文人脑海中那种至高无上的地位。而变法就是要革新，要革新就毫无疑问要与祖宗定下的规矩、也就是“祖宗成法”相抵触，这在中国这种传统文化环境里就显得尤其困难了。这大概也是中国封建社会时期，不论哪朝哪代，变法尤其困难的一个关键。
王安石面对这个难题，他怎么办的呢？
他喊了一句惊天动地的口号。他说：“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宋史王安石传》）
这个“三不足”论在当时那真可谓是惊天动地了，尤其是这句“祖宗之法不足守”使得王安石在当时就成为了众矢之的。
毫无疑问，我们要是从唯物主义的历史发展观来看，王安石的这句话无疑是真知灼见。但问题是当时的人并没有我们这种高级而科学的历史发展观啊！所以王安石口号喊完，自己爽口爽心了，但变法的阻力就更大了。
连司马光、苏东坡这些当时最优秀的知识分子都极力反对他。这些人哪一个是坏人呢？这些人哪一个不是殚精竭虑、为国为民呢？这些人哪一个不是有着绝大而超人的智慧呢？
但由于根本观念上的抵触，整个社会的精英互相成为了仇敌，大家由争论到争执，由争执到争吵，由争吵最终发展到争斗，所谓精英们的政治智慧最后都在无聊的争斗中彻底消耗掉了。
所以后来的历代封建王朝都认为，宋代不是没有杰出的人才，但宋代之所以一直积弱以至于灭亡，根源都是王安石这场内耗式的变法争斗上。
张居正在这一点上就非常聪明，他也要变法，但他不想喊个口号，说“我要变法了”，从而引来这些无聊的内耗式的争斗。况且，他深知中国文人政治的特点，这些文官们就喜欢咬文嚼字，为了吵架，死都不怕。你要变“祖宗之法”，给他个话柄，他能发挥愚公移山的精神，跟你争上几百年——自己死了，“子子孙孙，无究尽也”，反正得跟你争下去。张居正哪有工夫扯这些闲话？可他又确实是在变法，那他又该怎么绕过这个变法的观念性争执的问题呢？
这就要说到我们这三十年来改革开放的伟大的成效了，回想一下，我觉得当初那句“摸着石头过河”、“不讨论姓社、姓资的问题”的断语真是太有远见，甚至是太伟大了。正是少了观念之争，实践才真正成了检验改革真理的唯一标准。
回头看，张居正变法的成功起点也在这里。他不仅通过“京察”来裁减言官，封了这些好议论的家伙的嘴；还想了一个绝招，一下就堵住了所有反对变法的那些文官的嘴。
什么绝招呢？
就是这个“考成法”。
考成
说起来这个“考成法”是张居正的创新，但他自己却不承认。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他这是引经据典想出来的办法。
在实施万历新政之初，张居正有一篇著名的上疏，叫《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张太岳集奏疏三》），这名字有点长，意思就是请皇上颁布实行考成法的上疏。
在这篇上疏里，张居正首先表露了要进行官僚体制改革的决心，认为这才是解决所有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危机的关键所在。但他话锋一转，却说起了本朝太祖皇帝朱元璋。说我这个看法其实太祖皇帝早有远见卓识地分析过了，并提出过相应的解决办法。我因此去查了《大明会典》，发现太祖皇帝亲自定下过这样的行政工作规则：
“凡各衙门题奏过本状，俱附写文簿，后五日，各衙门具发落日期，赴科注销，过期稽缓者，参奏。”
又说：
“凡在外司、府衙门，每年将完销过两京六科行移勘合，填写底簿，送各科收贮，以备查考，钦此。”
《大明会典》是大明朝最权威的法律文本，这两段话说的是什么呢？是说行政部门的工作应该有个备案，这其中尤其是上奏给朝廷的表章，就更得有个核查与备案了。
其实这虽然是以朱元璋的名义签发的，但当时法律条文以皇帝名义签发那只是一个形式，可能就是哪个司法部门的提议。但张居正可不管这个，有“钦此”两个字，那就说明这是太祖皇帝定的规矩，虽然这规矩后来没怎么执行，但不能说没有啊？
于是，他以“祖宗成法”坚起了官僚体制改革的旗号。这个旗号他自己给取了个名字，就叫“考成法”。
具体内容上，他全方面丰富了《大明会典》里这几句话的原始构想。
他规定六部所有工作必须以实事登记。
就是计划要干什么事，要达到什么目标，目标的具体数据、具体时间都要登记清楚，而你干了什么事儿，也必须登记清楚。这样一个登记成册的本子，六部作为国家行政部门当然自己得有一个，另外，还得同样再抄录两本。一本交监察系统，也就是与六部相对应的六科；另一本则交内阁。这叫登记备案。这个登记备案的本子就叫考成簿。
比登记备案更重要的是考核与核查。
六科别整天在那儿放空炮议论朝政，以后你主要的工作就是按考成簿按月核查六部的工作，按工作完成的情况提出对六部官员的奖惩意见。这样六部必须要向六科负责。而六科监察系统则要向内阁负责，内阁可以根据三份相同的考成簿来分别考核六部与六科的工作情况。内阁是半年一次小考，一年一次大考。最后，严格根据考核情况，决定官员的升迁、降职，以及去留。
大家的标准完全一样，谁也没什么好说的。
这就叫量化工作程序，逼出工作效率！从中央到地方完全按统一的考成法方式执行。
然后张居正还振振有词地说：“稽查章奏，自是祖宗成宪，第岁久因循，视为故事耳。请自今伊始，申明旧章。”（《张太岳集奏疏三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这话也就是说，这是我们大明朝的老祖宗早就定好的规矩，只是因为日子旧了，大家给忘了，我现在重新提出来“旧章”，并按章执行，那就是要体现我们老祖宗太祖皇帝的智慧啊！
你看这招多厉害，既打着祖宗之名，又严刑峻法，有了官僚制度改革之实。
这一下官场上下是上下噤声，谁也不敢议论这个考成法的是非。为什么呢？那是太祖皇帝定下来的规矩，这是《大明会典》里有据可查的，你要敢瞎议论，那就不是议论张居正，而是议论本朝太祖皇帝啊，这个罪名谁担得起啊？谁敢议论朱元璋啊？所以张居正打着这个“祖宗成宪”的旗号，一点没阻碍地就彻底施行了这个看似简单却又非常有效的考成法。
因此，连《明神宗实录》里都称赞张居正“沉深机警多智，时常替求国家典故及政务之切时者剖衷之。”（《明神宗实录》卷一二五）就是说他太聪明、太有才了，从故纸堆里就找出了让人无法反驳的改革依据。
关键是，这看似简单的一招考成法，还就顺顺当当地施行起来了。《明神宗实录》说：“自考成之法一立，数十年废弛丛积之政，渐次修举。”（《明神宗实录》卷七一）《明史》则评价说，官场上下“自是不敢饬非，政体为肃。”（《明史张居正传》）
我个人也经常会“遥想居正当年”，他怎么会这么聪明地想到了这个办法呢？既简单，又实用；既避开了变法观念上的争论，也真的能根治官僚主义作风这种弊病。看来啊，很多事不是没有办法，而关键是你想不想得到，而想到了你又敢不敢于去真的去执行。
这主意说起来也确实是从朱元璋那儿起源的，可张居正稍加变化，就成了真正的治国良方。
所以，虽然时光流逝已经四百多年了，但作为一个四百多年后的后人，我都想对张居正说一声：“你真是太有才了！”
成效
张居正的考成法出人意料地实施了，也出人意料地取得了巨大的成效。这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
第一，吏治的成效。
考成法本来就是奔着官僚体制改革去的，所以吏治的问题首当其冲。
首先，就是改变了官场上只能上不能下仕途潜规则。这能上能下才叫“通则不痛”嘛。
举个例子，据《国榷》记载，在考成法深入执行的万历九年（1581），光中央裁减官员就达到了419人，而地方则裁减902人，这在当时真是叫大手笔了。而张居正当政的十年里，依据工作业绩、依据考成法被降职和被提升的官员更是无数。这就等于是给官僚队伍大换血，而且是能时时保证新鲜血液补充进来。你说，这样的官僚队伍，它能不表现出鲜活的生命力来吗？
其次，就是改变了官场上官僚主义的作风。
这就更容易理解了，以前人浮于事，动手干事的不如动嘴皮子说话的，动嘴皮子说话的不如动脚丫子跑官的，大家都不干事儿，那能不官僚主义吗？现在好了，别扯什么嘴皮子，也别扯什么关系，实打实的看你干了多少具体工作。连张居正的同乡不干事也被他撤了职，别人谁还敢不干事啊？所以《明史张居正传》说，自从考成法实施之后，朝廷政令上令下达，极为通畅，就算是边疆地区，“虽万里外，朝令而夕奉行”。就是早晨北京才下的命令，到晚上就算远在万里之外的边疆地区，都能照令执行。你说说这工作效率，都赶得上办公自动化的时代了。
第二，经济上的意外成效。
张居正执政之初，不论是他稳固上层权力关系也好，还是他要整治官僚队伍也好，其实他最揪心的还是钱的问题。
虽然钱不是万能的，但没钱那是万万不能的。对于个人来说，虽然这还不能算是个绝对真理；但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基本上可以算是一个绝对真理了。
那怎么来钱呢？我们前面反复说过，张居正接高拱留下来的那可是个烂摊子，尤其在钱这一块，国库空虚到了极点，户部连国家公务员的工资都发不出来了，每年财政赤字就有两百到三百万两。张居正再有本事也“巧妇难为无米炊”啊。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张居正也没别的办法，只有埋头苦干，狠抓两件事：一是开源，一是节流。没想到的是，考成法的实施，在开源和节流上都起到了意想不到的巨大效果。
我们先说这个节流。
张居正面对一上台的经济困难，可以说把能想尽的办法都想了。他不仅自己很节俭，还号召从李太后到小皇帝再到群臣都要节俭。后来国家财政大大改善了之后，万历三年的时候，有一次，小万历跟户部要十万两银子，说是为了“备光禄寺御膳之用”，也就是为了改善皇家伙食。可张居正还是上疏据理力争，说国家还不富裕，皇宫的伙食已经不错了，哪还需要什么改善？况且现在马上要面临春耕，北部边防也不安定，农业上、军事上都要花大钱。皇帝你能省点儿就省点儿吧。
结果不仅这十万两没给，还顺带把马上要到的元宵节的花灯费也给取消了。
为了尽量节省，他甚至把给小万历上课的时间从晚上也改到了早上，为什么呢？可以节约灯火之用。
可这样省，毕竟只是省的小头，不是省的大头。考成法实施之后，突然有一个大头省出来了。
什么“大头”呢？
驿传费！
用现代的话翻译就是公款吃喝兼公款旅游兼公款购车的经费。
古代设有驿站，这个我们都知道，它主要是各地招待官员的招待所，不仅要提供免费吃住，还得提供免费旅行的帮助，这样就得向地方上征车、征马、征徭夫。有的人会说，就算出差人员的衣食住行全免费，那才能多少钱啊？
事实上，本来这一块的免费是面向政府出差的官员的，而且还得有几品以上的品级才能有资格来享受。所以，原来要到驿站享受免费的，都得有相关部门颁发的“堪合”，也就是优待证才可以。
但由于官场的腐败，后来有规矩也没什么人执行，这个免费的“堪合”谁都弄得到。这样，但凡是个芝麻绿豆大小的官儿，都可以带着一大帮人免费吃住驿站，并享受长途的接送。是官儿的这样，不是官儿的可以凭着和官员的关系，也可以这样。到了隆庆年间，这种无偿享用官方驿站的现象在官场上那已经是极为普遍的了，大家甚至已经把它当成了一种官僚福利，似乎只要能进入官僚队伍，不仅自己，甚至自己的家人，自己的朋友，就都可以享受这种“福利”。
我们说一个人的无偿消费是微不足道的，但千千万万的人一起来长久地无偿消费那就不得了了。所以不是有报道说某些政府旁边的大饭店都被吃垮了吗？那就是公款吃喝干的事儿。
同理，官场上那么多官员，还有那些和官员们有关系的人，有事没事儿都在政府招待所里公款吃喝住行，一个国家就是再有钱也给这帮败家子儿们吃穷了啊！更别提这时候的明朝政府本来就已经是个穷当家的。
考成法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就是所有被考核的政府行为一定要落实到具体的实处。不仅依此要奖励你做了哪些事，也要依此来惩罚你没做哪些事或者做错了哪些事。这一下，利用公款吃喝的每一笔费用就逃不过去了。
张居正规定，要根据考成法来整顿驿传制度，谁无理公款吃喝谁免职，谁给无理公款吃喝提供方便谁受处罚，这包括驿站不清不楚地接待和各地地方官没来由地乱发公款吃喝的凭证。这一下动了真格的了，开始还有人顶风作案，最有名的就是孔子的后人衍圣公。
因为对孔子的尊重，所以孔子的后人被封为衍圣公。这时候的衍圣公是孔子的第六十四代孙孔尚贤。按规定，作为这时候的道德领袖，孔子的后人每年都可以到京城去觐见一次皇上。说这位孔尚贤对于每次进京的长途跋涉，都表现得兴高采烈。为什么呢？因为他可以顺带经商倒卖。
他把山东的地产、货物每次都装个几十大车顺便带到北京来买，因为按规定沿途可以有驿站免费给他提供衣食住行，这样他的货运成本就等于完全省去了。他一个庞大的货运队伍赶得上政府的漕运了，而所有人员货物的运输成本全由驿站承担，也就是全由政府承担，这个好处那就大了去了。所以这个孔尚贤才乐此不疲，就指着每年这一趟大发一笔了。
考成法颁布之后，这个孔尚贤不当回事儿，心的话我是孔圣人的后人啊，况且也不是政府官员，手上又有政府颁发的的“堪合”，也就是特别通行证，你能拿我怎么地？
结果他照常带着庞大的货运队伍上路了，碰到以驿站还要进。可这一路上的驿站没有一个接待他的，所有的驿站都收到了由内阁传达下来的特别指示：驿站只接待衍圣公一个人，除此之外，一个人，一辆车也不准放进驿站里来。
这一下孔尚贤可亏大发了，以前他吃免费的，所以从来不考虑成本的问题，他的车队是人多车好，极尽奢侈，这下没成想要自掏腰包，运输成本那不是一般的大，走到了一半，孔尚贤一算，这一趟的赢利全都没了。等走到北京，算算亏得钱，孔尚贤都要哭鼻子了，别说赚了，光运费就是盈利的一两倍。
孔尚贤想找礼部抗议，可谁听他抗议啊。这边抗议还没答复，那边儿礼部通知他以后进京觐见改三年一次，别没事儿老往北京跑。孔尚贤这算彻底傻眼儿了，只好苦水往肚里咽。
但老实说，孔尚贤也没什么好抱怨的，别说是你孔尚贤了，连张居正他自己都享受不到驿站的免费午餐。
张居正的儿子要参加科举考试，因为要回户籍所在地考，所以考前必须从北京赶回湖北老家去。张居正替儿子雇了辆车，让他悄无声息地自己赶路，一路上绝不允许住驿站。
张居正的父亲过生日前，张居正自己脱不开身，就让弟弟张居敬带上寿礼回老家贺寿，虽然路途遥远、行李不便，张居敬还是骑着个毛驴拖东带西地自己回去了。礼部知道了要送勘合来，让张居敬路上方便些。张居正坚决不同意，说整顿驿传，必须从我作起！
连张居正自己都如此以身作则，连孔子的后人衍圣公在驿传上都被考成法整得这么惨，谁还敢惹事呢？所以驿传这